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困境中的病理性说服教育及其诊治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困境论文,理性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尽管德育被提到首位，巨大的德育实践并未收到应有的道德效果。问题在于，传统的说服教育是控制性的亦即病理性的。它由控制事实真相进而控制学生的理解达到说服学生的目的。这种道德教育本质上不道德，从长远看则无效乃至负效果。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宜用开放性说服替代病理性说服，道德教育必须道德和科学。为此，德育实践应遵循多远性原则、适道德水平、适智力水平以及利益性原则等。
关键词 负效果 说服教育 病理性（控制性）说服教育 开放性说服教育
对于教育改革来讲，最困难的改革通常是德育改革。对于社会进步来讲，最真正的进步是人们的思想进步。教育与社会危机的发生并非总因为教育与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有时候，教育的痛苦在减轻，人们的生活变好，但教育与社会的风险却在增加。于是，出现了全球性的对教育尤其对道德教育的关切与反思。
我国学校教育有突出德育的传统，近年更提出“德育首位”论①。然而遗憾的是，高涨的道德热情和巨大的德育实践，并未收到应有的道德效果。面对几十年一贯制的德育，当前学生的主流态度几乎是：怀疑乃至拒绝。用教育病理学的术语来讲，我们的德育出现了病理性症状，德育的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相距太大，有时甚至恰好相反，即出现所谓德育的负效果。有研究表明，德育陷入困境的原因相当多数来自学校外部，多为学校德育所鞭长莫及。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学校德育理论的不成熟与德育操作的欠科学加剧了困境的严重性。问题在于，德育理论与德育操作系统应为德育困境承担哪方面的责任？能否通过改进德育实践提出消除或减轻德育困境的可操作性强的策略？德育本身是否应承受道德的批判与科学的检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构成了本文的重要意图。
一、德育过程与说服教育
我国一般将德育过程看成是教育者对学生施加一定影响，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的过程。即德育工作者希望有结果X，他们通过特定方式使受教育者发生达到或趋近X的行为或心理倾向变化。关键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受教育者成功地发生德育工作者所预期的行为或心理变化？解答这一问题极为困难，弗洛依德把“道德心”看成来自儿童对父母榜样的内化，行为主义者把道德行为完全看成是外部控制的奖励和惩罚的结果，社会学习理论派则强调榜样和模仿的重要性等②。从实践看，这些意见都重要，但都只看到了德育一个侧面。我们认为，使受教育者成功地发生预期变化，一般除了成熟因素外，主要归之于两大类原则和方法或操作系统：一是说服教育及其派生物，如理论的灌输、榜样的影响、潜移默化的感染等，以其自觉自愿为基本特征。一是强制教育及其派生物，比如惩罚、纪律约束、制裁等，以被迫性非自愿性为基本特征。后一类操作系统在终极意义上达不到预期德育目标，行为一旦被强迫，它就不能看成是道德的。
所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准则来看，还是为德育的根本效果计，我国学校德育，显然应以说服教育的操作系统为核心，这至少从理论上为德育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问题恰恰在于，一方面较普遍的以说服教育为重要操作准则，另方面德育工作并未达成预期目标，我们并未解德育于困境，是说服教育变异，还是运用说服教育不当？当人们纷纷指责社会的影响及学校的失责时，我们却回过头来惊奇地发现，说服教育理论上完全泛化，实践上仅停留在常识应用侧面，对说服教育本身的研究令人不解地被忽视了，尚未发现有研究触角伸向说服教育的内在特征及其结构。人们仅仅把“说服”理解为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而使对方自觉服从或相信（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种说服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基础，即在充分占有事实的基础上讲道理，没有这个基础的“说服”便是片面“灌输”，虽然并非无效，但至少无道德价值。因而本质上它已背离了自身，已经“患病”，已经成为病理性的说服教育。
二、病理性说服教育
