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温州、珠江模式之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珠江论文,温州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各地总结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大约不下10种之多。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闽南模式（有人又区分为晋江模式、泉州模式）、沪郊模式、湛江模式、浦东模式等等。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几乎是人所共知三大区域经济模式，也是始终相提并论，争论最多，流传甚广的三大模式。三种模式所涵盖的区域均已大大超出当初的命名地。如苏南模式实际上包括苏中的扬州、南通以及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温州模式则扩展到台州、金华、宁波等地，乃至一些学者主张用“浙江模式”取而代之；珠江模式，从经济发展的类型、特征上判断，现在也应当把福建包括在内。三大模式区域拓展的同时，其含义也在不断丰富和演进。苏南、温州、珠江分别代表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三种模式。从改革发展的情况看，苏南、温州、珠江还有可能成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三大模式，或者也可说是非公有经济的三大模式。未来的三大模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近几年各自的成败得失如何？模式将会继续存在抑或淡化？消失？趋同？分化？我们试以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为取向进行初步的评判和预测。
起点与历程
“苏南模式”这个词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尽管后来人们为苏南模式总结出了许多条条框框，甚至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雏形”的高度，但作为经济学家，包括费孝通先生在内，却更着重于其内在发展的机理和传统。经济学家万解秋对苏南模式有一个经典的概括：政府推动。应当说这一概括是比较准确的。但问题是，即使经济学家也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夸大，而这一条作为经验推广则更成问题。
苏南历史上就是“副业大省”，草根工业、市场网络、能工巧匠、务工经商都有良好基础。苏南是洋务运动的重镇，也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这不是偶然的。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就有历史必然性在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如靠近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国有工业基地，“星期天工程师”、“下放工人”、回城知青、同乡、战友、同学等地缘、亲缘因素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都是作为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在起作用。
苏南模式的演化有明显的阶段性。(1)1953-1978年属于萌芽阶段，农村工业星星点点、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所谓“五小”“三就地”，这时的“社队企业”是后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前身或基础；(2)1978-1984年为全面发展阶段，由于国家轻重工业比例调整及其严重的短缺经济，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乡企在基层政府推动下，经济规模呈现出粗放式的快速增长；(3)1984-1988年为快速扩张时期，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受到政策鼓励，抓住了大发展的机遇，但转轨期间流通秩序紊乱，经营管理机制灵活却难以规范；(4)1989-1991年底，乡镇企业普遍进入徘徊和受压抑的困难阶段，治理整顿，关停并转，政策收缩，这时能够生存并得到发展的企业一般都是在内部管理和技术改造方面过了关的企业；(5)1992-1995年底，乡镇企业受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带动，又跃上新台阶，“三外”总量大大增加，大企业呈现出集团化趋势，社区公共建设和农村面貌极大改观；(6)1996年至今，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为整合阶段或再生阶段，“软着陆”及“亚洲经济危机”使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放慢，尤其是通过1998年之后的产权改革，乡镇企业剧烈分化，泡沫消失，一批“官营企业”破产倒闭，一批民营性的名牌企业脱颖而出，改制也为多数乡镇企业发展重新注入活力。
所谓温州模式是对温州独特经济发展格局的一种理论概括。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以《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为题报道了温州的家庭工业，并第一次使用了温州模式这一提法。
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由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1997年十五大之后，温州模式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温州经济的一系列亮点也被经济学家们所看好。有经济学家对温州模式作出了新概括，如：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政府引导。但温州当地人似乎并不买账，温州市长钱兴中说，“温州既无模式，更坚决拒绝模式”。
温州历来不是个中规中矩的地方。贫瘠、偏僻，经济基础差，客观条件与苏南根本没法比。但“瓯越人”顽强，洒脱，自主，务实。1956年正当全国合作化高潮如火如荼之时，永嘉县年轻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却搞起了包产到户。随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李云河和他的追随者们很快被打压下去。后来的家庭工业就是包产到户的复辟和延伸，它们都是利用家庭这个中国人天然的经济细胞来搞农业或务工经商。但在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家庭是私有制的渊薮，私有制是罪恶的渊薮。因此，对苏南模式虽有冲击国有企业的指责，但毕竟同属公有制，而温州模式却打上了浓重的姓私姓资的意识形态色彩，温州也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重灾区。
