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汉江流域开发史为例[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江论文,为例论文,流域论文,不平衡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考察指标
考察现代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可以该地区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作为依据，然则，如何考察历史上不同时段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呢？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要对历史上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作出直接的数量分析是不可能的。以垦田数和赋税额来推测地区农业生产的状况，虽然不失为一种重要方法，但是，（一）文献中关于耕地、赋税的分地区记载是相当不完全的，尤其是明清以前；（二）仅有的记载既缺乏时间上的连续性，也缺少地区间的可比性，显然不足以认识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因此，为了对历史上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数量化的分析，我们不得不另行探求新的考察指标。
1.人口指标
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是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一方面，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必要前提，一定数量的人口和相当速度的增殖是地区经济得以开发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人口的生存和增殖离不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规模必然要与农业生产所能提供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数量相适应。而粮食和其它食品产量又与耕地面积和生产技术条件有密切关系。在一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耕地面积是一个有限的量。所以每个时代按照当时生产力条件客观地形成一定的合理的人——地比例。劳动力数量以恰好为耕地等生产资料所吸收为最佳，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生产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清代以前的人——地比例来看，应该说劳动者的数量在多数年代大部分地区是过少的，因此，人口的恢复与增长总是意味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与进步，人口的下降则意味着生产的破坏和灾难的来临。而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也就是说，人口密度的高低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先进或落后成对应关系。清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殖，人均耕地面积愈来愈少，人口的增殖对经济的发展开始产生负作用，但至少，生产还在基本上维持着人口的生存，因此，人口地理分布的大势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
2.城镇密度
城、镇最初是因缘于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的需要兴起的，但是，城、镇从它出现之始，就与其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至少城、镇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要能有效地供应地区城镇中人口的粮食。当然，这是就一般而言，也有不少的例外，如统一王朝的都城、边地军镇等，就不仅仅依靠所在地区供应。城、镇往往不仅是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同时也自然地成长为该地区的经济中心。这是一般的趋势。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常是各级政权的驻地，有城郭、城池、驻兵，比较安全，又多处在交通要道上，因此自然成为地区物资的集散地，城中有“市”，人口繁密。一个新城的建立既是政治、军事的需要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反映，也必然会给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促进作用。镇在宋代以后，其经济功能很快压倒了它最初兴起时的军事功能，逐渐发展成为县域以下的区域经济中心。因此，从总体上说，城镇的发生、发展、规模，区域城镇的密度，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反过来讲，区域城镇布局的疏密，也反映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状态。
二、历史上汉江流域的开发层次
1.汉江流域的典型性
