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俄罗斯、东欧图书馆学研究论评——兼评借鉴东西方图书馆学流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东欧论文,俄罗斯论文,东西方论文,流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苏俄图书馆学在中国的兴衰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北京大学念图书馆学专业时，老师给我们学生提供的参考书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过来的苏联学术著作。当时就觉得读起来比较烦琐、枯燥，观点也有些教条。但后来有机会细细研读原文原著，才发现这些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原来具有相当的缜密性，确实体现了可以和西方相媲美的扎实学术功底，也确实能够帮助学生打好图书馆学研究的基础。再后来，循着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如彭斐章、周文骏、吴慰慈、白国应等图书馆学著名教授的治学脉络进一步学习，才发现中国学者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对苏联学术思想和体系具有继承性。
最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学界泰斗刘国钧先生。他早年留学美国，解放后自学俄语研究苏联图书馆学。我从仅见的刘先生著述和翻译的10余种有关苏联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专门著（译）作中，体会到宏阔的学术和文化境界，这是多国文化交融的结果。我尽可以在这层意义上理解，作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一代宗师，刘先生的著述为什么能给后学带来这样多的启示[1]。
50～6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界有不少人留学苏联，后来多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队伍或管理队伍的栋梁。70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们常用的参考书还多有苏联出版的，较有影响的有《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图书馆的组织与管理》、《普通图书馆学》和《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等。80年代后期在我国图书馆学界仍有关于评介苏联、东欧图书馆学领域的文章见诸媒体，但毕竟是少多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界眼界也大为开阔了，多数学者的外语工具变成了英语。在我国学者对西方图书馆学研究热潮方兴未艾之时，庞大的苏联却从地球上消失了。苏联解体后，东欧各国也发生了巨变。与此同时，在这些国家的图书馆学界也产生了令我国研究者无从着手的混乱无序现象。在与西方对比之下，苏联图书馆建设体系的缺陷也很快暴露出来[2]。
在这期间，我国学者经过努力，大多数都能阅读英文原著，很快就不爱看译成中文的苏联图书馆学著作了，图书馆学术界的风气已经变成主要研究和介绍欧美的学术情况，很少再翻译研究新的、优秀的俄文图书馆学著作。过去20年里，出国留学研究图书馆学的青年学者多半去的是欧美。欧美学者来华讲学的也不少，俄罗斯、东欧则来的不多。这样，苏俄图书馆学对中国年轻一代学者的影响逐渐减弱，在有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消失了。
苏俄图书馆学的影响在中国的起落有学术界所无法控制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无需赘述。但从学术发展角度看，却不能说是正常健康的现象。80年代以前中国图书馆学界机械、模式化和视野狭隘的弊病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与苏联图书馆学的引进有关。苏联图书馆学研究虽有教条主义的痼疾，但不乏优秀的学者，如瓦涅耶夫（Ванеев А.Н.）、克雷坚科（Крейденко В.С.）和米哈依洛夫（Mихайлов А.И.）等，他们重视理论、历史、方法论以及原始材料和语言工具，成就堪与西方图书馆学家媲美。有不少文章将我国图书馆学领域的许多弊端归咎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模式”，但必须指出的是苏联图书馆学在世界图书馆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也曾经在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等方面为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理论思维曾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家。俄罗斯、东欧图书馆学于社会体制转换之际仍然在许多地方继承了严谨的研究传统。俄罗斯、东欧图书馆学仍然是世界图书馆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目前的调整和发展仍然给世界图书馆学增添新的活力，同时也仍然能够给我国图书馆学以启迪和借鉴。为此，我们重新审视研究和关注俄罗斯、东欧图书馆学的发展仍然是必要的。
2 值得思考的问题——批判地借鉴国外图书馆学流派
