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金融危机看我国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看我论文,政治经济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997年8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东盟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国内经济低迷，通货膨胀大幅度增加；同时，到期的外国贷款像一座大山压得这些国家喘不过气来。曾几何时，人们年复一年地为亚洲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而欢呼，在多极化的世界中，也有人把东南亚誉为新的一极，可是这些光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发展上曾备受赞誉的“东亚奇迹”遭到严重挑战。
我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或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共同享有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线，东南亚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对我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东南亚国家联盟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成立30年来一直致力于成员国的共同发展，目前东盟的经济总量已极具规模，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分别举办了1994年和1996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使APEC从松散的论坛演变为正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996年曼谷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亚欧首脑会议，并通过了《曼谷宣言》。它实际上打破了美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外交的垄断，东南亚作为多元化世界中的重要力量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与东盟是对话伙伴国，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迅速，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持一致或相近的立场。可见，维持一个繁荣而稳定的东盟对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金融危机使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新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必然对国际政治格局构成影响，一些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被掩盖的固有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又暴露出来。
美国在东南亚势力重新膨胀 冷战时期，美国利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又以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为条件，联合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孤立中国。冷战后，一方面东南亚地区政治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出口带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该地区的经济总量超出美国市场的承受能力，因而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政策逐渐由扶持变为竞争。与此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东南亚国家也要求在政治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依靠东盟这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组织，在地缘政治中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与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国进行平等对话。1997年7月东盟顶住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接纳缅甸、 老挝两国为新的成员国，向最终实现统一的大东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使东盟国家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打击，而且其政治地位也大大下降，巨额的外债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低头，在IMF大量资金注入后，经济形势稍稍稳定，但同时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托管”了。从一些国家与IMF签订的条款看，IMF不仅对这些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提出异议， 而且要求东亚国家对包括发展模式和行政体制在内的许多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正在失去自信、失去骄傲、失去对自己经济的控制权”，这是一些人无可奈何的感叹。
美国在亚洲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了长期维护其既得利益，就必须保持对亚洲的长期控制，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利用此次机会，美国大谈“美国经验”，在美元大棒下不断向亚洲兜售美国的价值观念，推销美国式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东盟国家也发发牢骚，但在重大问题上只能唯美国之命是从，唯美元的马首是瞻了。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人权等问题上一直存在重大分歧，我国的观点是从自身独有的中华文化发展而来的，得到了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南亚国家的广泛支持。在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更应强调亚洲文化的共性，树立一种更加符合规律的“亚洲模式”，当然这个模式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在内的。
领土问题 长期以来，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是困扰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核心问题，它曾长期影响双方政治、经济交往。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为了争取安定的周边环境，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小平同志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东南亚各国对我国的敌意，为双方全面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12月江泽民主席参加了首次东盟——中国、日本、韩国首脑非正式会晤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表明中国更加重视发展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国与东南亚的外交界、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与东南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当前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
但是，东盟国家对我国发展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始终不能理解，一些西方国家也别有用心地散布“中国威胁论”促使东盟国家热衷于购买武器，保持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军事优势。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经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军事扩充计划受到较大影响，而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经济却表现良好，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力量并显著提高了国际政治地位。由于担心中国会控制这一地区，东盟将会积极寻求新的平衡。美国作为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为亚洲地缘政治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已逐渐放弃了对南中国海争端的中立立场，声称南海是其海上战略通道必经之地，一旦发生冲突，美国不可避免要卷入。（注：朱成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东盟国家领导人虽不甘心长期受美国的控制，但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是持积极态度的，认为美国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要求，为了使自己的安全不依赖于“讨好”中、日两国，只有在军事上向美国靠拢。其实，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上升，是综合国力增强的结果，而非军事实力增加所致。中国不能也不会对邻国造成威胁。但美国对亚洲地区事务的介入将使南中国海地区的形势更趋复杂，不仅会给中国带来不安全感，反过来也会给整个地区增加不安全感。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人为制造冲突与对抗，害人害己。在此问题上我国仍应坚持“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谨慎运用外交等手段，“对邻邦施加影响，而又不把他们推到敌对的境地。”（注：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华人、华侨问题 华人、华侨问题也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有2000万华侨居住在东南亚地区，华人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经济上处于各个国家的主导地位。但由于华人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属于少数民族，与当地占多数的民族存在一定的矛盾。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各民族能够较融洽地相处，但经济上或政治上遇到困难时就容易引发和激化民族矛盾，华人经常成为受攻击的目标，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大规模迫害华人的事件。此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经济陷入困境后，老百姓在指责政府的同时也指责华人把经济搞坏了，物价上涨后又指责华商囤积居奇，并多次出现冲击华人商店事件，此类行为还得到了一些当局的默许。目前金融危机已不像爆发时那样惊心动魄，但危机远远没有过去，影响还在发展，接下来便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萧条，破产企业增多，失业率大幅增加，将直接使华人资方与工人劳方的矛盾尖锐化，并刺激民族矛盾尖锐化。面对东南亚国家一些反华事件，中国政府的反应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如坐视不理，必将影响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声誉，同时也会使当地华人产生失望情绪。但是反应过于激烈又会令东盟国家不安，进一步激化固有矛盾，加深双方的不信任，影响区域政治、经济关系，这个问题的确需要将道义上的支持与高超的外交技巧结合起来妥善解决。
