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宣言》之三重批判
姚满林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108）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展现出他们所继承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精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批判以及对《共产党宣言》的自我批判。发掘和阐释这些批判思想，既有利于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又有利于帮助我们回应和驳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对立论”和“过时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三重批判
一百七十年前，在人类思想上有一颗“精神原子弹”——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写作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问世。《宣言》的公开发表不但震撼了整个世界，而且激荡着苦难深重的无产阶级的心灵。从此，人类历史上的共产主义现实运动拉开了序幕，人类文明进程中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这座真理大厦，无产阶级拥有了改造现实世界的精神武器，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上为人类竖起了一面旗帜。篇幅不大的《宣言》之所以超越人类思想上的其他任何经典，是因为它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与《宣言》的思想相比，“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上的政府，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1](第3-4页)。诚然，《宣言》是一部思想性强、说理严密的著作，在此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既表明了根本的阶级立场，又表达了鲜明的政治主张；既展现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又彰显了严谨的批判精神。在德国古典思想中，批判精神乃是由哲学家康德所倡导的，康德通过哲学上的“三大批判”竖起了批判大旗。在康德的思想中，批判就是区分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就是明确对象的“起源、范围和界限”[2](第5页)，从而力戒避免犯下“僭越”的错误。于是，批判拥有看似矛盾的双重维度：积极的和消极的。从积极意义方面说，批判为我们证明了对象的合理性；从消极意义方面讲，批判为我们揭示了对象的局限性。作为德国古典思想遗产的弘扬者和变革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德国传统的批判精神，并运用到理论批判和现实革命中，《宣言》这一经典著作就充分体现这种批判精神。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批判以及对《宣言》的自我批判这三重批判。
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
什么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呢？又是怎样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的？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进行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考察。按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提出的观点，所谓资产阶级或资产者阶级，就是占有“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3](第231页)。无独有偶，恩格斯在1888年为《宣言》英文版所加的注释中再次对资产阶级做出了界定，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乃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3](第272页)。从这两处对资产阶级的界定来看，恩格斯明确地将其定位为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当然，这不仅仅意味着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同样地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也占统治地位。然而，资产阶级并非天生就是统治阶级，“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3](第274页)历史地看，其老祖宗乃是中世纪的农奴，但在历史进程中农奴本身发生了分裂，甚至有一部分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获得解放，进而幸运地挤进有产者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分裂过程中，也产生了最初的城关市民，而恰恰是在这个市民等级中衍生出了资产阶级分子。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工业革命的兴起等系列社会变革为资产阶级的成长扫除了历史和现实的障碍，资产阶级由此成为了统治阶级。
然而，当资产阶级从被压迫阶级“华丽”转身变为统治阶级后，他们建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既没有消灭阶级压迫和对立，又不能兑现他们“承诺”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用《宣言》中的断定来说，“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势代替了旧的”[3](第273页)。不仅如此，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特别是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种趋势产生了双重后果：一是社会阶级阶层分化日益剧烈，以致社会日趋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是阶级对立简单化，阶级矛盾尖锐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正是基于这双重后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批判。
那么，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是如何进行批判的呢？简单地说，就是既肯定又否定，以历史的视野来肯定资产阶级曾经起到过的贡献，以现实的视野来揭示资产阶级制造的社会问题。在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方面，《宣言》以“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3](第274页)这一表述来概括，但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其一，斩断了各种封建羁绊。资产阶级夺取了统治权之后，就凭借这一统治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扫除了一切封建与宗法的障碍，以利己主义精神、有限的自由原则以及纯粹的金钱关系来重新塑造社会，进而彻底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社会观念，虽然这里仍存在着赤裸裸的剥削，但毕竟砸碎了种种旧羁绊，为社会发展开辟了空间。其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积极运用工业革命的成果，大力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从而把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点上，《宣言》中有着明确的论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第277页)。其三，推动了世界的同一化。大航海时代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又提供了原材料产地，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获得了世界性，商品成为了摧毁民族历史与重构世界历史的“重炮”，不仅民族内部日益统一，而且世界范围内同一化逐渐展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第276页)的论断来描述了世界的同一化。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曾经做出的历史贡献决不能掩盖其历史局限性。如果说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是一位能够掌控整个社会，使之有序化的“魔法师”，那么这位“魔法师”在眼下却难以解决种种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如同失控的“魔鬼”。一方面，在利己主义逐利本性的驱使下，社会生产无序性日益增强，生产危机与商业危机呈周期性爆发，危机像战争一样导致社会生产力被破坏，荒唐的社会瘟疫笼罩着资本主义世界，而面对这一切，资产阶级却无能为力来解决。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时代，随着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资产阶级进一步挤压和恶化了无产阶级的生存空间，而劳动的异化不仅消减了工人们的劳动兴趣，还激化了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实践也逐渐由自发转向自觉，由孤立转向联合。显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尤其对于还处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并非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得这么透彻，进而揭示这样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资产阶级乃至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唯物史观来透析了自由竞争时代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