从农村工业的起点看，温州模式要比苏南模式晚近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温州人背井离乡做小生意、跑供销，家庭工业、联户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基础上，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大型专业市场迅速崛起。如苍南宜山晴纶纺织品，全乡的小标牌，平阳肖江塑料编织袋，永嘉桥头的纽扣，塘下的汽摩配件，瑞安仙降的再生塑料鞋，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等等。整个80年代，温州人先是以“挂户企业”的变通（家庭工业挂靠在某公有制单位，以便出外跑供销交通住宿、接洽业务时有一个盖大红印章的正式介绍信），后是以“股份合作制”的创造（1982年6月温岭市工商局颁发了第一个“联户集体”企业营业执照，1987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政策性文件，将企业所有制性质明确定性为公有制），瞒天过海，交付了制度租，戴上了红帽子，在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博弈中获得了先行优势和体制落差。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温州模式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全面创新阶段，工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建设市场化，产品和企业向规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经营迈进，而本地专业市场进入衰退期。
温州模式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温州的产品虽然大多都是小商品，纽扣、眼镜、拉链、徽标、打火机、鞋帽服装之类，但人们都看好温州模式体制创新的意义和势头。困扰着我们的许多问题，在浙江几乎都不成问题。如下岗失业，数字虚假，企业搞不活，经济不景气等等。浙江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国营粮店，但粮油市场供应却比原来还好。当然，粮食部门人浮于事、贪污腐败等事也就压根不存在了。
20世纪80年代初，珠三角的南海、顺德地方领导亲自组队到苏南取经。广东“四小龙”南海、顺德、中山、东莞，除了东莞在1984年列为开放地区而与香港建立起“前店后厂”的经济发展格局外，南海、顺德、中山在20世纪80年代与“苏南模式”并无本质差别。从顺德的科龙、美的、万家乐，中山的威力，乃至三水最著名的健力宝等企业的发展看，它们基本上也都属于（社区）政府型企业。珠三角洲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却与苏南有明显不同。球三角洲东部地区历史上经济并不发达，工业基础薄弱，但与香港在地缘上紧密相连。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占有地利、人和之优势的东莞、宝安（现分为了宝安、龙岗两区）成为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首选之地。“前店后厂”说的就是生产车间在东莞、宝安，决策、销售、设计等部门在香港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如果说“珠江模式”主要是指这一种工业化类型的话，那么，它属于引进外资型（外来型）工业化类型。很显然，珠三角东部农村工业化类型不同于苏南，甚至也不同于中山、南海、顺德。
从发展历程看，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1980年5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至1984年5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为第一阶段。当时对外开放区域还仅限于深圳、珠海两特区，南海、顺德、中山等地的农村工业化与苏南并无二致，“珠江模式”还处在萌芽阶段。(2)邓小平1984年一次南巡到1992年二次南巡为第二阶段，这是珠江模式的发展阶段，珠三角被列为对外开放地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同时，顺德、中山等地的家电工业初具规模。(3)1992年3月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至1997年6月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股票热”、“房产热”、“债券热”使珠三角成为全国资金流向的“洼地”，同时，顺德等地1995年率先在全国推行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理顺了政企关系，走在了苏南前面。(4)1997年6月亚洲经济危机爆发至今为第四阶段，家电行业进入微利阶段，顺德、中山等地的家电企业开始重新“洗牌”，深圳、东莞等地的信息产业已经初具规模，通过IT业的辅助产品加工，加入了新经济的外围层，并成为其支柱产业。
变革与现状
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属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更倾向于政府（社区）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倾向于资金自给型（内生型），“珠江模式”则倾向于引进外资型（外来型）；从制度变迁、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看，苏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二者兼而有之，而且由于地缘因素，更具“外来冲击——内部回应”的制度演化特征。客观地说，三大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目前，三大模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嬗变期。从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演变，是温州民营企业在制度结构上从非正规制约向正规制约的进一步创新。在股权结构上，绝大多数公司仍然采取集中持股的形式，但在一些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从而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老板”素质较高的企业里，开始出现了适当分散持股的倾向。正泰集团公司和天正集团公司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正泰和天正最初基本上都只是现有董事长个人的独资企业，但目前集团公司的股东人数都增加到100余人，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持股多的达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与持股结构的变化相适应，这类股东相对较多的企业，基本上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互相分离、互相制衡的治理结构，聘请专业经理人员担任总经理以及聘请非执行独立董事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温州模式在企业现代化及市场化取向改革等方面仍然走在前列。
2000年底以来，“苏南模式的终结”问题成为经济论战的最热点。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们看好温州模式。
