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文化传统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贡献论文,农民论文,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0)03-0001-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化”，“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1]41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中国的山沟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内容。所谓中国农民文化传统，就是指反映农民大同思想、反抗精神、封建宗法家族和迷信心理的文化。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传统文化在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上都属于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所以，他们结合是一个思想的自觉创造过程，而不是一个自然演变过程。它们结合除了中国革命的巨大理论需要外，更关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文化传统之间，中国共产党在内容上找出了许多相同的因素，并对农民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因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其进行了新的理解和阐释。毛泽东以其独特的生活体验在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文化的结合上作了独特的贡献。这种贡献不是飘浮在学理层次、思辨层次上，而是深植于广大农民的生活和文化中，并由此来了解、掌握广大农民群众。长期以来，因为这些内容没有鲜明的理论形态，为人们所忽视，未能得到充分地了解和探讨。因此，本文从毛泽东继承、批判农民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巨大贡献。
一、毛泽东对农民文化传统中反映农民均平理想的大同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了农民文化传统中绝对平均的思想，肯定了农民追求公平的思想，在社会理想上为马克思主义与农民的社会理想，找到了共鸣之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长期以来，“均平”一直是农民孜孜追求的目的，经过农民革命战争的培育和思想家们的提炼，终于形成了这种历史悠久的农民思想和意识。中国农民的均平理想，发端于东汉末年张角起义中传播的“太平道”。东汉末年的“太平”教义、唐宋时期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李自成“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洪秀全提出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康有为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社会分工的设计和孙中山倡导的“平均地权”等等，都无不表现了强烈的均平思想。这种均平思想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成为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的心理定势和理想追求，勾画他们所憧憬的社会蓝图。其中以均平理想为重要内容的“大同”社会理想模式，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相似之处。马克思、恩格斯曾把“大同”思想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并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点。由于这些有共同点的社会理想作为媒介和桥梁，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心理上为中国人所接受。因此，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农民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均平理想”冲突与碰撞，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
对此，毛泽东成功地对农民文化传统中反映农民均平理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了农民文化传统中绝对平均的落后思想，肯定了农民追求公平的科学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一直追求的社会理想的结合，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传统的农民大同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追求公平和绝对平均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对这种均平思想是十分重视的，然而，毛泽东毕竟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归者，他在吸收农民“均平”观念合理因素的同时，很早就对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批判。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农民传统文化中这种绝对平均思想的负面作用，对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从理论上进行了反省。1929年他在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了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现象，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毛泽东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毛泽东强调纠正红军中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他指出，“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2]90-911948年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赞同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并把这种要求同提倡绝对平均主义区别开来，“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7]1314同时，毛泽东能超越和更新“均平”的观念，他对“平分土地”注入了新的内容，如不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不侵犯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对地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等。
其次，毛泽东还认为共产党人应当重视和吸纳农民的均平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要求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并把农民均平思想看做是农民合理的追求。在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旧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往往都是与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愿望和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高举“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把广大农民引上革命道路，并通过实行平均军事共产主义保持革命队伍在艰苦环境中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多次强调，“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6]90-91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中说：“……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8]235-236毛泽东所说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就是存在在中国农民中的“均平”思想，正因为党了解农民的这种“均平”心理，并制定了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中国革命因而得到了最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毛泽东对农民文化传统中反抗精神的重视和吸取，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对农民文化传统中的反抗精神进行吸收与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山沟里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从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源泉。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建立在对英法德等西方资本主义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如何使之转变为符合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这是早期的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时面临的思想困境。