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新闻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论文,谁在论文,主体论文,话语论文,说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皮埃尔·布尔迪厄曾经指出，话虽是自己说的，但谁也不能肯定自己就是这话的主体。虽然一般情况下，受众感觉新闻中的思想、情感就是从原始素材中、从记者心中自然产生的，就像沼气源于湿烂腐败的植物一样，自然地升腾。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记者真的是新闻的说话主体吗？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新闻来源、刻板印象、文化传统等多个角度进行考察，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新闻来源和刻板印象两个角度进行论证。为便于论述，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话语这个概念。
一、话语与新闻话语
对于话语这个概念，最初的学者都是从语言学的范畴对它进行界定的，认为话语是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用来表达思想或实现意图的词、短语、句子和语段、语篇。
后来由于社会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话语的关注、探索与研究，话语这一概念才摆脱了原来语言学这一狭小的范围，并被界定为符号化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从而投进了社会语境的怀抱。如阿尔都塞的学生米歇尔·拜肖指出，话语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话语意义的深处“与纯粹的语言学财产毫无关系”。（注：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309页。）
至此，可以从表层和深层两个层面对话语进行分析和界定：从表层的产生机制与形式来看，话语是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运用语言系统表达思想情感或实现意图的口语或文本；但从深层的社会语境来看，话语不仅仅是它已说出的东西，还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即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逼迫出场。
既然如此，话语就存在一个代表谁的思想、意图或者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说话主体的问题。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所指出，话语的形成在很多情况下涉及三种角色：①“委托人”、“创始人”，即拥有某一主题、立场或态度并委托他人撰写的人；②“编码者”，即主题、立场或态度的编码者，即写作者；③代言人。显然，这里话语代表和实现的是“委托人”、“创始人”的思想和意图，因此，他才是真正的说话主体。
显然，无论从表层还是从深层看，新闻作品都是话语的一种，可称之为新闻话语。
二、新闻来源与新闻的说话主体
在美国学者进行的一个实验调查中，当记者被问到他们会如何报道一个假设的新闻事件时，结果发现影响记者的职业判断更多的是新闻来源的暗示，而不是自己的意识形态。这说明新闻媒体、记者更多时候是在新闻来源膝下绕来绕去的“宠物狗”，而没有担负起社会“看门狗”的角色。
1.作为新闻话语主体的新闻来源
如果考察那些肩负传达信息使命的人是怎样接受信息的，又是如何生成话语的，我们将发现，他们只不过是接受了其他传达者传达的信息，并利用各种引语形式把其他传达者的话语转换成了自己的话语。如弗吉尼亚州一家核电厂发生了放射性气体泄漏事故之后，公司马上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声称电厂只是向空气中排放了少量的放射性气体。果然，紧随其后的新闻用公司发言人的话报道：“这不像‘泄漏’那么严重，而更像是向空气中打了个‘嗝’”。又如2003年1月7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则新闻《影响恶劣 深圳警方要严惩“跳楼秀”》，随后《南方都市报》又于1月11日发表评论《不该惩戒“跳楼秀”吗？》并且还在此文中抛出“赤贫贵族”的概念。从报道可以知道，“施工方中铁二局深圳公司”和“深圳警方”通过《南方都市报》对民工借自杀维权的行为进行了“另类”建构，即把民工为讨要工资或劳资纠纷而引发的跳楼事件定性为“跳楼秀”，把无权无势又无话语权而只能靠自杀维权的民工定义为“赤贫贵族”。
新闻来源，尤其是官方的新闻来源，作为新闻报道中真正的说话主体绝不仅仅体现在个别的案例上。有人对宣称新闻最自由的美国的两家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新闻内容进行了研究。作为在过去的25年里一直位居美国新闻出版业榜首的报纸，人们一般认为它们采写的新闻受官方影响的可能性最小。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新闻采编力量，这使它们无需依赖官方的新闻稿或通讯社的稿件。而且这两家报纸以富有批判性、自由主义以及敢于揭露政府阴谋闻名。然而这项研究发现：这两家报纸也是记录政府官员言行的主要报纸。政府官员（包括国内或国外）是近3/4重要新闻的来源，而只有1/6的新闻源自政府之外。只有少于1％的新闻是基于记者们自己的分析。70～90％的新闻内容都来源于新闻制造者们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形势。（注：〔美〕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杨晓红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153页。）这就是说新闻的内容主要是新闻来源提供的准备好的信息。新闻来源的这种准备既包括规划未来的新闻议程的长期战略，也包括决定“今天想让新闻媒体报道什么以及怎样报道”的每周或每天的定期会议。