为什么要“扬温抑苏”？江苏、浙江好做一比。2000年浙江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实交税金，全面超出江苏，其中利润总额与实交税金居然相差20%以上。如果将职工人均工资，农民人均收入再做比较那差距就更大。
苏南模式产生于短缺年代，生存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之中。这个夹缝最终被它越撕越大，而在夹缝消失之时，它却显得无所适从。能人和社区干部的角色融合在一起摧生和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由此就有了企业和社区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进而还有可能成为制度性腐败和地方性腐败的温床。旧苏南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其根源在于“社区政府公司主义”。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强调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从而造成农村企业的社区封闭性。“小计划经济”、“政绩经济”、“块块封闭式经济”严重阻碍市场化进程。
这些问题苏南人自己意识到了。不过这次他们选择了“多做少说”或干脆“只做不说”。改制仍然是自上而下，政府推动，力度大，速度快，以致改制中也不排除一些不规范的做法甚或黑箱操作，地方政府、社区政府、企业经营者、社区居民、企业内部职工，各怀心思。在这场应有上述五方共同参加的转制谈判中，社区居民和企业内部职工始终是缺席者。“二次改制”之际，苏南经济也出现了新的迹象：资本经营、个私经济、园区经济、外向经济都有大动作。当然，苏浙都有各自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和阻力。温州发展主要来自外部的制约，外部制度创新滞后，如市场准入、信息共享、技术支援、资金融通和人才开发等。苏南主要是来自内部的制约，内部制度创新滞后，如法人治理结构，政企关系（政企双方的干涉和依赖都有点欲罢不能），内部管理方式。
在变革过程中，珠三角与苏南一样，市场化与逆市场化两种潮流交汇在一起。一般而言，凡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就明显好，反之则相反。如东莞之所以在亚洲经济危机中没有受到冲击，1998年出口创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成为广东乃至全国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这与东莞的市场发育相关。在东莞，企业就是市场主体和产业结构调整主体，因此，东莞的产业能够自然而然实现由传统产业向信息产业转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东莞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电脑外设生产基地。深圳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固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不可否认，深圳的市场化发育程度更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顺德从本质上讲，也属于政府主导型工业化类型，但顺德经济能够长久不衰，这与顺德市政府最早（1993年开始）主动理顺关系，退出企业经营管理领域有关。
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凡是与市场化背道而驰，其经济发展注定不会走远，珠海就是珠三角最典型的例证。珠海是珠三角第二个经济特区，拥有五个国家、省级开发区，比邻港澳，有水、陆、空交通便利，但珠海经济综合实力、经济质量均不如“四小虎”。从根本上讲，就是珠海“逆市场化”而致。不可否认，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珠海获得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政策资源，然而，最根本问题在于珠海并没有把政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而是这种意识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阻力。如珠海各种债务，至1999年7月止，据权威人士透露，竟达到了260亿元，按70万户籍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分摊到的债务达到了3.65万元，其中，大部分债务又是政府行为或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分所导致。珠海为了学习苏南某县级市“逆市场化”做法，与其结为“友好城市”，在1995-1997年派出从镇到市数以百计官员去取经，结果两市目前所患的“疾病”居然有惊人相似之处，真可谓“惺惺相惜”。苏南某市除了有“文明城市”荣誉外，百姓收入至今依然落后于相邻城市；珠海除了“航展”、“车赛”外，经济发展上并没有特别吸引他人之处，西区农民依然还有相当部分为贫困户。十年前，珠海一年的经济总量指标相当于深圳的一个季度；十年后，珠海一年的经济总量指标只相当于深圳的一个月。
评价与预测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苏南、温州、珠三角已经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奠定了领先地位，而且从改革的进程和发展的势头看，三者均走在全国其它地方的前面。
三大模式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区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三大模式也在发展变化。一方面，三大模式既有融合互补，殊途同归的一面，也有继续存在并分化的一面。趋同的地方有很多，如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混合经济，产业升级及民营化等许多方面。互补的空间也很大，如引进外资型工业化已经不局限于珠三角，苏南的外资企业已经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力量，私人型工业化也不局限于温州，民营企业在苏南、珠三角也已渐成气候；另一方面，“模式”也许会消失，但区域经济特征还将会继续存在。文化传承有相对稳定性。随着区域竞争的加剧和分权式改革进程，区域经济特征仍会存在甚至不排除强化的可能。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吴文化重格物致志；永嘉文化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吴文化则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历史上的苏商主张“实业为主，商贸为辅”，“货殖为急，精工细作”，而温州人很早就提出“齐商办，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始终能领先一步，也与其特有的岭南文化大有关系。岭南文化以近海开放、边缘杂交、内引外接为显著特点，尤其自洪、康、梁、孙以来深受欧风美雨之熏染，成为国内近代民主科学思想和经济自由竞争的肇源地之一。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是细微而又深刻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细心人可以将“张家港精神”和“浙江精神”逐字逐句做一比较。前者是：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后者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
