21世纪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图书馆论文,事业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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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尽管这一历史条件的提供是以对传统图书馆的根本冲击和变革为发端的。由于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天然的与本质的联系，21世纪将是图书馆事业充分发展，图书馆学走向成熟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要完成这一阶段事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历史任务，首先需要解决关于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自身的若干理论认识问题。这些长期困扰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理论认识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完成21世纪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任务的历史前提。
1 关于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名称与命运问题
1.1 图书馆名称与图书馆命运
语言学关于名称问题有一定律称“事无定名，约定俗成”。这一定律揭示了事物名称的形成规律。图书馆名称的历史沿革也证明了这一规律。
在我国历史上，具有藏书功能的官署和机构一般称作“馆”或“院”。至于“图书馆”这一称谓，直到近代的1896年才开始传入我国，随着我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1904年在湖南的诞生才逐渐沿用开来。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文献载体形态日益复杂，文献和文献信息的采集、整序、检索和开发利用日益高技术化。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网络环境的延伸以及数字图书馆理论和实践的出现，图书馆从业务运作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到社会物质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图书馆”这一传统的称谓已不能充分和确切地表达其作为社会文献信息搜集、整理、传递和开发中心的这一内涵。于是有些图书馆已改称“文献信息中心”或类似的名称，个别新建的图书馆也不再沿用“图书馆”这一传统的名称。
根据上述关于图书馆名称历史沿革的回顾可知，作为人类社会的文献和文献信息收集、管理和利用机构，“图书馆”既非其初始名称，也决不可能是其最终名称。就人类社会的文献和文献信息收集、管理和利用活动及其相应事业的完整历史过程而言，“图书馆”这一称谓只与其特定的历史阶段相伴随相对应，而这一历史阶段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只是一个十分短暂的历史时期。
文献收藏利用机构称谓的历史演变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更与相关的语言符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文化内涵的发展变化和人们语言习惯的嬗变直接相关。此即所谓“约定俗成”。因此，这种称谓的变化和发展既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正常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文献是信息与其物质载体的统一体，文献信息是信息资源体系结构中最为稳定最为系统并可重复利用的部分，因此，无论信息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电子信息网络环境延伸到什么范围，文献信息将始终是社会信息资源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信息的积累是一个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对文献信息资源的科学组织与有效利用不仅是信息时代的主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永恒主题。
图书馆自其产生那天起，便通过职能的发挥承担着文献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和开发利用的社会任务，并以此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接受。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要求将“文献信息资源直接投入到社会生产领域，融入到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处于特定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群体，还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个体，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尤其不可忽视的是以信息意识和信息的获取、处理、传递和开发利用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素质”。“信息开发和信息交换能力是21世纪最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1] 这样，信息时代的社会发展从提供信息服务发展社会生产和深化社会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两个方面在文献信息资源组织管理和开发利用的层次上，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职能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图书馆事业就是21世纪的文献信息事业。需要明确的是，图书馆事业这一名称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这一事业的消亡，恰恰相反，是这一事业在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所实现的发展、深化和历史性的飞跃。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当前存在的一切困惑和忧虑，一方面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事业的发展规律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还缺乏科学的把握，一方面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在需要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挑战面前，是否具备自我超越的能力缺乏自信。然而，在历史的必然面前，我们只有振奋精神，在深化研究把握规律的同时知难而上，迎接挑战，此外别无出路。
任何一项社会事业，其名称都应与其内涵及其本质相统一相一致。只有名实相符，其名称才具有揭示其内涵与其本质的功能。如果对上述图书馆名称的历史沿革过程加以认真地考察，我们不难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这一文献信息组织管理和开发利用事业本质把握的深化，这一事业其名实相符的程度日益提高，这一事业的名称揭示其自身内涵和本质的功能不断加强。目前，“文献信息中心”这一名称虽然使用得还不十分普遍，但这一名称符合与文献信息管理事业内涵及其本质相统一相一致的要求，具有揭示其本质与内涵的功能。因此，这一名称是有生命力的。由于信息管理活动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相互伴随始终，因此，文献信息管理事业具有与人类文明同样久远的生命力。
1.2 图书馆学名称与图书馆学命运
由于“图书馆学”这一学科名称与图书馆事业具有语义、概念和文字表达形式上的固定联系，伴随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和图书馆事业名称的改变，图书馆学的名称必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就是说，图书馆学的学科名称与图书馆事业的事业名称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相互对应的问题。
