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30～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的简单数量描述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货论文,年中论文,数量论文,需求论文,简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的货币需求这一宏大的课题来说，无论在理论功底方面，还是在方法和资料方面，我们都深感力不从心。然而，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内之研究近乎空白的局面，无疑制约着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不揣冒味，提出问题，做点基础工作，以求教诸位前辈和同仁。
一
货币需求理论发展至今，出现了许多精巧的理论函数和计量模型。马歇尔和麦金农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方程式）已为大家所熟知，其理论前提与近代中国30年代大体相当（也存在着一定距离）。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我们将在实证中观察，力求结论合理。二位学者的理论函数（方程式）如下：
1.马歇尔的剑桥方程式。
M[,d]＝kPQ （1）
其中，M[,d]为名义货币需求（正常情况下， 名义货币需求等于名义货币供给），k为参数，P为物价水平，Q为产出量。
2.麦金农理论函数。
M[,d]／P＝L（Y,I／Y,d－P*）（2）
式中，M[,d]／P为实际货币需求，Y为收入，I／Y为投资率，d－P*为持有广义货币的实际收益率（可用银行存款利率与零售物价指数之差近似地替代），L所有的偏导数都是正数。〔1〕
若将理论函数转化为计量模型，我们必须掌握国民收入、投资总额、国民收入平减指数、银行存款利率、零售物价指数、和名义货币供应量等6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众所周知， 近代中国统计数据相当匮乏，且又断断续续。这6 个变量的统计（估计）数据同时可以找到的时段实在难得。1930～1936年，是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经济运行较为顺畅的几年，宏观经济环境较为稳定，一些难以计量的因素，诸如制度、短缺程度、自然条件、交通、技术等，可近似地视为常量；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可以找到各变量的数据或可近似替代品。因此，我们选择了这一时期。该时期的数据只有7个样本，实在少了一点， 但如果计量模型在给定的显著水平上能够通过t检验，并且我们不把观察结论推而广之，解释本时期的问题还是说得过去的。
二
现在，我们汇总并推敲一下1930～1936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
表1单位：亿元
年份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实际GDP242.5 285.7 294.7 294.6 269.0 290.9 309.4
名义GDP312.0 357.1 329.5 294.6 256.6 287.1 356.1
资料来源：（1）1930年的数字见陈争平《1895～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与近代化中资金供给》（《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海关两按1∶1.55折算为银元。（2）1931～1936年的实际GDP 数字见叶孔嘉《中国国民收入1931～1936年》，转引自Rawski, ThomasG.,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89.第163页。（3）实际GDP与名义GDP 的转换使用沃尔塞姆指数（详见下文）。
1.国民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争平先生计算了1930年的GNP 数字。考虑到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境外投资（除金融业很少的海外分支机构以外），我们将其视为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学者叶孔嘉先生估算了1931～1936年的中国GDP时间序列数字。 我们将两组数字合并， 得出1930 ～1936年大概念的国民收入时间序列数据，见表1。
2.物价指数。我们用沃尔塞姆批发价格指数近似替代国民收入价格平减指数，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平几个大城市的生活费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做零售物价指数。详见表2。
表2
指数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1934年
活尔塞姆117.1 125.0
111.8 100.0 95.4
生活费 121.8 125.6
115.9 100.0 96.7
指数1935年1936年
活尔塞姆 98.7115.1
生活费 100.59114.9
资料来源：（1）沃尔塞姆指数转引自刘佛丁、 王玉茹《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第164页。
（2）生活费指数据《中国金融年鉴（民国廿六年）》第97页数字按人口加权平均得出。
（3）两种指数均转换为1933年＝100。
3.投资总额。我们采用美国学者罗期基估算的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总额的时间序列数字。详见表3。