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知识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市场化要求经济行为遵守市场规律；全球化则把我们带进了世界市场；民主化要求各类主体有自主意识；知识化要求重视人的无形价值，尊重知识。按市场化判断，无疑苏南落后于温州和珠三角，温州模式更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按经济全球化判断，珠三角优于苏南，苏南优于温州；按经济民主化判断，苏南落后于温州和珠三角；按知识化判断，苏南、球三角优于温州。
而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一方面应该看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及家底殷实与否，另一方面要看吏民关系及居民的精神面貌。
整个苏南，在以下六个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是产权制度改革动手晚，相对于全国其它地区滞后；二是非公有经济发展滞后，受到种种有形无形的抑制，个私经济的政策环境还不够理想，重外资，轻内资，民间生产力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三是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尚未完成，要素配置上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对滞缓，党政权力向市场领域过溢；四是政企不分等微观机制问题难以解决。党政企不分，给权力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权力阶层家族化，官本位的等级制、家长制随处泛滥等新问题；五是文化、观念的建设和开放程度急需进一步提高；六是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前提是工业化，但农村工业化并不必然引起农村城市化。
改制后的苏南企业还会面临许多十分复杂而又特殊的问题。如：权力介入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问题；产业结构的低级化问题；由于干部考核和经济管理方法上的缺陷而导致的经济割据化问题；一把手的特殊化及基层腐败问题；农村基层民主及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乡村企业的本土性与开放化问题；改制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机制问题；改制后企业由干群关系转化而来的劳资矛盾问题；土地流转及地方性股权的流动问题；“新三会”的规范运作及小股东的利益保障问题；专职党务人员和公务员兼任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从而制约独立的企业家队伍的生成机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要改革过去那种“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压力型基层行政体制，要彻底改变那种“政府忙得首尾不顾，市场力量始终缺席”的状况。目前，在由政府推动的二次改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建立新的资本运行主体，放手发展个私经济、混合经济，将加快城市化进程与结构调整相结合，以都市圈和产业带的建设全面提升地区竞争力。政府职能需要大大简化，政企关系必须重新定位，重新调整。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始终是行政强势力量自上而下的单一整合，在以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和经济管理体制（生产关系）的两个转变进行了一段时期后，必须推进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个转变”。我们认为，理论界对苏南模式的反思和清算还远远没有到位。
目前的珠三角，在产业结构方面，一些地区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如东莞、深圳等地已经先走一步，以家用电脑为主的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了主导产业；南海私营企业、顺德乡镇企业、中山和珠海的地方国有企业其传统产业或产品，已经进入衰退期，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在中国公司上市体制由审批制变为核准制后，深圳外的地区也将会出现更多的上市公司。从目前情况看，“珠江模式”的不足主要表现为：(1)有些地区把发展经济仅仅看成了招商引资，为此，地区之间相互攀比，比谁的土地价格低，有的为了吸引外资，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2)“前店后厂”，实际利用的是廉价劳动力，不少地区并没有达到吸引先进技术的目的，从发展现状看，企业并没有研发能力，仅仅是生产中心，就价值创造而言，所占比重甚少；(3)企业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在国际经济波动时期，受影响较大。
温州经济发展的历程和良好势头表明了这样一个硬道理：真正的发展权蕴藏在民间，来自底层的自发秩序和自组织形式往往是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温州已成为当今中国通过市场内生的民营经济的突出代表。而温州的行业性商会，使人们欣喜地发现了中国人在“自组织能力”、“民间自治”方面并不缺少天赋。纳税人的发言权受到重视，自身权益清晰可见，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基层体制的变革已出现良好地开端。
原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说：“温州这些年发展很大，归根结底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后面是什么呢？是人民社会主义，人民来建设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确已达到这个目的。”（引自CZTV.COM专题新闻《温州告诉我们》）杜润生对温州模式作出更为实质性的概括：民办，民营，民有，民享（见《浙江经济》2000年第8期杜润生“解读温州经济模式”）。我们在这里想把杜老的这句话继续发挥一下：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基础就是民营经济。
（本文写作中有关温州改革发展的最新资料，得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教授的协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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