如果说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名称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沿革主要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约定俗成过程的话，那么作为一门学科名称的发展变化与历史沿革，除了这一语言学意义上的约定俗成过程外，还有一个学术规范的过程。学术规范过程包括统一名称和概括研究对象、揭示学科本质两方面内容。学科名称的发展和变化在科学史上同样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如逻辑学就先后有名理、名学、论理学和逻辑学等不同的称谓。逻辑学名称的这一发展变化过程既是一个约定俗成过程也是一个学术规范过程。
自从人类社会的藏书活动和图书馆萌芽出现以来，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论是图书馆的名称还是图书馆的组织形式或是图书馆和图书馆的物质形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没有发生变化的，即图书馆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对文献信息的收集、组织、管理和开发利用。正是这一内在的规定性，使图书馆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2]。 对图书馆这一反映其本质属性的社会功能，我们在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看得更为清楚。考虑到学术规范对学科名称概括研究对象、揭示学科本质的要求，我们认为，在信息时代，图书馆学应向文献信息管理学发展。其科学目标是实现社会对文献信息资源的科学组织管理和有效开发与利用，使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与发展与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以及社会的整体发展相一致、相协调。显然，“文献信息管理学”这一学科名称不仅能够概括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能够揭示这一学科的科学本质与科学目的。为了明确文献信息管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需确定它与信息管理学以及社会管理学的关系。文献信息管理学应是信息管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信息管理学则是社会管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这样，21世纪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不仅面临一个学科名称的变化问题，而且面临一个学科转向和学科建设的飞跃问题。这一转向和飞跃就是在学科建设方向、学术思想和研究内容上实现从传统图书馆学向信息管理学这一大框架中的新图书馆学——文献信息管理学的飞跃，建立起这一学科与信息管理学和社会管理学在学科内容上的内在联系，以符合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适应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3]。 由于人类社会文献信息管理事业永恒的生命力，文献信息管理学的学术活力及其无限的发展前景是毋庸置疑的。
2 关于技术研究与理论研究、 科学认识价值与实践应用价值的关系问题
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进程迅速推进的冲击下，引发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是图书馆学从前科学走向常规科学进而走向成熟所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需要在技术层面跟踪研究的同时，及时深化到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层次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跟踪研究和理论层面的应用层次研究是不够的。就深层学术意义而言，没有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学科建设。目前的情况是，这一层次的深入研究尚未引起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足够的重视。这说明对承担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任务，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尚未做好足够的学术准备。
技术问题在社会实践层面无论有多么紧迫，多么重要，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而言，它终究是表层的东西。技术手段如果不能引发人类理性思维的深化，那么，其对人类文明的积累和对人类自身素质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在人类历史上，一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无论在当时是怎样的先进，总要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这种取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只有那些对技术现象进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论，特别是达到基础研究层次揭示世界本质的思想，才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才有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积累和文化传承的有机成分。这一事实并不会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无比强大的功能而有丝毫的改变。因此，必须在继续重视技术和方法研究的同时，尽早引起对理论建设特别是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视。
在一门学科形成或变革过程中，技术先于理论是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造成当前人们重技术轻理论的根本原因。另外，技术所特有的与社会实践的直接联系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科学认识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的关系问题。
学科建设层面的科学认识价值和社会实践层面的实践应用价值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上具有质的区别。学术界的价值取向自然为前者而非后者。学科建设中的应用理论研究也十分强调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实践应用价值，然而，应用理论研究所强调的这一“实践应用价值”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践应用价值具有本质的区别。应用理论研究所强调的实践应用价值，是在基础研究的科学认识价值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其实质是科学认识价值的社会实现形式。在此，学科建设中的科学认识价值与社会实践中的实践应用价值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正是应用研究的科学任务。
从历史的整体观角度看问题，学术层面的科学认识价值与社会实践层面的实践应用价值在本质上和整体上是统一的，但由于非理性人为因素的干预，在具体历史阶段和具体事物上，二者在社会现实中又往往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最终关注的是是非，即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人的科学认识价值的实现；而社会实践活动始终关注的是功利，即对主观利益（个体的或是群体的）的追求——实用价值的实现。因此在二者处于矛盾状态的时候做如何的取舍，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分野，学术与非学术的分水岭。
3 关于学术研究层次的定位与学术评价问题