汉江是长江最大支流之一，源于秦岭南侧，奔流于秦岭与巴山之间，由西向东流，于汉口汇入长江，全长1545km。[①]全流域界于106°12′E与114°14′E及30°08′N与34°11′N之间，跨甘、陕、川、豫、鄂五省79个县市，总面积15.9×10[4]km[2]。汉江流域地处我国中部，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又靠近秦岭——淮河这一条最重要的自然分界线，此种地理位置决定了汉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明显地具有南北过渡、交汇的地理特征。在气候上，汉江流域是暖湿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地区，流域内不同地理单元的水热条件差异很大，由此带来了值被、农作物等方面在地理分布上的诸种差异。就作物种值而言，南阳盆地、秦巴山地（包括陕西商洛地区）以北方旱作农业为主；而江汉平原、汉中——安康盆地则以南方稻作农业为主；鄂西北、襄宜平原、随枣走廊则正是这两种农业区的过渡带。同时，汉江流域地貌结构复杂，丹江口以上的上游地区，以高大的山体为主；丹江口——钟祥区间中游地区，以低山、丘岗最为突出；而钟祥以下的下游地区，则以冲积平原为其特色，在地貌上呈三级阶梯。在横切河谷的方向上，以汉江为轴线，地势向其两侧方向增高，表现出河床→谷底平地→阶地与岗地→丘陵→高峻的山地等五个层次。因此，汉江流域的开发既可以代表南方亚热带稻作农业和北方暖温带旱作农业两种不同的开发模式，又包涵平原、盆地、丘陵、山地四种主要地貌形态的开发特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基于此种考虑，本文选取汉江流域的开发过程作为例证，对历史上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作一些初步分析。
2.历史上汉江流域人口的分布与变动
表1我们主要依靠诸史《地理志》及《通典》、《太平寰宇记》、嘉庆《大清一统志》等有关文献中所记载的人口数字，计算出当时各州（郡、国、府）每县的平均人口数（或户数），乘上在今汉域的县数，求得表中各地域单元的人口数（或户数）。户口密度则是用今实有面积推算出来的。因而这只能是很粗略的估计，而非精确的人口统计。如西汉商县与上雒属弘农郡，弘农郡有11县，总人口为475，954，平均每县43，269人，而其重心则在今豫西灵宝、三门峡一带，我们以弘农郡每县平均人口数乘以2得出的商洛地区人口数显然要高出实际人口数。同样的例子还有安康和鄂西北地区。这两个地区在两汉时属于汉中郡，而汉中郡的重心是在汉中盆地，我们平均推算的结果显然多算了安康与鄂西北的人口，少算了汉中盆地的人口。其次，我们计算户口密度所用的今地区面积包括了周围的山地，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些山地一直是蛮荒之地，人烟稀少，因而表1中各地域单元内人口密度的差别仍然是很大的。第三，众所周知，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历代户口数，是著籍的户口，在大多数时间里，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隐匿和流亡户口，因而实际户口要比著籍户口为多。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表1的统计仍然是我们尽可能接近历史事实的有效方法。
通过表1，并结合有关历史记载，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
表1：历史上汉江流域人口分布表
资料来源：诸史《地理志》、《通典》、《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嘉庆《大清一统志》、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科学院汉江工作队《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说明：（1）表中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区包括今陕南三地区在汉江流域的各县；鄂西北地区包括今湖北十堰市、丹江口市及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7县市和神农架林区；襄宜平原包括今湖北襄樊市、老河口市、南漳、谷城、宜城、保康6县市；随枣走廊包括今湖北枣阳、隋州、安陆3市；江汉平原北部包括今湖北钟祥、京山、应城、云梦、荆门、潜江、仙桃、天门、汉川、汉阳10县市，1952年江汉平原北部人口则包括武汉市的汉口部分。河南泌阳县未包括在南阳盆地内。
（2）表中“A”代表“人／km[2]”，“B”代表“户／km[2]”。
（一）两汉时期汉域各地理单元中，人口密度以南阳盆地为最高（45.84人／km[2]，56.06人／km[2]），襄宜平原次之，随枣走廊更次之。此种顺序与两汉时期汉域开发的层次相合。商洛地区的人口密度较高，其原因在于上表所计算的远比实际情况为高，已见上文。鄂西北地区人口密度也较高，除与商洛地区存在同样的问题之外，还由于秦及西汉时期曾向这一地区大量移民。[②]汉中地区的实际人口数应当要比表中所列为高，盆地上的人口密度当更高，其开发水平与随枣走廊大致相当。江汉平原北部的人口密度很低，其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低，说明两汉时期汉江下游地区的开发在全流域中相当落后。而且，这些人口大都分布在汉北钟祥平原和应云盆地上，汉南湖区的人口更为稀疏。
