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分析、理论独创和教条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条主义论文,微观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从西方引进思想资源，有两大高潮，第一次是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第二次是八十年代至今。两次高潮，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我们的思想，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具有开一代文风的历史功绩。特别重要的是，近二十年间，我们的引进比较系统，几乎跨越了西方文论一百多年的历程。文艺理论与世界哲学美学和文化学的距离缩短了。我们已经能够近距离地、面对面地观察把变幻当作生命的西方文论。在有些尖端部门，中国文论已经不再满足于百年来洗耳恭听的姿态，而是力争以旋风式的发展，上升到和他们对话的平台。但是，真正的对话是要有自己的名堂的，这不但要有理论的高度，而且要有精神的高度。我在《西方文论的独白和中西文论的对话》（《文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中强调过：对话（包括战争武器的对话和恋爱中躯体的对话）不但能了解对方，而且能更深地了解自身。但是，我们当前的状态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与西方对话的状态，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是弱势文化，而且还因为，我们精神上的不清醒。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学说要在中国生根，起码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单纯引进的阶段，外国文化理论引起广泛共鸣，崇敬之情压倒了冷峻的分析，从而激起了对中国文论的批判，历史的片面性在所难免，外国文论“澄明”部分常常掩盖了“遮蔽”的部分；第二个是发现了外来文化的局限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冲突，教条主义的硬搬的倾向和对之分析和“修正”的倾向便交替产生。教条主义的照搬，必然伴之以文风浮泛、空疏和虚张声势。而中国文化真正要与西方文论磨合，必然要对之进行“修正”，迫使其发生变异，甚至对其加以同化。在此期间的学派分化，斗争和折磨，造成众声喧哗，正是中国文化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接受上升为独创的起点；第三个阶段才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产生超越外来文化的中国化的新学说。思想文化演变、衍生的过程，和经济技术政治体制不同，滞后效应是历史的规律。因而，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曲折，不可能是暂短的。从白马寺驼经，到唐代大量翻译佛经，再到与中国儒家学说结合，产生禅宗，流派分化，这其间经历了少说了也有好几百年。社会主义学说，从苏俄二月革命以后，进入中国，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我们的视野，经历了从教条主义高举神圣旗帜的浮躁姿态，到后来局部被证伪、“修正”、补充，克服危机，登上新高度，付出了至少四代人的智慧，其中还包括鲜血的代价。
重温这一切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清醒地评估当前引进的态势，确定处于何种历史阶段是十分必要的。
不可讳言，当前文论主流，仍然处于对西方文论疲惫的追踪阶段，很少正面涉及西方文论的缺陷，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的矛盾和冲突不是被回避就是被消解。具体分析的缺乏，与西方文论本身的挑战和怀疑的根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批判（或者解构）气魄的缺失，使得我们的文坛，很难改变对西方文论仰视的状况，开创平等的对话阶段。
生搬硬套、虚张声势的粗糙文风令人想起教条主义这个久违了的字眼。
但是，毕竟八十年代的新名词大轰炸，早已烟消云散了，九十年代以抢占话语制高点为满足的风潮，也逐渐平息。现在提出对于西方文论的批判性审视，并不是超越历史阶段性的苛求。李欧梵先生在“全球文艺理论二十一世纪论坛”的演讲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勇敢地揭示了西方文论流派虽然纷坛，但是，却很难达到对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李先生以挑战、怀疑西方权威为荣，而内地文论界，以服膺崇拜西方大师骄人，似乎是两个历史阶段的声音。
李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幽默：
话说后现代某地有一城堡，无以为名，世称“文本”，数年来各路英雄好汉闻风而来，欲将此城堡据为已有，遂调兵遣将把此城堡团团围住，但屡攻不下。
从城墙开眼望去，但见各派人马旗帜鲜明，符旨符征样样具备，各自列出阵来，计有：武当结构派、少林解构派、黄山现象派、渤海读者反应派，把持四方，更有“新马”师门四宗、拉康弟子八人、新批评六将及其接班人耶鲁四人帮等等，真可谓洋洋大观。