吴慰慈教授在1985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论》中明确指出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包含“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三个层次。笔者对这个三层次结构体系的理解是：“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图书馆事业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为整个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是学科建设中的基础建设工作。“应用研究”对于图书馆学而言，又可称为“事业理论研究”。其目的在于将基础研究所提供的科学认识和科学原则用于对社会实践层面的具体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形成关于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为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以解决图书馆事业建设实践中所出现的宏微观各种理论和认识问题。而“发展研究”的内容和功能则相对复杂。一般可分为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将应用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可供操作的技术手段，在技术层面上直接推动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这一方面内容严格说来应称为开发研究。另一方面内容则是以不断发展的图书馆事业为具体研究对象，在基础研究的层次上对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建设与发展及图书馆学未来发展的科学基础进行前瞻性研究。这一研究实质是为未来的图书馆学基础研究所做的超前性探讨性的理论准备工作，是未来图书馆学的历史先声。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发展研究”不仅是应用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而且是“基础研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这一研究尚不具备一般性基础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呈现一种零散的状态和某些预测性特征。
由于上述三个不同的研究层次分别具有不同的宗旨和功能，因此欲对这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工作进行学术评价，必须建立具有针对性的不同的学术评价标准。
基础研究的功能在于对本学科研究对象客观规律的把握，因此其评价标准应该定位在其科学认识价值的实现程度上。应用研究的功能在于在对本学科研究对象客观规律把握的基础上，对事业建设实践中具体问题的理论解决，因此其评价标准应该定位在其对科学认识价值与实践应用价值相统一的实现程度上。由于发展研究具有两方面功能，一方面在于对应用研究成果的技术开发，另一方面在于对未来的事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做超前性的探索和预测，因此对其评价标准也应该在两方面进行定位。针对第一方面功能，其评价标准应该定位在其对应用研究成果的技术实现程度；针对第二方面功能，其评价标准应该定位在其对学科未来发展的前瞻性超前性程度、预测功能的大小以及这一前瞻性超前性和预测功能的科学程度。
对学术评价标准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是开展科学的和严肃的学术评价的必要前提。然而，近年来，在对学术评价标准既未进行深入研究更谈不上科学把握的情况下，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工作进行轻率评价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盲目性很强的“学术评价”在评价标准的实际把握上，一般具有两方面共同的特征。一是忽视甚至是在事实上否定学术研究的科学认识价值；二是既不考虑是否反映事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又不问学术研究的层次性，将所谓的实践应用价值作为衡量一切学术研究工作的唯一标准，而这所谓的实践应用价值又往往与非理性的急功近利的短期利益相联系，并非科学的历史的实践检验标准。近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沉闷和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困惑以及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此类“学术评价”不无关系。
毋庸讳言，当前的学科建设工作，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对学科建设和事业建设影响最大最具导向作用的并不是学术研究本身，而是对学术研究层次的准确定位和对学术评价标准的科学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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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化与学科建设走向成熟的问题
研究对象、基础理论和技术手段与研究方法是构成一门学科最基本的要素。稳定明确的研究对象、深入系统的基础理论、成熟完整的技术手段与研究方法，这三大基本要素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这门学科也不可能是一门真正的和成熟的科学。基础学科如此，应用学科也如此。诚然，一门应用学科其应用理论和技术手段应是其主体部分。即便如此，其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科学基础——基础理论。
在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上，一门应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一般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问题（对象）——技能——技术——科学。无论是技能、技术还是科学，都是以问题为前提，以问题的存在为基础，以具有解决问题的功能为社会价值的。伴随问题的日益复杂，人类解决问题的手段便不断从技能走向技术，从技术走向科学。当技能构成了一整套完整成熟可被描述与传授的手段时，就形成了技术。当技术及其作用对象一起被纳入人类的理性思维构成一个思维系统的时候，一门科学便诞生了。一门应用性学科在其形成之初，其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往往相互交织，共同存在于同一个混沌的统一体内。这种状态称之为前科学状态。伴随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逐渐形成两个既内在联系紧密又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这两个理论系统构成了这一学科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便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成熟。
对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化与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成熟，笔者在199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做过这样的阐述：“图书馆事业研究的飞跃主要应表现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野。在这一领域研究初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溶为一体的。一面通过对事业发展状况的描述以探求事业发展规律，建立关于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理论体系；一面针对事业建设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展开讨论，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充实事业建设应用理论的建设。在理论研究的表层阶段，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到目前为止，事业研究领域一直处在此状态中。如今现象描述的工作已日趋成熟，今后的研究应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野，即应分别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在对大量现象描述的基础上，开展基础理论的纵深研究，从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哲学的角度概括出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建立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模式，最终得出关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基本规律的认识，建立关于图书馆事业这一人类历史文化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基础理论体系。另一个方向是在这一基础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实践十分广泛的实际需要开展横向应用研究，（建立关于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应用理论体系）以解决事关事业建设和发展宏微观实践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推进事业建设沿科学的轨道健康发展。”[4]
