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对外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依据国际环境的变化，适时制定、修改国家的对外战略和策略，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把握时代的脉博和历史的契机，依据国际、国内新的形势的变化，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对我国的对外方针作出一系列新的战略性思考，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宽广的胸怀眼界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一、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作出新的科学论断
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在紧张、动荡中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体制受到强大冲击，逐步走向瓦解，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贸易和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出现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趋势。从国内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从而完成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变化了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引起邓小平深刻的思考，他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等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作出了新的论断。
（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是制定正确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的依据。由列宁提出斯大林概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论断，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中国共产党人当作对时代主题的不容置疑的概括。应该说，这一论断也是符合本世纪初世界历史发展实际的。然而，战后几十年间，从总的走向来看，国际社会愈来愈趋于相对稳定与和平，和平的国际环境又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基于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从而为我们认识时代，把握世界局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在概念上是逐步明确的，到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就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①这一论断， 是对当今国际形势总趋势的高度概括。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是所属时代的各种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5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和60至70年代美苏争霸与第三世界崛起的局面。80年代后国际政治开始逐步形成一种多极化的格局。这种新格局的出现，表明在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集中在两大关系，即“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上。严重对立的“东西关系”和极不正常的“南北关系”，是国际间各种矛盾转化和激化的根本原因。邓小平把当今世界的这两对相互对立的关系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作了总体的归结。他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③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新概括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
第一，精辟揭示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邓小平认为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中，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它反映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在旧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运作下形成的，如果不解决，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人将越来越穷，五分之一的人将越来越富。这一结果不仅影响“南方”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社会发展，也将制约“北方”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而使整个人类进步受到阻碍。
第二，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的战略任务。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不仅是对全球核心问题的把握，也是对中国发展利益的要求的把握。因为中国要推行现代化，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二要认识和参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这就决定了中国主要应做好两件事：对内搞好经济建设；对外维护世界和平。
第三，有助于我们总结和记取以往的教训，树立“国际意识”，制定出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切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我们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耽误了利用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条件来发展自己的有利时机，是与对时代主题判断的偏颇，以及对战后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缺乏深入研究有关。这说明了不了解世界情况，把握不住时代的主题，就不可能更客观、更实际地认识自己，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
（二）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是“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至70年代末，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关系格局，特别是美苏战略态势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对国际局势逐步提出新的见解。
──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这是1977年至1979年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看法。这一时期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的世界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仍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主要危险来自苏联。但他认为，搞得好，战争可以延缓，并提出延缓战争的三项办法。
──战争不可避免，但如果反对战争有力，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这是1980年至1983年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看法。1980年10月他先估计战争五年之内打不起来，1983年3月他又作出了战争十年打不起来的论断。其客观依据主要是苏联在加紧全球战略布局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抵制和困难，先后丢掉了埃及、索马里，苏联在伊拉克的影响也减弱了。
──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上和平和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增长，战争可以避免。这是邓小平1984年以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看法。邓小平这一论断是建立在他对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发展因素的分析基础之上的。首先，当今世界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但是二者谁也不具有消灭对方，保存自己的能力，难以突破军事均势。其次，美苏两国都在全球争夺战略要地，进行战略部署，但都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和牵制，陷于僵局。再次，当前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占世界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国家；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美苏两国人民都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人民的意志归根到底是制约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另外，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也随之而日益扩大。这种趋势和走向，与战争政策是互不相容的，因而它将成为推动世界和平进程之有利因素。
由此，邓小平改变了过去长期坚持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而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新论断。邓小平的这个论断，为我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应该指出的是，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不等于认为现在已无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邓小平根据70年代和80年代的国际形势以及出现的局部战争的实际，指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这不仅使我们对可能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有了新的明确认识，同时也使我们对由此而引发的不同形式和规模的战争保持应有的警觉。
二、提出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的国际战略和全方位
对外开放的外交方针
面对不同时期的主要威胁，我国过去曾先后实施过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和联美遏苏的“一条线”的国际战略。
进入80年代，中美苏战略关系有了明显变化，这一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美苏关系由缓和变为全面紧张。里根上台后，对苏采取强硬政策，增加军费开支，不允许苏在第三世界大肆扩张，从而使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发生变化“美国在某个点上取得攻势”。④第二，中美关系出现曲折。里根政府恢复杜勒斯主义，使中美之间矛盾上升，并突出反映在《与台湾关系法》和售台武器问题上，使得中美关系之间出现了需要重新认识和加强信任的问题。第三，中苏关系由全面紧张变为松动。由于中美关系倒退，勃列日涅夫又作出急于改善中苏关系的姿态，所以，我国以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为契机，倡议举行中苏外长级磋商，并于1982年10月开始，由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
邓小平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美苏战略关系的变化，这种情况表明“一条线”的国际战略已不适应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矛盾变化了。为此，邓小平适时提出了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对一切国际问题，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的战略思想。
依照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国际战略，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谋求的是：中美关系在严格遵守中美公报所规定的原则的基础上正常发展；中苏关系在消除三大障碍、恢复正常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坚定不移地加强同第三世界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团结合作。这一国际战略既有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又有利于保持世界的战略平衡，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和好评，也加重了我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
在国际战略上，邓小平提出不结盟，与此相适应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他主张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外交方针。
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但由于国际结盟的影响，先是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致使中国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受到很大限制；后来又是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致使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也在一个时期内大都中断了。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不结盟国际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合作、技术交流、贸易往来，引进资金和人才，打开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具有了广阔的现实可能性。因此，邓小平把对外经济开放视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的国策，而且一再强调至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
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反复强调，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中国要发展，就要充分参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总潮流，充分开放，关起门来是无法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方针是全方位的，即面向全世界的。我们不仅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向东欧、中亚国家开放，也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要把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外国智力和资金来加快我国经济建设步伐。
在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方针的同时，邓小平认为必须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第二，要使对外开放政策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统一。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第三，对外开放，吸引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也要有自己的独创。我们即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要有创新和提高。