由上可知，作为说话主体的新闻来源，掌握了对事实进行定义、设定解释框架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设定框架，其实就是选择、突显并重组部分事实以再现、建构某一社会事件，并进而形成认知这一事件的“知识”。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所指出：“一种事实成为主流以后，主流的事实看起来就像是客观的了。就是由于没有另一个可信的观点与之竞争，所以自己怎么说都可以被称为是客观的了。”（注：〔美〕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246页。）因此，新闻不一定代表“真相”，只不过是新闻来源所决定的真相。
不仅如此，新闻来源还通过有效的新闻管理把自己的议题转变成媒介议题，并最终成为了公共议程。新闻来源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这种默契的工作关系，实质上导致了一种象征暴力，即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并且双方通常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
无论是话语权的掌握，还是象征暴力的形成，都有利于新闻来源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针对这一点，《洛杉矶时报》记者罗伯特·席尔一针见血：“《纽约时报》挑头，共和党人主演，为了扩大销售量、赢得选票，它们（通过炒作李文和案）给新闻界带来了耻辱。”当然，象征暴力的形成终极损害是公众知情权以及媒体作为环境监测者和社会守望者的形象。
2.新闻来源为何会成为新闻的话语主体
纵观世界各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可以发现，固定新闻来源并不是随着新闻实践的出现而自然形成，而是新闻媒体与采访对象在冲突和协作的基础上实行共谋的结果。
首先，新闻实践的特点和媒体的运作体制确保新闻来源成为新闻真正的说话主体。随着新闻实践的职业化发展和市场化运作，新闻越来越追求真实、客观、公正的品质，而极力避免倾向性。众所周知，客观性原则以“报道事实而不报道意见”为宗旨，要求记者不要在新闻中“掺进自己的意见”，不要作“个人评论”，尽量引用新闻人物的话语。当然，不可否认，客观性的宗旨和要求的本意是为了确保在主体的参与下如实展现世界与事实的原貌，或者说如实展现原貌的世界与事实。
然而，一则由于宣传与公共关系的存在导致了新闻来源制造了众多的事实；二则由于如上所述的事实的及时掌握，需要求助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掌握充足信息的各官方部门、各主流团体；三则由于新闻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显著性等特点，导致支配新闻的客观性为新闻报道从新闻来源角度报道新闻搭建了平台，成了新闻趋炎附势于社会权力的掩护体，新闻来源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真正的说话主体。
另外，无论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还是为了追求社会效益，记者与媒体都以独家报道和内幕消息为己任、为荣誉。这种运作体制也阻碍记者在新闻中成为话语主体。因为记者要获得独家报道和内幕消息是离不开新闻来源和采访对象的帮助的。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记者都会将那些足以损害重要采访对象和新闻来源的新闻加以保留，不予发布，以免破坏甚至失去与这些重要消息来源之间的互惠关系。
其次，世界范围之大与人力物力的不足之间的矛盾导致协作。作为时刻关注、及时报道国际时事的媒体来说，除了那些可以预见的、公开的仪式性事件和能够凑巧遇上之外，记者一般无法在第一时间亲临事件发生的现场。针对这一点，美国报业发展史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欧文（Will Irwin）早在1911年就曾指出，记者很少亲眼见到自己笔下的喜剧、悲剧、戏剧情节，或街头小品发生的经过，火车相撞、疯汉开枪、偷儿潜逃之时，他都不在场。这种缺席必然导致两种结果：
一是记者只能采访“见证者”，新闻报道只能转述他们的话语。比如《新京报》2004年10月26日所刊载的《18名不明身份者试图闯入韩国驻华使馆领事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完全成了“权威新闻源所告诉记者的”（News is what an authoritative source tells a journalist）。（注：Bell，Allan.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Oxford：Blackwell，1991.p.191.）
二是新闻媒体只能求助那些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掌握充足信息的各官方部门、各主流团体，让他们代理观察，并成为固定的采访路线，否则大多数具有国际影响力及重要性的事件极可能延迟数日甚至数周才为记者和公众所知。因此之故，新闻通稿和内部简报便成了新闻报道的蓝本，记者只需根据各自服务的媒体的特点与需要稍作修改。
然后，记者刺探之风的兴起与采访对象隐私的保护之间的冲突而导致共谋。在便士报即大众化报纸诞生之前，新闻信息的不足曾经长期是制约报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许多报纸每天面临着是否有足够的新闻稿件来填充版面的问题。如1805年5月28日《（新）奥尔良大公报》（[New]Orleans Gazette）就曾以下面这段自嘲来说明新闻收集之难，并以此填充版面：“昨日信箱空空如也——我们完全不知该以什么东西来填充版面，才能使它看来还像份报纸。如果我们收不到任何邮件，邮船也不送来任何国外报讯，我们就只好不发新闻——或者干脆自己制造一些新闻。为此，我们请求各位容许我们请一阵子假，以便在本市寻觅一个适当地点，建立一座能够充分满足我们需求的新闻制造工厂。”（注：罗胥克：《制作新闻》（姜雪影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42页。）