尽管有上述问题存在，中国与东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近年来双方在打击毒品走私、处理柬埔寨国内冲突等问题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同时中国利用东盟对话伙伴国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身份，多次与东南亚国家进行了最高级的对话，使中国与东盟在大多数国际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或相似的看法。当然双方也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矛盾和分歧，在某些领域可能还会有激烈的竞争，但在主要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应成为双方关系的主流，并需要相应的机制来制约矛盾的发展，使相互之间斗而不破，争而不裂。（注：朱成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可以看出，要建立完善的对双方矛盾发展的制约机制，关键是发展经济，使双方经济上的依存度超过战略上的对峙。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亚洲经济的牵引作用越来越明显，东南亚国家要想尽早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没有中国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面对新的形势，我国有必要采取以下两大对策，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
第一，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此举为这些国家改变进出口逆差，实现贸易盈余带来了一定的机会，但却使我国对外贸易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结构趋同，出口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在别的国家货币贬值的同时保持我国货币币值稳定必然影响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有关的统计数字看，我国近期的出口已经碰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国是不是一定要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迎接挑战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理论界和实际经济部门都存在一定的分歧。西方国家对此也十分关注，普遍认为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国为刺激出口而贬值人民币将引发亚洲新一轮危机，并危及世界经济。身处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更是不愿看到这一情况，人民币是否贬值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全球关注的政治问题。
中国经济虽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但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尤其是香港地区），但人民币是否贬值，应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有无贬值的必要。我国目前实现了经济发展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可喜局面，并保持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此时贬值人民币可以使我国继续保持外贸顺差，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但同时也会造成较大的通胀压力，不利于长期外资的稳定流入，给经济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贬值尤其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它事实上起的是一种保护落后的作用，使资源继续流向生产效率低下的部门，阻碍产业结构的提高，损害今后的经济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四成是靠对外贸易提供的，出口的下降同样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我国政府已经提出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和扩大内需来把出口增长下降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基于以上考虑，我国政府和领导人多次对外庄严承诺，人民币不会贬值。中国不但自身承受着出口和外资流入减缓的压力，而且积极支持香港维护货币联系制度，对防止东南亚经济进一步恶化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责任有义务为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是我国一贯坚持的国际主义的道德标准。如果我们在国内经济形势稳定，人民币币值坚挺之际贸然贬值，无异于在东南亚国家流血的伤口上撒一把盐，不仅会引起普遍不满并加深双方的不信任而且会极大地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当前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东盟国家的对外贸易逆差源于我国1994年实行的汇率并轨，它大大削弱了东盟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以至于导致目前的金融危机。这种观点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中国这时加入货币贬值国家的行列则必然会强化这种观念。
我国在IMF的安排下，竭尽全力帮助受冲击国家摆脱困境， 到1997年底，我国已经拨出25亿美元帮助亚洲一些国家。我国对缓解亚洲金融危机所做的直接贡献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当然我国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不贬值人民币的承诺。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举动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在国际上我国不仅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增加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解决国际问题尤其是地区性问题时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第二，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中国在东南亚缺乏经济影响，除新加坡外，东盟国家在我国的投资不多。双方的贸易往来也居次要地位。（注：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东南亚各国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美国和日本，美、日是该地区主要的出口市场和投资者。经济关系的发展必然推进政治关系发展，共同利益必将增加双方的信任与安全感。美国利用IMF 向亚洲国家提供了上千亿美元的资金，帮助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不致于崩溃；日本政府提出援助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计划，包括增加进口东盟国家产品并对印度尼西亚等国提供银行信贷等。美国和日本都在亚洲以极微妙的手法施加影响，以确保冷战后这里形成的秩序能符合他们的利益。
我国加强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应着眼于增加经济影响，扩大共同利益。当然双方经贸往来首先要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虽然基数较小，但双方合作日益加强，贸易额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新加坡成为中国第五大投资国，马来西亚、泰国对我国也有一定投资；东南亚是我国境外旅游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劳务输出的重要地区。我国也积极参与湄公河（上游即我国的澜沧江）流域的开发计划，该开发计划将成为包括我国西南地区在内的东南亚大陆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我国与东南亚在文化上有同源性，经济上也有许多的互补性。
首先，在南中国海地区就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南中国海地域辽阔，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同时南中国海又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线，这为双方共同开发这一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经济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不仅有利于化解领土争端而且有利于保持航运畅通，维持世界政治经济稳定。
其次，在对外贸易上应扩大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货币贬值使得东南亚国家以美元表示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适当多进口一些东盟国家的商品不仅是在帮助这些国家得到急需的外汇，而且我国也从中享受到优惠价格，有助于降低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我国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双方的贸易提供进出口信贷以及担保。
第三，扩大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东盟组织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盟决定于2003年建立东盟非关税区，届时，东盟国家间贸易的大多数商品都将实现“0”关税。 这实际上是区域内的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发展的一种手段，它具有较强的排他性。由此则加剧了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的更广泛运动，以绕开贸易壁垒并享受更大范围的投资利益。所以，单纯依靠贸易，通过价格竞争是很难进一步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的。直接投资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自然，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不单纯是政治任务，更不是扶贫。目前东南亚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大甩卖。许多投资者在此时来到东南亚投资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价格，现在的资产价格比货币贬值前下跌20%—60%甚至更多，回到了80年代初的水平；二是可以购买过去不出售的东西，一度不允许外国人购买的资产从银行股份到房地产现在都可以公平交易；三是可以借此巩固和扩大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注：“亚洲企业购并潮扫描”，《参考消息》，1998年3月3日。）在最黑暗的时候到东南亚投资，可望在不远的将来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