表3
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1934年
投资总额 8.48 8.43
8.65 10.34 12.71
1935年1936年
投资总额12.87 13.98
资料来源：Rawski,Thomas G.,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第245页表。
4.银行存款利率。上海人民银行的张继凤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国30年代初期，活期存款年利率一般为4～5%，定期一年以上为7.5 %〔2〕（我们见到的零散资料也大致是这样）。 这一时期的存款利率比较缺乏市场弹性，但在加进物价指数因素之后，持币收益率就具备了弹性。我们以定期、活期存款额为权，加权平均计算存款利率。
5.名义货币供应量。在《战前中国经济增长》一书中，罗斯基先生估算了中国1910～1936年的货币供给量。结合本文需要，我们节选一部分，见下表：
表4 中国货币供给百万元
年份
货币用途的白银
铜币银行券
银行存款
AB
1930年2000 3225 287.7956.3 3059.5
1931年2271 3296 281.4896.9 3241.7
1932年2289 3314 275.1924.4 3507.9
1933年2275 3300 268.8978.8 3897.5
1934年1995 3020 262.5
1108.9 4224.7
1935年1703 2728 256.2
1413.5 5044.6
1936年1391 2416 250.0
2438.6 5957.5
续表4 中国货币供给 百万元
年份
M1 话期存款占 M2
AB 总存款比重 AB
1930年
5101.8
6126.80.73395915.96940.9
1931年
5012.0
6037.00.65216139.87164.8
1932年
5000.4
6025.40.59326427.47452.4
1933年
5530.2
6555.20.67006816.47841.4
1934年
5531.6
6556.60.67006925.87950.8
1935年
5904.5
6929.50.67007569.28594.2
1936年
6607.8
7632.80.67008573.89598.8
资料来源：Rawski Thomas G.,Ec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第394页表16、第395页表17。
说明：A、B两个系列是罗斯基估算的高低不同的两种货币用途的白银存量，我们使用A列。
罗斯基先生参考了大量资料，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缺乏经济统计数字的中国近代来说，实属不易。但在确定M[,0]的数量时， 罗斯基先生的思路似乎有些偏颇。他认为，中国的各家中外银行都保存有60%的银行券发行准备，这些准备是由白银、外汇和政府债券构成的。由于缺乏详细的资料，他假设，该准备全部由白银构成。于是，他将流通中的白银的数量净减银行券发行量的60%〔3〕。这样一来， 罗斯基先生估算的流通中货币就应该是：M[,0] ＝货币用途的白银存量－“银行券的银准备”+银行券发行量+铜币存量（折成银价）
事实上，近代中国向无法定银行券发行准备制度。经营较好的银行从安全和获利两个动机出发，有自己的经验准备金额；投机性强的银行滥发纸币，最终倒闭的也屡见不鲜。大多数银行多将政府债券充当发行准备，现金则很少。我们看看《中行月刊》统计的数字，便可知实际情形：
1931～1935年中外银行、钱庄白银存底（银元、银两、大条、厂条折合银元数）
1931年264101000元
1932年438339000元
1933年547475000元
1934年334997000元
1935年275600000元〔4〕
将金融机构的现银存底除以银行券发行量，我们发现，仅1933年接近，其余年份的比例远不够60%（需要说明的是，现银存底是营业准备，大于发行准备概念）。这就说明，罗斯基先生估算的M[,0] 小于实际（或更接近于实际）的M[,0]。由此而来，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都有误差，需要修正。
据上述资料，我们重新算一算流通中的白银数量（按A列计算， 百万元）：
1931年：2271－264＝2007
1932年：2289－438＝1851
1933年：2275－548＝1727
1934年：1995－335＝1660
1935年：1703－276＝1427
1936年：收归国有退出流通。
据《全国银行年鉴（中华民国廿六年）》记载，1934、1935和1936年，全国银行的存款现金准备率（库存现金对存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11%和23%。〔5〕1936年，我们把外资银行的准备率估算为11%（纸币与现银），钱庄为20%（法币）；1930年，中国各银行为9%，外资银行为11%，钱庄为20%。罗斯基先生统计的各类金融机构存款额如下（百万元）：
年份
中资银行外资银行钱庄
1930年 1742.2 892.1
758
1936年 4782.4 909.8
704.2〔6〕
按上述数据，我们计算两年的M[,0]分别为：1930年3037.5 百万元，1936年2838.8百万元。现在，让我们重新计算一下A 序列的广义货币M[,2]、狭义货币M[,1]和流通中现金M[,0] （硬币加银行券）的供给量。
表5 单位：亿元
货币层次 1930年1931年1
1932年1933年
1934年
M[,0]30.375 32.52030.293 29.746
30.310
M[,1]52.829 53.65951.340 55.859
58.611
M[,2]60.970 64.93065.372 68.721
72.557
货币层次 1935年1936年
M[,0]30.96728.388
M[,1]64.76668.300