我国的一些优秀专家的成就证明，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的研究，必然借鉴东西方的学术传统，而不是一边倒。如上述提到的几位著名教授的一些著作以及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徐竹生教授所著的《未来图书馆学》[3]等，都使用俄文和西文材料和参考书。他们体验多元的学术境界，其学说视野横跨东西方，最终得出的是中国学者自己的结论，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和学术思想。
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一边倒，不仅导致研究客体的片面性和片断性，而且还会缺乏打开探求自身规律所要求的足够宽阔的视野。这样也就很难把一些个别发现拓展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科学规律，更不可能把它完善成严谨、完整的科学体系。所以各种学术传统之间，只应加强交流，而不应该有人为的壁垒。但目前在我国，轻视俄罗斯和东欧图书馆学的倾向严重，西方图书馆学及其方法论的影响缺少平衡的力量。图书馆学研究的一边倒，至少会造成这一学科三个方面的遗憾：其一，难以形成学科独特的哲学观，而这正是每一门世界性学科所必备的；其二，达不到科学认识的广度，无法用自己的学说去解释另外的世界；其三，长此以往，学科研究没有后劲，难以获得更上一层楼的新发现[4]。
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学术流派的典型成果，都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观或社会史观，寄寓着浓厚的学术思想，彰显其特定的学术风格。结合相关研究领域对多年来东西方图书馆学流派的分野与流变作一系统辨析，对其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与学术术语进行深入探讨，梳理脉络，从中总结出利弊得失，吸取营养，对于丰富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任何一个学术流派，无论他们如何宣称要尊重客观事实，要对研究对象作纯粹客观的描述与分析，但在解释研究对象时必然要打上其作为图书馆学家的认知主体的观念烙印。图书馆学家的主体意识决定了图书馆学家研究问题的学术旨趣与价值判断。当图书馆学家考察图书馆学现象并构建起某种学理模式时，这一模式中包含的价值标准及其相应的理路构成了其学术思想的主流[5]。只有理清东西方诸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看清他们对原始材料的选择与研究对象解释所具有的倾向性，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他们的学理模式与研究结论，才能够在对东西方图书馆学研究中保持正确的治学心态，既充分地吸收其成果中的某些有价值的营养，同时又避免“食洋不化”，人云亦云，不至于跟在其他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无所建树与无所超越。
要批判地借鉴东西方图书馆学流派，还必须克服固守传统和追随新潮这两种倾向，恰当地对待国外近代图书馆学传统和新图书馆学的成果。否则我们就不能够对图书馆现象进行有效的说明、解释和批判，结果只能停留在牵强附会，似是而非，表面化等低水平上。80年代我国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在数量上膨胀的同时并没有带来质量上的飞跃，也许就与此有关[6]。新图书馆学（主要来自西方）对近代传统图书馆学理念与学理模式的权威进行了有力的挑战，大大拓展了我国图书馆界的视野，许多被传统图书馆学忽视的重要问题开始受到多角度多层面的细致分析，丰富了人们对诸多图书馆现象和过程的认识。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不仅在大的方面被运用于构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已深入图书馆学的具体研究课题。波普尔“世界3”理论，巴特勒、谢拉的“社会认识论”、J.M.奥尔的“交流系统论”，肯普、B.C.布鲁克的“知识基础论”，卡尔斯泰勒的“知识社会学”，都对现阶段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多元流派的产生提供了根基与启示[7]。然而应当看到，当前西方新图书馆学显然日见烦琐化的趋向，其对图书馆细微现象的罗列与辨析，往往只能给人以“碎化”的研究图景，这不利于人们对图书馆学流派轮廓的整体把握与规律的深入探讨[8]。因此，一味地追时髦、赶浪潮，对西方的新图书馆学趋之若骛，盲目崇拜，是不可取的。
国外图书馆学流派的学术话语，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由于特定民族传统文化与语言习惯的影响，国外图书馆学家在其各自相关的领域中，形成了不少固定的图书馆学术语，用以界定某种图书馆学现象，或用来表达某种特定概念。一些严谨的图书馆学家，十分注重有关术语的确定性、有效性与权威性，在使用一些尚有争议或意义含混的术语时，也要作相应的注释。我们要与国外图书馆学进行平等对话与多向交流，一是应当规范本国图书馆学术语概念，二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他们的学术话语。科学实践和研究工作通常是从明确术语及其表示的概念开始的。中国图书馆学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概念的解释过窄或过宽以至于模糊不清甚至莫衷一是[9]。十几年来中国图书馆学在术语的确定上发展极为缓慢，如对“图书馆学”这样一个概念就有多种解释而不能获得一致的见解。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既要避免那种对外国术语、概念未经过消化而生搬硬套、“全盘洋化”的做法，也要克服那种“因噎废食”、自我封闭的倾向。只有真正实现了外国学术话语的中国化，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才可能真正与国际“接轨”，进而在双向互动的学术交流中迈上新台阶。
收稿日期：2001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