木材，源自大地，浸润生命气息，彰显源源不断的力量，抒发无限诗意。这种根植于土地的材质，贯通物质与精神的内在属性，密布着纤细敏感的细胞，以特有的姿态，“解读”着兼具静寂与沸腾的审美意味，抒写着兼具温润与张力的材料语言，是固化苍茫天地、日月精华的物质，也生生不息地提炼出一种博大的原始动力。
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批判
第三，官职同，看任职先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夏言、严嵩同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夏言任华盖殿大学士在前，故地位高于严嵩。
就《宣言》的文本结构来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批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批判的各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只包括1848年之前的各类思潮。从理论上看，《宣言》是一篇战斗檄文，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次公开自己的主张，因而它不仅要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和意图，还要阐明自己的观点与各类社会思潮（特别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差异，这显然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必须涉猎各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从实践上讲，在当时，受各类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教导”的社会主义者，不是沦为宗教的空想，就是沦为“热衷”于医治社会疑难病症的社会庸医，而空想共产主义者经常以错误的理论来误导工人运动。理论上的需要和现实上的诉求，使得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势在必行。为此，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三大类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文献进行了批判，他们分别以“反动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和“批判的空想的”来描述这些思想文献的性质，从理论所反映的阶级属性和现实影响等层面展开了批判。
首先，《宣言》明确指出了“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类社会主义主要包括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三种，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与历史发展大势相背离，因而用“反动的”这个修饰词来表明它们的本质可谓恰如其分。就封建的社会主义来说，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这种思潮代表了没落贵族们的心声，这些人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幌子，积极地对资产阶级进行控诉。然而，纵使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作为旗帜来不停地挥舞，但封建主义的身份总是不断显露出来，他们埋怨资产阶级统治下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宣言》以“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3](第295页)来描述了这些封建遗老遗少的心态。就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言，它理所当然反映着小资产阶级的基本主张，小资产阶级虽然能够较为透彻地揭示和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由于他们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常常最终倒向资产阶级，于是这帮人乃是想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梦想回到旧社会，其反动的嘴脸便一目了然。就“真正的”社会主义来论，它是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移植到德国的“怪胎”，善于思辨的德国人总是以哲学的视角来理解和运用法国思想，结果就是把法国的思想装进自己的哲学中，自以为是地认为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达到了普遍抽象的高度，具有“真理”的色彩，殊不知，这不但脱离了现实实际，而且阉割了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洞见这帮人的伎俩，揭露了其德国小市民代言人的身份。因此，《宣言》以加了引号的“真正的”这个字眼来表达了对这帮人的鄙视。
内部控制监督制度是企业在组建甚至是日常管理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但是，目前一些企业在制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时缺少对其科学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并且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的制度不尽完善，进而企业在运行财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时无法将其作用有效发挥。还有些企业无法在具体工作中对财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进行有效落实，更加无法对企业相关经营项目进行有效预测和控制。
基于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实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财富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既是这个阶级统治和生存的根本前提条件，又是促使资本形成并发挥“魔力”的根本所在，而资本要对社会起现实作用，就离不开充满竞争的雇佣劳动。于是，《宣言》得出了重要的结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第284页)毋庸存疑，这段重要的论述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性结论。
平心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秉承的批判意识，并不是只针对他者，相反，它也会转向自己的思想本身，从而让自己的思想接受时代和实践的检验。从逻辑上看，自我批判并不先于对他者的批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阐释了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这种转化和扬弃，他写道：“意识在自我意识里，亦即在精神的概念里，才第一次找到它的转折点”[4](第122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的自我批判集中蕴含在后来所写作的七篇序言中。在学术界研究中，不少研究者给予《宣言》文本本身更多的重视和关注，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宣言》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历史地位不容质疑。然而，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宣言》本身则是不够。就研究来说，除了《宣言》文本本身之外，我们不但要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或单独为《宣言》各种文字版所撰写的七篇序言，而且应当关注恩格斯为各种文字版所添加的注释，因为序言、注释同《宣言》文本本身一道组成了文本体系，只有置身于这一文本体系中，我们方能科学而准确地把握《宣言》的思想精髓和现实意义。那么，在七篇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实现自我批判的呢？
