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中的人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0)11-0003-08
经济学的研究必然要关注人,任何学派莫不如此。人在经济学中应处于何种地位?这是审视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涉及对经济学的哲学传统的思考,也事关经济学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因而成为当前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围绕这一问题,就经济学的人本主义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作一些探讨。
一、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分析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殿堂的奠基人、古典学派最伟大的代表。他与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源流关系。在他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中,人只在两种意义上进入研究视野:一是作为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人的动机和行为;二是作为财富生产要素的人的作用。其后的西方学者有的也强调经济学对人的研究,阿·马歇尔就曾经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23页。)但是,就整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淡化对人的研究。
古典学派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的,所以,斯密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探讨采取了本性论方法,并持同情心和自利性二元论看法。但是,在《国富论》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中,斯密却深受经济史学家孟德威尔的观点影响,把人的自利性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始动机,一切经济现象则是这些行为的后果。经济分析中的这种自利性个人就是“经济人”。斯密第一个系统运用“经济人”假设,分析交换、分工、价值和自由竞争,进而以“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理念,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并影响几个世纪的经济学发展。
斯密之后,经济学经过约翰·穆勒的综合,“经济人”被当作适应经济分析需要而进行过严格抽象的概念。按照穆勒的观点,经济学只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即以取得和消费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相应的,经济学研究的人,只能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的一切属性之后的“经济人”。
以发起“边际革命”创立起来的主观主义学派,进一步发展“经济人”的思路,形成以效用“极大化原则”为特征的经济理性主义。为了满足纯理论研究的要求,对人的动机和行为分析有很强的工具性假设趋向。奥地利学派继承边沁关于追求“幸福”的功利主义哲学,又引进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快乐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痛苦,被确立为经济行为的道德原则。经济学成了围绕财富取得和消费这一快乐和痛苦的理性选择,边际计算成为基本的方法论工具。在数理学派那里,经济学更是被视为像“天体力学”那样精密的“社会力学”,人被当作力来看待,研究者关注的只是力的均衡和数量关系。为了满足这种精密分析的需要,帕累托明确引进了“经济人”概念,并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它成为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能选择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代名词。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艾智仁是最早提出把“自利性”和“极大化原则”的理性主义作为一种纯粹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也力主这一观点:经济理论的有效性的唯一要求是,对现实的预测能力,能以最少的公理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只要经济理论具有预测力,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这成为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立场。
自从“经济人”概念引进经济分析以来,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一是对“经济人”的非历史的方法论批判。这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还有马克斯·韦柏、韦纳·桑巴特等。二是对“经济人”过度抽象人的动机和行为的批判。如,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和动机五层次理论,行为学派的“社会人”和麦格雷戈的“X-Y人”命题。三是对“经济人”完全理性特征的批判。50年代,由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并经由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进而对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统一提出了质疑。这些批判实际上提出了经济学对人的研究的缺陷。
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确立“一般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使得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彻底和统一的分析成为可能。他们从劳动是财富的本质,是价值的源泉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描述劳动的发展,即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由这个历史过程所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形成与变化,从而昭示以劳动作为根据的人本身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一切关系、一切问题的起点、中心和归宿的性质。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古典学派这一成就对经济学历史观启蒙的进步意义。
古典学派虽然把劳动看成是财富的本质,但是,由于古典学派所关心的是财富问题,劳动更多的是被约化为没有人文性质的功能性要素。他们专注于从“商品的价值形式”来看待劳动,当作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当作通过交换和分工以增加和获取财富的手段。马克思认为,在古典学派的价值论中,已反映和确认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倒转”:商品价值实现了人的非价值,劳动只是实现商品价值的手段,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财富占有”和“资本积累”被视为最高价值。
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研究的趋势是进一步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萨伊从其生产论和效用价值论出发,把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共同创造效用和价值的简单要素。约翰·穆勒则进一步认为,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具有不同性质,前者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后者是历史的,取决于社会的规律和习惯。这实际上是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关系当成纯粹的物质技术关系。边际学派不再把价值看成是源于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而看成是物的交换率,它取决于两物之间的边际效用。在现代经济学中,生产过程以一个技术规定的生产函数来刻划,劳动成了生产函数所规定的一个投入要素。作为交换关系的价格也可以直接由技术规定的生产函数导出。经济学对劳动概念的这种处理,丧失了在解释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从而丧失了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始终是以财富的获取和占有为对象,以资源稀缺为出发点,以资源配置为核心问题的物本经济学。其主要任务是,为资源配置的价格制度提供理论解释。它推动了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促进了经济学逻辑推导的严密性,但不能不看到其存在的缺陷:一是经济学价值观倒转。财富的获取和占有成人经济学的最高价值,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人自身的研究只是作为理论模型的工具主义假设和财富增长的功能性要素才得以进入经济分析中。二是经济学窒息了人文精神。受功利主义和实用哲学的支配,古典学派之后,特别是现代经济学过度陷入对个人现世经济生活和利益的关注和实证解释,对以人为本的经济生活的规范研究,即经济生活的伦理价值研究被忽略,对人类未来命运终极关怀的思考甚为欠缺。三是经济学以偏概全。西方经济学以人的自利性为基本假设,基于以物为本的价值观,虽然捕捉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一层面,并作出了合理性解释,但囿于自身的哲学传统和方法论,其最基本的概念不能体现人的真正本质,坦陈人的本质和现实存在之间的矛盾,并以此覆盖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内容,既难以对过去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历史和发展的解释,也难以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发展提出的前景问题整体地、历史地包容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形成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
二、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
从人本身来理解人类社会的一切,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社会科学发现和成果取得的重要原因。马克思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他一方面从人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并据此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并以此来衡量经济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