先看一个实例：一个很有物理学潜能的学生，被其老师反复“说服教育”，认识到到艰苦农村干事业的光荣和重要意义，从而自我抉择：放弃上大学的可能而毅然下农村。此为典型的“说服教育”，学生是被说服后自愿自动作出新的行为变化的，且符合教师预期目标。但我们注意到，这种说服首先忽视了学生的素质特征—一他更长于物理学，在该领域也许会有更大作为。其次它忽视了“支援农村”这一主题的全面信息的提供：光荣与痛苦共存。这样，这种说服使学生在对自身、对去农村的信息都掌握不充分的前提下作出了行为抉择，发生了教育者预期的行为变化。
这种最常见的说服教育是一种病理性教育我们称为控制性说服教育。所谓控制性说服，指的是说服者并未全面准确向被说服者展示相关信息，仅仅靠某些“道理”来主观引导对方而使对方发生行为变化的说服。其出发点是控制受教育者的理解而不是帮助他们理解，其手段是隐瞒事实真相，只向被说服者展示一部分信息而隐瞒另一部分信息，并以某些道理加以引导从而达到改变对方的行为或抉择的预期目标。因为一旦向被说服者展示了全部信息，就可能达不到说服者的预期目标，或者说，如果不隐瞒某些信息，对方就不会被说服。控制性说服重灌输，重道理的宣讲、重舆论的导向，但忽视信息的提供，忽视真相的告知。
我们许多德育工作者对学生只谈资本主义的黑暗性而不谈其积极面，对领袖或英雄人物，只讲其崇高精神与超凡智慧而不讲作为普通人所无法避免的缺陷等等，都是控制性说服。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典型最大量的控制性说服是商品广告，其基本特征是在未充分展示全面而客观的有关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主观诱导或控制诱导。
控制性说服本质上背离伦理准则。他们没有把人当作目的，当作可完全信赖的对象，而是当作手段与工具。在道德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不需要隐瞒真相的说教的牧师，只需要提供准确信息的参谋，决定权首先应在当事人自身，尤其当人们已具备相当的道德推理能力和道德水平时，人为地将他们看得比自己低一等级需要自己选择性提供材料，进行控制性引导，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控制性说服中，人们以伟大目的为理由而使用本质上违背基本的普遍的道德戒律的手段与方法，其实质是以道德的完人来控制性恶的平民。
首先，这种说服是不诚实的或接近不诚实，它提供的不是全面而正确的信息，而是说服者本人筛选后的有利于他自己（或者，他认为代表了官方）的信息，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服可以看作故意的欺骗，尽管多数情况下，这种欺骗主观上至少不是恶意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在善意的欺骗性的操作方式中超越欺骗性呢？问题还在于，只要一个人用自己的理解来控制代替他人的理解从而进行抉择，他就是不道德的，而不在乎他对人是恶意还是善意。就是说，不能用不道德的道德教育去实现道德的灌输。
其次，这种说服教育的效果是暂时的。因为它是通过隐去部分事实来控制对方的理解与行为，而事实岂能长久隐瞒。即便学生去了农村，但时日一长，当他知道自己原来更适于物理学等全部事实后，他对自己先前的抉择及其信念就可能发生动摇，就可能积怨于教师并转移到社会，就可能使我们失去原来的成果。正好比某一时期人们被说服相信干部都是优秀的公仆，在心中形成了干部廉洁的思维与道德认识定势，至今日真相大白后，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大大挫伤了人们的道德热情，大大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认识，以至大有被骗之感，而且降低了宣传媒介与教育者自身的可信度，使被骗感泛化。更有甚者，可能出现另一极端逆反现象：根本不相信有好的干部，不相信党风能真正好转。隐去部分事实虽有当下的说服力，但无长远的巩固力，如果人们发现自己连真相都不让了解，他们会恒久地相信这种宣传这种教育者吗？第三，控制性说服教育缺乏理论一致性，极易导致目标偏离。一方面，这种说服的核心在于教育者用一定道理来说服受教育者，而不同的教育者心中显然有不同的“道理”，这个“道理”的道德标准与价值准则只能主要由教育者自己掌握，于是不同道德水平，不同经验与文化背景的教育者将会阐释出不同的道理来。另方面，这“道理”是相对的，受时间地点制约性很重，没有永恒的“道理”。恩格斯曾就“切勿偷盗”这一道德标准作了分析，深刻指出，在物质高度丰富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已不存在偷盗，这时再宣布“切勿偷盗”便没有任何意义③。谁能否认50年代的“道理”不与“大跃进”大反右相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或空间的位移，彼时地的道理也许此时地成了谬误。再则，许多说服者说服用的“道理”须以信仰为基础，信仰先于道理，所谓“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会有知”④，使受教育者进入信仰状态，再给予说教，“理”就不那么重要了。“文革”是为典型。这在统一的道德信仰发生动摇时，就大为失效。解放以来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留下的严重逆反心境和冷漠感情（它们为今日德育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阻力），在相当大的程度要归之于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太依重信仰，又隐去了太多的真相，并歪曲了许多道理，而今天信仰发生动摇，人们发现这些真相后产生太大的心理异变。这种情况下，说服者未必先被说服，他们用以说服别人的“理”未必先说服了他们自己。可见，“道理”的相对性加上信息的不充分性，势必导致偏离预期目标。在这一意义上，说服教育是危险的，换言之，如果真理以控制性说服的方式表述出来，我们如何能够在明显的主观性说教中超越主观性而分辨出真理呢？
