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台湾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人力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经济迅速发展，从五十年代初未开发的农业经济，转型为开发的工业化经济。人均国民收入从五十年代的几十美元增长到现在的1.2万美元。
台湾经济在较短时期内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台湾前“经济部长”李国鼎在总结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时指出：“就台湾经济发展而言，初期受到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的困扰，后来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包括土地改革、鼓励民营事业发展，按照进口替代工业、加工出口工业、中间原料工业、基本工业、技术密集工业顺序制定政策和法律发展工业，投资环境的改善与鼓励，配合外汇和赋税制度的革新，最重要的是有计划的发展人力等等，乃得扭转局面，使经济趋于稳定，在稳定中不断发展。”（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 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自序第 1页。）卓有成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是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和分析台湾的人力资源开发，将会增进我们对台湾的了解。
台湾究竟是如何开发人力资源的呢？笔者经过研究后认为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
（一）把人力看作最重要的资源
经济发展需要各种资源，台湾天然资源有限，只有一些石灰石，一点点煤，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七分地。除此之外，就只有人力资源。在五十年代，台湾人口一直以3.3%的增长率增长， （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的人力资源与人口问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 171页。）给就业带来很大压力。1961年，台湾失业者达到十多万人。台湾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对自然资源贫乏而人口众多的台湾而言，只有谋求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1961年11月7日， 李国鼎在台北提出：“人力资源是指国家开发中所需要的人力。国家的开发固然尚需具备如天然资源、资本、政治安定等其他因素，但最重要的实为人力资源。”（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自序第140页。 ）他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提出了分析和建议。此后，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和如何加以开发、利用的问题逐步为台湾当局和公众所接受。
（二）设立人力发展机构，制定人力发展计划
1963年10月，美国劳工部的亨利·威斯（Harry Weiss ）访问了台湾。当他看到台湾存在人口增长、严重失业、缺少计划和协调组织、缺少培训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便附和台湾部分有识之士的意见，对当局作了一些具体的忠告：“我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政府迫切需要一个劳动力计划，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它需要一个劳动力计划组织。政府在现代劳动力领域是‘盲目飞行’，因为它不知道下一个五年到十年它的劳动力的需求是什么。为了完成正确的劳动力计划，在政府中设立小型计划机构是必要的，政府各部门的关于劳动力的行动就能协调起来。”（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39页。）
1964年1月，在台湾“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下， 设立了“劳动力资源委员会”（后改名为“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李国鼎担任召集人，该委员会的职能是：
（1）为劳动力发展制定政策和计划。（2）对计划涉及的教育、培训、补员、分配、使用等诸方面进行协调。（3 ）劳动力发展总体计划的审核和动态调整。（4）设立一个行政部门，促进公众就业服务。 （5）为职业训练筹设项目和设备，调节劳动力的供求。（6）根据总体经济发展计划调整劳动力计划。（7）研究特殊的劳动力问题。（8）收集、分析和评估全部现有的统计资料。（9 ）研究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提交的劳动力问题。
1966年，“劳动力发展委员会”提出了第一个劳动力发展计划，得到台湾“行政院”的批准。1968年和1970年又以同样的方式制定了后来的计划。到1969—1972年间的第五期经济建设计划时期，劳动力发展计划已经成为台湾整个社会经济建设计划的组成部分。并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施。
（三）推行家庭计划，减少人口增长
在五十年代，台湾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3.3%。 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不但形成对生存空间的压力，同时也严重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当时社会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实施家庭计划，以减缓人口增长。家庭计划包括两方面。第一，提供有效的技术和避孕工具给那些确实需要这些东西的人们。第二，教育人们懂得缩小的家庭人口的益处。当时缺乏政府的参与及经费的支助，所获效果有限。自六十年代开始，台湾当局逐渐认识到控制生育、减少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开始重视人口问题。1962年，在纽约人口协会的资金支助和密西根大学的技术支持下，台湾省卫生处建立了台湾人口研究中心。1964年开始推行以节育为主要内容的五年计划项目，这个项目由省卫生处领导下的“家庭计划委员会”执行。1967年11月，国民党中央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制订人口政策，调节人口规模，减少人口压力”的议案，在最高级别上确认了人口政策的必要性。1968年5月， 台湾“行政院”颁布了《台湾地区家庭计划实施办法》，正式采纳了原来非官方的项目。1969年5月， “行政院”又颁布了《中华民国人口政策纲要》。1971年3月， 家庭计划经费第一次列入“行政院”的预算。