（二）由汉末到隋唐，中经六朝时期四百余年的战乱，汉域各地理单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残破最巨的是南阳盆地，因而在两汉时期为汉域最先进地区的南阳盆地彻底落后了。东汉中期（140年），南阳郡有人口244万；[③]东汉末董卓之乱时，袁术据南阳，人口减至100万[④]至西晋太康初，在大致相同的疆域范围内，仅有42万人；[⑤]到刘宋大明八年则仅有8万余口。[⑥]经过300年发展，人口却只有原来的1／30不足，真可说是一片废墟。而与南阳盆地的衰退相反，江汉平原地区的开发有其自然环境方面的背景。竺可桢物候期的研究表明：公元3世纪以后，我国气温有明显下降，年平均气温要比现时低1—2℃。[⑦]气候寒冷，雨量减少，江、汉水量相应减少，当有利于开垦“卑湿”的江汉平原。因此，有一部分移民就进入江汉平原地区。在平原北部，从三国到刘宋，相继增置了沌阳、孝昌、长寿、霄城、新阳、应城、监利8个县，比东汉时的5个县增加了1.6倍。[⑧]县邑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区开发的进步。
（三）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汉江流域的总户数是535，319户，按当时户口比率5，17口／户计算，有2，767，609口，超过了西汉的水平（2，462，349人），与东汉人口数相接近。这是隋唐时期汉域人口的最高数，后来在唐300年间始终未达到这一数字，即便在天宝元年的大唐盛世也只有291，737户，是大业户的54.5%。由此可以推想隋末的大动乱对汉域经济的残破之重，而所谓唐代的繁盛至少在汉江流域没有表现出来。考虑到全国的人口在开元22年（734年）已恢复到隋大业年间的水平，则汉江流域的发展速度当低于全国平均速度。
与东汉时相比，隋大业中，汉中、安康、商洛、鄂西北、南阳五地区的户口数均有大幅度减少，而襄宜、隋枣和江汉平原则有大幅度增加，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江汉平原北部，这显示出自六朝以来持续不断的对江汉平原的开发在进一步扩展。在隋唐之际的大动乱中受残破最严重的是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和随枣走廊地带，并使上述三地区从此开始丧失在汉域经济格局中的领先地位，而显示出逐步让位于江汉平原和汉中盆地的趋势。当然，在隋唐时期，这三地区还勉强保持着先进地位，尤其是襄宜平原在中唐以后由于为南方漕路所经，又出现了一度的繁荣，元和户数（107，107）甚至超过了大业（99，577）。但在天宝间汉中盆地已赶了上来，超过了随枣走廊；而在中唐以后经济走向全面凋弊的大背景下，江汉平原北部户口的减幅最小，实际上可能还有所增加（因北方流民的南来），预示着它发展的潜力将最大。这与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是统一的。
（四）唐末五代的战乱给汉域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破坏，到北宋建立后20年的太平兴国年间尚没有恢复。看来受破坏比较严重的还是南阳、襄宜、随枣三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与唐代元和二年（807年）相比，江汉平原北部的户数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不小幅度的增加。这表明在流域经济全面衰退的大背景下，江汉平原却是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发展势头。从太平兴国（980年）到元丰（1079年），汉域各地理单元户口均有增加，表明流域经济处在上升之中。但放在全国范围下看，汉域户口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低于长江下游地区和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说明从总体水平而言汉域经济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统观元丰户与《宋史·地理志》所记之崇宁元年（1102年）户（表中未列），汉域各地理单元中，襄宜平原、江汉平原、汉中盆地、随枣走廊四地区的户口密度较高，说明这几个地区在流域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尤可注意者是江汉平原北部跃居全流域的第二位，到了元代则跃居第一位。而传统上比较先进的南阳盆地，以元丰户论，在全流域中居倒数第二位（元代也是如此）。南阳地区在一蹶再蹶之后，看来再也难以恢复它旧日的繁华了。
（五）明清时期汉域人口的变化和当时全国一样，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明初从元末大乱中复苏，人口逐年增殖，到明中叶达到顶点，然后开始下降；明清之际的变乱使人口大幅度降低，康熙、乾隆间大规模增长，大致在嘉庆、道光年基本上出现饱和状态；清中后期人口没有太大变化，一些地区略有降低。导致此种人口变动的社会经济原因非常复杂，但人口变动的大势仍然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注意到：尽管明中后期的在籍户口远远少于实际人口（这已为史学界所公认），但即使加上可以推算的流亡与隐匿户口，明代的汉域户口仍然比不上宋代元丰年间，估计与北宋初年（980年）的户口数相近。这反映出元代的残暴统治和元末的动乱给汉域经济带来的破坏之沉重，虽经明朝前期百余年的休养生息仍不能恢复。清代人口的急剧膨胀是众所周知的。在不长的时间内，全国人口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而汉域人口则突破1，400万，确为前所未有。虽然从明中叶开始，汉域的个别地方，已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但从总体上看，在清前期，人口增殖对经济发展还是起促进作用的。因此，明清时期汉域人口的长期稳步上升，正是流域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反映。