M[,2]81.41381.963
资料来源：根据上文所列数据计算。
三
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尝试一下数量关系的分析。
1.用剑桥方程式对货币需求分析。
我们将方程式M[,d]＝kPQ所要求的数据列入表6，并计算了7个年份的k值。k的经济学意义是全社会公众对国民收入的货币持有率，它的动向决定于社会公众的选择，而不决定于金融当局或金融机构。对于“马歇尔的k”，各派经济学家均无异议。从实证角度来说， 在国民收入呈增长趋势的时间序列中，“马歇尔的k”短期内无大波动。而且， 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长期内的k呈缓慢下降趋势。换句话说， 国民收入的增长与货币流通速度相关度较高（因为V＝1／k）。
表6 单位：亿元
年份实际GDP 沃氏指数 名义M[,2] k
1930年
242.5
117.1
60.970.2147
1931年
285.7 125
64.930.1818
1932年
294.7
111.8 65.3720.1984
1933年
294.6 100 68.7210.2333
1934年 26995.4 72.5570.2828
1935年
290.998.7 81.4130.2836
1936年
309.4
115.1 81.9630.2302
资料来源：本文表1～5。
本期我国的k在前3年比较平稳，在0.18 ～0.22 水平内游动。 从1933年起，持币率迅速上升。1932～1935年，持币率年均上升12.65%。通俗地说，1932年有100元收入者，愿意平均以19.84元的数额持有货币；1935年，他愿意持有28.36元货币。这种短期内的变化实属罕见。是什么因素导致公众面对物价日益下跌的商品，宁愿大量（相对收入水平来说）持有货币呢？况且，中国当时无疑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恩格尔系数相对较高，能使公众作出此种选择的因素一定不寻常！从当时的情况分析，最具诱惑力的因素就是美国的白银收购。
从美国大量收购白银起，银价扶摇直上。纽约的银价从1933年1 月的24.5美分／盎司涨到了1935年4月的81美分／盎司。同时， 受其影响，其它国家的银价也不断上涨。〔7〕1933年，中国白银出超0.144亿元，1934年则出超近2.57亿元，尚不计走私。〔8〕1934年10月起， 中国政府对白银征收出口税和平衡税，从1934年末至1935年末，约有1.7 ～2.5亿元的白银被走私出口〔9〕当然，这些情况已被罗斯基先生充分地考虑并把这部分白银从货币流通量中减掉了。但是，还有一个应该充分考虑的问题——白银涨价的现实和进一步涨价的预期对公众心理的作用。中国是银本位国家，各种形式的银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作为货币的购买力，同时也取决于它们作为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旦银币作为贵金属的价格向高于作为货币的价值之方向背离，定会有相当数量的银币退出流通，或被不为人知地走私、或窖藏以期更好的价格。其实，这段时间内相当数量的白银事实上已经不是作为货币，而是作为商品被储存于民间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大量货币沉淀，并且无法统计其数量。一时间，中国市场上银根奇紧，销售不畅，物价下跌，再生产萎缩，国民产值下降。1935年末，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流通法币，总算是稳住了经济滑坡势头，国民产值又开始增长。
如此说来，计量中国30年代的货币需求如果不考虑国际市场的白银价格变动，是很难得出与事实较为贴近的结果的。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白银价格的变化是和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减同时影响货币需求的。我们将加入银价因素后的实际国民收入暂且称为“实际GDP 的银平价”，货币需求既不是单独实际GDP的函数，也不是单独银价的函数， 而是“实际GDP的银平价”的函数（具体数值见表7）。在下文的“因素计量分析”中，我们将“实际GDP的银平价”代替实际GDP做解释变量，按此方法计量的货币需求中，既包括对作为货币之白银的需求，也包括对作为贵金属之白银的需求。
表7
项目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
国际市场银价指数 0.995 0.837 0.835 1.000
实际GDP的银平价 241.3 239.1 246.1 294.4
项目1934年1935年
国际市场银价指数1.289 1.268
实际GDP的银平价346.7 368.9
资料来源：银价指数根据朱斯煌《民国经济史》（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21页表纽约、伦敦、香港三地价格平均计算，1933年为1.000。
上文的计算貌似合理，但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剑桥方程式要求Q是货币化的，30年代中国的GDP货币化程度有多大？我们根据一些资料做一点估计。吴承明先生估计1936年的农业商品率为52%，工业商品率为80%，按产量加权平均为63%〔10〕。巫宝三先生认为，1933年，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住宅、自由职业和公共行政的收入占国民所得的27%左右。〔11〕我们假定这部分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为100%。 结合这两年的国民产值粗略估算，中国30年代GDP 的货币化程度大约在75%左右。不过，我们不敢用这个比例贸然处理GDP，因为太不准确， 不妨将此问题放在这里，留待条件成熟时再搞。好在货币化的GDP与k、 V、M、P等因素都是比例关系。一个总的感觉是，我们计算的k 应放大25%左右，V则应有相应的缩小。
