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赋中戏剧型式对话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型式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主客之间的问答或者辩论作为文章的开端,是汉赋传统中早已成立的文学形式。《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即以“对问”及“设论”区分文类;刘勰更在其《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指出汉赋的特色乃在:“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这种对话形式可能是受到纵横家辩论散文的影响,如《战国策》等著作,充满雄辩之士与诸国君主的对话,完全是以对话铺张为主要形式的作品。《文心雕龙·时序》就表明:“烨之奇意,出乎纵横家之诡俗。”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也说:“纵横家者,赋之本也。古者颂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尊俎间,其中恢张谲宇,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辨之雋也。”
这种对话形式在先秦时期已蔚为风潮,汉朝赋家,因利乘便,本极为自然。而且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写赋之目的乃在讽谏,戏剧的对话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佳工具,经由对话来进行对君主的讽谏,造成一种婉转微妙的效果,确是避免直接触怒主上的最好方法。因此这种设计特别在汉朝大赋中受到普遍的运用。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枚乘的《七发》,及东方朔的《答客难》等作品,莫不以戏剧对话为骨架。而使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时,其主要的特征就是利用虚构的人物来进行辩论或对答,赋的主体就是一场惊彩绝艳的唇枪舌战。这类骋辞讽刺大赋都不属于抒情之作,因其写作目的不在抒发一己之情思,而在劝戒君主废除劣政,力行仁义。
赋发展至六朝时期,纵然仍有诗人写作大赋以显耀文采,如左思《三都赋》,潘岳《西征赋》,谢灵运《撰征赋》等,但长篇大赋已逐渐衰微,同时汉赋中虚构的主客问答样式在此时也历经了一场变化。如前所说,汉代赋家所以作赋,多在进谏忠言。虽然赋家竞相以奇文玮字炫耀博学,用夸饰铺陈来长篇大论,但其讽刺主旨不变。因此他们利用虚拟的人物,以避免直接冒犯君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中“子虚”、“乌有先生”及“亡是公”,这批空幻人物创造了一种没有情感而极端理智的境界,因为他们没有血肉与个性,其本身不具备任何个人的特质,甚至可用甲乙丙丁来代替他们,而不会产生太大的差别。这种人物的组合,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塑造抒情的气氛,而是在于建造一个纯粹理性的辩论舞台。
在六朝,有些诗人开始改造这种戏剧结构。特别是南朝辞人,他们利用历史上的诗人或者名人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代言人,虚设于史无据的诗人聚宴来作为赋篇的楔子,用这些已逝诗人在文学传统上享有的盛名来营建一个冠冕堂皇的背景。他们一反以往汉代大赋主客问答的传统形态,将多位不同时代的骚人墨客聚集一堂,只是这些诗人都不是无中生有的人物,而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六朝以前的赋并非全是以虚构人物的对话作开端,譬如在《风赋》中,作者就是以宋玉及楚襄王为角色。但本篇作者身份不明,未必是宋玉所作。宋玉与楚王对话极有可能是后人所加。此外,作者并未利用宋玉这个历史上诗人的特点作文章,换言之,宋玉的诗人身份对整篇赋的气氛没有贡献,他与楚王的对话不过是赋文的引子罢了。
南朝赋家错综历史人物的目的,则在构筑一个纯粹抒情的舞台背景。他们的抒情小赋不再是讽谏之作,因此不用畏惧刀斧加身而虚构人物,南朝文人写作小赋,乃是为了驰骋文采,表达一己的情思。谢惠连的《雪赋》及谢莊的《月赋》(收于《文选》卷13)便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前者以梁王宫廷为背景,而假借汉代辞赋名家司马相如、邹阳和枚乘之名来描绘雪的千姿百态;后者则用建安七子之首——王粲作代言人,受曹植之命来吟咏秋月,两篇都可能是沙龙文学的杰作。谢惠连的《雪赋》显示了对辞赋传统对话形式的改革,他将这戏剧性的设计调配成适应该赋作的完美背景。赋中人物司马相如、邹阳和枚乘等人,正史从未提及他们曾经在类似的宴会中同时出现。但根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因汉景帝不好辞赋,适逢梁孝王来朝,相如见其门下之士邹阳、枚乘、莊忌等三人,情投意合,遂借病去官,同游于梁孝王门下。因此作者此一安排,既不失史实,并能借三人之文名,可谓颇得匠心。
