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贸易增长分解与机理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口贸易论文,机理论文,中国论文,分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9］09-090325-0211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增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80～2006年，我国出口贸易额从181亿美元增加到9689亿美元，在世界上的排序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3位①。那么，到底该如何认识这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本文首先试图用模型来刻画中国贸易增长，然后用相应的贸易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贸易增长的机理，并对中国对外贸易未来的发展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分解
1.模型的建立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尽管存在很多理论来说明贸易的增长，但归纳起来大体有两大类：一类是产业间贸易的增长，另一类是产业内贸易的增长。其中，产业间贸易增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而产业内贸易增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沿着这两大思路，不少学者对贸易的增长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研究。在理论方面，譬如Armington（1969）建立了模型来说明国家差异会导致贸易的“边际集约化”增长，即一国生产要素的增长会导致同类贸易产品数量的增长。Krugman（1981）建立了产业内贸易模型，强调世界贸易的扩大是建立在更多的差异产品的基础上的，解释了一国贸易的扩大主要是源于可贸易产品种类的增加，即“边际粗放式”的增长。1994年，Romer建立模型，在进口产品成本固定的假定下，说明了一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会导致一国进口差异产品种类的扩大。在实证方面，譬如Feenstra（1994）设计了指标来测度差异产品的增长，并以此研究了美国六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证实了美国差异产品进口的增加。1997年Klenow和Rodriguez- Clare估计了哥斯达黎加自1986到1992年贸易自由化期间的贸易增长情况。Schott（2001）发现，经济情况越好的国家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价格更高，产品范围越小。2002年Hummels和Klenow建立了贸易增长分解模型，使用了110个出口国对59个进口国的5000种产品的数据，研究了一国经济规模及其出口数量和质量的关系。Hillberry和McDaniel（2002）则利用Hummels和Klenow（2002）的贸易增长分解模型对美加自由贸易区建立前后美加之间的贸易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
本文对Hummels和Klwnow（2002）的贸易增长分解模型进行了简化，将一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方式分为两种，边际集约式的增长（intensive export margin）和边际粗放式的增长（extensive export margin）。所谓边际集约式的增长是指一国的出口增长是以相同产品或同类产品的增长为内容，而边际粗放式的增长是指一国的出口是以产品种类的扩展为内容。根据此定义，我们就可以考察在不同的时期我国的出口是以种类的扩展为主还是以相同产品的扩展为主。
对一国来说，每年的出口所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该国所占世界出口份额＝边际出口集约指数×边际出口粗放指数
（1）
边际出口粗放指数（EEM）衡量了一国s种产品的世界出口在世界总出口额中的份额，类似的方法也被Feenstra（1994）用于研究给定国家进口产品增长。由（4）式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出口增长集中在s种产品上，则计量结果会得到一个较高的IEM值；如果一国的出口增长广泛地分布于各种产品中，则计量的结果会得到一个较高的EEM值。
2.数据描述
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二是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②，由于这两个年鉴中的数据统计分类不一样，《中国对外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数据是按照HS两位数分类来统计商品种类的，而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是按照SITC③三位数来统计商品种类的，所以，我们对数据作了转换，最终都是以HS④ 两位数来作为商品分类标准。
3.分解结果
我们所进行的贸易分解计量结果如下表所示。
根据出口贸易分解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有两个关键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1993年，在这一时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以逆差为主，中国国内供给基本处于短缺状态，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抑制国内消费和采取财政补贴刺激下进行的，反映在计量结果上是出口的产品种类和数量都较少，IEM和EEM值都很低，出口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刘国光，李京文，2001）。但是，伴随着中国的贸易体制改革，即下放企业经营权（1979～1986）、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1990）、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实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1991～1993）这三个阶段的外贸体制改革（杨圣明，2000），加上“亚洲四小龙”向国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环境，中国国内的轻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潜力逐步释放，出口产品的数量逐步提高，出口产品的种类逐步扩大，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有了根本性变化。1986年，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取代石油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标志着出口商品从资源密集型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张曙宵，2003）。从计量结果来看，至1993年，中国出口贸易的EEM值升至0.9以上，并且从此以后稳定在0.9以上。在图2中呈现出一条波动不大的直线，这说明中国的出口贸易自1993年后几乎涵盖了所有的HS二位数分类商品，出口商品结构单一的局面得到彻底转变，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特征初步显现。