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果，1973 年台湾年人口增长率降到了2%以下，1984年又降到1.5%。 （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33页。）自1964—1984年的20年间，家庭计划的推行，使台湾少出生248万人， 由此可节省教育经费支出1.36亿美元，节省就业投资5亿美元， 而此期间家庭计划方案的费用估计约需1500万美元，此一数字仅占前述无家庭计划必须支付的两项额外支出6.36亿美元的2.3%。 （注：《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6年第1期，1996年第8期及1995年第8期。）换言之， 为家庭计划每支出1元，可在教育及创造就业方面节省50元。
家庭计划的实施，减少了台湾人口增长的压力，为人口质量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大力拓展教育事业，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台湾的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台湾是典型的海岛经济，由于先天的贫乏，农业的发展，已不能完全应付人口的增加。因此，无论要增加就业也好，要提高生活水平也好，必须藉工业的发展，以大量开拓就业机会，吸收就业人口。而要提高工业建设，必须充分运用人力资源，但有人口未必就有人力资源，化人口为人力资源的关键，在于提高人口的素质，人的素质提高以后，不仅生产价值提高，供应价值也同时提高，这样才可使人口成为资源而为国家社会所用。当然，要发展人力资源，必须先有教育的投资，必须有有效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设施。因此，应该把相当大量的政府预算用于教育及其他有关措施，以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台湾在五六十年代就积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从1952年到1992年的40年间，台湾的学校由1769年增加到6727所。其中小学从1251所增加到2470所，小学教师从20989人增加到83929人； 中等学校从214 所增加到1082 所， 中等学校教师从6808 人增加到86779人； 高等学校从8 所增加到123 所， 高校教师由1077 人增加到29444人。（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的人力资源与人口问题》， 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359—364页。）学龄儿童进入小学的比率从84%增长到99.9%，小学毕业生进入初中的比率从34.85%增长到99.2 %，初中毕业生进入高中的比率从56.96%增长到86.09%，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的比率从26.27%增长到51.94%。（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的人力资源与人口问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370页。）
台湾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以台湾当局对教育的大力投入为前提的。在1952—1975年的23年间，台湾各级政府对教育文化的净支出所占的比重，从7.8%上升到17.3%， （注：《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6年第1期，1996年第8期及1995年第8期。）增长了约10 个百分点。在县市政府总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的比率，1947年为3.9%，1966 年则高达40%；（注：《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6 年第 1 期，1996年第8期及1995年第8期。）可见台湾当局对于教育之重视。
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使台湾人力资源素质普遍提高。藉着审慎地发展及运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台湾不仅克服经济发展上诸多困难，更成就了快速的经济成长。
（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健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中国传统观念，总以为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因此对于技术工人，至今仍不免存有不太重视的观念。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职业教育在台湾学生选择学校的过程中通常处于第二位和第三位，七个青年中只有一个人选择职业教育，以求接受训练走上工作岗位。1966年，台湾小学毕业生迅速增加，他们中只有一半的人能被录取到初级中学，结果，每年约有14万小学毕业生没有机会继续上学，（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42页。）由于这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太年轻而无法去工作，结果就给他们的父母和社会造成了困难。而工业的发展又急需大量的熟练员工，根据第一个劳动力发展计划的估算，从1965年到1970年间，平均每年需要训练7.7 万人。（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42页。）为此，台湾当局认识到，要解决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就应该破除传统观念，大力改变教育结构，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于是，台湾在六十年代后期大力兴建工业职业学校和商业职业学校，1970年，高中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为4∶6，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数超过普通高中，成为中等教育的主体。这一比例1981年达到2.8∶7.2，1986年更达到2.7∶7.3。（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42页。）只有27%的学生读普通高中，73%的学生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这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中等教育结构。