在西方文学修辞学中也有类似的技巧,所谓prosopopoeia(虚拟人物或历史人物代言法),原来指将物体或抽象观念拟人化,后来也泛指作家在作品中虚设一个过去的诗人来作为他自己的代言人,西方文学最早例子是希腊文学,如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四部曲中的《克里托》(Crito),将“法律”人性化,用来与人对话,造成一种戏剧的效果与张力,给原本僵硬的对话注入生命活力,这是修辞学技巧中的妙诀。又如古希腊举世闻名的史诗,魏吉尔(Virgil)的《伊尼德》(Aeneid),在第二章里,诗人突然借古希腊在特洛伊城(Troy)战死的英雄海克托(Hector)之口来叙述,使场面生动活泼。又如《奥底赛》(Odyssey)第四章中,主角奥底修斯(Odysseus)借阿奇里思(Achilles)父亲的口吻来规劝阿奇里思,控制他的愤怒。这些都是有名的例子。西洋文学源远流长,但是如同《雪赋》和《月赋》一样,完全让历史人物来发言,却是西洋文学中从所未见的。
谢惠连的《雪赋》开始就写梁孝王在著名的菟园中,独自闷闷不乐地散步。于是他决定以美酒佳肴,宴请诗人墨客。邹阳首先到来,然后是枚乘,最后是司马相如。接着天下起雪来,梁孝王诗兴大发,吟咏了《诗经·卫风》与《小雅》中有关雨雪之诗,《诗经》篇章短小,点到为止,是以仍觉意犹未尽,于是令司马相如赋雪。这段话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在六朝前期皇亲贵族宴会之中,文人聚会,仍以作赋为先。诗在齐梁之后,才逐渐取代赋,而成为文坛聚宴的宠儿。此外,咏物乃是赋的本色之一,其详实细腻,写尽千姿百态,罗列万种风情,也远非诗歌所能及。谢惠连选择梁孝王作为背景人物,因为梁孝王乃是两汉诸王之中,聚集文学之士,最为闻名者。没有其他人更适合这种文学沙龙的情景了。相如最后出场,却最先被命作赋,这是合理的安排,因为他是三名文士中声名最盛的赋家,以擅长描绘景物而著称。相如咏出的赋也同他作汉大赋的风格一致:
相如于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闻雪宫建于东国,雪山峙于西域。岐昌发咏于来思,姬满申歌于黄竹。曹风以麻衣比色,楚谣以幽兰俪曲。盈尺则呈瑞于丰年,袤丈则表袤于阴德。
司马相如的雪赋先述雪之来源,再述雪之形态姿色。咏物之赋,以穷究物理,尽写姿态为要,六朝伪书《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与盛览论赋,代表六朝人对作赋原则的看法,所谓“合纂组以成文,列锦而为质,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正是总结汉代大赋结构所作出的评论。《雪赋》中,相如咏雪就显示出大赋的布局,步步为营,面面俱到,先讲雪出自雪宫雪山,使雪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再罗列与雪相关的典故,诗三百有“雨雪霏霏”之章,穆天子有黄竹遇雪之吟,都是上古典实,叙事自远古始,以迄今日,周延铺陈,充分展示了汉赋特色。接着笔锋一转,写雪的形成,井然有序:
若逎玄律穷,严气升,焦溪涸,汤谷凝,火井灭,温泉冰,沸潭无湧,炎风不兴。北户墐扉,裸壤垂缯。于是,河海生云,朔漠飞沙,连氛累霭,掩日韬霞。霰淅沥而先集,雪粉糅而遂多。
严冬既至,雪花生威,漫天飞舞,炎热散尽。既述冬季之始,相如更进一步描写飞雪的姿态:
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瀌瀌奕奕。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甍而冒栋,终开簾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帷席。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圆而成璧……若乃积素未亏,白日朝鲜,烂兮若烛龙,衔燿照崑山……至夫缤纷繁骛之貌,皓皦絜之仪。迴散萦积之势,飞聚凝曜之奇……
大赋写物的作法乃是面面俱到,因此相如再详尽描绘了雪花的种种姿态,忽而飞舞,忽而凝散,飘逸不定。又写其白,使白鹤失色,极尽夸张之能事。咏物之赋不能只写物之表层,更需描写物品之内在,此赋之格式,汉魏六朝一脉相承,似无例外。相如最后以雪花引起人事感触而结尾,使其赋情景交融,无懈可击:
若逎申娱玩之无已,夜幽静而多怀。风触楹而转响,月承幌而通辉。酌湘吴之醇酎,御狐狢之兼衣。对庭鹍之双舞,瞻云雁之孤飞。践霜雪之交积,怜枝叶之相违。驰遥思于千里,愿接手而同归。
此段虽只提一个雪字,但实句句含雪。由雪夜之月,见树木枝叶分离,联想起与亲友离散,激起两地相思之情,这是由雪引发出的人情感触。
司马相如似乎意犹未尽,正待继续,但不待梁孝王之命,邹阳就紧接着吟出两首感伤的“积雪”与“白雪之歌”。梁孝王手下文人无数,更何况邹阳并非以赋闻名!为何作者选择邹阳?我认为其中的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邹阳主要的文名建立在其书信上,他的《上书吴王》及《狱中上书自明》收于《文选》三十九卷,必是六朝人所熟悉的作品,其中第二封上书写于游梁时期,羊胜与公孙诡在梁王之前毁谤邹阳,邹阳被捕狱中,乃上书自明其志。谢惠连用雪字,一语双关,雪可作为白雪之“雪”,也可为昭雪冤屈之“雪”。邹阳之歌正暗示了昭雪沉冤之意。此外,邹阳既不以辞赋闻名,正好作歌代替。第一首《积雪之歌》写诗人与一佳人的雪夜对酌,第二首《白雪之歌》则表达他对美人的深沉思慕。以美人暗喻君王是来自《楚辞》的文学传统,追寻美人而不能一亲芳泽,则被引申为贤人不为主上所用,正与屈原《离骚》之旨相符。邹阳以白雪见阳而融,象征忠臣(雪)易为小人(太阳)所阻碍,而不得亲近君主(美人):
愿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绅。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耀于阳春!
