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及其节能减排潜力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潜力论文,节能论文,中国能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4)07-0013-10 为了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高预期的强大减排压力，表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中国政府于2011年11月26日公布了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指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然而，最近几年能源消费总量的持续增长给碳减排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对能源供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政府进一步给出了“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提出到2015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为41亿吨标煤，用电总量控制在6.3万亿千瓦时；同时，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到11.4%，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到30%，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7.5%，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65%左右，能源自给率在85%左右，石油对外依存度控制在62%以内。2012年底又调整了总量目标，要求到2015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用电量分别控制在40亿吨标煤和6.15万亿千瓦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按此目标，中国“十二五”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应控制在4.3%左右，依此推算，2020年的能耗总量应控制49.4亿吨标煤以内。 面临生态环境和能源资源的双重压力，如何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能源总量控制和碳强度控制的双重目标，是各级政府面临的现实问题。能源结构优化作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同时，结论的不一致也为有关部门的决策增添了难度。能源的结构优化问题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各种能源之间替代性能，取决于技术水平和能源结构。由于产业间的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差异很大，因此替代性能和潜力是不同的，需要分行业进行研究。二是能源的供给问题，清洁能源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高碳能源，最终取决于清洁能源的供给量。已有研究很少考虑能源的内部替代性质与供给约束，本文拟以这两个关键因素作为约束，从产业层面上探讨能源结构的优化问题，并评估能源结构优化的节能减排潜力。 二、能源的供给与需求预测 (一)能源的供给预测 能源供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能源生产部门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并能在市场上提供的能源数量。影响能源供给的主要因素有能源禀赋、能源价格、能源投资等。由于影响能源供给的主要因素能源禀赋受技术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且不同的能源品种其资源禀赋和市场结构完全不同，因此能源的供给预测相对较困难。目前常用的能源供给预测方法有趋势外推法、时间序列分析法、神经网络方法、灰色系统预测、系统动力学方法等。 在能源产量的预测方面，邓志茹(2011)[1]和李明玉(2010)[2]对煤炭产量的预测较为接近，分别为35.85亿～36.72亿吨标煤和34.43亿吨标煤，张运洲等(2007)[3]的预测也为34.4亿吨标煤，因此，本文以34.43亿吨标煤作为2020年煤炭供应量的预测。 在石油的产量预测方面，邓志茹(2011)[1]的预测结果为3.21亿～3.46亿吨标煤，比较合理，本文取预测的中间值3.34亿吨标煤。对于进口部分，根据刘卫东等(2010)[4]的预测，在5.14亿吨到5.71亿吨标煤之间，中间值为5.42亿吨标煤。因此，预计2020年石油的供应量约为8.76亿吨标煤。 随着勘探技术的发展，中国天然气的储量有了大幅增加，因此，单纯依赖于过去产量所做的预测偏差可能较大。已知2010年中国天然气的产量为1.247亿吨标煤，近两年基本保持了接近7%的增速，以此计算，2020年的天然气产量大约为2.67亿吨标煤，与刘卫东等(2010)[4]的估计基本一致。刘卫东等估计的天然气进口量为1.13亿～1.33亿吨标煤。因此，可估计2020年中国天然气的供应量约为4.0亿吨标煤。 对于一次电力(水核风电)供应量的估计，按照中国政府承诺的清洁能源占15%的比例计算，若能源供应总量为55亿吨标煤，则一次电力的供应量要达到8.25亿吨标煤，而中国2010年一次电力的产量仅为2.79亿吨标煤。根据刘卫东等的预测，2020年一次电力的最大供应可能为7.70亿吨标煤[4]。 综上，可知2020年能源的可能供应总量为54.89亿吨标煤，其中，煤炭34.43亿吨标煤，占62.73%；石油8.76亿吨标煤，占15.96%；天然气4.00亿吨标煤，占7.29%；水核风电7.7亿吨标煤，占14.03%。能源的自给量约为48.14亿吨标煤，自给率为87.69%，基本能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最大，达到了61.87%。