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族小说逆子形象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逆子论文,形象论文,家族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最牢固的基层组织与生活单位。其中有着严格的宗法等级关系，如果把家族的这种等级格局比作是一座以父子关系为中轴的金字塔，那么，高居塔尖的是威严、专治的父辈形象，中间是长子形象，最下面是幼子形象。对于幼子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还鲜有人涉及，更无专文专题论述。纵观现代文学史，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就是：这些幼子形象多是逆子。这里的逆子是指出身封建大家庭，又受现代新思潮洗礼，从而反对封建宗法家族，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青年。逆子形象的大量出现，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和人格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值得探讨的必要。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便塑造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自觉反叛封建宗法家族的逆子形象——狂人。但由于当时历史没有给逆子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使狂人反抗的命运以悲剧而告终。到了三、四十年代随着西方文明的较广泛传播和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在先进文明图景地衬托下，中国旧式家族的废墟面貌更加清晰。而那些陆续勇敢地迈出家族围墙，走出父权藩蓠，汇入到时代、社会洪流中去的逆子们，就逐渐成为现代作家笔下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系列，这标志着逆子形象的发展、成熟期的到来。这些逆子的名字现在听起来仍是那么响亮：高觉慧、祁瑞全、蒋纯祖、黄静玲（靳以：《前夕》），他们的言行仍能让人热血沸腾。他们与旧式家族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以及在旷野中寻找新生路的生命轨迹与精神历程，仍能让人荡气回肠，叹惋不已。
逆子生命轨迹：放逐与流浪
逆子注定了不为家族所限，不为家族所容。他们或是主动离家出走，或是被家族放逐，流浪似乎是他们的宿命。他们的流浪与漂泊代表着现代知识青年叛逆封建大家庭，寻求救国救民救己道路的生命历程。逆子是一群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他们从封闭性的家族堡垒走向社会动荡的旋涡或落雪的旷野，在流浪中显示了自己的生命意志与生命力量。生存的危机与压迫，使他们增加了对生命了解的深广度，生命半径因流浪而扩大，生命意志因受压而昂扬，个性因受磨难而更加坚强。他们代表着一种鲜活的生命，从而给又老又大的中国带来了强烈的青春气息。
从家族小说文体结构看，逆子的流浪往往被处理成隐型与显型两种方式。瑞全的流浪、觉慧出走以后的生活，是分别通过作者的概述和主人公给家人的信件侧面透露出来的，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他们的流浪生活。我们称之为隐型的流浪，是最常见的类型。另一类是显型的，比如蒋纯祖的流浪。《财主底儿女们》整体上呈“丁”字型结构，上部描写蒋氏大家族的解体，下部描写幼子蒋纯祖的流浪。这种大开大合式的结构，既能横向展示家族生活场景，又能纵向剖析逆子心灵历程。
对于瑞全的流浪，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作了隐型处理，采用了全知视角式的概述手法。虽着墨不多，却能让人充分感受到瑞全流浪前后的巨大变化。出走前的瑞全，只是一个不懂粗野文雅之分的“愣小子”，虽有着满腔爱国与救亡的激情，但他对未来的设想却显得过于浪漫而幼稚。但他走出了四世同堂的家，经历了三四年的流亡生活，“战争打开了他的心与眼”，正像他又重新回到北京后对钱默吟所说的，他“正在变”。不仅是身体变高变黑变结实了，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意识与精神状态也与以往完全不同，变得成熟、坚定、自信。归来后的瑞全，简直被描绘成一个散发着光热的太阳，其光芒温暖了小说前两部的悲愤压抑。他代表了老舍的理想与希望。相对于瑞全，蒋纯祖的流浪则是一种显型的流浪。他让我们正面看到并了解了逆子流浪旅途中所经受的严酷无情的生存考验和精神试炼。作者重点展露蒋纯祖的精神漂泊和心路历程，赋于他深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精神。蒋纯祖敏感多思，带有神经质的家族性格遗传以及路翎主体精神扩张的投影。他在旷野、城镇、乡场中流浪，想挣脱自然的、原始的求生本能，追求“真实的生命”。由于他桀傲不驯的性格和性格中不羁的原始强力以及个性的过度膨胀，他虽生活在不同的人群中，却总不合群。因此他好象总是在孤军奋战，在民族战争的大时代中始终不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归宿。