本歌虽深函寓意,但基本上借白雪之色代表坚贞以及易融化(易遭谗言)的性质来作为比喻的基础,抒发感情,同时也不失咏物之旨。
邹阳结束后,梁王令枚乘作乱结尾,这儿我们必须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要枚乘而不让邹阳总结?司马相如的赋展现了堂皇富丽的文学特质,而邹阳表达了由雪引起哀伤怨尤之情,枚乘则代表了平衡的见解。正如在《子虚》、《上林赋》中,结束时,亡是公代表天子,压倒分别来自齐楚的乌有先生与子虚,枚乘的意见就是作者的意见,超越前两者的看法:
乱曰:白羽虽白,质以轻兮;白玉虽白,空守贞兮。未若兹雪,因时兴灭。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曜不固其节。节岂我名,洁岂我贞?凭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
枚乘认为白羽与白玉都不如雪,因雪不固守一己,而随时兴灭。阴暗不能晦其明洁;遇阳光却又融化不固守其节,这是一种和光同尘的先秦道家思想。枚乘以《七发》知名,《七发》也以达观语气结尾:君王应放弃尘世俗欲,重病方能痊愈。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Stephen Owen)指出《雪赋》之结构类似《七发》,梁王的郁闷不乐需要治疗,恰如楚太子的满心欲念必须涤除。由于在《七发》中,枚乘扮演吴客(枚乘为淮阴人),用七种说辞说服楚太子摒弃欲望,最终说之以老庄孔孟之道为天下“要言妙道”,楚太子据几而起,汗出病愈。枚乘担任的大夫角色,正是用来总结《雪赋》的最佳人选。他的“乱篇”实际上就是劝导梁王,学习雪花的精神,随遇而安,纵浪大化以自适其适,忧虑感伤,不萦于怀。雪花的态度就像《楚辞》中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与世浮沉。
谢惠连以历史人物代言法的修辞技巧,成功地为他的抒情作品塑造了一个雅致的环境。谢庄的《月赋》也是这种修辞技巧的一个例子。在《月赋》开头中,陈思王曹植正因建安七子应玚及刘桢一时俱逝,忧愁伤怀,徘徊苑中,吟咏《诗经》之《陈风》与《齐风》中歌颂明月的一些篇章,然后,他召来王粲作月赋一篇。显然,谢庄《月赋》的结构是模仿谢惠连的《雪赋》,所不同的是前者只由王粲一人来咏月,而后者却由三人对雪不同的观点构成的。为什么谢庄选择曹植和王粲来作为代言人呢?首先,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形象乃是才高八斗的诗人,众所周知。其次,他生前不得志,不但不能继承曹操的霸业,并且遭受自己兄长的怀疑、迫害,屡次上表,表明心志,愿为国效命,但终不为所用,一生郁郁寡欢,确是悲痛诗人的典型。此外,在赋中曹植因好友崩逝而伤神,这种忧郁的气氛正好为王粲的赋铺路。
王粲也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因为他为建安七子之首,诗名久著。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谈论建安七子之文学长处时,便称王粲“善于辞赋”。另外,他赖以成名的《登楼赋》与《七哀诗》在在都显示出王粲是当时抒情诗赋的桂冠诗人。这两位诗人的出场加深了《月赋》的抒情意境。
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利用历史或者虚拟的人物来表现自己,是在《楚辞》中就有的,譬如《九怀》中作者经常没有预警就突然用屈原的语气来说话。汉代作家可能受到纵横家文章的影响,而采用对话形式,运用虚拟的人物造成一个辩论的情况。六朝诗人对这项修辞技巧变得更加熟练,他们竟然采用真实的历史人物虚构一个聚会情况,来创造他们赋作的背景。司马相如是否曾与枚乘、邹阳共同赋雪,陈思王与王粲是否曾在月下作月赋,皆于史无据,明显是虚设的聚宴。从文学风格的演变来说,汉朝大赋那种理智,无个人情感的对话,在南朝赋家手中,就改成了小赋中适应抒情的对话。南朝辞人似乎是将自己的看法与情愫完全融入历史诗人的情怀之中,这个事实显示了南朝赋家对这项艺术手法是有意识的运用,同时也预示着赋体在六朝更进一步的抒情化。此外,在上述两篇赋作之中所描写的文学沙龙情景,忠实地反映了南朝的文学习尚与事实:在文学宴会上,赋体仍然占据了比诗更重要的地位,而诗只在齐梁之后,才逐渐取代赋的社会社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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