三、对内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此处并不是一般性的论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是从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战略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它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独具特色。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来看，邓小平认为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在世界上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政治保障。当今的资本主义体系，有中心资本主义和外围资本主义之分。少数发达国家是中心资本主义，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外围资本主义。正因为广大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才使少数国家有盘剥的对象，成为发达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必将被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走向外围资本主义，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而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⑤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邓小平认为中国要想顶住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逆流，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仍抱有明显的分化、演变、颠覆社会主义的企图。在两种制度的国家合作和交流中，潜含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而，邓小平曾多次提醒全党，资本主义并没有放弃瓦解社会主义的企图，要警惕西方帝国主义正在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⑥在对外开放中，我们即要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引进资金、技术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文化；又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摒弃西方国家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有效地防止西方的坏影响渗透进来。“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往。”⑦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邓小平认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及和平政策，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霸权主义。那么对世界将“是个灾难”，要使历史“倒退好多年”。⑧
然而，从具体处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国家关系和扩大中国的对外交往的角度出发，邓小平则主张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好坏；更不允许以这种异同来作为干涉别国事务、侵犯别国领土和主权的借口。他提出，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应把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准则。“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⑨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有“战略勇气”，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历史的发展已把维护世界和平，争取社会发展的新课题推到世界人民面前，它已超越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之上而成为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关于发展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的思想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从而指导我国开拓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对外政策有着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基本特征：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一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四、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两极格局不复存在，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局势动荡多变的历史时期。1988年，邓小平在几次会见外宾时都明确提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在谈论这一主张时，邓小平始终强调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它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是带有普遍性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简练、明确地概括了当代国际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在内容上兼及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它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针锋相对，最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最能反映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
第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关键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一切国际旧秩序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应当从根本上区别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秩序，应当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一客观要求决定了国际新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别国的社会制度。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应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任何外国不得干涉。
第三，互相尊重主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也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维护主权和侵犯主权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焦点。冷战结束后围绕主权问题的国际斗争更加突出。西方大国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宣扬主权观念“过时”，“人权高于主权”，企图通过削弱主权原则来达到损害中小国家主权、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目的。对此，邓小平表示出坚定的原则立场。他认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国家的独立自主，集中表现维护国家主权。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攻击，邓小平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国权”的概念。他说：“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⑩“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1)没有了国权，就不能谈一个国家的政治存在，更不能谈一个国家的发展。国际新秩序是不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受侵的基础之上的。
第四，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共同要求。邓小平认为，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因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政治新秩序很难建立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上，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又将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保障。因此，要谋求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件事要同时做。
五、强调中国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国际意义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战略，是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后来，斯大林进一步明确提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和“强大的公开的中心”。各国共产党应组织各国无产者联合被压迫民族建立世界反帝统一战线。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是对列宁对外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但由于他过于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的标准，致使苏维埃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的对外政策思想。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革命不能输出，各国革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来完成。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二者的“统一”和“结合”，他认为，坚持国际主义，必须首先搞好本国革命。因为一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搞好本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是对世界革命事业的贡献。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他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点主要放在中国自身发展上。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属于第三世界；但中国也是一个大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因此，中国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第一，“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2)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条件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疆土辽阔的世界大国，同时又是第三世界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决定国际社会重大问题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中国一直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并为消除或遏制有碍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的因素作了最大的努力。为此邓小平论断：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中国每发展一步，对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加强和平的力量也是一个发展。
第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在力量。中国不仅经济和战略资源比较丰富，而且还有较强的民族聚合力、生存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具有许多国家所不完全具备的优势。特别是近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国际社会都已普遍认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最有活力的大国之一，也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促进亚太地区团结、合作和繁荣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在本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比80年代初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就不仅会给亚太地区经济带来繁荣，也会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三，中国可以以自身发展的事实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就其内容来说是世界性的，而就其形式来说是在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当今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不再只是从书本上来认识社会主义，而是从两种社会制度现实的比较中认识社会主义。只有当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己的实践表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才会使人们信服。如果中国实现了自身的发展目标，也就证实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总而言之，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将占居一极。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公认的。然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究竟能否实现或者实现到什么程度，则决定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由此，邓小平在思想中形成了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3)“发展才是硬道理”。因而全党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
邓小平立足于自身发展的思想，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流，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和平本质，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思想，是我国新时期外交方针的一项重要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在强调立足于自身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曾多次明确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但绝不当头。我们将按照邓小平所说，脚踏实地的继续走自己的路，埋头苦干，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同时，在对外关系上，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执行对外开放方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11)(12)(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105、96、311、344、346、158、168、345、331、104、265页。
④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谈话(198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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