在计量结果中，IEM值从1980～1991年之间有大幅度的提升，1991年达到一个小高峰0.047074，这反映了期间我国的出口贸易数量大幅上升的总体态势。但是，从1991～1995年间，IEM值出现小幅回落，并于90年代后期才逐渐进入稳步增长期。这反映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内部调整的过程。自1991～1995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第二次转变，曾经对中国出口起飞起主导作用的纺织品和服装的地位相对下降，机电产品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1992年以后，轻型产品出口的绝对值虽然增加，但它们对出口的总体贡献出现下降。1994年，纺织品、服装、鞋三类产品的比重下降到33.7％。纺织品和服装的比重更从1992年的29.5％下降到27.6％，而机电产品从23.1％上升了3个百分点，达到26.4％，接近了前者的地位。1995年，机电产品的比重上升到29.5％，首次成为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朱文晖，1998）。正是这样一种各类工业制成品更加均衡的出口结构使IEM值较以前呈现出略微下降的趋势。1995年以后，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逐步增加，所以1995年以后IEM值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中国出口贸易的另一个关键转折点是2000年以后，中国的出口贸易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集约式的增长。从国内情况来看，历经了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依靠难以比拟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承接欧美和亚洲“四小龙”制造业转移最多的国家，“中国制造”得以在全球迅速扩张（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07）。到21世纪初，中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国内储蓄能力增强，外汇储备突破万亿大关，长期的资金短缺状况发生了改变。多年的大学扩招也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升级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与此同时，国际产业转移和外包再掀起新的高潮。发达国家不仅将大量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更加速了以汽车制造、生物制药和通讯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过程，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从全球产业布局的战略高度重新在全球构建生产体系，这为我国外贸的升级提供了难得的外部契机。国内经济条件的改变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使新世纪中国的外贸发展呈现出全面调整提高的趋势。中国的加工贸易，特别是“进料加工”贸易进一步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占到加工贸易企业的80％左右，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尤其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飞速发展，于2004年扭转了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多年逆差的局面。至此，高科技产品的对外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相应地，这期间IEM值出现迅速上升的态势。
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贸易增长的机理研究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我们试图用模型来说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贸易增长机理。在理论界，有很多模型从各个侧面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增长，譬如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从国家技术差距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增长；Kruagman（1979）的水平差异产品模型说明了多样化的水平型差异产品也可作为引发国际贸易的原因；Nancy Stokey（1988）的产品创新模型展示了“干中学”作为产品创新动力源泉所导致的国际贸易；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的垂直产品差异模型说明了垂直质量差异产品的国家如何开展贸易等。但是，根据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特点，我们认为，Flam和Helpman（1987）的南北贸易模型更贴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贸易增长的情况。因为第一部分的计量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贸易增长大体上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我国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大力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通过引进外资，大力发展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改善二元经济结构。二是我国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并人为地采取汇率、退税、吸引外资等有力的外贸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这主要体现为90年代后期我国产业内贸易的迅速上升。这促使我们在考察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时，既要考虑到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和静态的比较优势利益对我国外贸格局形成的影响，也要从动态的角度来考虑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升级的可能性。Flam和Helpman（1987）的南北贸易模型恰恰既包含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也包含了基于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尤其是它将有效劳动的供给作为一个衡量技术进步的一个工具，这使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考察国内贸易部门发生技术进步时贸易升级的路径。所以，我们选取了该模型作为分析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工具。而且，中国的出口贸易伙伴是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为主，这也正是南北贸易的主要特征。
