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 要] “理性化”是韦伯分析现代性的基本框架。把握他思想中诸如“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二元张力的特性，韦伯从理性化获得对现代性的了解，在“现代性的悖论”中揭露现代性危机，有助于理解现代性和更好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关键词] 韦伯；现代性；理性化
一、现代性的起源、发展及界定
（一）现代性的起源及发展。现代性是在后封建的欧洲建立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20世纪日益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影响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犯罪率不断攀升等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针对这些问题，社会上出现了关于现代性的讨论热潮，而社会学作为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的一门学科，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反思性分析，其关注的核心就是“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和最终的走向。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学是为了探索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及其所带来的后果诞生的。
（二）关于现代性的界定。有关现代性的定义，和社会学一样，可谓五花八门，但是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界定倒是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它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它涉及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2.它涉及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它涉及政治制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不只是涉及人类生活的某一方面而是方方面面，它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同时它的发展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社会学与其息息相关，通过对社会学的不断了解，不断推进，现代性也会为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二、从“理性化”理解现代性
不一样的时代成就不一样的思想，理性化是韦伯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竞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换法则由于垄断的形成而显得软弱无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质生产方面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间奇迹，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逐步衰落和丧失。 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这段论述很好地概括了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与哲学家的思辨路径不同，韦伯是在社会行动框架中解释“理性化”的概念。韦伯总结出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目的合理的行动，这种行动把对外界对象以及他人行为的期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价值合理的行动，它表现为对纯粹自身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所持的自觉信仰，无论这种价值是表现在伦理上、美学上、宗教上，还是表现在其他方面。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注重对人类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的诠释性理解，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 在社会行动中，到底是关注行为的程序合理和手段有效还是更看重后果善恶和目的美丑，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西方现代化特质表现为以目的合理的行动为基本定向。近代西方文明成果也源于合理性行为方式及其思维方式的“引导”。韦伯理性化最核心的含义是：目的合理的行动取代传统的行动，即目的合理行动的理性化。在韦伯看来，行为‘理性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用有计划地适应利害关系去取代内心服从约定俗成的习俗”。[7]由此可见，目的理性行为对传统行为的代替是理性化的根本构成要素。目的理性行为的理性化预设了现代与传统、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分界。传统上被视为统一的“合理性”概念，现在被区分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韦伯认为，这个分化、相对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和理性化展开的过程，现代性使得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祛除巫魅”，从传统时代的迷信巫术到现代社会的相信科学，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除魅”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面对多元文化之间的竞争、冲突，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理性化，导致现代社会中的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简言之，过度追求工具合理性，最终导致价值合理性的丧失。 这种做法在整个社会中推广开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达到目的的手段与目的本身之间的关系完全被从纯功利角度加以考量，即从手段对达到目的“有利可图”的观点上考量，例如导致“大头娃娃”事件产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韦伯称之为“目的-手段合理性”，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简称为“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实质合理性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因而具有价值的性质。前者主要被整理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属于一种客观合理性；后者则基本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显然是一种主观合理性。[8]韦伯的“责任伦理”概念是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及其对实践伦理的批判，转到了社会学的经验层面，把研究道德形式的无矛盾性转变为研究道德内容的首尾连贯性。一方面，实践主体基于“自由的人格”能够贯彻其意志之选择；但另一方面则必须基于“存在是什么”的事实认识审慎地策划实现目的的手段以便控制可能的后果，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或“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并非绝对的互相排斥，最优组合下的理性化一定可以适应以成就韦伯心目中的“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
韦伯进一步用“理性化”理解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变迁。 韦伯的社会理论力图从人类精神领域的变迁（从迷信到理性）中来审视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揭开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所谓的精神力量是指人以其天职为任务理性而有系统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以竞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很少出现打砸抢烧这种恶劣局面。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一种追求理性化的气质。
三、从“现代性的悖论”批判现代性
韦伯在肯定理性化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理性化所导致的一些社会问题。韦伯通过“现代性的悖论”（paradox of modernity）框架揭示现代性自身蕴含的危机、矛盾、冲突，吉登斯把这称为现代性的“自反性”（reflecxivity),简言之，这一时代的理论、概念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不断地赋予对象与原来理论、概念的意义完全相反的性质。[2]现代性的悖论根源于理性的吊诡，现代性使得传统社会中的理性由统一的、无所不包的总体性分化为相对独立的几个不同价值领域，其一般表现是形式合理性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现代社会在趋向理性化的过程，在事实与价值（意义）、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及矛盾冲突。这类对立与冲突是全面的，它表现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
其一，在经济领域内，具有形式合理性的市场经济在实质上可能是非理性的。商品交换在形式上要求人人平等，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平等的；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造成社会的贫富差距，社会的公平正义难以得到彰显，因此，“必然会使那些没钱的穷人无法通过生产和市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哪怕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12]韦伯断言：“市场经济中利润至上的原则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资本主义非理性的根源。” 因此，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行为虽然在形式上是合理的，但实质上又是非理性的。
其二，在政治领域内表现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弊端——官僚制。官僚制“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7]但对于身在官僚制中的官员们来说，他们就像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组织对他们的要求只是“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 “支配着官僚制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合理化”使得个人缺乏个性表达的空间，“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
其三，在文化思想领域，给世界提供“意义”的宗教被给世界提供“因果解释”的现代科学所取代，资本主义精神基本特征是人们主观心智上的“除魅”和人们现实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理性化”。宗教神灵丧失存在的合法性，日益退守神秘主义领地，现代科学成为“新的神灵”。即便是宗教本身的演化，韦伯也是以“理性化”变迁的眼光看待的。总之，在韦伯看来，理性化一方面造就了现代性的经济秩序、组织制度、思想文化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其最终结果是把人类装进一个钢铁般的牢笼里，人们追求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价值在其中失落。正如韦伯所说：“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就如同是生活于铁笼中的野兽，无法挣脱，也不想挣脱了。”[12]“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如此的疯狂，就像世界的末日。人们就像是一个个机器上的小零件，一旦机器出现故障，人们就会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不寒而栗，绝望透顶。”[12]
现代性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那是因为一种好的理论对于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社会问题，基本立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传统”与“现代”之交、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经济的“市场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挑战应接不暇，侧身其间难免使人有时空压缩之感。[8]就我们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来说，公平与效率两者择其一是完全行不通的，社会事物从来都是本质与非本质镶嵌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个主张社会公平的理论会完全排斥效率，也没有一种讲求效率的理论会拒绝社会公平，这正是中国文化主张中和、不走极端的合理性之处。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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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海清，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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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海清，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论文作者:刘香湘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7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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