以地方都市各阶层的实际生活为内容取向的大众化报纸产生之后，记者、编辑根据内容的需要改革了当时的职业规范，即由被动地等待新闻信息转为主动地寻求信息，这使人们领悟到了新闻界的第一天职，就是不计代价地去获取新闻，如《纽约世界报》为了揭露一家精神病院的景况，派遣记者佯装精神失常进入精神病院。
为了弥补新闻资源的不足和鼓励新闻人员主动发掘新闻并写作见证式的新闻报道，帮助新闻界建立主动发掘新闻的传统，当时的报业巨子普利策捐献巨资评选普利策奖。这种主动发掘新闻和“见证式”的新闻报道方法自然导致当时大兴窥探之风，如1886年，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新婚之夜，大批记者就曾夜宿总统蜜月房门外，打探这对新婚夫妇的隐私。
显然，这种刺探作风既不利于记者对时效性的把握，也不利于新闻来源保护隐私，控制报道内容。因此，双方的不便自然会导致二者的妥协和共谋，即正式的采访权、记者招待会等。藉着赋予新闻界的这些专业特权，新闻来源既摆脱了记者从钥匙孔中进行偷窥的行为，也使采访成为自己主动提供及掌控“公共能见度”的一种工具。与此同时，被喻为“敞开大口，嗷嗷待哺”的媒体这只“野兽”，既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食物”，还避免了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搜索新闻素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
最后，记者与新闻来源的长期相处，难免会让记者不自觉地成为新闻来源的代言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为跑固定路线的记者常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花在某些固定的采访对象身上，于是，他们无可避免地开始与这些工作对象产生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利益、问题，甚至行为举止，也因长久的共事而逐渐为记者所熟悉、所接纳。2000年9月26日的《纽约时报》在一篇编者按中，针对李文和的报道有失公允的隐晦道歉直接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我们未能与消息源保持新闻从业员应有的距离，而是有时采用官方报告、政府及议会调查人员常用的警戒性口吻。”（注：邱林川：《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这也是为什么负责揭发水门事件的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在涉入水门案报道之前，从未参与白宫的新闻简报的原因。有鉴于此，一位知名的华府特派员曾经指出，如果华府各政府机构都能将其新闻官员加以裁撤，美国首府新闻报道的品质将可有所改善。
总之，有了这些固定的采访路线，记者逐渐抛弃侦探和见证人的身份以及调查性报道的任务，而愈来愈扮演采访者的角色和从事访谈式报道，而新闻来源也由被窥视、被监测而转变为主动出击，临时的转变为固定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新闻发言制度。而新闻来源的通稿和材料、记者招待会以及私下的交谈自然也成了新闻媒体的一项功能性需求，即它们已成了三种基本的新闻收集方式。记者对新闻来源的依靠到后来甚至发展到即使记者本人见证了新闻事件的始末，但却愈来愈依赖权威采访对象来提供权威性意见，以确认他们所报道的新闻。
三、刻板印象与新闻的说话主体
9·11事件之后，福克斯在播报新闻时投公众所好，称本·拉登是“垃圾袋”、“野兽”，如此一来，福克斯的收视率一下子比上一年上升了40％。（注：〔美〕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31页。）显然，本·拉登刻板印象的运用是提高福克斯收视率的主要原因。
2003年10月中旬，我国“神舟”五号发射成功。《纽约时报》对这一重大新闻事件作了全程跟踪报道，在第一阶段（9月26日到10月14日）的报道中，中国被塑造成是一个不透明的、难以揣度的共产党国家；在第二阶段（10月15日到16日）的报道中，中国被建构成是扩充军备、挑起竞赛、造成未来亚太上空“紧张气氛”以及对美国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的形象；第三阶段（10月17日到25日）的新闻集中在“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对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影响，语句充满了疑虑、恐惧与危言耸听。（注：柳金旗：《试析〈纽约时报〉对“神舟”五号报道的议题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1.刻板印象及其自动激活
刻板印象这一术语是由政论家李普曼在其著作《舆论学》中率先提出来的，他发现“预先概念”（preconception）即成见、头脑中的图像，对决定个体对人与事的知觉的影响很大。
从认知理论的角度出发，刻板印象可以定义为一种涉及知觉者的关于某个人类群体或某类事件的知识、观念与预期的认知结构，或者说是把某个社会群体或某类事件与一系列品质及行为特征进行连接的抽象知识结构，如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是有抱负的、有独立精神的、富有竞争性的，而女性则是依赖性强的、温柔的、软弱的。因此，刻板印象具有作为指导整个群体乃至于群体成员的信息加工预期的功能。