1.模型
假设存在两个国家，并有两种可贸易产品：同质产品和垂直质量差异的产品。同质产品可以任意量消费，而垂直质量差异产品的消费固定为一单位，但消费者可以选择产品的质量等级。假设效用函数u（y，z）是拟凹的，其中，y代表同质产品的消费数量，而z代表垂直差异产品的质量，z值越大则产品质量越高。
除了收入水平，所有的消费者都是同质的。假设同质产品的价格为1，而P（z）为质量等级，为z的垂直差异产品的价格，那么，消费者在y与p（z）中选择，以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表述为：
将式（7）、（8）、（9）代入式（5）求其条件极值可得：
现在，两国贸易的均衡可以描述为：本国生产同质产品和质量等级低的差异产品，而外国生产质量等级高的差异产品，但是两国均消费同质产品和不同质量的产品。换句话说，本国既出口同质产品也出口低质量的差异产品，进口外国的高质量产品；而外国则只出口高质量的差异产品，进口本国的同质产品和低质量差异产品。世界贸易既有产业间贸易，也有产业内贸易。
2.中国贸易增长机理的说明
改革开放后，按照比较利益原则进行对外贸易逐步得到官方的认可，那种传统的主要依靠经济自我循环的模式被扬弃，国内微观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使经济扭曲得以减弱，长期被抑制的资源禀赋潜力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刺激下促使了出口的迅速增长（盛斌，2002）。这种增长集中反映在中国沿海地区加工贸易所导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迅速发展，而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沿海地区转移，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民工潮”。这在模型中可以对应抽象为本国的有效劳动供给增加，即N和L增加，这将会导致对外国差异产品的需求增加，因此，外国的工资率和产量将会上升，本国的贸易条件将会恶化。这样，本国收入水平为
的消费者将会放弃对外国高质量差异产品的消费，转而消费本国价格更为低廉的低质量的差异产品，而外国收入水平为
的消费者也会部分放弃对本国生产的高质量商品的消费，转而进口更多价格相对降低的低质量差异产品。于是，
的收入水平较以前更高了，本国生产的差异产品质量范围更大了；外国生产的质量范围缩小了，而且，由于外国消费者会将更多的收入花在进口差异产品上，这意味着世界产业内贸易将增加。这与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情况几乎一致，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贸易量迅速增长，对外贸易商品的种类急剧增加，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中国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模型也显示，世界贸易量的增加对于两个国家里不同的消费者来说，其收入分配效应是不一样的。所有的外国消费者都将受益，因为他们得到的同质产品价值在增加，而且对于收入在之下的人来说，还从进口中得到了更多的廉价差异产品价值；本国收入水平在之上的消费者受到损失，因为他们消费的同质产品虽然没变，但是消费的差异产品价值却变少了，本国收入水平在之下的消费者则不受影响。从整体上说，这样的贸易格局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单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对外贸易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在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并没有忘记引导中国贸易结构升级。我国政府深知，如果中国只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扩张占领世界市场，不仅会由于产品的需求弹性较低而容易陷入“贫困化增长”，也会由于产品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出口产品的相似性较高而容易引发各种贸易摩擦，最终不能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我国政府一直采取税收、金融、产业、引进外资等政策来引导贸易结构升级，加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我们可以将此现象抽象为技术进步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严格来说，该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一国有效劳动的提高；二是同质产品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差异产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比而言，第三种情形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现在假设本国差异产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即A变小，则本国生产的差异产品价格将会变低，于是世界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将增加。因此，世界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将下降，并引起外国工资率下降。但是，外国工资的下降并不完全对应于本国生产率的上升，所以调整后的结果仍然是本国产品的价格更低一些。由于世界差异产品的价格下降，本国差异产品部门的收入将会上升。如果本国差异产品的价格下降得足够大，而外国的工资w只下降了一点点，则本国收入水平高于的消费者将会消费更多本国的差异产品；如果本国差异产品的价格下降得不多，而外国的工资水平下降得足够多，则本国收入水平高于的消费者将会消费更多外国的差异产品。而由于的上升，世界产业内贸易的量也增加了，即本国差异产品部门的技术进步增加了世界的产业内贸易。正如模型所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居民的消费不仅体现在进口商品消费的增加，更体现为国内生产的各种工业品的消费增加。而进入2000年后，边际集约指数（IEM）的迅速增长恰恰反映了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这也说明，未来我国只有继续坚持以科教兴国，自主创新为指导，加大科技成果转换成现实产品的力度，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型（含人力资本）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向着拥有核心技术、构建市场网络、打造自主品牌、从国际产业链低端向高端的攀升的方向发展，使科技和创新成为我国贸易发展的最终推动力，才能最终实现我国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胡均民，张亚斌，2006）。
