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金融先行”及其相互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相互关系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论“两种金融先行”是指：①从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出发，经济理论界提出的“金融超前改革”的理论与战略；②经济发展中货币供应优先增长的理论与实践。前者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停留于学术探讨范围内，而后者则不仅在金融理论界有一定影响，而且客观上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的现实。笔者认为，两种思路的金融先行在立论上角度不同，在实践中结果有异。然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此消彼长、此扬彼抑、互相制约的内在联系。探索其间内在联系，权衡其利弊得失，已为处理改革以来多次呈现的周期性经济振荡和推进改革向纵深拓展所迫切需要。
金融体制超前改革的受阻
八十年代中期，金融理论界提出金融体制超前改革的思路，主要基于以下理由：①金融不活，经济也活不了；②投资体制多元化应仰赖于金融改革；③企业改革要首先有信贷体制的改革；④金融改革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①。显然，金融超前改革的构想是从金融体制在宏观经济调控和微观机制再造中的重要性这两个方面出发的。但从重要性角度来说明必要性这种分析方法易为持相反观点的论者以同样的思路反驳。比如，人们可列举若干理由说明企业改革的重要性，主张企业改革先行；人们可以从农业的基础地位出发证明农村经济改革应当先行；人们还可以说各行各业、各种环节都重要，改革应当配套进行、同步推进。可见，金融超前改革的构想所以行之不远的原因，首先同它的理论出发点有关系。然而更重要的在于，金融超前改革的思路在实践中意味着：①它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核心层次的改革之一，具有彻底性；②它是对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基础结构的变革，具有全面性。彻底而全面的改革举措显然不同于小打小闹的“尝试”或“试点”，它因可能带来丰厚的改革收益而令改革者跃跃欲试，它更因其面临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而令改革者望而生畏。这种高收益与高风险的比较，在理论准备不充分，在现实的矛盾积累不充分的情形下，往往是后者占上风。事实也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改革明显地处于小打小闹和滞后状况。十年前（1983年）实行了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分离，然至今距“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目标尚远；1984年－1985年间理论界提出开放金融市场或银行企业化应成为金融改革突破口，但至今在两方面（特别是银行企业化方面）均没有大的突破。金融改革长期在外围徘徊的客观事实说明，“金融改革先行”的构想在理论与实践上（尤其是在实践上）尚缺乏强力推动。应该指出，金融改革能否先行的关键倒并不主要在于理论论证是否合理与科学，而在于改革总体指导思想的演进和改革实践过程中活生生的经验或者教训，是否为之提供了依据。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下，传统金融体制往往被作为“计划性”的体现和社会政治安定的“必要”保证而难于获得全面、彻底和超前的改革。②同时，在改革初期阶段，经济运行状况尚未提供足够的信息来说明金融改革滞后的恶劣后果。我认为这是金融改革未能超前的根本原因。
十四大以来，情况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第一，改革目标模式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现代市场经济之一种，“金融经济”应成为其运行特征，建立在市场法则基础上的价值管理（而非实物管理）应成为其调控方式。这决定了，体现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金融调控与运行体系的建立在改革的日程表上应居于优先地位。第二，1992年下半年－1993年上半年以来出现的经济过热与秩序混乱（连同前几次经济波动）再一次表明，在中国的经济波动周期日趋缩短，周期频率不断加快，双轨体制磨擦日渐严重，经济矛盾日益尖锐的过程中，每每以金融膨胀——萎缩为突出表征。而金融的膨胀或者萎缩又是在资金供给制下，在资金成本较小地甚至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于是出现一个怪现象：就结果而言，金融系统是责任的直接承担者；而就过程而言，金融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工具，金融机构成为经济增长决策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婢女”。每次涨落，均以金融失范为主要原因；每次涨落，金融系统及其操作者均至为尴尬。一次又一次，深层矛盾不断地往后推移，而越推，矛盾越尖锐。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原有金融体制以其破坏性的形式向人们表明：金融改革应当先行。1993年7月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以来的一系列措施，既含有整顿秩序的成份，又含有改革体制的成份，前者治标，后者治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入，治本的力度将渐次增大。不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尽管十四大确立了有助于推进金融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尽管历次经济波动已明明白白地显示出金融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但金融改革绝不会自行启动。因为传统金融体制寓于其中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其背后的某种特殊利益机制，还会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顽强地发挥作用。所以，未来的金融改革过程并非没有不痛不痒、流于形式的可能性。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事情。此外，还应指出，价值管理，需求调控绝非金融一途可以完成，金融与财政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密不可分（以至于有人主张财政改革应先于金融改革③），其同为货币应之闸门，互相制肘，孰重孰轻，孰先孰后，难以区分。故笔者主张金融体制改革宜配以财政改革的进行，或者可以称之为“财政金融配套先行”。