这与瑞全、觉慧等不同。后者能很快融入群体、置身于革命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单纯而勇敢。蒋纯祖则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彷徨不定，承受着精神的苦刑，心力交瘁却找不到最终的归依。在他身上，体现了逆子寻找人生道路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虽然逆子们流浪的轨迹与结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在流浪中感到了自然的博大与神秘，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并都体验到了摆脱家庭，认知自我、展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快意。他们身上都寄托了作者的人格力量、反叛意志、探索精神和理想追求。
逆子心理指归：缱绻与决绝
逆子对待生己养己的家族的情感态度，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他们身上，既有反叛家族的激情，也有恋家的温情。高家“大胆的叛徒”觉慧，视具有“无上权威”的爷爷为敌人，并敢公开与之对抗。但高老太爷临终前，觉慧却“不顾一切跑到祖父前，面摇着祖父的手。”因为他怕和祖父“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巴金说过一段话，代表了逆子们对家庭的矛盾情感态度：“我离开旧家庭，就象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然而理智和感情常常有不很近的距离。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已经深深地印在我底心上，任是怎样磨洗，也会留下一点痕迹。……也就是这留恋伴着那更大的愤怒……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注：巴金：《关于〈家〉十版改定本代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348页。）。这种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也表现在瑞全身上， 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他应声而至。”但他“永远，永远与母亲在感情上有一种无可分离的联系。”在旷野中流浪的蒋纯祖，也时而产生对于家的温柔的怀念，那常是一些类似梦境的令人陶醉的记忆断片：“他底年老的可畏的亲戚，他底甜美的家，他底儿时，他底纯洁。”
家族是一个多棱体的建构，从不同的侧面观察，可以看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景象。作为体制意义上的家族，它腐朽、专制、没落、保守、压抑人性……。这一切，都使逆子们深恶痛绝，并成为他们坚决反抗与斗争的对象。但作为人伦意义上的家族，它又有其脉脉温情的一面：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都是家族所崇尚的伦理观念，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逆子对待家族的那种看似矛盾的情感态度，实际上指向家族的不同侧面。决绝的激情是针对体制意义上的家族，缱绻的温情则是针对人伦意义上的家族。就后者而言，这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情感联系，属于人的本质需求，可能暂时被压抑，但永不会截然而断。
无论是体制意义上的家。还是人伦意义上的家，都是采用平视视角看到的家族具体形态，即基于自然血缘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空间关系和历史形态的家。那是逆子们曾经赖以生存、生长的根据地，也是他们留恋与反叛的对象实体。但如果我们越过这种家族的具体形态并向上仰视，就能看到家族具体形态之上的一种抽象形态，即存在之家。从生命哲学角度看，家是对于栖居者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只是自然血缘关系，更是一种内在的存在关系。在这种存在关系中，人才成为其所是，并保持为其所是者。不仅如此，它还代表人类想寻找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并渴望与之结盟的理想。从具体的家中决绝出走的逆子，在潜意识中有一个存在之家的作其导引，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是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一种深刻信仰。
人必须为一种信仰支撑才得以生存下去。在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中国，家便是家族成员共同信仰的宗教，是每个家族成员的情感站台与精神归宿。冲出具体形态的家族容易，但要彻底放弃存在之家则是不可能的。无名氏笔下的家族逆子印蒂在流浪中试图创造一个“调和儒、释、耶三教”的新宗教、新信仰；蒋少祖宣布“我信仰理性”，企图用理性挽救自己；蒋纯祖则说“我信仰人民”，想以融入人民为自己的“终点”与归宿。以上是家族逆子们在背叛家族后试图用以替代家族信仰的代替物，但却都遭到了失败。因为这些所谓“理性”，“新宗教”都不能真正寄托他们全部的情感与精神，给他们以终极安慰；而蒋纯祖所设想的融入人民，极可能以丧失自我为代价。它们都有其历史的、现实的局限性。