党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党内产生了“左”和右的思想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6]3早期共产党人之所以会产生认识上如此大的分歧，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农民文化传统中的反抗精神。对中国农民文化传统中反抗精神的认识，关系到农民能否以及如何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的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农民文化传统的反抗精神作了比较全面的正确分析，在于他对农民反抗精神的充分估量，在于他善于把握广大农民的革命意识，使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农民反抗精神达到高度完美融合。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毛泽东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9]153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如果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置之不顾，就会重蹈洪秀全的覆辙。因此，毛泽东正确的分析了农民文化传统的反抗精神，肯定了农民的反抗压迫的精神，并提升和超越农民的反抗精神。他指出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到清末的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无不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8]35。“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0]625。毛泽东的唯物历史观，是对把农民污蔑为“匪贼”、“草寇”的唯心历史观的否定和批判。因此，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农民的文化传统与地主封建文化传统有着相对立、相对抗的一面，“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6]39。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指出：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6]31，长期以来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影响，中国农民文化传统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引导他们摆脱落后性，中国农民才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这样的提升和超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农民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
其一，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文化传统中的反抗精神的合理性。他认为，历代中国农民的反抗冲击了“以反抗为罪恶，以顺从为美德”的封建思想，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找到了力量源泉。在建党之初，陈独秀虽然认识到农民“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但他却认为由于中国农民“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这位当时党的总书记更多的是看到是农民文化传统中的落后性，因而他认定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11]563。但毛泽东却独具慧眼，他认为，中国农民受压迫受剥削最重，生活最为悲惨，最具有反抗精神。在延安时期，他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自己在少年时代受到的农民反抗精神的影响：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12]111毛泽东把农民的反抗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理论上作了分析，他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人数很少但是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的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阶级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断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6]13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严重受挫后毫不犹豫地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其二，毛泽东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的相同的一面与不相同的一面。毛泽东说：“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13]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相同的一面。不过，他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不相同的一面：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革命要经过民主主义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因此民主革命就要求扫除在中国农民思想中业已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皇权崇拜思想。为什么民主革命要强调扫除农民封建皇权崇拜的思想？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最终结果后指出：“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6]35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革命是淘洗了帝王思想的民主革命，要求个性的解放。“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4]1060毛泽东所说的“几万万人民”，显然主要指的是农民。“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5]239毛泽东相信，只有广大农民的封建皇权崇拜的意识被以个性解放为前提的民主意识取代才能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把农民起义水平提升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水平。尽管中国农民富有革命传统，然而，要把积蕴于中国广大农民身上的革命性激发出来，不能仅停留在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水平，而必须把它提升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水平上来。对于落后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跳跃。这就需要最早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崭新文化思想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新的眼光来认识中国农村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农民自身的经济状况，从农民的实际状况出发，缩小两者之间的阻隔，寻找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文化传统的相通之处，并使之融合于中国农民文化传统中。从1925年到1926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农民及其文化传统进行了透彻分析。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农民学员讲课时很生动的描绘出了当时中国的大片土地被极少数人占有的事实。据农民学员回忆：毛泽东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他“边讲边画图示。当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及其土地占有的情况时，他先画了一个大圆圈，再进行分割注数，一眼便看出工农在中国所占的多数地位，接着又用同样的办法画出了土地占有情况的图示。两项对比，很容易看出人数比例与土地占有比例相逆甚远的显著程度。”[16]310毛泽东通过直观生动的形式把农村中的阶级构成、阶级关系摆在农民面前，使农民清楚的认识了旧中国产生各种不公平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根源，使他们认清了农村革命的对象。农民学员听了毛泽东讲授的课后说：“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受他所属的阶级所支配；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17]35
三、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民封建宗法家族关系和迷信心理作了透彻分析，对农民封建宗法家族关系和迷信心理采取既有马克思主义坚定原则又富有灵活性的态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阵地。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民族语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现代气息的崭新思想走进了农民的精神生活，使长期浸淫于封建主义宗法思想的中国农村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