2.货币需求因素计量分析。
根据上文所汇总、分析的资料，我们做了20多个单变量、多变量的回归方程，试图描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各种数据多由估计得来，误差在所难免。因此，拟合优度好的不多。我们将符合计量经济学原则的几个分析结果列出，仅供参考。
（1）货币需求的弹性分析（α＝0.05，t的临界值2.776）。
a.收入弹性。
我们配出了名义M[,2]与Y[*]（实际GDP的银平价）的双对数方程。双对数方程的变量系数，直接构成它的弹性。取值域为1930～1935年，n＝6。若加上1936年，则在0.05的显著水平上通不过t检验。这说明，货币制度的变化使1936年不再属于从前的经济过程。
InM[,2]＝1.429+0.51nY[*]
r[2]＝0.865 t＝5.063
方程式中解释变量的系数说明，1930～1935年，加入银价指数的实际国民收入变动一个单位，M[,2]就相应地变动0.5个单位。显然，该值处于低弹性区，表现为一种弱弹性。
众所周知，“货币需求”一词不是指“得到货币是无代价的，你需要多少”这种口语意义。货币需求的经济意义是：在财富存量或收入流量既定的前提下，公众一般会有一个安排实物、证券和货币三种资产持有量的比例。在该比例事实上存在的情况下（未必每个经济个体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公众持有货币的愿望就是货币需求，公众意愿持有货币资产的数量即为货币需求量。
显然，财富或收如果有变动，那么，货币需求量将会产生相应的变动。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就是要说明收入增加减少一个单位时，三种资产之一的货币资产增加或减少几个单位。由于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普遍不发达，所以，收入的持有形式一般为两种资产的组合——实物和广义货币。一般说来，在欠发达国家中，正常的经济增长都伴有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和金融深化（M[,2]／Y值提高）现象，因此实际收入弹性都高于1。〔12〕我国50～70年代M[,2]的实际收入弹性为1.54，改革之后该弹性为2.094。〔13〕反观我们计算的1930～1935年中国M[,2]的实际收入弹性只有0.5，大大低于正常值。我们知道， 货币需求不是对使用价值的需求，而是对一般等价物的需求。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不提供任何目的物的直接消费，它向社会提供的仅仅是作为手段物的一种服务、一种便利、一种效率。当货币机制运行正常时，人们往往感觉不到它的作用，它至多不过向社会提供一种外部金融环境。但是，经济社会需要的正是这种健全的金融环境，这个环境可以使储蓄、消费和投资在远较实物形态为高的效率水平上进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宏观上体现为对一种有效率的经济机制或环境的需求。1930～1935年M[,2]的实际收入弹性大大低于正常值这一现象说明， 在国际市场银价变动的冲击下，公众货币的需求由强渐弱（点弹性由0.9降至0.13），逐渐丧失有效率的金融机制，相当数量的银币作为贵金属沉淀于民间，导致了1933年开始的物价下跌和经济滑坡。
b.价格弹性。
第一，批发价格弹性。配P[,1]（沃尔塞姆指数）与M[,2]／Y[*]的双对数方程。
lnP[,1]＝6.058+0.972ln（M[,2]／Y[*]）
r[2]＝0.865 t＝5.063
解释变量的系数说明，弹性系数接近于1，批发价格几乎与每单位Y*所吸收的M[,2]同比例变动。
第二，生活费价格弹性。配P[,2]与M[,2]／Y[*]的双对数方程。
lnP[,2]＝6.3+1.22In（M[,2]／Y[*]）
r[2]＝0.846 t＝4.761
解释变量的系数说明，弹性系数大于1， 零售物价的变动幅度略高于每单位Y[*]所吸收的M[,2]的变动幅度。
30年代，我国价格变动的主要驱动机制是国际市场的银价。其简化的传导过程为：世界市场上的银价变动→中国汇价变动→进出口价格变动→国际收支变动→国内货币供给量变动→国内价格总水平变动。物价总水平的变动又会造成国民收入的变动。在一个时段内，各种变量又有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显然，这是对经济过程的定性抽象。那么，世界市场上的银价变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定量分析的结论是：
如果，设X＝M[,2]／实际GDP×国际市场银价；Y[,1]＝国内批发价格水平；Y[,2]＝国内零售价格水平。
那么，X增减1%，Y[,1]则同方向增减0.972%，Y[,2] 则同方向增减1.122%。
弹性系数接近于1， 说明国际市场的银价变动几乎完全左右了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水平。如果加进国际收支和进出口价格水平的变动，计量方法则较为复杂，但结论与之相同。
（2）实际货币需求的单因素分析（α＝0.05，t的临界值2.776 ）。
a.实际M[,2]与Y[*]
配M[,2]／P[,1]与Y[*]的线性方程。同样原因， 取值域为1930～1935年，n＝6。
M[,2]／P[,1]＝－1.062+0.227Y[*]
r[2]＝0.978 t＝5.663
该方程式说明，广义货币需求量与Y[*]的关系非常密切，规律性较强。需要说明的是，该方程仅反映二者的相关关系，并不认证因果关系。具体地说，是“因为Y[*]，所以实际M[,2]”，还是“因为实际M[,2]，所以Y[*]”，还须另外分析。
b.实际M[,2]与I／Y[*]
配M[,2]／P[,1]与I／Y[*]的线性方程。
M[,2]／P[,1]＝8.402+1531.85I／Y[*]
r[2]＝0.823 t＝4.313