另一种“金融先行”：货币优先增长的理论与实践
由于经济发展史既为通货膨胀政策主张提供了成功的依据，又为反通货膨胀政策主张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材料，因此在西方国家，这两派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长期以来各执一辞，互不相让。八十年代以来，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之争在我国逐渐展开、深入。我们把我国理论界有关实行通胀政策的主张，以及与该主张相吻合的，而且在逐年加剧的通货膨胀现象称之为另一种“金融先行”，其实质是在改革过程中实行货币供给量的优先增长。
在我国主张通货膨胀的论者，并不一般地推崇通货膨胀的作用，而往往附带一定条件，持比较谨慎的通胀主张。其在理论上的提法通常有：温和的或者最佳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中性；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性、适应性。④这些主张的提出者有两个共同的观点：一是财政赤字无害；二是强调中国经济应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些论者立论的依据主要有：马克思的货币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理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理论；凯恩斯需求管理学说及“半通货膨胀”理论在他们看来的合理成份；对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判断；中外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助于说明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的那些事实。
在对通货膨胀这一经济理论范畴的理解上，从教条的藩篱中解脱出来，这是我国经济研究中的一个进步。但进而主张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可采取“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就应另当别论了。反通货膨胀论者坚信“稳定最有利于发展”，并从以下方面展开批评：(1)马克思所讲的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是有条件的、有限的，马克思专门考察过货币转化为资本，特别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条件，指出货币只有在存在多余生产能力的条件下才具备推动力；(2)凯恩斯的赤字财政、需求管理理论是在特殊社会经济条件下，针对需求不足和失业而提出来的，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需求不足和失业，而是变革体制和克服短缺；(3)尽管改革和发展的非均衡状态难以避免，但不能因此而无视改革对一个相对宽松环境的严峻要求，不能把非均衡看作改革的本质，看作增长的本质；(4)反通货膨胀论者也列举经济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陷入滞胀的事实、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恶性膨胀的事实成为他们经常使用的论据。上述争论，往往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样一些题目下展开。
不能讲主张通货膨胀的观点对改革以来的经济政策起了多大的“指导”作用，但反通货膨胀观点没有能对膨胀性的宏观政策操作产生有效的影响却是客观事实。1979年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比较明显的趋于膨胀的路子。1979年－1992年间，我国货币供应量（M[,0]、M[,1]、M[,2]，特别是M[,0]）的增长明显地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与同期的物价上涨频率呈明显的相关关系。在1980年、1984年和1988年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中，M[,0]分别以29.3%、49.5%、44.7%的速度增长。对于改革以来我国货币供应增长的描述和分析、货币供应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等问题，近年来人们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和探索，这里拟进一步指出三点，以说明历次通货膨胀的涨落机制和经济后果有着本质上的相似之处。第一，就其形成而言，都是在改革与发展处于相对高潮的背景下，而又主要经由传统经济体制的渠道形成货币供应与社会需求的；第二，就其消减过程而言，除最近一次周期尚未结束还难于判断以外，以前三次都主要是经过行政手段对原有经济体制形成经济和非经济压力而完成的；第三，就其经济后果而言，每一次高峰以后都出现程度不同的改革回潮、速度回落，同时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如回落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工期拖延、产品胀库、地皮放荒等）。综上说明，“货币优先增长→通货膨胀”在现实改革实践中为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更成了发展的代价。同时，我们还付出了改革方面的代价，那就是因通货膨胀造成的社会心理压力贻误了一些重要改革举措的出台。在这种现实面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反通货膨胀论者现有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不能把在理论形态上尚有待进一步证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一般关系用于指导处于改革时期特殊情况下的我国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原因有三：(1)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是建立在业已形成的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上的⑤，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尚处于艰难的建立之中；(2)此种经济增长是在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相对有效的经济增长，而在我国目前条件下，由于体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不能充分保证效率与效益，因此，增长容易变成低效或者高成本增长，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势必为长期短缺打下埋伏；(3)在两种体制磨擦造成的调控真空地带日益庞大的情况下，国家政府既难于如教科书上所说的从“通货膨胀税”中得财富积聚，而广大民众则不得不蒙受通胀下的财富流失，由此造成的非常吃紧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利于改革的推进。