逆子对存在之家的追求，表现为他们身上那种强烈的发展自我、成为自我的坚决信念。这就是巴金所说的除却对家留恋与愤怒的那个“更重要的东西”。它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在蒋纯祖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流浪中的蒋纯祖，随时可能“躺在旷野中……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是曾经那样宝贵地生活过”。虽然他已“失去了那个湖泊，那个家庭，以及那些朋友们”，然而，他又“渴望回到那个湖泊里去”，“企图找回失去了的、遥远了的、朦胧了的一切”。蒋纯祖内心深处想要寻找的与其说是那“女性的蒋家”，不如说是那个存在之家，是那个能供他在其中安全栖居，自我被肯定，理想能实现的存在之家，但两者之间横亘着无垠的旷野。蒋纯祖在对具体之家不断的情感返回中，坚决地走向存在之家，他短促的生涯，成了他丰富青春的见证。这种寻找的历程，代表了冲出家族堡垒而在旷野流浪的逆子们普遍的心理指归与精神倾向。
逆子性格蕴涵：叛逆与野性
逆子性格中最突出的就是其叛逆性。从文化意义上说，这是针对中国以长子为宗柔弱性而言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所造就、推崇的是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奴性人格，久而久之，造成中国人“出窝儿老”根性，其特征是：温良恭谦、精神孱弱、依赖性强、向内退缩、泯灭自我、委曲求全，缺乏独立意识与自我意识。其典型代表就是宗法家族中的长子，比如高觉新、蒋蔚祖、祁瑞宣等。对这种不健全的人格，鲁迅早就作过批判，希望在“驯顺”的中国人身上增加一些“兽性”与“野性”（注：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 沈从文不遗余力地在作品中发掘湘西边民性格中的“蛮性”，想借此给都市的孱弱人格打上一剂强心针。这些新文学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存在于中国人性格中的弊端，想方设法去解救、弥补之。
最能显示中国人性格中叛逆一面的，莫过于家族逆子。巴金写觉慧，一再说就是“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注：巴金：《关于〈家〉十版改定本代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这句话可以说是对逆子性格的一个总括。逆子们尽管幼稚，却大胆、勇敢，身上少有传统包袱，为了一个简单的信仰，敢于舍弃一切，所思即所行，浑身散发着强烈的青春气息与生命活力。与家族中的长子人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对之形成强大冲击。如：瑞全对大哥的开导，觉新用觉慧的督责来鞭策自己。逆子身上的人格感召力是巨大的，不但影响着长子，同样也影响着家族里的其他年轻人。改变了他们看待自身、家庭与世界的眼光，唤醒了他们身上反抗潜能，还进而影响了一代青年的心灵，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从他们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曲折历程，也能看到潜藏于中国文化中的新质元素和活力因子。
逆子性格的另一面是其野性。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痛痛快快、风风火火的言行方式和乐于参与、勇于尝试的精神上；一方面表现在他们性格中的原始生命强力上。《四世同堂》里的瑞全，刚出场时，老舍对他有如下描写：“老三瑞全是个愣小子，毫不关心哪是文雅，哪里粗野”。他心直口快，爱憎分明，敢作敢为。北平陷落后，瑞全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诉大哥：“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瑞全言行中流露出的野性体现了一种民族气节不可被侵犯的凛然正气。在逆子果敢的言行背后，有一种原始生命强力在燃烧。这是逆子野性性格的内核。逆子性格中的原始强力来自于人类普存的生命意志。它表现为人的求生存求发展的生命冲动。原始强力是动物性与人性、非理性与理性交相混杂、争斗的战场，其中非理性特别是激情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很多场合，支配着逆子的言行，甚至可以说，逆子就是激情的符号。原始强力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是一种自发的、内外一致的生命追求。因此，具有这种性格元素的逆子们才得以傲视并超脱一切束缚人本性的社会、伦理、文化教条，颠覆一切不利于生命健康发展的既有价值体系和传统体制，而去寻求新的生活。鲁迅曾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诚和爱，而多瞒和骗。他极度痛恨中国人的冷漠与虚伪，呼唤真情与真爱。