第四，在信息化的现时代，这种说服教育尤为力不从心。今天教育者再也无法全面控制信息渠道，隐瞒真相日益困难。控制性说服教育再也无法使人对其坚信不疑。如果我们连全面提供信息和正视基本事实勇气都没有，甚至害怕受教育者全面的掌握信息和了解事实真相，那就意味着我们站在注定要失败的位置为道德而战。如果再这样下去，21世纪的历史—一不，本世纪末的历史就将很快吞灭我们的德育。我们并不缺乏道德的教育，而是缺乏道德教育的道德和道德教育的科学。我们的教育者并不缺乏人格的善，但他们人格的善并不能消除他们所运用的操作程序的恶。
控制性说服教育使我们尝到了逆反效果与负效果的苦头，它加剧了德育的困境。
三、病理性说服教育的诊治和改进德育操作的原则
1、进行开放性说服教育，消除说服教育中的病理性。
真正的“说服教育”是通过说明道理和提供事实信息而使对方自觉服从或使对方自动出现某种服从性的或预期性的变化的一种教育方式。这实质上是一种开放性说服教育。通过讲明道理和提供事实信息使对方能自觉自愿地服从或自觉自愿地根据德育工作的预期要求发生变化。此乃德育工作的最高境界，它带来了受教育者内心的变化，这是使受教育者不但习惯地遵守社会规则，而且逐渐成为超越道德训练的人，并最终达到道德自律的高度的一条必由之路⑤。可见只有使受教育者在明了道理，认清事实基础上发生符合教育者预期目标的行为变化的说服教育，才是本质意义的理性的或开放性的说服教育。
开放性说服教育有四个要素：一是说明道理，二是提供信息，三是使受教育自动主动地发生行为或心理变化，四是所有变化都达到或趋近说服者的预期目标。“说明道理”的实质在强调“应然”，“提供信息”的实质在告知“实然”，前者体现了对至善的信仰，后者展示了道德直面的现实；前者带有对学生的诱导性，后者则让学生根据信息自己抉择。二者都是为了使学生发生预期的自主自觉的行为与心理变化。很显然，病理性说服教育不具备完整的四个要素。开放性说服教育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扬控制性说服教育之长而无有其短。
从教育策略上讲，控制性说服对未成年的学生、对特殊情势下的宣传要求是相当奏效的。当学生道德水平不高判断能力有限时，尤其是当形势紧迫必须使大家达到某种一致认识时，通过强化某些道理并有意回避一些事实，调控人们的心理变化，以达到预期目标，能收到立竿见影的引导效果。不问条件向学生昭示某一事件的全部真相，从近期效果看并非总是在教育上可行的，尽管从长远看在道德意义上这是可行并应该的。然它毕竟以隐饰部分真相为特征，这使它患致命的反道德病。
开放性说服教育扬控制性说服之长，强调道理引导与教育的重要性，又无有其掩饰真相之病，使对方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上明白道理，而后自主行动来达到预期目的。它不是控制理解而是帮助理解。因而它体现了较纯粹的理性原则，反映了基本的伦理准则，具有独特的道德地位。前例当事人仅被告知去农村的光荣，这是病理性说服，如果同时还告知有艰巨性，被告知他有物理学潜能，那就是开放性说服。他知道不同抉择的意义与性质，因为知道去农村或上大学后的全面信息与结局。尽管有教师指点，但抉择权完全在学生自己。学生的抉择是自己权衡再三作出的，事实的发展也能证实他们作出抉择时所参照的信息事实，日后不至于产生所谓“上当感”或“受骗感”，这样，它的效果既有短期的当下性，又有长远的恒久性。
2、提高说服教育的科学性，缓减德育困境。
神圣的德育实践，却偏偏带来冷酷的道德异变。研究已经发现，我们有德育的热情却无德育的技术，无清晰的德育科学，最终势必导致巨大的德育失效。此故，为缓减乃至解除德育的困境与说服教育中的病理症状，必须提高说服教育的科学性，使之行进在最优化轨道上。为此，德育实践应该遵循如下原则。
多元化原则。认识到德育的一元时代的结束和多元时代的到来。传统上，德育的开展主要由较单一的教育和单一的宣传媒介来进行，旨在灌输单一的道德信念。信息来源渠道有限，因而可以集中力量来强化某一教育，求得集中的迅即的效果。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一管理的优势。而至现代化的今天，书写与宣讲的教育正转向图像的教育，信息日益繁杂，单一教育、单一宣传与单一信息的强控制强影响时代已一去不返。如果仍死抱传统心态毕其功于一役，欲求全面迅即的德育效果，结果只能让人失望。