显然，我们的着眼点首先是改革，货币政策若要服务和服从于改革，在目前情况下，就不能以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其原因不在于这个目标的重要性程度，而在于增长本身的质量有没有保障。⑥
两种“金融先行”之关系
金融体制改革“先行”长期停留于纸上谈兵，以至于金融体制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成为改革中的瓶颈环节对各方面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却一路领先，这是我国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这一问题涉及到经济理论与改革实践的诸多方面，在此，拟从如下三个层次进行剖析。
（一）原因分析。金融体制改革不能超前的根本原因已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而为什么货币供应量却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优先增长呢？其中原因，从根本上讲，乃是历次货币的扩张过程，同原有的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均实现了“有效的”结合。从宏观上看，我国存在一种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增长的特有的拉动机制。尽管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的拉动也存在于一般的经济过程中，但我国的情况有其特殊之处。这就是，金融系统在原有经济和行政结构中的从属地位，使得它只能作为其中一个部件服务和服从于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央银行这个金融调控的神经中枢徒具形式。有人说，改革以来，银行由财政的金库变为国务院的金库，这是有道理的。只要金库地位不变，金融体制就是一个易于膨胀的工具，膨胀周期一告完结，它就会成为被动的牺牲品。从中观层次看，由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在这个层次上直接见面，因此这是通货膨胀过程的一个关键层次。需要指出，我国货币需求的形成机制既有市场经济的色彩，又有计划经济色彩，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既表现为地区需求，又表现为行业需求，两者也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真正彻底市场化的经济成份比重不大，因此，综合起来，货币需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政府需求”的形式出现的。直观一点说，银行行长所面对的货币需求者除厂长经理而外，还有市长省长；银行信贷员与之周旋的，除企业财务部门外，还有其主管部门的处长、科长们。在这种货币需求的“压力集团”面前，金融系统自主决策的余地是不大的。再加上，中央向地方局部放权，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和行为能力，地方政府在追求自己的（往往是短期）目标中，金融成了真正的“服务部门”。笔者在某地看到的标语：”×××银行是我区经济发展的后盾”，就反映出这种倾向。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某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模式中，屡有“金融先行”的提法。这种提法，不论是怎样在文字上被解释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吸入外地货币，拆借是其重要渠道⑦；二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如突破限额、降低利率、开发金融新产品，以及增加地区货币存量、加速货币流通速度的措施，促使货币资金的超常积聚。两者的实质，均是试图以货币量的积聚，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所以，这里的“金融先行”，实际上是货币供应量先行的另一种说法，并未包含或者很少包含体制改革的成份。“小河水满大河涨”，局部扩张推动着全面膨胀，中观不控推动着宏观失控。从微观层次看，主要是一个约束机制问题。专业银行企业化不到位使货币供应缺乏约束机制，企业改革不到位使货币需求缺乏约束机制。供需约束机制软化，加上利率长期偏低，以及货币供求实现过程中的非经济行为，（如不正之风蔓延为金融腐败）是近年来货币存量膨胀的微观经济社会基础。以此为基础的金融系统在宏观上成为政府追求高速度的工具，在中观上（专业银行层次）难以优化结构和效益，一旦它同具有内在扩张冲动的传统体制结合在一起，在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就会轻而易举地掀起货币膨胀的高潮。
（二）关系分析。由上可见，货币供应的过度扩张有内因与外因之分，内因是金融体制本身，外因是处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改革中两种体制平行磨擦，充分地刺激着货币需求主体（政府、企业、个人），而与之相适应的货币需求主体的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本身的约束性能就十分关键了：若金融体系具有较强约束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货币需求主体无限膨胀的倾向；若金融体系不具约束力，则不能牵制而只能迁就需求的膨胀。虽然，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若没有居于领先地位的金融改革，就势必出现货币供应的过度增长。这种过度增长，与价格改革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开放过程中进口商品的价格示范效应、流通领域中由于价格双轨制⑧引起的要素商品倒腾，以及国际储备增长中的货币释放等因素相结合，就必然以物价上涨的方式表现出来。由此，我们看到，在两种“金融先行”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金融改革先行对增长先行货币应该具有体制上的制约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联系，即货币供应增长先行替代了金融改革先行，并继而在以下方面对金融改革起着制约作用：(1)在货币过度供应酿成的通货膨胀条件下，金融体系必须经过先治理而后改革的较长周期；(2)通胀下的金融改革有更大风险，某些改革措施可能因通胀而失灵、失真。譬如金融机制多元化在通胀状况下极易导致资金的多头供应，高效率的融资方式的引入也将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增加货币供应，这两者均抵销着反通胀措施的效力。(3)通胀下的金融改革着眼于对未来需求的调控，但对业已形成的有效需求的抑制则可能意味着对已分配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在货币长期优先增长所积累的压力下实行金融改革更需要谨慎和技巧。⑨