可以说逆子身上的激情与内外一致的生命追求正是对中国人文化性格中冷漠与虚伪一面的反动与叛逆。他们是时代“最敏感的触须，最易燃的火种（注：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财主底儿女们》（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他们“虽然带着错误甚至罪恶，但却是凶猛地向过去搏斗，悲壮地向未来突进”（注：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财主底儿女们》（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他们用野性之笔抒写了一首青春的诗。从文化角度看，逆子代表着一种典型的青年文化。它的出现，无疑是对以老年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巨大反叛与冲击。
在旧式家族中，通常看到的情景是最受压抑的长子总在逆来顺受，备受宠爱的逆子却往往决然反抗，敢于说“不”，甚至最终成为家族掘墓人，原因何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两者不同的性格使然。性格决定命运。长子病态软弱性格和逆子健全野性性格导致了他们不同的命运。但同在一个屋檐下长大，性格为什么又截然不同呢？这要回溯到两者不同的童年经验和家族观念的无意识传承及其所养成的基本行为模式。在旧式家族中，长子扮演着先天赋予的继承人角色，肩负传宗接代、光祖耀宗的家族使命。他自懂事起便从家族教育中接受了诸如责任、义务等观念。长子如父，他注定摆脱不了家族传承给他的良心羁绊。维持本家族延续，发展的观念，很早就被内化为长子的潜在意志，又逐渐表现为他处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谨慎小心、优柔寡断的行为模式。他逐渐被驯化成一个“家族人”。尽管他的内心有冲突、有痛苦、更有过无数次屈辱的体验和失败的经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他怀着一种庄严的神圣感去为家族利益牺牲自我利益，竭力歪曲自己的经验来使之适合自己的行为方式。逆子与长子虽同室长大，但其童年经验和行为模式却与长子截然不同。逆子自幼所受到的是长辈的宠爱或在温柔的女性化环境中长大。无拘无束，任性而为，可以充分地在家族中发展自己的天性，养成并强化了敢说敢做的行为模式。他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总是具有活力并一直是人生的主题。他的生活经验使他反思并付绪于行动，他从长子人生失败的经验中坚定了追求正面价值的决心，从自己成功的经验中进一步获得了行动的信心。这种认识自己并改变自己的能力在长子身上是分裂的，却统一在逆子身上。它是长子痛苦、冲突的根抵，也是逆子灵魂的动力和行动的源泉。它使长子陷于家族的泥淖不能自拔，而使逆子最终冲出了家族生存的困境。
从人的心理发展来看，逆子大都处于青春期，心理学上称之为第二次断乳期（心理断乳期），具有很强的逆反心理。逆子在家族中享受着特别周全的照顾和宠爱，但在实际利害关系上，他却是最不受重视的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家族将逆子作为一个尚不具备独立人格的孩子来看待和爱护，其一厢情愿的目的是将逆子培养成一个听话、懂事、讲究孝悌的顺子。可他们恰恰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使一个儿童也是有着独立性格的个体，何况是那些受过新式教育和新思潮洗礼的青年们。在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逆子迫切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展示自己的力量，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发展；要求自己为人的价值与尊严受到应有重视。使自己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从更高的层次上得到满足。从根本上说，家族对逆子的爱与逆子的内在心理欲求与个性发展方向相左，更不能容纳逆子身上的现代情绪与生命冲动。这不是逆子发展、前进的动力反而成为阻力。这种所谓的爱越多，激起的反感就越大。最后竟成为强化逆子反叛性格的一个因素，这恐怕是家族长辈们始料未及的。
逆子反抗性格的形成，还得益于他在家族中所扮演的自由人角色。逆子身受父辈与兄辈的双重保护，他有抛弃家庭的自由，家庭却没有放遂他的权利。在组织严密的家族网络中，逆子是最不牢靠的一个环节。他虽备受宠爱却没有任何地位，在家族中扮演着一个自由人角色，相对来说，处于旁观者位置。他以从学校和社会中学得的新思潮为自己判断人世与人生的价值尺度，对家族丑恶现象和种种弊端看得最清楚。他看到了家族统治者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那荒淫无耻的嘴脸，看到了长兄的隐忍苟活，看到了长工奴仆的悲惨命运。这些存在于家族中的种种压迫虽没有直接施加到逆子身上，但耳闻目睹之下，却使他感同身受。家族自由人角色和强烈的平民意识为逆子的反抗性格提供了可能性和理论支持。而耳闻目睹的种种家族丑剧与惨象，则成为逆子反抗行动的导火索。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环境造就人。正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逆子才得以大量出现并茁壮成长。