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层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亡国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剧变，从长远发展来看，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深层的三大矛盾，而苏共长期无视这些矛盾，也无力、无法解决这些矛盾，最后引起三种危机，苏共急剧转向右，导致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在1936年以前的过渡时期，苏联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过渡时期结束后，苏联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开始出现了新的矛盾。苏联社会存在哪三大矛盾呢？
第一个矛盾：过左的的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高速健康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的矛盾
1、过左的路线。苏共执政74年，从政治路线和某些重大政策方面看，大约有半个多世纪都是推行“左”的路线，只有9年(1921-1929)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路线也基本正确，最后4年转向推行右的路线。
前9年正确路线时期，执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经济，逐步改造小农经济。邓小平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时，唯一肯定的也就是新经济政策。1930年，斯大林急剧地转向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不想进一步巩固和完善，1939年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的整个指导思想是急于求成，对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民族都采取了过左的政策。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斯大林于1946年又提出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在国际上，他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急于实现世界革命。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是不是搞右的呢？不完全是，他是少右多“左”，形右实“左”。在某些问题上，这也需要拨乱反正。因为从1956年起，我们党和赫鲁晓夫有分岐。1963至1964年中苏两党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中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观点的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错误，认为赫鲁晓夫“三和”是右，给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赫鲁晓夫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总代表、右倾机会主义总代表的深刻印象。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缓兵之计，他还是想“埋葬帝国主义”，由以他为首的苏共领导来完成世界革命。我们认为他放弃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要暴力革命，是右。实际上，当时还看不出暴力革命爆发的形势。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势。他硬要把“和平过渡”强加给各国党，这也是“左”。那时，我们认为否认了党和国家的阶级性，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讲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是右。赫鲁晓夫之所以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是急于要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从超越历史阶段这个角度看，不能不说又有“左”的一面。
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左”的错误没有克服掉，只是稍微作了点变动。赫鲁晓夫时期还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到苏联在20年内还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但他认为苏联在60、70年代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1982年之后安德罗波夫对“发达社会主义”又作了修补，他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还是要逐步为过渡到共产主义作准备。他认为苏联还没有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又接近了些实际。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时期，放弃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认为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加速战略，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并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转向搞市场经济。到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党才猛醒过来，意识到再坚持传统的计划经济不行了，在1990年才改变提法，急于要在500天之内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这样就进一步把苏联的经济搞乱了。
总之，苏共在总体上长期推行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超越阶段的“左”的路线（在某些方面也有右的政策和制度相伴随），难以改正，致使广大人民和党员对党的领导和改革感到失望，于是社会上和党内右的思想必然滋长，转向从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找出路。这就促使苏共领导人从1987年底以后逐步转向右的方面，如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这后期的右是对长期“左”的惩罚和反动。
2、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过“左”路线如果仅仅是认识问题，那还不难解决。通过实践检验以后，可以改变认识。但是由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使得苏联过“左”的路线长期难以纠正。现在人们谈论到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可是对他最大的错误，我们长期认识不清楚。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中涉及苏联体制问题，只是擦边而过，没有深入探究。我们党当时看到了苏联制度存在一些问题，斯大林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但斯大林推行的是什么制？没有说。更没有指出他搞的制度或体制存在严重弊病。到1980年8.18邓小平发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对斯大林的错误才有了深刻的认识，点明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存在问题。1982年以后，又改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的提法，以示具体的体制和根本的制度还是有区别的。
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是他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形成了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请注意，我在这里用“过度集权”，而不用“高度集权”，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必要时要有高度集权，但过度集权就过头了），给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造成长期的、广泛的危害。
(1)在国家领导体制上，斯大林搞了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按照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与君主专制国有三点区别：前者领导人应该实行权力制约制、限任制和选举制；后者则实行个人集权制、终身制和指定继承人制。自古以来这两种政体的区别截然分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怎样实现民主共和制？马克思还只有巴黎公社72天的经验，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6年，在民主共和国方面就作出了表率。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实行集体领导。他作为政府总理、党的政治局委员，与其他委员一样，每人一票，平等表决，而且列宁常常处于少数地位。列宁时期实行党政军三大权力由三个人分掌，政府总理列宁、共和国军委主席托洛茨基、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三驾马车分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领导人限任制问题上，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对托洛茨基说，我们夺取政权后，准备55岁就退下来。可是1924年列宁54岁时病故！列宁不指定接班人，遗嘱中只对每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优缺点作了评论，没有暗示谁接班。