心理学家通过多次实验发现，刻板印象是以一种自动激活扩散的机制运作，即有关某个社会群体或某类事件的一系列品质及行为特征相互联接，而且这些联系会在知觉者无意识或无控制的状态下能被相互自动激活。
这种自动激活导致刻板印象具有四个特征：（1）无目的性；（2）无意识性；（3）不可控制性；（4）有效性。因此，刻板印象作为最常见的社会类别知识的集合，尽管它可能与社会事实不符，容易滋生不公正和误解，但由于它能让知觉者有效地加工信息、做出判断，也能帮助知觉者解释复杂的社会环境，因而具有认知上的优势。而且由于自动过程反映的是人们的真实态度，该态度是很坚定的，难于受到外在压力和策略性过程的影响，难于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而有所变化，所以即便对刻板印象进行意识性抑制，它的效应依然存在，并且比较明显。
因此，虽然明知刻板印象具有很多缺陷，虽然我们极力避免刻板印象，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使得每个人、包括那些对偏见和歧视非常愤慨之人，都会不自觉地被卷入刻板印象的陷阱之中。
作为认知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刻板印象除了能极大地提高知觉、推理和决策的速度与效率外，刻板印象往往沉淀着人类认知的共性以及民族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如我们对中美两种文化下的性别刻板印象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认为男性坚强理智，女性感性脆弱，这说明性别刻板印象存在一定的跨文化的一致性，具有人类认知的共性。同时，刻板印象的形成遵循着自尊理论的原则，即团体的成员为了保护自尊会认为本团体比其他团体拥有更好的特征，并且掌握本团体的信息多于其他团体的信息，提取速度也更快，如白人认为自己比黑人优秀，而黑人则认为自己比白人优秀。（注：钱铭怡、罗珊红、张光健、陈萍、姚萍：《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初步调查》，《应用心理学》1999年第5期。）
2.新闻为何会存在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的认知优势及其自动激活的运作过程决定新闻必然充斥着大量的刻板印象。
首先，刻板印象处理信息的速度与效率适应了新闻话语对时效性的追求。众所周知，各媒体之间的竞争最终都靠时间来取胜，如美国CNN和半岛电视台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就在于它们分别在海湾战争期间和美国“9·11”事件之后独领时间风骚。
时效性的追求给新闻话语施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影响，那就是紧迫性的压力。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就指出，人处在紧急状况中是无法思维的。为什么记者能在谁也不能思维的条件下进行思维？布尔迪厄指出，“问题的答案是他们是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思维的……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过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注：〔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29页。）这里“固有的思想”是指人们已经接受的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也就是刻板印象。《纽约时报》2000年9月26日的更正启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最好的新闻调查工作也是在时间期限的压力下进行的，（我们）只能够根据当时可以得到的信息作出最好的判断（这一最好的判断就是运用刻板印象把李文和定性为间谍——笔者注）。”（注：邱林川：《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
其次，由于刻板印象沉淀着人类认知的共性和民族集体意识与无意识，这意味着刻板印象会让新闻具有普遍意义。因为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碎片，有着我们祖先或前辈在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正是凭借着这些残存的欢乐和悲哀，新闻话语唤起了受众的共鸣，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注：荣格：《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5～83页。又见曾庆香：《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新闻的普遍意义的重要性，可以借用美联社著名记者泰德·安东尼的论述进行说明。“有两个因素可以使一篇报道与众不同：如果你所写的事情完全的独特，你就可能会抓住读者的目光；如果你是写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却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你照样可以吸引读者。不过，真正的技巧是将这两种情况合二为一——写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一种罕见的情景，但同时要保证主题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如2003年8月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了一起侵华日军遗弃在华的化学毒剂泄漏事件，前后共造成了40多人受伤，一人死亡。事发后，在中方的交涉下，日方派出了官员、医疗队、毒剂专家来到中国进行协助、处理。