在人口分布上，明代和清代都以江汉平原北部的人口密度为最高，这反映出江汉平原在汉域经济开发中的领先地位；其次是襄宜平原。南阳盆地在明代仍位居第三，清代则下降到第4位，随枣走廊上升到第三位，这表明南阳盆地在流域经济中的地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汉中、安康、商洛地区人口的增长幅度也相当大，说明汉江上中游山区也开始了全面的开发。
这种人口的地理分布，除人口的自然增殖之外，还和人口的移动大有关系。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内区际间的人口大迁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口地理变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流传至今的民谚“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生动地揭示了两湖地区在这场移民运动中所处的地位。[⑨]汉江流域的移民是这场移民运动的组成部分。迁入汉域的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份。来自皖、赣的移民经鄂东进入汉域之后，溯汉水而上，择地散居于汉水两岸，由东向西，逐渐递减。因而汉域移民以江汉平原为最多，随枣走廊和襄宜平原次之。鄂西北地区和汉中安康、商洛地区除赣、皖移民外，又有来自豫、湘、鄂、川、陕者。移民迁移的路线与移民的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移民之大量进入汉域实为明清时期汉江流域全面大开发的基础。
3.由城镇分布的变化看汉域开发的大势
表2我们列出了历史时期4个典型时段汉江流域各地理单元城镇的分布情况。需要说明的是，表2所列汉、唐城镇，绝大部分是郡（州）、县治所等等不同的政治军事中心，少部分是关隘、要塞和见于记载的聚落名。宋代则包括了见于《元丰九域志》等文献记载中的商业市镇。清代汉江流域的城镇体系则已基本形成，主要可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是初级市场，表现为几百个乃至上千个细小的集市以及相应的小镇场集。这些小镇场集经济辐射能力很小，所以表中没有统计。第二层是作为建制镇的市镇，包括大部分县城，它们大都位于水陆交通的要道，不仅是县域经济中心，还与更广阔的经济腹地紧密相联。第三层是各地的区域经济中心，在行政上，大致是各个府、州城，其中重要的有汉中、安康、南阳、襄樊、郧县、商州、钟祥、安陆等。第四层是汉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也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汉口。乾隆年间，汉口号称“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⑩]是全国著名的大都会。
表2，历史时期汉域城镇分布表
说明：表中“A”代表“城镇数”，“B”代表每一千平方公里拥有的城镇数。
资料来源：《续汉书·郡国志》、两《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嘉庆《大清一统志》、《水经注》，及有关清代方志资料，并参阅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图幅。东汉个别城邑地望依笔者的考证作了调整。
由于历史时期不同时段城镇的性质存在差异，层次、规模也各不相同，因而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可比性。单纯的城镇密度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但在同样的尺度下，它仍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由表2我们注意到：（一）汉唐时期城镇密度较高的是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和随枣走廊地区。东汉与唐代汉域城镇分布的基本格局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变化。东汉南阳盆地的城镇密度（每一千平方公里所拥有的城镇数）在全流域中居第二位，唐代则下降到第三位；江汉平原北部在东汉时只有2个城镇，到唐代增加到10个，城镇密度由全流域的最末一位上升到第4位。此种城镇分布格局及其变动与我们上文由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分析得出的汉唐时期各地理单元格局较之汉唐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江汉平原北部的城镇密度跃居全流域的第一位，与人口密度在全流域中的地位（第二位）相比，显然是先行了一步，这反映出宋代江汉平原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全流域中处领先地位。襄宜平原和南阳盆地仍分别位居第二、第三位，与唐代相同。随枣走廊城镇的数量与唐代相同，因而它在流域内的地位乃大幅下降。出现此种现象，盖因为中唐以后荆襄道（江陵——襄阳）的畅通减弱了随枣走廊在地区交通中的作用。（三）表中清代的城镇密度以随枣走廊、江汉平原和襄宜平原、鄂西北地区较高，但对表中的数字要作具体分析。随枣走廊因系陆路通道，城镇虽密集，但规模都不大。鄂西北地区城镇密度之高超出想象，实因为其地处四省交界，变乱频生，清廷常屯重兵多设屯驻营汛之故，表中所统计的“城镇”实有不少系关隘山寨，真正的商业城镇远低于此数。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认为清代汉域城镇发展的顺序应当是：江汉平原、襄宜平原、随枣走廊、汉中盆地、南阳盆地、鄂西北地区、安康地区、商洛地区。此种城镇分布格局历民国以迄于今，都没有大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汉域各地理单元近代化程度的顺序。