最后，我们想说明的一点是本国收入分配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86年以前，我国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表明居民民收入差距不大；1987～1999年基尼系数逐步上升，处于0.3～0.4之间，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较为合理；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超过0.4，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我国的收入差距既存在于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也存在于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水平不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也有财产分布不均、攫取非法收入导致的收入差距，还有垄断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制度因素（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也有非制度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彭爽，叶晓东，2008）。针对这一情况，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效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那么，本国收入分配的变动将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根据所设立的模型，现假设本国国民收入从收入水平为以上的消费者转移到收入水平为以下的消费者，则本国将会减少对外国差异产品的消费，增加对本国差异产品的消费，因此外国差异产品的价格和工资率下降，本国贸易条件改善。外国国内的消费者虽然可以因为国内差异产品价格的下降而福利有所增加，但总体上说会因为出口的减少而遭受损失，世界贸易也会因此而减少。所以，国内收入差距的缩小虽然可能减小我国的贸易量，但却会从总体上增加本国的福利。
三、结论
本文在第一部分使用了边际集约指数和边际粗放指数刻画了中国近三十年来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指出中国贸易增长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转折点——90年代初和2000年后，勾勒出了中国贸易发展的两条主线——依照比较优势的出口贸易扩张和政府主导型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贸易达到了顶峰，之后开始在政府的主导下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机会进行出口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到2000年以后，中国的出口贸易呈现出明显的集约式增长趋势，产业内贸易增加，以外资带动的高科技加工贸易迅速发展。
在第二部分中，文章使用了一个简化的垂直差异产品模型来说明中国贸易增长的机理，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时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和政府引导下技术进步推动的贸易增长方式，探讨了这两种贸易增长方式的利弊得失，分析了中国未来的贸易发展方向。文章指出，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出口贸易虽然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引导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这样的增长可能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扩大，且不能持续发展，因此，中国贸易发展的最终方向还是要构建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推动力的对外贸易，促进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动态比较优势”，延伸出口产品价值链，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除此之外，我们结合了十七大提出的缩小国内收入差距的热点问题，分析了国内收入分配变动对贸易增长方式的影响，指出了国内收入差距的缩小虽然可能减少我国的贸易量，但却可能增加我国的总体福利。
注释：
①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594.
② 在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中只列出了1980～1981年、1990～1991年、1992～1993年、1997～1998年、1998～1999年、1999～2000年、2000～2001年、2001～2002年、2002～2003年的世界出口均值，所以，我们的计算中，1981年、1991年、1993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的各类产品的世界出口额分别是以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中1980～1981年、1990～1991年、1992～1993年、1997～1998年、1998～1999年、1999～2000年、2000～2001年、2001～2002年、2002～2003年的均值为准。
③ 1950年制定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全称为《联合国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缩写为SITC）。
④ 1973年海关合作理事会成立协调制度委员会，制定了《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即《协调制度》（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Harmonized System，缩写为HS），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8位或（8＋2）位的海关编码或税则编号。每年海关会修订并公开出版发行相关手册，也可以到海关总署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及其他报关相关单位网站上查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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