他们反抗性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们从事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逆子在家族中是得到自然发展的人，同时，也是具有平民意识的社会人。在逆子们走向社会化的路程中，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对他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家族传统教育对他们的影响。作为家族中的弱势群体，在大多数时候，逆子游离于家长的权威之外，他们的自我意识通常是以“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家族为中心。在人生取向上，变家族取向为个人取向，变过去取向为未来取向；在性格、心态上，变权威性格为平民性格，变依赖心态为独立心态；在社会化方式上，由顺同、自抑、谦让变为尚异、自表、竞争。逆子身上的这些转变，扩而言之，代表着中国人性格与行为由传统型转向现代型的征兆。这与二十世纪初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大转型同步。逆子大多少小离家，在外求学，有的还留过学，并且在学校中，他们也是不安定分子。蒋纯祖与黄静玲都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过；觉慧不仅参加过反对军阀镇压学生的请愿活动，还参加了激进刑物《黎明周报》的社团活动；蒋少祖大学毕业后也和朋友们办过报纸。这一切都在说明，在逆子的生活方式中，社会情感和公共意识代替了狭隘的家族情感和长者意识。这使得逆子产生了一种家族冷漠感，家不再是他们生活的最终目的，他们甚至“不希望从一个家庭跳进另一个家庭”（注：靳以：《前夕》（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第110页。）， 家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生活的关系”（注：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他们向往精神的旷野，想在更加广阔的世界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与生命意义。在那里，逆子不再重视上下、内外之别，而看重并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由于社会的转型而带动的性格的转型，如同原子裂变，反过来对传统社会产生出一股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
逆子的结局及其意义
逆子大多数是在社会转型、时代动荡时期从旧式家族中走出的年轻人。他们被个性解放的号角声唤出，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其结局有三：一是经过生活和革命的磨炼，在变动不居的生活中，成为对社会、人生有着成熟认识的新人，象觉慧、瑞全；二是出走后，徘徊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无所适从，最终被残酷的现实消磨了生命意志与性格棱角，重又归来，如蒋少祖；三是自我放逐后，为寻觅一个人生的终点与精神家园，成为旷野上的流浪者，并悲壮地死在追求理想的路途中，如蒋纯祖。逆子们的这三种结局，显示了个性解放在中国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个性解放在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迂回：一是五四退潮时期，一部分提倡个性解放者转向整理国故；二是在抗战时期，个性解放潮流为救亡所压倒。从历史角度看，逆子形象具有连续性，从觉慧到瑞全到少祖、纯祖，他们所走的道路与历史的不同发展时期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其性格蕴涵也在逐渐变得丰富、复杂。逆子们的不同结局显示了个性解放在中国立足的艰难和反复。逆子形象的发展史，无疑是个性解放在中国的发展史。个性解放之所以在中国难以立足：一是由于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压抑个性，缺乏民主传统；二是由于家族逆子自身性格局限；三即最重要的是“历史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8页。）还不成熟。 个性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只是思想活动。个性解放思潮由西方传来后，很快成为家族逆子们反抗旧式家族的先进思想武器，但在上述种种条件的制约下，对广大的民众来说，只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历史的局限只能靠历史的发展去解决。我们不能要求那个时代的作者提供出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东西。家族逆子们的活动史、生命史，无疑与个性解放在中国的发展史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