4.历史上汉域开发层次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汉江流域各地理单元中，开发最早的是南阳盆地和襄宜平原，随枣走廊、汉中盆地次之，商（州）丹（凤）盆地（丹淅河谷）、安康盆地又次之，最晚的是江汉平原和秦岭、大巴山地。这一初步结论可以得到历史文献中大量记载的证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诸因素在不断的变化中（详第三部分），因而流域内各地理单元经济开发的进程、发达程度也在不断变动中。也就是说，地域开发层次是一个动态的模式。南阳盆地是汉江流域开发最早的地区，西周时期就是周人南下的较早落脚点，吕、申、唐及“汉阳诸姬”都是当时重要的封国。自先秦迄两汉，南阳盆地一直处于汉域的领先地位。然六朝以后，虽然也时有恢复，但由总体而言，南阳盆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在流域中的地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与此正相反的例证是江汉平原。因此，地域开发的早晚并不等同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高低。由此，我们认识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包涵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地区开发在时间上的差异；二是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三是地区发达程度的高低。只有综合考察地区经济发展在这三方面的差异，并探究其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性规律。
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分析
地区经济的发展，受到区位交通、资源、环境等自然因素以及劳动力、生产力水平、政府政策等社会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因素又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以上诸因素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及其变动是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根本原因。
1.土地资源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土地资源的地域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人口分布的地域差异也常与土地资源的地域差异成对应关系。这是普通的道理，无需申论。需要指出的是土地资源本身是一个变量，它受到气候环境以及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以江汉平原为例。在3世纪以前，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江、汉水量较大，江汉平原地区实际上是一片湖沼水乡。3世纪以后，随着气候变冷，江汉平原开始初步的开发。但一则气温在隋唐时期有所回升，二则人们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还不够，因此，在宋代以前，对江汉平原的开发还只局限在平原四周的一些高地上。江汉平原的水文特征是，一到汛期洪水四处泛滥；冬春枯水季节，水落土现，河野分野。频年的淹潦，使江汉平原沉积了大量饱含溶解矿物质的淤泥，土壤非常肥沃。同时地下水位常年较高，冷浸现象严重。整个平原地势平坦而微有起伏，绝大部分地区的地面高程均在江、河、湖的洪枯水位之间，每逢汛期，地面常低于河湖水位。因此，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农业经济，至少须具备三方面条件：（一）兴建堤防，控制洪水泛滥范围；（二）开挖排灌渠系，兴建引排涵闸，保留蓄洪湖泊；（三）利用水车抽排抽灌。到了南宋中叶，人们已基本具备了这些能力，兴起了垸田，江汉平原富饶的土地资源才开始得到利用。[(11)]正是垸田的兴起，开启了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全面开发的历史进程。
这是土地资源得到不断开发、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例子，与此相反的例证则有南阳盆地。先秦至两汉，南阳盆地气候温暖，雨量丰沛（“穰橙邓橘”的历史记载是有力的证明），所以得到较早的开发。六朝以后南阳经济的一度衰落有相当复杂的社会与自然原因，土地资源价值的逐渐降低是其中之一。南阳地区是一个东、西、北三面高而南低的扇形盆地，唐白河水系众多的支流分布全境。这些河流象扇子一样从东、西、北三个方面集中于盆地中央，汇合为唐白河注入汉江。很显然，这样的地形地貌最易于形成河流迳流的骤发骤损，有雨则洪涝，无雨则干旱。因此，南阳地区土地资源的利用仰赖于水利，水利兴则各业盛，水利废则各业衰。两汉时期大兴水利，形成了著名的南阳灌区，[(12)]地区经济因而出现繁荣。历六朝隋唐宋元以迄明清，南阳水利屡兴屡废，而其基本趋势则是倾向于废驰。因为水利逐渐废驰，在隋唐以前以产稻著称的南阳地区，到宋代以后，就很少能见到水田了。由稻作而转向旱作，显然表明土地资源的利用价值降低了。