然而，时至今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始终没有实现实质性的深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交织混沌一体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状况在我们的认识（头脑）中如此，在我们这种认识的社会实现形式（专业论著）中也如此。这一状况说明，时至今日，我们图书馆学始终没有走向成熟，始终没有走出前科学的状态。正是这一状态决定了图书馆学学科地位不高的社会现实。
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基础理论体系便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系统的应用理论体系，更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结构。为了使图书馆学早日走向成熟，尽快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理论分野是目前图书馆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社会转型时期必然是一个骚动不安的历史阶段，至少精神层面的浮躁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这一浮躁心理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在功利意识的驱动下，重应用轻基础甚至否定基础研究的学术价值。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是建立在统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之上的两个方面。应用理论的建设、发展与完善是以相应的基础理论的建设、发展与完善为依据为基础为条件的。没有基础研究的深化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应用研究的发展，许多应用理论层面的重要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给人们以诸多理论上的困惑，其原因在于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并非在应用层面，而在于在基础层面未能解决对相关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因此说，以否定基础研究为前提的所谓应用研究，只能是一种盲目的空忙，即或偶有所得，也只能是满足一时幻觉的空中楼阁，决不可能得出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没有对基础理论的相当把握便无从取得开展应用研究的必要的学术功力；对于一门应用学科而言，没有深入系统的基础理论建设便无从开展相应的应用理论建设工作，也无从科学地解决社会实践所提出的现实问题。
图书馆学理论建设乏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浑然一体的状态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础研究的薄弱。为改变这一局面，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分化，推进图书馆学走向成熟，除了加强和深化基础研究别无他途。
5 关于基础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为实践所检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科学研究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社会实践形式，必然要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在运用这一规律开展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澄清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科学研究，其所对应的研究对象——社会实践其理论意义是指整个人类的全部实践还是部分人的部分实践，抑或是某个个人的个人实践？对这一问题，依据不同性质的科学研究活动可以有不同的回答。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其答案显然是前者，是指古今中外人类全部历史的全部社会实践活动；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某一具体的特定事物的特殊规律，因此它的社会实践只能是指部分人或个人的特定社会实践。需要注意的是，在应用研究中，是以部分人和个人的社会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由于实践者本身难以超越的基于现实功利的主观性、狭隘性和封闭性，因此，除非具有较高科学素养能够超越上述局限，实践者本身不论是群体实践者还是个体实践者，一般只能作为实践经验的总结者而难以胜任以客观思维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那种认为不具备直接的实践经验便不能开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研究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这种观点在两个方面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其一是错误地用应用研究的相对封闭的思维方式取代了基础研究的开放思维；其二是用自身局部的和个人的有限实践否定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实践进而否定了对客观世界普遍规律认识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陷入了经验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泥淖。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正如在经济领域只有通过国际交流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资源才能进行高效益的经济活动一样，面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基础研究只有站在当今世界的历史高度上，对人类社会图书馆现象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实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以此推动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走向成熟，并对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提出基础理论层次的理论指导。
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首先必须建立起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思维方式。这一科学思维方式就是以解放思想超越自身有限经验的局限为前提，以人类社会图书馆活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实践特别是当代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实践为研究对象和学术思想来源的开放型思维。这一开放型思维方式是进行21世纪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基础。
来稿日期：200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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