最后，《宣言》客观评价了“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功过。在对这类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它们的三个方面的进步性，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苦难深重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二是看到了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对立现象；三是对现存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也许这就是《宣言》对其使用“批判的”这个评价所在。然而，《宣言》还用“空想的”这个评价来表明了此类文献的不足。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既不懂得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又看不到无产阶级的所拥有的先进性和独特性。于是，这些人就一厢情愿地设计未来方案和美好计划，甚至希望通过实验的方式、和平的手段来实现其初衷。可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其方案和计划愈来愈失去了现实基础，在这些思想的信徒和后继者那里，思想的革命性日益丧失，以至于不少人沦为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3](第304页)。
三、《宣言》诸序言之自我批判
其次，《宣言》深刻揭示了“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虚伪性。追捧保守社会主义的人主要是资产阶级当中的一些改良家，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双重修饰语来描述这类文献。“保守的”一语揭示的是其思想主张的特点，而“资产阶级的”则点出了其代表的阶级属性。当然，这些社会主义的资产者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弊病，也希望消除这些弊病，但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手段上出了问题，他们不是要改变现实世界，而是要美化现实世界，说到底就是要美化资产阶级的统治。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披上了为工人阶级利益这件堂皇的外衣，不是以那些貌似安慰人心的理念来“洗礼”无产阶级的头脑，就是或隐或现地抵制革命、鼓吹改良。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及其虚伪性，《宣言》给出了这样的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3](第302页)。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宣言》基本思想的真理性。在《宣言》公开发表后的几十年中，虽然欧洲的大工业和工人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这些变化并不能反驳《宣言》基本思想的真理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就明确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3](第248页)就这些序言来看，马克思与恩格斯至少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反复强调《宣言》的任务就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3](第261页)；其二，恩格斯简要地概括了《宣言》的基本思想，这一基本思想就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的表述略有不同，但对基本思想的概括是完全一致的。时至今日，人类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风云变化，但《宣言》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和原理仍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锐利的思想武器，《宣言》所确定的历史任务仍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宣言》所展示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依然照耀着人类前行。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率先确立了对待《宣言》应有的科学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要撰写这些序言，其直接动因是为《宣言》的各种语言文字版的出版服务，但更重要的是回应时代与实践发展的需要，从而为人们树立起了对待《宣言》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七篇序言而论，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宣言》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权威，虽然《宣言》是他们负责撰写的，但这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委托，因此，《宣言》所提出的主张理应属于同盟的主张，《宣言》一旦公布于世，便是历史文件，基于对这一历史文献的尊重，他们反复强调“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3](第249页)。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坦诚正视《宣言》中过时的论断和主张，他们并不把自己所有的论断看成“万应灵丹”。比如：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就明确指出《宣言》存在的不足之处，一是在总结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同盟遭遇解散之后，认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过时了”[3](第249页)；二是对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不够充分和完整；三是在讨论共产党人对各反对党派的态度时，虽然肯定了这些论述原则上仍是正确的，但实际运用时已经过时。第三，马克思与恩格斯大力强调具体运用《宣言》的基本原理，在他们看来，《宣言》所阐明的原理不是“死的教条”，必须依据实际辩证地去看待和运用，尤其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第248页)。比如：在对待《宣言》第二章末尾部分所提出的革命措施上，他们从当时的历史境遇出发，认为“没有特别的意义”[3](第249页)；在1882年探讨俄国土地公有制问题时，他们提出必须依据形势的发展做出断定。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对待理论的这种态度，既是科学的又是严谨的，可以说，“正是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让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始终保持理论的开放性”[5](第280页)。
在《共产党宣言》文本体系中的三重批判有着不同的指向和意义，如果说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基于历史逻辑，对各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批判是偏向于理论逻辑，那么，对《宣言》思想的自我批判则是侧重于现实逻辑，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思想。今天，我们来深入发掘和阐释这些批判思想，既有利于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又有利于帮助我们回应和驳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对立论”和“过时论”。质言之，以《宣言》为核心的文本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应该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思想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肖恩(D.A.Schon)在对上述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专业实践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多变的、独特的、并呈现出价值冲突。[3]因此，如杜威所说，教学工作不是教师去实施一系列逻辑化、理性的操作程序。相反，教学是一种反思活动，教师需要进行直觉判断，有情感投入，而这些是无法简单地打包给教师使用的。[4]现代学习理论也提出，教学不是简单地使用教材，而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缜密判断。例如，课堂中哪些学生在学习？他们是如何学习的？哪些学习活动能够支持他们的学习？学生的学习差距是什么？哪些教学策略能够确保学生获得共同的进步？等等。[5]因此，教学不是机械的，是反思的、探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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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公龙.《共产党宣言》十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 姚满林，哲学博士，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5-3980.2019.01.002
[文章编号] 1005－3980（2019）01－0012－05
收稿日期： 2018-11-28
[责任编辑 邓念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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