10月19日，中日达成一致，日方赔偿三亿日元（合人民币2200多万元）。在对此事件的报道中，中国媒体突显了受害者触目惊心的痛状、日本“516”生化武器部队的斑斑劣迹以及日方对事实的否认与逃避等，却淡化了日方毒弹专家冒着生命危险处理毒弹和日本律师联合中国律师向日本上诉等事实，这种报道框架再次强化了带给中国人民无限痛苦、但又否认历史罪过、逃脱历史责任的“日本意象”。而日本媒体对事件所造成的现实伤害以及深刻历史缘由避而不谈，却不断地重复中方要求赔偿的声音，再次强调了中国人抓着历史的小辫子、趁机敲诈勒索以及中国民间强烈的反日情绪的刻板印象。（注：杨妍：《刻板印象的再次强化——中日报纸关于“8·4齐齐哈尔毒剂事件”报道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与此同时，竞争的压力导致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的覆盖度，这必然导致了各媒体之间互相参照，并最终导致某家媒体的刻板印象与固有框架的大量复制，如要做午间的电视新闻，就要先温习一下前一天晚上八点的新闻和晨报的标题；要确定晚报的标题，就要阅读晨报。导致既定的叙事框架得以重复，新闻话语趋向同质。虽然记者们阅读别人的报纸、收看别人的电视主观上是为了追求报道的差异性，但实际上这种差异性在受众看来却是微不足道的，“记者在主观上极为看重差异性，但这些细微的差别却掩盖着巨大的相似性……这种镜子游戏照来照去，最终营造出一种可怕的封闭现象，一种精神上的幽禁。”（注：〔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24页。）这种“精神上的幽禁”便是刻板形象与既定叙事框架所造成的同质故事对大众思想（包括新闻工作者本身）的钳制。因此，生成新闻话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记者在对一些事件进行走马观花之后，找一篇内容上同类的新闻作为框架，再把事实的碎片填充进去。
3.谁在操纵新闻的刻板印象
如前所述，刻板印象是一种无意识的、难以控制的认知归类过程，在此过程中，遵循自尊原则，即人们总想维护积极的自我认知，因而他们在主观上愿意坚持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赞许性评估。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每一个群体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与自己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相比而言都是负面的、消极的。这就存在着如何说才算是正确、合法，或有道理的问题。但实际上，由于社会各群体的势力有强弱之别，地位有高下之分，因此弱势群体对外界（包括对强势群体）的刻板印象自然就成了“说不过别人的‘说法’，就会逐渐被压服淘汰。相反，掌握了统治权的阶级，亦能建立起符合自己利益和需要的话语规范。”（注：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310页。）正如佘碧平先生所总结：“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具有权力机制，话语规则决定了什么样的说话和实践方式是合理的和正当的，而与之唱反调的话语实践则不是被拒绝就是被边缘化。”（注：见佘碧平为其所译福柯《性经验史》写的“译者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4页。）
显然，这种话语规范就是福柯所说的权力通过话语而“强加于事物的暴力”——言语禁忌、理性原则和真理意志，决定了只有那些拥有势力、拥有发言权的群体的刻板印象才得以流行，并最终成为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图像”与“知识”，比如在现实社会里，不仅是男性认同女性不如男性，绝大多数的女性也持这一观点。
因此，新闻话语反映的只能是具有话语权的集团、阶层所持有的刻板印象，维护的自然是主流意识和主流观点，“媒体不停地说他们（名人）的事，不论那是多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媒体不停地让他们说话，无论那些话是多么空洞、愚蠢和没有价值。常识告诉我们，当我们郑重其事地让某人发言，当某人郑重其事地准备对我们发言的时候，他一定是有重要的话要告诉我们。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候非常非常少……这是这个时代的传媒的一大特色，它在骨子里是一种势力，是一种献媚，是媒体与名人的共舞，在其深处隐藏着某种很难换算的交易。”（注：杨子：《名人新闻泛滥损害了新闻品质》，http：//WWW.cddc.net.）由此可见，从新闻来源与刻板印象的角度分析新闻中的说话主体便殊途同归了。
四、结语
克里蒙梭曾经说过，战争太重要了，因此不能全交给将军去打。同样地，新闻太重要了，即使传播媒体及新闻人员立意再佳，也不能把新闻完全交给他们来自由处理。他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引导我们管窥新闻生成的深层原因与语境。
上面通过对新闻来源与刻板印象的分析发现，既得利益的当权者凭借话语这套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潜在逻辑与潜在机制，在新闻媒体这个舞台上不断地“说话”，不断地形成各种“知识”，更通过自己甚嚣尘上的刻板印象与话语规范的渗透使得无论谁在说话，都说相似的话，即当权的新闻来源的话。新闻的真正说话主体这一状况，可以套用福柯的“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注：转引自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328页。）进行概括：记者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当权的新闻来源的话语在说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