对于国内能源的生产，一次电力的压力最大，需要年增产10.7%才能满足要求。 (二)能源的需求预测 影响能源需求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经济总量、人口、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等。不少学者对2020年中国能源的需求做过预测，大多为45亿～55亿吨标煤。上述学者的预测或基于回归模型、或基于时间序列模型，其基本假设是今后的能源消费与经济、人口等的关系和前期一致，这里已经暗含了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变化等导致的能耗下降。本文为了便于比较和最后的评估，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按照2010年的单位GDP能耗和部门能源结构估计2020年的能源需求。 对于能源的需求结构，本文按终端能源消费计算。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能源平衡表和工业分行业的能源消费数据，各行业终端消费中能源的品种有20种左右。按其性质，可以分为5大类：第一类是煤炭，主要是原煤及煤加工后的产品，包括焦炭以及相关的炼焦副产品；第二类是石油，包括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等，均来自于石油或石油化工的副产品；第三类是天然气，包括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第四类是热力；第五类为电力。 已知2010年的GDP总量401512.8亿元，按2005年不变价计算，约314206.5亿元，能源总消费32.49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1.03吨标煤/万元。假设未来几年GDP的平均增速可能有三种情景：低速6%、中速7%、高速8%，则可计算2020年GDP总量(2005年价格)、能耗总量、终端能耗，均列于表3中。根据各部门的能源结构计算得到各品种能源总需求量也列于表1中。
三、能源的内部替代 能源的内部替代主要研究不同品种的能源之间的相互替代问题。能源的内部替代实际上就是能源的结构优化问题。各种能源由于热效率和使用技术的差异，经济产出能力不同。据陈权宝等(2005)[5]的分析，化石能源中，天然气的产出效益最高，石油其次，煤炭最低，天然气的产出效益比煤炭高30%，石油的产出效益比煤炭高23%。此外，单位热值的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差异也较大，1吨标煤的能源，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石油次之，天然气最少。因此，无论是从节能还是从减排的角度考虑，用石油和天然气替代煤炭，是能源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 不同品种的能源之间可以替代，替代受当前的能源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能源内部替代时，多选择反映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是一种易于估计和包容性很强的变弹性生产函数模型，可以较好地研究生产函数中投入要素的相互影响、各种投入技术进步的差异等。本文以资本、劳动和能源为投入要素，建立一个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考虑到经济生产中资本、劳动、技术水平等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年的经济总量决定的，为节省变量，用滞后一期的经济总量代替资本和劳动等解释变量。对于能源投入，以各行业的终端能源消费来计算。根据前文的终端能源分类方法，合并为5类，分别用C、O、G、H和E表示，单位统一用吨标煤计量，产出(GDP)用Y来表示。已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
从(8)和(10)可以看出，两种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取决于两种要素的产出弹性以及两种要素的投入比例，两种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则取决于两种要素之间的产出弹性和投入比例的变化率。由于产出弹性主要受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能源的内部替代也受技术水平的限制。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尽可能使用经济产出效率高、单位热值排放低的能源，能够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节约能源。 从降低碳排放的角度考虑，单位热值的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排放最低，几乎不排放，天然气次之，石油又次之，煤炭的排放最高，因此，用天然气替代煤炭、石油替代煤炭、天然气替代石油，清洁电力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都能有效减少相等热值的碳排放量。 虽然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参数线性模型，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但是模型(1)变量个数很多，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而现有的统计资料又不能提供足够时间长度的样本数据时，再使用OLS估计会使得参数估计量的方差严重偏大，回归系数难于解释，有时甚至无法得到参数估计值。逐步回归、岭回归和主成分回归都是常用的解决多重共线性的方法，但由于样本容量有限(《能源统计年鉴》仅能提供1993-2010年的统一口径的能源数据)，少于模型(1)中变量的个数，因此本文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估计模型(1)。 