我们注意到：土地资源的价值及其开发利用与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地区差异并不是很大的，生产力水平的地区差异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因地制宜地对本地区资源的利用与改造能力方面。
2.人口资源
在农业社会中，制约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主导因素是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关于此点，上文已作了详论，这里需要再指出两点：（一）制约人口地理分布及其变动的社会自然因素相当复杂，人口变化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从长远的角度看，人口的总体分布格局与地貌格局相一致。1952年对汉江流域的调查表明：[(13)]在丹江口以上的上游地区，人口大致成带状分布。在汉江沿岸地带人口较密集，每平方公里一般都在100—200人之间，特别是汉中盆地，一般都在200人以上。自汉江河谷南北趋向巴山、秦岭，人口渐较稀疏，最稀的仅20人／km[2]。但在稀疏当中也有两处人口较多的地带；一处在南，从平利经竹溪、竹山到房县；一处在北，即商丹盆地，大致都和汉江河谷平行，人口密度在200—400人／km[2]间。这两处是一连串山间小盆地分布的地方，也是秦巴山地中农业基础最好的地方。在汉江中下游，人口大体成块状分布。一块集结在南阳盆地和襄宜平原，人口密度在200人以上／km[2]；另一块集结在沙洋以下的汉江下游冲积平原。但在这两者之间的地区，则人口稀疏，人口密度最低的降到50人／km[2]以下。造成此种分布现象的原因是：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和汉江下游平原广阔，农业发达；惟此两区之间有大洪山绵亘，而此段汉江沿岸地带受洪水灾害甚烈，历年耕地毁坏甚多，以致造成人口稀少的现象。由此观之，制约人口地理分布的主导因素仍然是土地资源等自然条件。（二）关于人口分布不平衡与地区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清中叶以前，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代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清中叶以后，人口的增殖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负作用因素，过重的人口负担常常导致地区的贫困化程度的加剧。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秦巴山区。
3.环境因素
气候等环境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之能力的逐步提高而逐渐减弱，这一点在前文所述江汉平原的开发进程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另一方面，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也引起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在某些地区，环境因此而迅速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明代以前，汉江流域虽也时有水旱灾害发生，但多系气候、流域地貌等自然因素所引发，人类活动而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尚不明显，因而流域内的生态状况基本上是良好的。明清时期，由于流民的大量移入，汉江流域进入全面大发展的时期，同时，大开发也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水旱灾害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它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在汉江上中游山区，由于滥垦滥殖，森林资源受到彻底破坏，水土流失逐渐加重，土壤肥力下降，一部分耕地迅速演变成岩石裸地，农耕地资源日趋衰竭；自然植被遭到破坏，森林逐步丧失了调节气候的能力，气候逐渐恶化，水旱灾害年甚一年。这一系列因素演变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秦巴山地生态恶化贫困区。汉江下游江汉平原地区的环境问题源于垸田经济的恶性膨胀。江汉平原在大兴垦殖之前，存在着一个基本能维持平衡的自然环境系统。江、汉、枝河、湖泊、穴口等共同组成蓄泄调节系统，即所谓“江水分流于穴口，穴口注流于湖渚，湖渚泄流于枝河，枝河泻入于江海，”[(14)]形成了一个渲泄有路、调蓄有地的平衡关系。河湖水域面积的消长变迁，本来受着江河泥沙运动的影响，而由于堤垸发展所产生的后果则是河湖水面的加速减缩，水系进一步紊乱，水旱灾害加剧。江汉平原地区生态环境状态的恶化带来了地区经济的停滞和全面衰退，但并没有象上中游山区那样出现贫困化，其原因在于它本身资源条件的优越和人们利用、改造自然能力的逐步增强。
4.区位交通条件
区位交通条件的区域性差异对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汉江流域各地理单元中，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和随枣走廊三地区的开发最早，与它们处在南北、东西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汉中盆地的资源条件并不比以上三地区差，但因为有秦岭、巴山阻隔，开发就要稍晚。区位交通条件也在变化当中，尤其是近代交通网络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而给流域经济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和长江航线联结起来，就使北京和川、滇、黔等省之间的大路不再经过汉中、南阳、襄阳等地了，从而使上述三地区的经济发展深受影响。如唐白河在旧日的南北交通上曾起一些水陆联运的作用，京汉铁路通车后船只陡然减少，同样也加速了唐白河的淤塞，作为当时水陆交通枢纽的赊旗镇也因而更形衰落。这是消极作用的例子，而陇海铁路及汉中——宝鸡、汉中——白河公路的兴修，对于陕南经济的发展则起了促进作用。