适道德水平原则。将说服教育恰当定位在适应受教育者道德发展水平上。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道德发展水平不一样，这就要求说服教育采用的“道理”和方法要适应这不同水平，太高于或太低于受教育者的原有水平都收不到预期效果。A在帮助妈妈做家务时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B趁妈妈不在家偷吃糖果时打碎了一只碗，应该谴责谁？不同年龄阶段，不同道德发展水平的孩子显然会得出相当不同的判断。国外的实验研究表明，儿童拒绝接受低于他们现有水平的说理，但对他们的道德说理略高于现有水平的话，儿童的学习与接受就是积极的⑥。遗憾的是，我们以往的德育工作者常常不分对象，接一个模式操作，不是过高于学生水平的空洞说教，就是太低于学生水平的枯燥灌输，说服教育上下不着边际。这一重要原因几乎没有被人们意识到，至少没有体现在德育操作系统上。
适智力水平原则。将说服教育恰当定位在适应学生的智力水平上。道德教育研究发现，道德判断与智力有正相关，德育的成效与是否适应智力相关联。著名道德教育专家柯尔伯格的研究表明：学生要进行道德的推理，就必须在认识上是成熟的除非学生能变得很聪明，否则永远也不会道德推理⑦。无道德推理就无道德尺度，就只能盲从。传统德育仅展开于伦理的、信仰的层面。信仰压倒理性，灌输取代启发。计划体制下这确实有效，因为人们是被信仰支配着，上级如何灌输，百姓就如何接受，权威如何思维，人们就如何存在。今天多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智力上思想上，推理能力上大异昔日的学生，怎能再操用旧时的轻视理性手段？某大学宿舍发生这样一次讨论，主题是某党员忘我工作、舍小家为大家，甚至孩子病了无暇管，导致了催人泪下的结局。这种事迹在昔日感人肺腑，而今天，学生反应更有新意，他们推理出这种结论：第一，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财产，牺牲孩子的发展本质上是视孩子为私有财产，这本身就不道德；第二，在和平时期，有什么工作比孩子的性命还重要？这种人不是我们推崇的榜样。可见，道德的营养若不溶入理性的成分，就无法注入今日学生的心身中去，如果不变信仰德育为理性德育，那就不难理解为何德育工作“今不如昔”。
教育者权威原则。提高教育者权威，充分实现德育目标。研究表明，说服者越具权威越有威信，说服教育就越有效，被说服者就越容易产生教育者所预期的变化⑧，传统的病理说服之所以有成效，因为当时的说服者如教师，各级领导，政府官员包括宣传媒介在人们心目中有很高威信，有相当权威，学生容易“服”。而至今日，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教师的贫穷与寒酸，大众媒介与金钱联姻等，使教育者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大降，教育者地位低下直接妨碍德育目标的实现。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廉政建设，更重要的是迅速改善教师待遇，因为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策略，而是涉及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的重要战略。
利益原则。说服教育与个人利益结合，这是德育实践中的有效策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戒绝毒品”比“严禁吸毒”也许更能打动人心，所谓“晓以利害”是也。德育效果不佳，很大程度上是违背了这一原则。要知道，道德精神的基础应落到对人自身的关注和关怀上。但是，我们主张利益原则不同于纵容利己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强调利益原则当以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为前提。
伴随我国计划经济历史使命的完成，以病理性说服为核心的传统德育也已走完它的思想和实践历程，本质上不道德的德育已经而且正在加重日益增多的学生的道德反叛。变革迫在眉睫。以开放性说服为核心的教育应该引进德育操作系统。
收稿日期：1994-09-07
①可参见，顾蕴玉“坚定不移地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人民教育》90年7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3页。
④《旧约·以塞亚书》七·九。
⑤（英）T·W·莫尔《教育哲学入门》西南师大教育系油印本P57.1986年，第5-7页。
⑥转引自陆有铨《皮亚杰理论与道德教育》P137.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年版。
⑦同②，P85页。
⑧Leslie W· kindred等《The School and Community Relations》P84 Prentice-Hall：1984.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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