首先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整理分行业的能源终端消费量数据，并将每个行业的终端能源消费合并为5类，再将部门合并，前15个部门为生产部门，最后1个部门为生活消费部门。对于产出(GDP)数据(第16部门为居民的总消费额)，《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国民经济核算部分提供了历年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行业的GDP，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工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但缺少2004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本文根据1993-2003年、2005-2007年增加值率采用插值和平滑技术估计了这四年的增加值率，然后根据工业分行业的总产值和增加值率计算得到工业分行业增加值。运用自编的MATLAB程序，对16个部门分别估计模型(1)。从16个部门的估计结果看，模型的拟合优度都比较高，除了第4部门略低(
)以外，其他部门模型的拟合优度都超过了0.9，表明拟合得较好。回归系数中，除了9部门和10部门以外，其他部门均存在交叉影响项和平方影响项为负的情况，说明只有这两个部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产品制造业)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其他部门则呈总体规模非递增状态。根据模型(1)的估计结果，由公式(2)～(6)可以计算历年各行业煤炭、石油、天然气、热力和电力的产出弹性。从计算的结果看，各种能源的产出弹性均呈现出稳定的递增趋势，但数值的变化很小，表明技术进步使得产出弹性增加，但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下面仅给出2010年各部门的产出弹性，见表2。
一般说来，能源的产出弹性应该为正，表示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的比值，实际情况中也大多如此，尤其是产出对能源总消费的弹性，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之前，能源的总产出弹性一定是为正的。但是，具体到某一种能源，其产出弹性不一定为正。由于技术进步和部门能源内部结构优化，也有可能出现随着产出增长，某种能源的消费反而减少的情况，也即能源的产出弹性小于0。能源的产出弹性越大，表示能源的经济效益越高，意味着相比经济增长率，能源投入的增长率越低。当能源的产出弹性为负时，则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能源的投入是负增长，如果这种效应是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那么这种技术进步就是节约能源的；如果这种效应是能源结构调整导致的，那么能源结构是优化的。就目前的研究方法而言，很难把技术的影响和能源结构优化的影响区分开。 根据公式(7)，在产出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增加的石油投入量小于减少的煤炭投入量，也即边际替代率小于1，那么这种内部替代就是节约能源提高效率的。边际替代率越小，替代的节能效应越大。再由公式(9)可知，两种能源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取决于两种能源的产出弹性之比与能源投入量之比，边际替代率与产出弹性之比成正比，与能源投入量之比成反比。以石油替代煤炭为例，石油对煤炭的边际替代率与
成正比，与投入量之比C/O成反比，即煤炭的产出弹性越大，煤炭的投入量越小，边际替代率也就越大，替代的节能效应越小；反之，石油的产出弹性越大，石油的投入量越小，边际替代率越小，替代的节能效应越大。因此，能源的内部替代是提高能源效率的主要方式之一。 四、替代与供给约束下的能源结构优化模型 在能源的结构调整中，由于各行业内部的能源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也不一样，导致各部门的能源内部替代性能和目标也不一致。因此，能源的结构调整必须考虑当前技术水平下，各品种能源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大小。其次，能源的消费结构受能源供给结构的制约，尤其在中国，虽然石油、天然气的经济效益高，单位热值的碳排放量低，但由于石油天然气的供给量有限，不可能全面大量地替代煤炭。因此，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只能在供给和替代的约束下进行。 记
(i=1，2，…，16)分别为按照2010年的部门能源结构分配的2020年第i部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热力、电力终端消费量。设第i部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热力、电力能源调整量分别为
，一次能源总量中煤、石油、天然气用于供热的比例为
，用于发电的比例为
。 (一)能源结构优化的约束条件 1.能源结构调整的供给约束 煤炭的使用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各部门终端的直接使用量，已知第i部门按2010年结构分配的终端煤炭使用量为
，煤炭的调整量为
，因此调整后终端直接使用的煤炭量为
之和；第二部分是供热用煤，消耗的煤炭为供应总量乘以供热的煤炭比例
；第三部分是发电用煤，消耗的煤炭为供应总量乘以发电的煤炭比例
。这三者之和应该小于煤炭的总供给量，按照对2020年各种能源供给量的设定，煤炭总供给34.43亿吨标煤，石油总供给8.76亿吨标煤，天然气总供给4.00亿吨标煤，即有：
热力是二次能源，是由煤炭、石油、天然气转化而来，在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着热量损失，即生产热力的能耗与终端使用的热能之差。根据2010年中国能源平衡表，计算得到该年的热力损失率约为25.84%，由于能源转化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慢，因此假设2020年的能源转化效率仍然同2010年。由各部门的终端热力消费之和小于热力的总供给量，得到热力的供给约束：