文本形势险恶，关节重重，数年前曾有独行侠罗兰·巴特探其幽径，画出四十八节机关图，巴特在图中饮酒高歌，自得其乐，但不幸酒后不适，突然暴毙。武当结构掌门人观其图后叹曰：“此人原属本门弟子，惜其放浪形骸，武功未练成就，私自出门，未免可惜。依本门师宗真传秘诀，应先探其深层结构，机关再险，其建构原理仍基于二极重组之原则。以此招式深入虎穴，当可一举而攻下。”但少林（按：解构）帮主听后大笑不止，看法恰相反，认为城堡结构实属幻象，深不如浅，前巴特所测浮面之图，自有其道理，但巴特不知前景不如后迹，应以倒置招式寻迹而“解”之，城堡当可不攻而自破。但黄山现象大师摇头叹曰：“孺子所见差矣！实则攻家与堡主、实一体两面，堡后阴阳二气必先相融，否则谈何攻城阵式？”渤海（按：读者反应）派各师击掌称善，继曰：“攻者即读者，未读而攻乃愚勇也，应以奇招读之，查其机关密码后即可攻破。”新马四宗门人大怒，曰：“此等奇招怪式，实不足训，吾门祖师有言：山外有山，城外有城，文本非独立城堡，其后自有境界，……”言尚未止，突见身后一批人马簇拥而来，前锋手执大旗，上写“昆仑柏克莱新历史派”，后有数将，声势壮大。此军刚到，另有三支娘子军杀将过来，各以其身祭其女性符徽，大呼：“汝等鲁男子所见差也，待我英雌愿以崭新攻城之法……”话未说完，各路人马早巳在城堡前混战起来，各露其招，互相残杀，人仰马翻，如此三天三夜而后止，待尘埃落定后，众英雄（雌）不禁大惊失色，文本城堡竟然屹立无恙，理论破而城堡在，谢天谢地。（《世纪末的反思》，274-27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李先生把西方众多文论的现状描绘成处于破产状态，可能过于悲观，同时，理论的价值也许并不限于对文本的有效解读，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也很难说完全没有理论价值。但是，西方文论诸流派对于文学文本缺乏有效阐释功能，这个不争的事实却有碍于文学本身的与时俱进。当然，西方文论并不绝对拙于文本之分析，福柯、德里达的文化文本分析还是其原创性之基础，只是弱于文本的诗学分析，而我们言必称西方大师的学者对此大而化之，只选择了他们对于文学性的不屑一顾的姿态。
其结果是理论的高速发展和文学性的有效阐释的退化孱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浮泛文风应运而生风靡一时：讲起前卫性的宏观理论，滔滔不绝，一旦落实到微观文本，须要作诗学的具体分析，就捉襟见肘，甚至谬误百出，一些不乏理论修养的学者，面对一首普通的诗歌，作微观阐释往往成为从表面到表面的无效劳动。每年高考的语文试卷，一接触到古典和现代当代诗歌，伪问题和荒谬的“标准答案”屡见不鲜（参见本人《伪问题和荒谬答案》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12日）。甚至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赏析”文章都有语无伦次者。前些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选了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千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一位权威学者为之写了“示范”性的《赏析》，说是：这首诗之所以好，就是因为：第一，它写出了“柳树的特征”；第二，它不但写了柳树，而且写春天，这在唐诗中是“不多见的”；第三，它的比喻很形象，“好像从纸面上突出来一样”，“很巧妙”；第四，它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赞美了“创造性的劳动”。新潮学者有权利嘲笑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和艺术工具论的陈词滥调，完全是教条主义的无效阐释，扼杀了经典之作的艺术神韵。但是，要一些学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权力话语学说、文化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的学者，对这个细胞形态的样品进行微观分析，却也并不见得轻松，很难保证其文风会精致到哪里去。例如，从新批评的角度来说，可以想象，无疑应该把焦点集中在“二月春风似剪刀”这个比喻上，但是，它并不是新批评所推崇的“暗喻”，而是一个“明喻”，这个比喻是太不“朦胧”了。从现象学来说，首先要把诗人笔下的柳，“悬搁”起来，“还原”为植物的柳，以之和诗中的柳相对照。头两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千垂下绿丝绦。”这是贵族化的审美趣味，在贵族诗人眼睛里，平凡的杨柳有了物质上的珍贵（丝和玉）质地，才能是精神上审美的。从话语学说来分析，这是当时的国家话语，公共话语，正是因为这样，这两句不算精彩。后面两句，诗人找到了自己的个人话语，把春风比作剪刀，显然是杰出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不是可以说，有一点平民色彩呢？由着读者想象好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春风似剪刀，就一定能动人呢？有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的理论可以解释。因为“春风”被大胆地“陌生化”为“剪刀”远远地超越了日常语言的“自动化”的联想。在贺知章以前，谁的想象力能把春风和剪刀联系在一起呢？高度的陌生化，就产生了高度的艺术感染力。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并不是一切陌生化都能产生这样的艺术效果的。把春风比作剪刀，是陌生化，很生动，如果换一种刀呢：“二月春风似‘菜刀’”，不是也很“陌生化”吗？为什么就不伦不类了呢？