后来，斯大林却实行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他既是党的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又是武装力量总司令。斯大林还搞领导职务终身制，并指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斯大林的三制，带有君主专制的色彩，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原则，对国际共运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没有触及斯大林的政治体制，只在某些政策方面作了调整。1953年赫鲁晓夫实行党政领导职务分开，他身为第一书记不兼部长会议主席，但是仅隔5年，他又兼任了。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章规定，党内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三届，但德高望重者可以例外。这实际上为赫鲁晓夫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开了绿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时是58岁，任期18年，76岁病故。勃氏上台后作出决定：今后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职务永远分开；但是到1977年，他又以总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又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后来苏联领导人也都实行这种体制。安德罗波夫1982年68岁接班，70岁病故。契尔年科74岁接班，75岁病故。苏联在1982年至1985年的两年4个月内，党和国家三易其首，这是老人政治、终身制的贻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地受苏联体制的影响。东欧1989年剧变时，各国的第一把手大部分是70多岁的老人。
斯大林体制对中国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毛泽东在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三个方面都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建国之初，毛泽东集党、政、军、政协等多个职务于一身，而斯大林在1941年才完成了党、政、军三权的统一。斯大林搞终身制到73岁，毛泽东到83岁。斯大林指定接班人一次到位，毛泽东先后指定了几个。从国家政治体制方面来看，毛泽东执行了斯大林体制，而且在过度集权的某些方面超过了斯大林。我们国家“左”的错误长期难以纠正，跟这种体制密切相关。邓小平8.18的讲话，是痛定思痛的总结。他总结斯大林、毛泽东晚年的教训，认为应该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着手，我们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应该说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取得全面成功的纲领性文件。
从一般政治学来看，斯大林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三制，从社会政治学来看，斯大林还加强、加深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高干特权制。前三制（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加这后三制，使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在实践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形。
(2)在党的领导体制上，斯大林除实行总书记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外，还实行了政治局权力中心制、监委附属制和取缔不同政见制这样三种体制，也有很多弊端。
第一，关于政治局的权力。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共产党的政治局从何而来，政治局在党内是什么性质的机关，总书记何时才有，他在党内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在广大党员心目中，大都认为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根据马列建党学说并非如此。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建立的。那时的党中央根本没有政治局，也没有总书记，中央委员会由5人组成，设有主席，主席主要是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俄国党于1898年建立，没有设过主席，也没有总书记。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也不多，只有几个人，实行集体领导，并没有设政治局。中央正式建立政治局是在1919年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政治局并不是党的权力中心，而是和中央组织局并列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执行机关。党的权力中心在党的代表大会（从1847年马克思建党以来，在党章中明文规定，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只是执行机关）。俄共中央还有一个机构即书记处，也是1919年才正式成立的，是日常办事机构。最初没有设总书记，只有几个书记。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因书记处处理的事务繁多，在1922年4月俄共十一大之后，才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作为书记处的首脑。在西文中，总书记即是秘书长。当时斯大林并没有因为担任了总书记而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才是俄国党公认的领袖，但他的党内职务只是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后来明确地说，在苏联，政治局决定一切，把政治局从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变为党的权力中心。30年代之后，政治局会议经常不召开，由总书记独揽大权。斯大林刚担任总书记8个月，就暴露出“掌握了无限权力”和“太粗暴”的缺点，以致列宁于1922年底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建议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列宁逝世后，建议未被采纳，斯大林的缺点还变本加厉。
根据马列建党学说，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权力中心，所以从马克思到列宁都主张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度。斯大林破坏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领导6年，召开了6次党代表大会。1925年以后，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时间相隔越来越长。从相隔2年、3年、4年、5年、以至13年之久。斯大林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代表大会转移到政治局，使政治局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他在党政领导体制方面所犯的最大错误，后来长期也难以改正。1952年苏共党的十九大党章规定，党代会至少每4年召开一次，1971年的二十四大又改为每5年召开一次。
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一建党就有政治局。政治局成立于1927年6月1日第三次修政党章之后，党中央原来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7年6月后才改称中央委员会。1925年四大以后，中共才设总书记，陈独秀最初称委员长。1943年后我们党才设主席，1956年八大后增设副主席，总书记的位置就更低一些。从大革命后期起，设中央秘书长，后又撤消，以后几经变化，到1954年中央的秘书长改由邓小平担任，1956年秘书长改称总书记。当时邓小平表示还是当秘书长好，不要当总书记；毛主席很风趣地说：总书记就是秘书长嘛。中共早期也是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如一大、二大、三大，后来因为革命战争环境严酷，未能坚持。建国后拖到1956年才召开八大，八大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当时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可惜后来只在1958年开过八大二次会议，年会制未能坚持。到1969年九大极左路线盛行时，决定每隔5年才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一直延续至今未改。