电力的情况更复杂一些。电力分为一次电力和二次电力：一次电力主要指水电、核电和风电，包括极少量的生物质电，这部分电力几乎不产生排放，是最清洁的能源；二次电力主要是煤电，通过煤燃烧，将热能转化为电能，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能源损失和污染排放。在中国的能源统计中，关于能源总量的统计口径有两种，一种是发电煤耗法，一种是热值当量法，按热值当量计算，一度电(1千瓦时)约合0.1229千克标煤，但按发电煤耗法计算，一度电折合0.4040千克标煤，意味着生产1度电需要消耗0.4040千克标煤，这个巨大的差距就是煤转化为电的过程中的损耗。因为本文中对电力的计算统一按发电煤耗法，所以在计算电力供给约束的时候，就不必计算发电过程中的能源损失率。电力在传输的过程中也存在损失，即输电损失，因此到达能源消费终端的电力小于生产的总电力。根据2010年的中国能源平衡表，计算得到输电损失率约为6.06%，2020年的输电损失率也按此计算。2020年的电力总供给量为一次电力7.70亿吨标煤加上煤电部分，各部门的终端电力总消费应不超过终端的电力总供给，即：
对数变量
的增长率，因此，(16)式表示部门产出的增长率由5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
，表示上一年的总产出增长率(代表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的影响，第二到第六项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能源增长对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显然，能源的结构调整至少不应该使得部门产出增长率下降，由此假设第t年的产出增长率和第t-1年的产出增长率是相同的，都为
，且部门产出的增长率至少大于0。即要求：
其中各品种能源的微分就是各品种能源的调整量，按前述约定，仍记为DC、DO、DG、DH和DE。从(17)式可以看出，部门产出增长率中的能源因素只和能源的产出弹性以及各品种能源的使用量相关，而能源内部的替代弹性也只决定于各种能源的产出弹性和两种能源使用量的比例，因此在部门的能源结构调整中保持部门产出增长率不下降的约束(17)实质上就是能源的内部替代约束。 3.部门能耗下降约束 能源结构调整后，至少应该使得部门的总能耗不增加，因此部门的能源调整量之和应小于0，即：
4.调整幅度约束 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技术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各种能源的比例相对稳定，能源的替代性能不会发生突变，因此能源结构的调整只能在一定的幅度内，否则根据以前的数据计算得到的替代规律就不适用以后的预测，本文假设调整的幅度为-35%～35%。这一调整幅度的假设，主要考虑了石油的供应短缺问题。以GDP高速增长情况为例，按照2010年的部门能源结构，油品的总需求为12.52亿吨标煤，发电、供热、制气、炼油以及中间损失要消耗7%左右的石油，能进入终端消费的大约占93%，依此计算，石油的总需求为13.47亿吨标煤，而石油的总供给仅为8.76亿吨标煤，相应的缺口必须由其他能源来弥补，因此至少要允许34.95%的石油需求由能源内部替代解决，所以：
5.能源转化的结构约束 在能源的转化过程中，往往需要各种能源按一定的比例组合才能完成一次能源到二次能源的转化。由于热能的转化较为容易，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转化，因此只要求
≥0即可，但煤电的转化中必须消耗一定比例的石油，根据2010年能源平衡表中发电能源中的石油占比，可假设
≥0.006，对于能源转化的最大比例，假设不超过该种能源的60%。综上，有：
(二)能源结构调整的目标 在满足了能源供给的约束和能源内部替代的约束后，能源结构调整的唯一目标是最小化碳排放。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可按一次能源中使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简单计算。根据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和折标煤系数，可知煤炭的排放系数为2.6604吨
/吨标煤，石油的排放系数为2.1141吨
/吨标煤，天然气的排放系数为1.6257吨
/吨标煤。所以，最小化碳排放的目标函数为：
五、能源结构优化及节能减排潜力评估 (一)优化后的能源结构 根据2010年的能耗强度和各部门的能源结构，结合2020年GDP的估计，可以得到2020年各部门煤炭、石油、天然气、热力和电力的基本消耗量，即
，i=1，2，…，16，部门增加值的增长率按GDP总量的增长率计算，以部门的能源调整量
，i=1，2，…，16和一次能源总量中煤、石油、天然气用于供热、供电的比例为
为未知变量，运用MATLAB程序求解上述规划模型，可得到各部门调整后的能源消费量和能源结构。表3给出了经济中速增长时的部门能源总消耗、能耗变化以及各部门能源结构的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优化后各部门的能源消耗总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最多的是金属产品制造业，总能耗减少了4.72亿吨标煤，其次是生活消费，减少了1.91亿吨标煤，化学工业、运输仓储邮电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能耗也下降较多，均超过了1亿吨标煤。采矿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部门的能耗下降的很少。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能耗指的是部门的终端能耗，不是直接能耗，因为能源生产部门本身的终端能耗并不高，因此与直接能耗计量的结果有较大的区别。 