（三）深层原因。之所以出现上述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和货币供应量优先增长并存的局面，其深层次的原因应该从十四年来我国改革过程的特点中去寻找。我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抽象地说，渐进式改革符合事物运动由量变而质变的辩证法，也符合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传统的特点。事实也说明，我国的改革由于建立在综合国力逐渐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因而获得了总体上的成功。苏东“休克疗法”带来的后果，更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式渐进改革的优越之处。然而，我们也不可不认识到，渐进的方式对于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经济变革来说，也必然有其不足的一面。改革中的阵痛，如利益的再分配、权力的失落，对个人、企业、乃至政府都是一个考验。阵痛可以使人痛下决心除病驱疾，也同样可以使人讳疾忌医，带病延年。由于改革者同时又是改革对象这样的“怪圈”的存在，渐进有变为“慢进”或者“不进”、甚而“后退”的危险。这种可能性事实上也在相当程度上数度成为改革以来的现实。其表现方式很多，有时甚至非常隐蔽。比如，它可能在发展的旗号下隐蔽起来，可能在高速度的兴奋追求当中被人忽略，也可能在同发展与高速度相伴随的通货膨胀压力下被合理地延迟，如此等等。1991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的情况是值得分析的，南巡谈话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抓住机遇，迈上新台阶。通观其精神实质，所谓“机遇”与“台阶”应该包括改革与增长两个方面的含义。然而1991年以来，在“机遇”与“台阶”声中是突飞猛进的增长气象，改革事实上被增长抢道，致使我国经济在1993年上半年以同样的机制，以人们已经熟悉的路径陷入过热与无序的局面。我认为，正是这种试图避改革之重，就增长之轻的思想倾向和政策操作，以一种内在逻辑导致了金融改革滞后与货币优先增长共存，并且相互制约的局面。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此次出台的金融体制、财政体制、投资体制配套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寄以厚望，祈其成为我国经济结束“过热、混乱——紧缩、萧条”周期性振荡和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新起点。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陈观烈教授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江其务：《当前金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金融研究》1987年第5期。
②只有在传统金融体制下，才可能出现类似于“安定团结贷款”这样的银行业务。
③见《报刊文摘》（《解放日报》编）1993年9月13日所载刘光弟教授的谈话。
④这是国内理论界最近提出的一种说法，以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原则分析了不同经济社会对通胀适应性的差异。指出，通胀的真正危害不在于通胀率的高低，而在于通胀自身的稳定性程度和社会对通胀的适应能力。在这一分析下，“通胀有害于经济发展”的命题被修改为“不稳定的通胀有害于经济发展”。请参见《金融研究》1993年第8期，徐诺金：“通货膨胀的首祸在其不稳定性。”
⑤需要说明者，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同样存在紧密联系，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比如我国1950-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是在隐性通货膨胀下实现的。
⑥笔者并不一般地反对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只是认为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尚处于艰难之际，不宜以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即使是“稳定的增长”，当其作为首要目标时，稳定亦难于保证。此外，关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性质、结构及其隐患，已有学者做了系统论述。请详见《金融研究》1993年第4期“笔谈”专栏。
⑦拆借本是银行为轧平头寸而进行的日常业务活动，一般时间都比较短，多为一旬、一周、甚至隔夜。但近年来我国银行拆借业务在时间上有拉长的趋势，三月、半年，甚至一年都有，拆借实际上成为了银行间、地区间转移货币资金的重要渠道。
⑧樊刚博士在《金融研究》1993年第9期撰文主张，在金融改革中实行利率双轨制。笔者认为利率双轨的货币后果堪忧，宜谨慎从事。
⑨世界银行专家小组在总结了八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后指出：“在通胀居高不下的国家中，实行利率的完全自由化会导致更高的实际利率以及存放款利率的更大幅差。而且，在不稳定的经济条件下，要防止实际汇率的升值，要使利率和实际部门的生产率结合起来，都显然是不可能的。结果，取消资金控制等于容许游浮的资金流动，从而破坏了货币秩序”（见《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译本，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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