为了培育高级技术人员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从1976年开始，台湾设立了两年制的职业技术专科学校，招收高中、高职毕业生；1974年又成立了台湾工业技术学院，设二、四年工程技术系科，招收专科、高职毕业生，修业二或四年，授予技术学士学位，并设有硕士班、博士班和研究所。这样，就形成了“工职、工专、工业技术学院”这样一个完整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从1983年起台湾高职学生数都维持在40万人以上，（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的人力资源与人口问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368页。）成为台湾经济建设最雄厚的资本。1974 —1992年，技术学院的毕业生，七成参加工业行列，二成参加技职行政工作，5%担任教学，只有5%出境，（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的人力资源与人口问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324—325页。）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批的技术人才。
（六）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紧密配合
教育的目的在发展人力资源，要使人力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项资源而不是负担，就要使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配合。台湾的高等教育过去以文科为主。1952年，文科学生与理工科学生的比例为6.2∶3.8，到1971年这个比例仍为6∶4。 （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44页。）1973年以后，台湾工业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需要大量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为此，台湾“教育部”采取措施，适当限制文科专业的发展，同时加快工程技术学科的建设，特别是重化、精密仪器和电子等专业，以适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兴起。到1986年，高校文科学生和理工科学生的比例调整为4.5∶5.5。（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44页。）为台湾八十年代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
（七）大力发展职业训练，培育足量技术人力
1.把职业训练摆在和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
早在六十年代，台湾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人力是生产因素之一，技术人力更是一个最宝贵的资源和发展经济的关键因素。台湾由于新兴工业之相继创立扩充，必须培育足量而熟练的技术人力；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生产需要。一般来说，培育人才的基本与首要途径，自为教育，但教育的功能是涵泳渐进的，不可能期望速成；教育设施无论其分科如何细密，终不可能完全适应个别工商企业的需要，而且，人才的养成，除须具备基本学识和技术外，更须具有丰富的经验，此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养成。所以技术人力的培植，于学校之外，大部分须由各企事业单位来承担，各企业为培植人才之所费，初期会增加其负担，但等到人才培养有成之后，由于技术和业务的改进，所得者远超过其支出，这是一项最合算的投资。台湾的学者认为：“为了实现工业化，我们必须要开发并积累这些极其重要的人力资源。但如何进行呢？答案是双管齐下，即通过教育和训练。”并将此称为“双轨的人力开发制度”。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源开发中，把职业训练和教育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两个轨道平行发展。
2.组建职业训练领导机构，推动职业训练的开展。
六十年代，台湾当局为发展台湾的工业职业训练，经向联合国发展方案特别基金会申请获得其同意拨款协助。台湾“经济部”和“内政部”共同发起，用“联合国发展计划”援助基金，建立为各地职业训练中心培训师资和管理人员的学院。1968年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成立了“工业职业训练协会”，为工业界提供有关职业训练的技术服务，编订了工业职业训练标准，提供新式训练教材与方法，推行技艺检定制度。1976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一位政务委员负责，协调教育系统和职业训练系统的工作，并加强对职业训练的领导。1982—1983年间，又在台湾“内政部”下面设置了一个“职业训练处”，推动职业训练的开展。
3.制定、实施职业训练的法规和计划。
台湾早在《工厂法》中， 就制定了有关艺徒的规定。 后来规定被1983年的《艺徒训练法》和1984年的《劳动标准法》所取代。这两个法令要求：雇主在雇用一个徒工时，必须写下训练课目、训练期、教师、生活设施和生活补助费等详细内容的契约。
1977年7月，台湾订颁了一项推行职业训练五年计划， 其内容包括：加强各类职业训练；扩大办理技能鉴定和建立职业证书制度；建立现代化学徒训练制度；加强职业教育与职业训练的配合等。通过制定与实施这一计划，以协调职业教育与职业训练，在量与质上相互支援配合；以增进技艺水准和提高劳动生产力。使每人每日生产价值增加，提高个人所得，促进资本形成，加速台湾工业化的进展。
除了制定实施全面的职业训练五年计划之外，台湾还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实施一些单项技术训练计划。例如在八十年代台湾确立了把资讯和计算机工业作为未来经济的先导部分之后，台湾“教育部”便提出了一个相应的五年计划，其内容包括：（1 ）让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在通过竞争性考试后参加六个月的强化训练，以获得计算机方面的应聘资格；（2）对专科学校、职业学校、 高中和初中的教师进行计算机培训；（3）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使之能够负责“政府”部门的电脑化工作。这一训练计划的实施，推动了台湾资讯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
4.公营企业在职业训练中起带头示范作用。
为了推动职业训练的发展，台湾当局十分重视让公营企业在职业训练中起带头示范作用。六十年代后期，台湾“经济部”要求两个公营企业，即设在基隆的台湾造船公司和设在高雄的台湾机械公司在各自所在的城市建立一个职业训练中心，着重培训工厂所需要的合格焊工、机械工及其他技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焊工、机械工短缺的问题就缓解了。
（八）实施国际人才交流计划，吸收海外科技人才
