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展经济学近十年来的发展及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在战后西方经济学界逐步兴起，并经过30多年的发展，曾一度辉煌过。然而，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将近10年的时间内，它却一度陷入了困境而显得有些沉寂。其原因在于它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新古典主义复兴思潮的出现和传播，造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统天下，排斥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它是对以阿·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那种经济学体系的概括）与当今的其它经济思潮相比，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具有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和分析工具，而结构主义、制度主义和激进主义等思潮则未能形成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分析工具；二是它有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作为其理论实践的支撑点。例如，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依据自由经济原则而迅速跻身于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的行列；中国从80年代初期开始广为引入市场机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英、美等国从70年代末推行以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等为理论支柱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政策主张等等。这些事实都在客观上支持了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潮的复兴和它的一统天下。西方发展经济研究领域中的这种“新古典主义复兴”思潮，自60年代末形成之后发展很快，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几乎渗透到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并逐渐成为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主流派。这一局面的形成使人们较普遍地认为，发展经济学是西方正统或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派生部分，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粹推广与应用，从而不能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偏重于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倾向，影响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独立存在。在“新古典主义复兴”思潮的指导下，西方发展经济学在80年代初之前，一部分人比较偏重于案例分析，而缺乏综合比较、归纳整理和理论抽象；另一部分人则虽然研究了一些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问题，但却将研究方向变成了政策学研究，同样偏离了理论研究的初衷。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同样地影响了发展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地位。
3、对“殖民主义倾向”的指责，动摇了发展经济学现有生存基础。处于80年代初之前阶段上的西方发展经济学，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把持和操纵。随着70年代初因石油危机造成的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加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从民族国家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发展经济学的现存理论予以严厉的抨击和指责，批评它具有“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其理由主要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研究是与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展同步并为之服务的，因而是一种学术、科学或文化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它所采用和提出的概念、模型及研究方式等都不适合于解释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极不相同的环境和条件，并因而导致了不适宜政策的出现；发达国家的发展研究维护和强化了现存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使发达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权阶层最终获得好处；发达国家的学者由于占有学术上的支配地位和影响国际机构的有利条件，因而能要求和迫使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依附于他们；发达国家的学者养尊处优，指手划脚，要求发展中国家改革，然而却并不对自己的研究所产生的负效应负责。鉴于以上种种理由，这些学者们提出了发展经济学是否还应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存在的问题。
西方发展经济学经过近十年的沉寂后，在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近这十年内重新开始活跃起来，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也具有了一些新的研究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它将制度结构因素、知识与技术因素、人力资本因素、人文发展的诸因素进一步内生化和普遍化，即进一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制约因素而加以深入研究，从而使得发展经济学的许多重要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1、经济增长理论上的新成果。
50年代末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理论曾一直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近些年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英国经济学家斯考特等人的研究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用以说明经济的生产函数中只有劳动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而罗默则在生产函数中加入了知识这一重要要素，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在以下几方面更为合理：（1）表明了知识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2）表明知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它的获得也具有机会成本，即必须放弃当前的一定消费或收入才能得到；（3）表明了增长过程中有可能形成“投资促进知识——知识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罗默甚至还在最近的研究中将生产要素分为资本、非技术劳动力、人力资本（它可用受教育年数来衡量）和“点子”（设定可用专利数来衡量）这样四个。在他的理论模型中，当把这些综合到一起时，生产函数便显示出收益递增；由于收益递增，竞争会变成不完全竞争，厂商会逐步成为价格的制订者。因此，放弃完全竞争的假设是这一理论研究的另一特点。此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运用罗默的理论进行比较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由于缺乏物质资本投资，才阻止了穷国赶上富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也大多涉及到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即劳动者技术和技能的积累，它一方面会是对教育培训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会是边干边学即实践积累的结果）对于经济增长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2、制度结构理论上的新进展。
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启发，吸收并运用了它的研究方法，将其扩展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不少新的有意义的认识，从而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新的进展。这些新进展主要包括：