该方程式说明，广义货币需求量与I／Y[*]的关系比较密切， 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但是，本文所用的投资额数据仅是近代方向的投资额，不是总投资额。据估计，另有相当数量的投资在传统部门。于是，在此必须有一个限定条件：在传统部门年投资额呈递增趋势的前提下，该计量模型的正相关关系是成立的。
c.实际M[,2]与d－P[*]
配M[,2]／P[,1]与d－P[*]的线性方程。
M[,2]／P[,1]＝69.276+0.971（d－P[*]）
r[2]＝0.858 t＝4.916
该线性方程表明，在银行存款利率粘性较强的情况下，由于零售物价指数的市场弹性的存在，使得持币收益率与广义货币需求呈现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和包括目前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致，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
上述三方程分别指出了实际M[,2]与银价变动下的国民收入、 投资率及持有广义货币的收益率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假定30年代我国制度因素为常量的前提下，我国的货币需求基本取决于这三种因素。对于任何一年，事前货币需求都不等于事前货币供给，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国民收入和价格的不同程度变化，使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达到事后均衡。具体说来，1930～1932年，事前货币供给大于事前货币需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国民收入增长投资额增加和价格指数涨跌，达到了事后均衡。 既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又实现了实际经济增长。 1933～1935年，事前货币供给不足，通过市场机制的协调，造成了国民收入下降，最终达成了经济衰退的事后均衡。这是由于世界市场银价升腾破坏了中国的金融环境，因此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1935年11月，中国放弃了银本位，实行纸币制度，银根松动，货币供给充足，流通速度加快，因此出现了1936年价格上升、投资额大幅度提高和国民收入明显增长的良性事后均衡。
至此，我们以计算方法大致分析了30年代中国货币需求的大概情况。通过观察，我们觉得，该时期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与麦金农先生的理论函数基本吻合。只是由于投资额数据不完整，三变量的计量模型暂时无法建立。本文计量分析的运算数据见附表。
附表
年份 lnM[,2]
lnY[*] ln(M[,2]/Y[*]) lnP[,1] lnP[,2]
1930年 4.11 5.49
-1.3757 4.7634.802
1931年 4.17 5.48
-1.3036 4.8284.883
1932年 4.18 5.51
-1.3256 4.7174.752
1933年 4.23 5.69
-1.4550 4.6054.605
1934年 4.28 5.85
-1.5641 4.5584.572
1935年 4.40 5.91
-1.5043 4.5924.611
年份 I/Y[*]
d-P[*]
M[,2]/P[,1]
1930年 0.035
-16.55 52.06
1931年 0.030
-20.35 51.69
1932年 0.029
-10.65 56.40
1933年 0.035 5.25 68.72
1934年 0.047 8.55 76.06
1935年 0.044 4.66 82.49
注释：
〔1〕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93， 第66页。
〔2〕张继凤《略论百年来我国利率之变迁》， 见《金融研究》1982年第4期。
〔3〕Rawski Thomas G.,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第393
〔4〕《上海钱庄史料》，第952页。
〔5〕《全国银行年鉴（中华民国廿六年）》台湾文海出版社， 第52页
〔6〕Rawski Thomas G.,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第392页。
〔7〕Dickson H.leaven,Silven Money,Principia Press, IneBloomington,Indiana,1939,P,356.转引自陆仰渊、 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第337页。
〔8〕资源委员会档案二十八（2）.3612。转引自陆仰渊、 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第337～338页。
〔9〕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8页。
〔10〕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1〕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上册，第14页。转引自前揭刘佛丁书第301页。
〔12〕参见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第8章。
〔13〕邓乐平《中国的货币需求》，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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