台湾重视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利用各种渠道派出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接受训练和深造，尽管早期人才外流比较严重，但他们仍坚持送出去，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人才回来。台湾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同时，海外又有一支高素质的华人学者群和科技人才群。1974年台湾开始建立旅外学人档案，将海外学人所学专业分为文、理、管、商、工、农、医及教育八大类，输入电脑，为用人单位提供方便。台湾吸收海外人才的主要对象和方式包括：1.吸收台湾留学人员回台定居服务，为返台留学生提供优惠条件，从优统计海外任职资历，增加工资与津贴，提供回台旅费及零用金。企业管理硕士回台的月工资比同类人员工资高1—2级；在公立大学任职的除本薪外，还发给研究补助和房屋津贴，协助其眷属就业。在七十一八十年代期间，每年都有一些在美国受教育的留学生返台，加强了台湾技术力量的阵容。2.台湾所需的博士人数多，供给较少，采取吸收访问学者、客座教授等形式进行短期交流。台湾“国家科学协会”经常协助各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延聘高深造谐的国外学者进行短期指导、参与研究及传授新兴学科动态，或长期提供教学研究工作。台湾当局还通过财团法人代为征聘，用以招聘无法用常规方法罗致的高级科技人才。为运用海外华裔科技人才，加速尖端科技在台生根，台湾经常邀请“中央研究院”海外院士及专家，以接力方式轮流来台主持或参与某一先导性课题及研究计划。3.发展高科技产业，为海外人才回台提供科研条件。1980年，台湾建立了新竹科学园区，成为高科技研究和开发的中心。该园区主要发展电子工业，区内有100多家工业公司，集中了1.2万高级人才，1995年各类学者专家已达5万人之多。 （注：《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6年第1期，1996年第8期及1995年第8期。）
（九）及时调整人力资源政策，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李国鼎曾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功，主要在于有效运用该国的人力及自然资源。对于一个拥有有限的自然资源，但却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的国家来说，依据市场运作的人力资源政策是促使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注：分别见李国鼎：《台湾的人力资源与人口问题》，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第67页。）
培育科学与技术发展所需之人力，一直是台湾当局人力资源政策之核心。人力资源政策之制定与测量，不断配合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之条件而决定。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当劳动密集型工业在台湾工业部门占主体时，台湾的人力资源政策却注重技术与职业教育之扩展与提升，以满足对技术劳工急剧增加之需求。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台湾工业发展的重心已转移到技术密集型工业，台湾当局奖励科技工业之发展，相对地，人力资源发展的优先次序亦随之而调整为科技人才的培育。
由于这些政策，使台湾得以在不到40年的时间，自未开发的农业经济转型为开发的工业化经济。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源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密切配合，不仅提高了人力资源素质，同时确保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因此，笔者认为通过以上分析除了增进我们对台湾的了解外，也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
（1）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要使经济能高速发展， 一定要把人力看作最重要的资源，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重视是发展的前提。只有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才能化人口为人力，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源素质。（2）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为促进祖国大陆人力资源开发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除政府要提高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外， 还应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增加教育的投入，鼓励社会各界扶持教育事业。（3 ）要按社会需要设置高等教育专业结构。高校专业结构的设置直接关系到人才的培养类型，对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重大影响。因此，设置合理的高等教育专业结构，是保证高等教育为社会经济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类型和质量的重要条件。我们要按社会需要设置高等教育专业结构，把有限的教育经费，作最经济的利用，培养出最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4 ）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据统计，祖国大陆在4000万初中生中有40%升不了高中，（注：《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6年第1期，1996年第8期及1995年第8期。）为了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技能学习机会， 有必要调动多方面力量办好职业教育。（5）要加强职工培训。 职工的训练和教育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处在同等重要位置。因此，所有企业都须大力开展职工培训，提高职工素质和技能，增强职工的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政府主管部门也要督促企业把职工培训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6 ）要积极利用国际手段开发人力资源。在经济国际化的时代，我们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人才交流，有组织地针对性的派员出国深造。同时，对留学人员、华裔科学家、专家，我们应该采取多种灵活措施，积极争取他们以各种形式为祖国经济建设服务。
总之，在任何国家及任何时代，人力资源都是首要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开展职业培训，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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