第二，关于监察机关。苏共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为了有效地对中央进行监督，列宁继承国际共运好的经验（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监督中央），于1919年提出，从1921年起，苏共中央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任务是专门监督同级党委。1923年，列宁在临终前写下《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主张国家的监察机关与党的监察机关合并，合并以后的机构主要监督中央领导人，包括总书记在内。1934年苏共十七大修改党章，斯大林把原由党代表大会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归属中央委员会领导，其任务是监督地方党委是否执行中央的决议。从此中央监委的性质完全改变。从1934年以后，没有任何机构能监督苏共中央领导人。我们党的中央监察机构，也不能不受苏联党的影响，一直是属中央委员会领导的。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党内的不同政见。党内在决策问题上、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不同观点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不同意见应该自由、平等地展开讨论、争鸣。不能求得共识时，以少数服从多数来进行决策。如果决策错了，可以召开党代表大会纠正。列宁领导的6年，党内有很多派别。列宁反对派别运动，但是赞成党内民主自由，责成《真理报》出版“争论专页”，从来没有把谁打成反党集团。从斯大林开始，把党内持不同意见者打成反党集团，人为地加深、加剧了共产党党内的路线斗争，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和影响。
在我看来，斯大林的又一个大的错误，是把过度集权的体制与过“左”的路线结合起来，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健康地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的要求。苏共党内的高层领导人如布哈林、沃兹涅先斯基等都看到了计划经济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意见。但由于过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也与当时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有关，他们都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集团、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仅被开除党籍，还被枪毙。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变种，是资产阶级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并给苏共党内外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的人扣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帽子。
斯大林搞的这种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给苏联带来长久祸害。它犹如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如果长期不进行根本改革，迟早总有一天会爆炸的。
第二个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与劳动大众的矛盾
过度集权的体制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形成了一个党政官僚特权的集团。根据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巴黎公社开创了两个原则：一是主要领导干部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二是领导干部工资待遇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水平。而斯大林搞的是等级授职制和高薪特权制，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苏联在斯大林中期（1935至1936年）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最高与最低工资差距达30多倍，高干另享有宽敞住宅、特种供应等特权。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工资差距达到一百多倍，官僚特权越来越多。这样就越来越引起劳动大众不满，敢于站出来反特权者就得到人民支持。
苏联出现的官僚特权集团，显然是受封建等级制度影响的产物。苏联在分配方面，对群众实行“左”的平均主义，对领导干部实行右的封建主义等级制。这个官僚特权集团从计划经济体制内获得了很多好处，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有风险，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权益，所以就以马列主义为招牌，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藉以维护自己的特权，成为反对改革的阻力。如果苏联这些党政领导干部知道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可以不伴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转去搞市场经济体制后，从权钱交易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那样他们可能也会赞成市场经济的。
第三个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
苏联民族结构与中国不同，在120多个大小民族中，俄罗斯民族不占绝对多数。十月革命时，俄罗斯民族只占人口42%。1989年俄罗斯民族也才占50.8%，刚过半数。苏联革命胜利后，列宁以各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的原则解决民族问题，采取联邦制的形式组成多民族的国家，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一个联邦。但是，长期以来，大俄罗斯主义严重，实际上是过度中央集权。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长期以来也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把俄罗斯族往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推行俄语，甚至搞民族大迁徙，多次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在宗教、文化、语言问题上岐视少数民族。
总之，这三大矛盾长期不能很好解决，导致了苏联经济、社会政治、民族三大危机。
经济危机：苏联在战后的50年代，经济增长接近10%，60年代降至8%，70年代是5%，80年代经济增长2%-3%，1990年经济负增长2%，1991年达到-12%，赤字急剧增加，物资供应不足，通货膨胀严重。这是长期顽固坚持指令性计划经济后又急于转为市场经济造成的恶果。
社会政治危机：党的威信下降，很多人对党过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不满，要求实行西方那种多党制和多元文化。1990年2月苏共中央被迫接受多党制，从此政局大乱。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工人罢工、怠工增多。这是长期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所造成的恶果。
民族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更加强了民族要求独立、分离的倾向。苏联的解体从1940年被兼并的波罗的海沿岸3国开始。在历史遗留问题上，宜粗不宜细。可是戈尔巴乔夫却大搞公开性、民主化，不让历史留下空白，公布了1939年8月苏德秘密签订的将波罗的海沿岸划归苏联势力范围的协定文件。由于处理不当，引发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于1990年3月至5率先独立。到1991年8.19发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事件后，各民族害怕又回到过度集权的旧体制中去。这时有人认为这个事件是苏共策划的，要求取缔苏共。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总统地位，竟于8月，24日辞去总书记职务，并要苏共自行解散。到12月21日，11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书，这样苏联就完全解体了。
（作者附记：我写过一篇《中国与苏联改革的比较》的长文发表在1998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上。今应《炎黄春秋》之约，将文章的第三部分再作斟酌修订，以《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层原因》为题，独立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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