具体地说,这种统一是基于:第一,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实践的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出发点。“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0页。)第二,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而“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因此,人类经济史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发展的历史,历史的主要过程实质是人的这两方面能力提高和发展的过程。第三,人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而社会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的非人格表现。因此,经济学对经济关系和对人的研究是同一过程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深入探讨了人。
1.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是古典自由主义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的哲学传统。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根本上都是一致的。与此对立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页。)由于方法论的不同,从而对人的动机和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西方经济学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成为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西方经济学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则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经济学本质上被看成是一门历史科学。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是,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通过“异化劳动”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是,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它“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基于上述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并不是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的客观描述,而是以追溯其本质的方式进行内在的人本学批判。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从而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不仅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确立“三大社会形态”划分,历史地研究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对人的发展的不同影响。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是相互决定的同一历史过程。前者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决定并影响着人的发展;后者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目的、本质内容和内在动力,是衡量其进步的尺度。马克思经济学始终把对人的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深刻关切作为对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动因和目的;而他对人的发展和人类解放的这种探索,又深深植根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史及其全部历史事实的经济学研究中,并揭示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规律。
为了阐明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从人类物质生产过程出发,揭示分工对于私有制的产生及其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深入研究生产、劳动、分工、异化、所有制及其关系,论证整个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并以所有制为基础划分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又进一步从交往形式上研究了人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按照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将社会划分为三大形态,亦即“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涵盖了原始公有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其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自由个性”的历史阶段,相当于共产主义社会,其经济基础是时间经济。这一理论开辟了从实际的历史过程考察人自身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若说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强调了生产力发展和财产占有基础上的阶级关系,那末,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理论则强调生产力发展和交往形式基础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
马克思尤其重视资本主义与人的发展。他在生产力、所有制、交往形式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人的独立性和物的依赖性作了经典解剖。马克思认为,人格的物化和物的人格化,只是这种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一般特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非人化是在雇佣劳动和价值增殖条件下发生的,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必然结果。其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及其拜物教性质表现在相互联系、逐步深化的三个层次上,即商品拜物教,个人的生产依赖于交换;货币拜物教,交换依赖于货币;资本拜物教,劳动依赖于资本。但是,这种物的依赖关系又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它创造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普遍的联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不仅强化经济学对人的发展的研究,而且正是对人的发展的这种深刻研究,才使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无可比拟的洞察力,令其它学说望其项背。
三、强化经济学人本精神的几个基本问题
综观经济学对人的研究,确立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强调经济学研究人,首要的是一个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当代人类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领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强化经济学的人本精神。这里只讨论学科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
1.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此国内学者长期有分歧,包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理解,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差别的认识。实际上,研究对象的窄化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共同问题。克服这种窄化,是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强化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各国财富的增长和作为来源的社会劳动及其分工。但是,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则必须要关心其中生产财富的劳动的社会关系。大卫·李嘉图就明确把调节财富在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分配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其后,西方经济学只继承了关于交换过程研究的某些因素,社会经济关系被日益简化,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典定义把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概括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注:参见奥斯卡·兰格:《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94页。)可以说,“边际革命”以来至新古典理论的研究不仅排斥经济关系,而且对财富的狭隘的商业眼光、经济学的静态方法和追求精巧工具的运用,使发展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历史内容也被忽略了。