（1）发展中国家现实困境的根源存在于其基本制度之中。新发展经济学认为，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这是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两大难题，其根源应当从其基本制度中去寻找。归纳起来有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忽视对寻租活动的分析与治理，使得积蓄经济发展实力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寻租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上丧失了动力，而且还导致了整个经济资源浪费严重，加大交易成本，这些无疑都大大地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二是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部门过于单一，缺乏竞争机制，因而不利于人们在制度创新中发挥主动性，并导致人们对国民收入的有效积累和使用漠不关心。三是由于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过于集中，因而决策失误多，人们的效率观念变得淡漠。四是由于市场体系和制度不完善和不健全，因而产品市场较发达与要素市场不发达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使得企业难以依据市场信号作出正确的决策。由此可见，制度所确立的规则在支配着从私人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等所有的经济行为，并影响着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因而，制度结构的缺陷正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的愿望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新发展经济学指出，首先，制度是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来拓展人们的选择的，而制度创新又正是通过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导致了经济的基础性调整并对发展作出贡献的；其次，传统的发展中经济制度的弱点导致了大量的价格扭曲，造成其经济增长的滞缓，而通过制度结构的创新却能够使矫正价格的努力获得成功，并为发展作出更为基本和长期性的贡献；最后，尽管技术创新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发展中国家由于要素市场欠发展以及因稀缺而导致的寻租活动都使技术变迁面临巨大的阻力，因而可以说技术变迁并非完全是市场现象，它本身取决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性风险的种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中探寻制度创新的根源。新发展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的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的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和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的立法秩序；创新的供给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供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所以，以立法秩序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塑造出市场力量，驱动着制度创新。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立法秩序不健全、不合理，削弱了制度变迁所依赖的知识基础，抬高了建立新制度的成本与风险，扭曲了制度变迁方向，最终在制度变迁与创新中长期陷于停滞状况。
（4）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反思。新发展经济学摒弃了过去关于市场制度是使经济主体利益极大化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益极大化的制度安排这一传统的认识，并进而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是一般地讨论市场失效，而必须探讨哪些因素制约着市场经济中的制度变迁以及制度规则或权利对市场运作的具体影响。他们还具体阐发了建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如法律秩序、稳定的通货、财产法与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积累、公共物品的提供、交易规则与分担风险的法规等等。据此还指出了，不能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背景，自然地假定私有化市场经济必然有效率；在现代国际环境下，建立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幻想；在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制订一套公开的、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等现象，为市场经济运作创造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
通过西方发展经济学近十年来发展的回顾，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1、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近十年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呈现出明显的混合型特征并且这一特征的普遍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混合型经济运行机制也日益应当成为任何一个旨在建立、健全、完善或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政府都应当努力实现的经济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都既不可能实行完全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的政策，而必须实行一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有限的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政策体系。
2、对于西方“新古典主义”的复兴，不应仅仅看成是西方国家自身某种政治影响扩张的需要，而应看到它“复兴”的客观基础，亦即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普遍化。面对世界范围经济的市场化潮流或发展趋势，对于发达国家来讲，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其职能究竟应当有哪些新的特点，应如何做到既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又能够克服市场经济本身的某些局限性；既不会在现实中过分地干预经济，又能够对经济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这是一个现实中的难题，是实际操作中需要非常细心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在传统的集权体制下，如何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现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如何通过一种更加适合自己国情区情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使自己的经济实现“起飞”，这也同样是一个现实的、同时又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3、无论是发展经济学本身，还是经济发展中的对策研究，都应当立足于本国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应当将一般性研究与特殊性分析结合起来。缺乏对一般性的抽象，只会令这种研究不得要领，难于抓住问题的本质；而缺乏对特殊性的具体分析，也会使这种研究既失去现实意义，又无法最终找到谋求经济发展的可行方案。
4、随着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加速，人的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正日益加大。因为，决定科技进步速度的关键在于人对科技知识的掌握、运用和开发能力的大小。而人的这些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又取决于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和开发，在于人力资本形成的速度和质量。新发展经济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将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积累的知识（包括人们边干边学而积累起来的知识与技能）都作为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生因素”而加以研究和考察，由此而使教育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5、随着社会经济进程的推进，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体制都不会永远固化在一种形式上。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过时的生产关系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就必须有新的生产关系来取而代之，以打碎旧的桎梏。作为管理形式的经济体制或政治体制，它的转换实际上应当看作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量变质变过程中的一种量变的过程。无论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都会经历这种转变过程。新发展经济学家们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吸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某些研究成果，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视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主张。广义地来讲，这种制度安排应当既包括建立有效的刺激和激励机制，又包括创造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制度与组织、行政和管理体制、法律秩序、社区环境，甚至还应当包括与此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习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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