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与消费不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居民消费呈现下降趋势。1992年以后的10年间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大约降低10个百分点左右，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从1990年的0.847降至2001年的0.774，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85降至2001年的0.74。居民消费倾向的高低直接影响消费增长速度，消费倾向降低基本与消费增长速度下降是同步的。由于居民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以及储蓄倾向的不断上升，1990—2001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同期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注：资料来源：参见《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第15版。）。2002年以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速度更是远远高于消费增长速度。2004年一季度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高达1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消费问题的另一焦点是消费率过低，并且呈长期下降趋势。1952—2000年的49年中，我国消费率平均为65％，最近10年平均为59.5％。其中1993年降至58.5％，1994年降至57.4％，1998年扩大内需的政策出台，消费率才略有回升，1999—2000年也只分别回升至60.3％、60.8％。2004年以来消费率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仅为57％，投资率则升至42.9％。这种消费率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估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高达80％左右。
以上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消费一直低迷，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明显存在。去年消费有所增长，但消费不足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然而，消费是十分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108页。）。凯恩斯（Keynes，J.M.）也谈到：“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注：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1、92页。）。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刺激消费，其实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相反，消费不足则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难以实现，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因此，消费需求不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消费不足的成因是来自各方面的，其中与收入分配关系十分紧密，本文专门探讨收入分配与消费不足。
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在现有的西方消费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的明确结论，它们的关系隐含在消费函数逻辑推理的背后。研究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一般都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开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首次成功地将消费与收入水平相联系，明确地将消费作为收入的绝对水平的函数，并用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等概念来阐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般被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其要点是：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对消费函数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让我们回顾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绝对收入假说的方程式是：
C=C[，0]+c*Y[，D]（1）
式中C表示消费，C[，0]是自主消费，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D]是即期可支配收入。
（1）式两边同时除以YD，得到
C/YD=C[，0]/Y[，D]+C（2）
左边C/Y[，D]即为平均消费倾向。由于自主消费C[，0]是常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平均消费倾向APC随着即期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下降。这表明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占收入比重越低，储蓄所占比重越高，也表明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也包括边际消费倾向）低。由此可以推出，如果收入分配极端不均，收入集中于少数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APC就会降低，从而抑制消费，出现消费不足和低迷。这是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逻辑推理的背后推导出来的结论，也是关于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关系最有力的观点。这种观点虽然后来受到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和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 hypothesis）的冲击（这两种假说隐含收入分配不影响消费的结论），但由于这两种假说都有许多严格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又远离现实，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收入分配不影响消费的结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并没有对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造成实质性威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消费理论的新发展，进一步论证了收入分配确实会影响总消费，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正确性。
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还可在实际生活中找到实例，最好的案例莫过于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对于大萧条的起因，人们已经作出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大萧条的首要原因是美国20年代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进而发展为财富高度集中。美国一些“结构派”（structuralist）学者就曾指出，20年代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是导致大萧条的起因。（注：对大萧条起因的种种解释，可参见Gerald Gunderson.1976.A New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McGraw-Hill，Inc，pp476—79。）美国著名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在其所著《1990年大萧条》中语出惊人，提出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或者任何类型萧条的真正原因，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就上升到36.3％。（注：参见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1990年大萧条》，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5页。）在1921、1924、1926和1928年，当时的政府多次削减税收。减税措施对大企业和高收入阶层极其有利。在1922—1929年间，富人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以致出现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崩溃。无怪乎巴特拉指出，大萧条的种子实际上是由20世纪20年代真正错误的财政政策播下的。这个案例说明的虽然是收入分配与萧条的关系，但萧条的主要部分就是消费低迷或消费不振，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PI）下降近25％，因此，该案例也说明了收入分配与消费不足的关系。
以上理论与案例的分析表明，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紧密相关，收入分配极端不公平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分析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不能不分析收入分配。事实上，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当推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格局呈现明显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特征，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提高，如果纯粹从这个角度分析，居民收入确实是迅速增加。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快，除个别年份外，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是低于GDP增长速度。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已经高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当然，收入差距正常扩大是应该肯定的，问题是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达到了非正常扩大程度，并且覆盖范围广阔，呈现全方位特征：不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城镇内部抑或乡村内部，收入差距都扩大了。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之大，令人惊异。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初期曾一度有所缩小，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又呈扩大趋势。根据《农村经济绿皮书》提供的资料，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上年的2.89∶1扩大到3.11∶1。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超过2的比率极为罕见，但我国却超过3。对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基尼系数，目前有各种不同的估算结果。全国的基尼系数的估算值，大体有三种：0.4左右、0.45左右、0.5左右，0.5左右的基尼系数，主要是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我认为比较贴近现实。不管如何，全国的基尼系数已相当高，超出了许多发达国家。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暴富群体的出现。暴富群体中靠诚实经营和劳动而致富的比例不高，往往以种种非法手段侵蚀国有资产，榨取高额利润，引起群众强烈的不满，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暴富群体挤占了国民生产总值中普通城乡居民应占的份额，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进而使得劳动群众即普通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普通城乡居民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有很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乃至零增长、负增长，却没有条件消费，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特别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以致大部分普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在消费函数的作用下，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消费出现下降趋势。消费不足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难以实现，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必须重点刺激消费，扩大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需要多管齐下，比如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拓宽消费领域，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千方百计增加普通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普通城乡居民包括中低收入两个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约占城市人口的80％、农村人口的10％，低收入群体约占城市人口的10％、农村人口的80％。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增加的收入最容易转化为直接的消费，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远远超过各类人员收入的普遍增加。
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镇困难企业。农民增收困难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其压力愈来愈大。农民纯收入增加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年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剩余劳动力难以大量转移。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拓宽农业就业空间，减少农民数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减少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农产品的消费者，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小城镇建设要与乡镇企业结合起来考虑。加快小城镇建设中，要支持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继续互为依托，同舟共济，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增加农民收入，还需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和名目繁多的摊派。增加城镇低收入者收入，主要是要努力提高城镇就业弹性，增加低收入者就业机会，为此必须积极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既有零售业、餐饮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还包括信息咨询业、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我国应优先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其特点是所需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不高，正好可解决大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同时要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还需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建立起财富的二次分配体制，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这两个手段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税收面对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则是低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对富者进行征税，首先必须切实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我国高收入群体偷逃漏税严重。根据国家税务局的统计资料，2001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近966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6％，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0％—40％的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许多低收入国家水平（资料来源：《经济日报》2003年2月19日第12版）。因此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时不我待，其关键又在于提高收入透明度。其次，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应建立健全包括消费税、利息税、财产税、赠与税与遗产税在内的覆盖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尤其是随着个人财富和私人资产数量的迅速增加，应尽快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总之，税收增加了，就能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通过转移支付手段，集中财政资金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使收入再分配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达到“抽肥补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