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和实际的研究内容都过于狭窄,主要表现在:一是把生产力简单地归结为技术范畴而逐出经济学研究对象,或者抽象为几个简单要素进行描述,当作分析生产关系研究的前提;二是对生产关系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所有制和经济制度的重大质变,集中于阶级矛盾,忽视在经济和非经济的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极其复杂的人与人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进化过程。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简单化认识,使传统政治经济学丢失了对人的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解释力,成为它的致用性在某些方面逊色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窄化,使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难以历史和逻辑地置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根源是一个哲学传统和方法论问题。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看,经济学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的研究,即对人的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的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构成有机的总体,是人的本质和能力及其发展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基本范畴来概括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的内容。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物质生产过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其一,费用和效用比较的效率问题,即资源有效配置。马克思归结为社会总劳动的有效利用问题,包括单个物品的时间节约、社会总劳动在各种需求之间的分配。其二,扩大再生产问题,即经济增长,例如增长方式、增长因素、均衡增长条件等等。其三,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人自身本质和能力的发展问题。例如人的“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形成、自由支配的时间等问题。其四,人和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和谐。即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大工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等等。
从人与人交往关系来理解生产关系,经济学研究对象也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一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它包括劳动过程开始之前的人们对劳动条件的占有关系,劳动过程人们之间职能分配关系,以及劳动过程结束后的产品占有和分配关系;二是直接生产过程以外的经济关系,它包括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关系,经济主体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社会总劳动分配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等。
当然,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而是紧紧围绕人的主体能力发展的实际过程,将二者丰富的内容有机统一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研究之中。当代经济学的缺陷恰恰在于研究内容的或缺,不能真正达到这种统一,从而不可能完整地、总体地从人的本质和能力出发来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经济学的人本精神。
2.关于经济学的性质。有不少人受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影响,主张弘扬以理性主义为内核的近代西方文化意识,实现对中国经济学性质和方法的根本改造;有的面对经济和社会的难题与困惑,则疾呼经济学的人类关怀;有人则以革命经济学转变为建设经济学为根据,强调经济学的实证,根本否定经济学的批判性。因此,有关经济学性质的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的关系问题,的确是事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经济学是以经验世界的具体经济事实为对象的。它必须在实证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方法来揭示客观对象内在的因果关系结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学是理性的,也是实证的。
马克思充分肯定经济学对客观世界的理性把握,他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证研究。但是,从人本主义观点来看,经济学在性质上和一切人文科学一样,必须是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相统一的科学。
价值体现了经济活动从根本上是属人的。理性和价值统一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理性的非自足性,它本身无法为自己提供合理预设,也离不开价值对它的意义和目的的赋予。马克思说:“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1页。)西方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理性化解释,也离不开它关于人的自利性和功利的幸福观这一价值预设。其次在于理性和价值的潜在冲突,特别是物化社会个体理性行为存在着非合理性的社会后果。恩格斯曾指出:“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更困难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8页。)
经济学不仅是理性和价值的统一,而且是实证和批判的统一。马克思反对经济学无批判的实证,并提出自己批判的实证方法。经济学的批判性质不可或缺是因为:第一,经济概念和范畴是理性分析的基础,但是,每一个经济范畴都是现实本身的理论表现。如果“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身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9页。)因此,批判是揭示经济范畴的真实性,使经济学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所必需的。第二,人类经济生活是一个不断延续的历史,它的未来取决于现实的矛盾及其运动。因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0页。)是经济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根本方法,也是理论批判活动的根本原则。第三,经济学的研究不但要着眼于现实世界的实然性,而且要着眼于其应然性。人和社会是双向影响的,但社会根本上是属人的,必须适合人的需要和目的。因此,经济学的批判就是要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来评判社会,确立经济发展的人的价值标准。就这一点来说,批判是强化经济学的人本精神所必要的。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的意义并不是追求非历史的绝对价值,而是旨在实现理性和价值的统一,既坚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又正视现实的历史过程,把经济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结合起来。
3.关于经济学的境界。经济学作为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的统一,必然有一个对存在世界认识和追求的境界问题。(注:参见陈惠雄:《经济学的境界》,《经济学家》1999年第2期。)西方经济学关心的只是个人现世经济生活的功利,效用极大化是经济学家求解的主要问题,“帕累托最优境界”成为追求的最高境界。20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扮演使人类走向效率和福利向导的功利境界的角色。但是,丰裕社会存在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诸多矛盾,显示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认识的狭隘性。走出经济学功利境界的狭隘视野,事实上已成为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关键。
马克思经济学也十分关注与财富生产和需要满足相联系的人们的物质利益问题,但是,以人为本的哲学传统和方法论,使马克思经济学能在更高的境界上认识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升人类智慧对经济问题的觉悟程度。在马克思看来,潜在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相对人的需要满足而言,真正的约束在人自身的能力,经济发展的主要过程是人的能力提高的过程,劳动时间有效利用是资源配置的真正意义;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人们未能真正认识生产力的本性和正确估计自身行为的自然影响与社会影响,而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制约,人只有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才能最终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一切生产都是对自然的占有,但生产的真正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随着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劳动将由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目的本身,财富的尺度不再是直接劳动的时间,而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当人的社会性活动具有自发性联系时,个体活动的目的是预期的,而活动的结果则往往是非预期的,这将促使人类选择和创建一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强调自然、社会和经济根本上的属人性,阐明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真谛。在这个基础上,他以“必然”和“自由”的范畴,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经济学研究的境界。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仍然是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始终是“必然王国”的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页。)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实现经济学由崇物到重人,突破经济学的功利境界,在更高境界上审视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面临的问题,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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