5.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所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这里仅言其大概。综观汉江流域开发史，我们发现，当全国处于统一状态时，汉域经济的发展稳定但缓慢，发展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或稍低；而当南北分裂（大都在汉江流域稍北的秦岭——淮河一线对峙）时，却常常是汉江流域得到大发展的时期。此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地区发展的边际效应。盖当全国统一时，汉域深居内地，不受政府与社会之重视（只有到明清时期周围地区深受人口压力之苦时，人们才大量涌入汉域）；而在南北对峙状态下，汉域战略地位之重要，迫使政府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其中典型的例证是襄宜平原。在南北分裂时，襄阳常是南北争战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北政权都极力争夺这个地区，在此派驻重兵。为了支持战争的需要，也都非常重视这个地区农业的发展。因此，在六朝和宋金对峙时期，当周围地区经济处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襄宜平原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战乱当然地给地区经济带来普遍性的破坏，只是破坏程度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地区差异。在汉域各地理单元中，历次战乱残破最重的是南阳盆地，已见上述。南阳地区经济自六朝以后与其它地区相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与战乱的破坏密切相关。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王朝更替，决定了经济开发过程中建设与破坏的周期性轮回，在一定程度上，战乱破坏程度的地区差异也就决定了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又一特征。
四、结语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本文所说的“地区”在更多的意义上是就自然区域而言的，因为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导向的经济区域，基本上与自然区域相对应。制约现代经济区域形成与发展的诸因素，较之古代与近代要远为复杂，因而现代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性的内涵也就更为丰富。本文以汉江流域开发史为例，对历史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所得的结论能否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①]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区域发展前期研究项目“江汉流域资源评价与发展战略”的部分成果。
注释：
[①]从汉江南源（玉带河河源）算起。
[②]参阅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96—100。
[③]《续汉书·郡国志》。
[④]《后汉书》卷105，袁术传。
[⑤]《晋书·地理志》载南阳、顺阳、义阳三郡国户数共63，500户，以当时全国平均每户6.6口计，当有419，100户。
[⑥]以《宋书·州郡志》所载南阳、顺阳、新野、义成四郡口数共计得之。
[⑦]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⑧]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图幅。按：两汉江夏郡西陵县，旧说及该地图集皆定在今鄂东新洲县境内，实误，当在今云梦县境内。参阅石泉、鲁西奇《东晋南朝西阳郡及相关城邑故址考》，《汉江考古》，1996年第2期。
[⑨]参阅张国雄：《明清两湖移民研究》，陕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⑩]《皇朝经世文编》卷30，仓储下，晏斯盛：《请设商社疏》。
[(11)]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兴起于何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
[(12)]参阅《汉书》卷39，《召信臣传》；《后汉书》卷31，《杜诗传》。
[(13)]中国科学院汉江工作队：《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14)]万历《湖广总志》卷33，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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