逆子形象的出现不仅有其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处于血缘关系中的个体，一般说来，都具有一种族类自我意识，即一种狭隘的自然群体意识，对血缘关系亲属，有自然的认同感，并自觉承担在血亲关系中的道德责任，扮演道德角色。这种自我意识实际是以血缘关系和家族道德责任为参照而形成的。带有一定的虚假性。它片面强调人的责任、义务、奉献、牺牲，而忽视了人的权利、个性，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无我。逆子们以西方重个性、重生命的人文思潮为思想武器，首先从这种狭隘的自我意识中冲脱出来，追求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世界，这就与传统家族文化形成尖锐冲突。《孝经》认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讲究家族中心和差等之爱。《孟子》中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规定了传统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一言以蔽之即“孝”。建立在自然情感基础上的孝后来逐渐转化成下辈对上辈的绝对义务，孝的核心内容成为对父母、长辈意志和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就是“顺”。果如此，就象孔子所说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言外之意就是人人都讲究孝而天下太平。但逆子们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不顺而逆，甚至“大逆不道”；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不以事亲为大，而以报国为荣，崇尚个性解放。这种“悖德逆行”，“犯上作乱”的言行，是从文化深层结构上对家族文化的颠覆与解构。
从美学角度看，逆子与父辈和长子之间的冲突、差异及作者对这方面的着重描写，突破了传统小说重和谐、强调中和之美和大团圆结局的审美范式。而以逆子形象为主要角色的家族小说，其创作讲究的就不再是技巧的圆熟与故事的完整，而是寻求激情表达的酣畅淋漓与个性心理的细致变化。觉慧用的是火一样的激情喷发的“我控诉”式的语言；黄静玲的语言更像是街头慷慨激昂的演讲；蒋纯祖的语言则多是自省的、混乱而热烈的。逆子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象出现，他们所用的语言就不可能再如传统小说语言那样四平八稳，字正腔圆。而是充满了青春激情，富有张力的“人生底诗”（注：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财主底儿女们》（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他们身上散发着青春的力量与光辉，洋溢着生命内在的激情与欢欣。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作者所向往的理想人格。在创作的时候，作者是集中他全部的思想感情去塑造逆子形象的。巴金说他写《激流》：“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注：巴金：《关于〈激流〉》，《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路翎则说：“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我底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注：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逆子身上，寄托着作者对于青春的礼赞与留恋，以及对未来的向往与希望。作者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来写他们的。就象靳以所说的：“我是为这一代青年才努力从事的，我虽然不能站在他们的行伍中，可是我的心，我的脉博是和他们相应合的。我是以我对于新一代的信心和感情才用我那无用的笔来描画一些影迹，使它能附丽这不朽的青年群上而留下一个名字。我不是没有情感的，我写这新生的一代，我也就在他们的中间”（注：靳以：《我怎样写〈前夕〉的（代跋）》， 《靳以选集》第二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6页。）。作者对逆子的敬意与爱意，溢于言表。
逆子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支亮色群体，不仅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若干年后，这些逆子的名字和事迹可能会被历史的潮水冲淡，但时间的橡皮却擦不去青春的印痕：激情、勇气、创造力，躁动的灵魂，高远的理想……因为，“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注：巴金：《关于〈家〉十版改定本代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它留给我们久远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