其一，农民宗法家族关系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宗法家族关系文化传统为主要特征的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文化对农民的政治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6]31长期以来，在中国农村，人们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尽管阶级状况在乡村是客观存在的，但家族文化的弥散性和血缘关系的复杂性中和了阶级对立。农民分散性的特点反映到其政治意识中，则表现为阶级观念淡薄，只有朴素的贫富差别观念，他们不懂得自己受苦难的真正根源何在。早年的农民运动之王彭湃在广东海丰农村做农民运动时，对中国农民中存在的宗法家族关系文化传统深有体会，他说：“我们对农民谈到中国受帝国主义军阀的祸国害民的政治问题，听其意见，大都是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观念：‘真命天子不出世，天下是不会太平的。真命天子一出来，连枪都不会响了，便马上可以做皇帝。’”，“对于经济方面关于贫穷种种痛苦压迫的问题，他们大都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没有得到好风水’。”[18]109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描述井冈山斗争时说：“‘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为什么难？难在哪里？原因是：由于根据地地处偏僻山区，由此使得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党在农村中的关系，基本上为同姓家族关系，党的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6]74这种体现在党组织中的宗族裙带关系严重影响到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建设。在这种条件下，如何破除存在几千年的宗法家族关系，使农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针对此种情况，既承认农民宗法家族关系，又要积极消除这种关系的影响。如何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做了回答，那就是把千万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各级农会。农会的成立则意味着乡村建立了新型的组织。这种组织不同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体制，它不再依据人们在血缘关系中的地位划分每个人的身份，而是依据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划分每个人的身份；这使阶级意识从观念上超越了血缘关系，使农民获得了阶级觉悟，其效果是明显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了农民阶级觉悟的提高：“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6]34-35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现代的农民革命相结合，便对农村传统秩序产生巨大的冲决，根深蒂固的族权、神权和夫权的传统受到冲击，某些不良风俗淡出农民的生活，社会革命的洪流不仅使几千年来沉积下来的污泥浊水受到前所未有的荡涤，而且也给农村带来了新文化的因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其二，农民迷信心理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把中国农民的宗教心理、宗教崇拜的特点集中概括为“多神主义”[10]687，与西方宗教信仰世界不同的是，中国农民多神崇拜信仰集中表现为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和对祖宗亡灵的崇拜。农民这种“多神主义”显然与他们功利性的迷信心理有关，他们在观念上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都取决于实际利益。在经济政治上没有摆脱剥削完全翻身的情况下，让他们彻底放弃鬼神信仰是难以做到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持清醒、谨慎的态度的，没有立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灌输给农民，这正如毛泽东所说，菩萨是农民自己树起来的，要让农民自己砸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疱丢菩萨。”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引而不发，跃如也’。”[6]33“毛泽东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6]44。那么，如何破除农民迷信心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阵地呢？毛泽东曾在乡里宣传破除迷信，他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6]33-34经过毛泽东简单通俗的几句话一启发，农民心里顿时豁然开朗。在毛泽东看来，农民迷信心理，是一个思想问题，不是立马就能消除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方法，逐步使农民消除迷信心理，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农民严重的封建迷信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需要不断对农民进行反对迷信的教育，逐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毛泽东认为，“破除迷信是我们的原则，但是陕北现在还经常有庙会……群众迷信神灵，我们不能强迫群众不迷信……这些都需要逐步地来改造。”[19]24-251944年10月30日，在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14]1011尽管如此，但毛泽东认为，在改造群众传统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14]1013同样，毛泽东也没有把无神论作为农民入党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在世界观上是无神论。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农村农民是难以做到的。当时，毛泽东对于这一基本原则就表现出灵活务实的态度，直到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还是坚持他的这一看法。如果没有对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的深切了解，是不可能采取这样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坚定原则又富有灵活性的态度的。这也许是坐在大城市里的那些书呆子的教条主义者们，以及远离中国而又遥控中国革命的某些共产国际的指挥者们所难以想象的。不过，毛泽东认为，在宽容农民落后意识的同时，还必须加紧思想改造。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时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14]191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皇权专制主义政治的淫威之下，被束缚于封建迷信之中的农民小生产者来说，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农民小生产者心理不加以改造，是难以接受产生于西欧的作为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甚至由于其保守的心理特点而对外来文化产生盲目排拒心理。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的共产党人必须花相当的精力去了解农民的心理世界，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改变农民的宿命论等落后意识。因此，从秋收起义、古田会议到延安时期，毛泽东一直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农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长期卓有成效的努力没有白费，汪澍白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融合，早期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而对抗是有意识地进行的。”但是，他认为，“自从30年代后期，毛泽东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就从早期的无意识状态进入到有意识或自觉的新阶段。”[20]214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别是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里得到广泛认可和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的提升和超越。然而，这样的提升和超越，在农业社会转型的长时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是与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相结合，所以，农民文化传统的两面性不能不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产生一定的影响。毛泽东晚年的很多失误，如“文革”中“造反有理”和个人崇拜的同时盛行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方面的消极反映。这说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农民文化传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文化的结合，而且有助于总结以往在实施这种结合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教训。
收稿日期：201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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