就部门而言，16个部门中有14个部门要削减煤炭的使用比例，其中削减最多的是采矿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削减幅度在12个百分点以上，只有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可以适度增加煤炭的使用比例；有10个部门要消减石油的使用比例，建筑业、运输仓储邮电业、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是减幅最大的三个部门，要分别减少9.65、7.79和5.82个百分点，其他行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可以适当增加石油的使用比例，幅度超过6个百分点；有8个部门要削减天然气的使用比例，但生活部门、化学工业、运输仓储邮电业、采矿业和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需要增加天然气的使用份额3个百分点以上。此外，化学工业、其他制造业和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需要较大幅度地增加热力的份额；农业、采矿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筑业和运输仓储邮电业需要增加电力的份额，其他部门则要减少电力的份额。 从各产业的能源内部替代情况看，农业和建筑业需要用电力替代石油；采掘业需要用电力替代煤炭；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需要用石油替代电力和煤炭；其他制造业需要用热力替代煤炭和电力；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需要用煤炭和天然气替代电力和石油；化学工业和生活部门则应该用天然气和热力替代煤炭和电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业需要用石油替代煤炭。 (二)能源结构优化的节能减排潜力评估 以2010年各部门的能源结构为基准，可以计算能源结构优化的节能减排潜力。已知2010年的GDP为314602.5亿元，化石能源产生的
排放约为74.16亿吨，碳强度2.36吨
/万元；2005年的GDP为184937.4亿元，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
排放约55.33亿吨，碳强度为2.99吨
/万元。将优化后的碳强度分别同2005和2010年的碳强度对比，可计算得到碳强度的下降幅度。具体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与2010年相比，经济低速增长时，能源结构优化可节能16.16亿标煤，减少
排放50.31亿，使碳强度下降到1.46吨
/万元，降幅达37.88%；经济中速增长时，能源结构优化可节能17.49亿吨标煤，减少
排放51.68亿吨，碳强度下降到1.52吨
/万元，降幅达35.43%；经济高速增长时，能源结构优化可节能18.50亿吨标煤，减少
]排放51.99亿吨，碳强度下降到1.61吨
/万元，降幅达31.73%。 与2005年相比，GDP低速增长时，能源结构优化可使碳强度下降51.05%，中速增长时，可使碳强度下降49.12%，高速增长时，可使碳强度下降46.21%。三种情形下，均可实现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经济中低速增长时，优化后的总能耗低于总量控制目标(49.4亿吨)，但经济高速增长时的能耗将超过总量控制目标。 根据能耗的下降幅度和碳强度的降幅，可计算能源结构优化的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这里，能源的效率效应指由于技术进步、能源的内部替代使单位GDP能耗降低的幅度。能源的结构效应指相同的单位能耗，由于能源品种不同使得单位排放降低的幅度。根据计算结果，以2010年为基准，可知能源结构优化带来的效率效应使得碳强度下降了26.38%～27.77%，而结构效应使得碳强度下降了5.35%～10.11%。当能源的需求越大时，能源供给的约束越紧，清洁能源的占比越小，因此，结构效应相应地越小。 (三)主要结论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能源结构优化是实现碳强度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预测的能源供给下，经济增长的速度越低，碳强度下降的幅度越大；在2010年能源结构基础上的优化，可节能16.16亿～18.50亿吨标煤，减排50.31亿～51.99亿吨
，使碳强度相比2010年下降31.73%～37.88%；相比2005年下降46.21%～51.05%，完全可以实现预定的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并可在经济中低速增长时实现能源的总量控制目标，但不能满足经济高速增长时的能耗总量控制要求。 能源结构优化的减排效应中，效率效应是主要部分。效率效应的表现为节能，即单位GDP能耗的下降。相比2010年，能源结构优化能够节能26.38%～27.77%，这部分效应源于节约能源的技术进步(刘建翠(2013)已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1996年以来技术进步是推动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因素[6])，以及等热值能源在替代中的产出效益增加。结构效应不节能，只减排，相比2010年，结构效应的减排效果在5.35%～10.11%。当能源供给总量和结构一定时，结构效应随着能源需求量的增大而减少。 在本文的预测中，能源的供给和结构是给定的，能否实现相应的供应总量和供给结构对能源的生产和进口都是一大考验。能源内部替代的约束以2010年为准，由于历年来能源产出弹性的变动很小，所以内部替代从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没有考虑替代的经济成本，经济上的可行性有待探讨。而且，没有考虑作为原材料的能源在使用中其替代的性能和作为能源使用的替代性能的差异，因此，本文的结果可能是比较乐观的，仅为能源结构的优化政策提供一些量化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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