这说明，众说纷纭的西方文论还并没有深入到汉语诗学的这个层次。人家没有想到这个地方，这不能怪人家，他不懂汉语，他没有兴趣到此一游，恰恰是为你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人家用的语言，是语法词法都有形态（性数格、时态、语态）变化的欧洲语言，他们的“陌生化”（包括暗喻）是受到语法、词法形态规则的严格规范的。他们的形态变化，只有语法意义，是没有词汇意义的。但是，汉语实词却基本没有语法词法形态变化规则的制约。我们的语法和词法有自己的一整套独特的、潜在的规范，其特点之一是，以具有词汇意义的词素来完成表达。研究汉语的特点，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指望人家准备好了，放在盘子里，送上门来。
“二月春风似剪刀”之所以精彩，是由于汉语词法中并列的结构，两个词素均具有词汇意义。本来把春风比喻为剪刀，似乎是不符合一般心理学联想的相近、相似的规律，春风引起的联想和剪刀的联想有冲突。刀的锋利和春风的柔和是不相容的。但是，由于前面有了“不知细叶谁裁出”的“裁”字，在汉语里，有“剪裁”这样的词语，“剪”字就自然而然地带出来了。诗歌是语言艺术，心理学的一般规范要服从话语的规律。汉语和英语、俄语不同，不论是“剪裁”还是“裁剪”，“剪”和“裁”是并列的，在意义上同样重要，“裁”字和“剪”字，在汉语里有如此亲密的关系，而“剪”又和“刀”的作为一个词又是现成的，因而，它们和“春风”的冲突就被完全消解了。在欧洲语言里，这两个词语，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比如英语中，不论裁还是剪都是一个字“cut”。而刀，则是“knife”，而剪刀，则是“scissors”，把“spring wind”和“cut,knife,scissors”联系起来，是很粗暴的。
从汉语的角度来说，光有俄国式的“陌生化”是不妥的，“陌生化”是有条件的，在表层意义上的陌生化，受到每一个词素深层意义的制约。“陌生化”既然讲的是语言，语词联想的“现成性”可以救助其不足。表层陌生化的，要以深层的“现成化”作为基础。我们不能责备不懂得汉语的舍克洛夫斯基，但是，我们不能不为中国学人感到迷惑，为什么不在外国人不懂的地方，寻求理论的独创性突围呢？过多的重复人家的话，只能让思想麻木。现象学不是说，要把一切现成的、天经地义的东西“悬搁”起来，在“还原”中“去蔽”吗？只有把人家理论用汉语来加以“去蔽”，才能从中衍生出自己的独创的生命，哪怕不能进入“原创”，有一点“亚原创”，或者“次原创”也行啊。
人家的理论是要学习的，重复人家的话语是没有出息的，重复得越起劲，越是可能陷于空疏的教条主义，最起码的是要把人家的东西和自己的文本结合起来。这也许看起来属于小儿科的玩意儿。但是，人家普罗普和格雷马斯，从宏观和微观上几乎用手工业的方式，分析了民间故事的模式，连罗兰·巴特都分析过巴尔扎克一篇并不著名的《萨拉辛》。福柯在进行文化考古，分析欧洲的“性史”和刑罚也是细致入微的。我们在接受人家的理论的时候，为什么满足于拿人家的结论，却把人家不辞辛苦得出结论的过程和方法丢掉呢？离开了方法和过程，就不能不是买椟还珠，越是把人家的结论当作圣经加以引用，就越是离开人家的根本精神越远，当了教条主义者还得自豪而且快乐。
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我们的文学教育也随之教条化，一些博士硕士从中学到大学就没有受过多少艺术的熏陶，许多人只是在外语上有竞争力，把西方文论疏理一遍已经筋疲力尽，文本分析的训练还没有开始，就直接开始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其结果只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缺乏观念和经验的第一手概括和分析的素养，还误以为为文之道，大抵不过如此。殊不知，概念的演绎毕竟是第二手的，而经验的概括是第一手的，人家西方大师本身的原创性，也是从自身经验材料的第一手概括开始的。而演绎法的最大特点是把结论包含在大前提中的，恩格斯说过，演绎法是不能产生新知识的。因而，纯粹用演绎法进行学术研究，是很难不被理论“遮蔽”。而要不被“遮蔽”，冲破“遮蔽”，最起码的就是要有微观分析的过硬工夫。
宏观概括不容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微观分析之难，则往往被轻视了。不是普遍大于特殊，而特殊大于普遍。在特殊的个案中，有普遍的观念中没有的东西。许多在宏观上可以大而化之地蒙混过去的问题，一到微观分析就变得很空疏。越是小儿科式的细胞形态的分析，越有可能像放大镜，暴露出宏观概括所遗漏的重大理论端倪。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从五六十年代到今天，有几十篇解读文章，观念上多少有些不同，但是其方法却如出一辙：大抵是从四·一二事变以后，小资产阶级既不能走向革命，又不能同流合污的苦闷。既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性，又有朱自清的个性。从传统的社会反映论来看，在宏观上可能是无可质疑的，就是从结构主义来说，首先寻求人物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也是天经地义。但是，离开了微观分析，对个案没有内在的、深邃的洞察，你根据什么把它安置到某一社会结构的层次中去呢？正等于在自然科学中，一个元素，可以用宏观的方法，在周期表中找到它的位置，确定其基本性质，但是，如果你在微观上，对这个元素的原子量，原子结构中的电子的数量，尤其是外层电子的数量，怎能知道它应属周期表的第几周期，属于什么族的元素呢？在自然科学中，达尔文式的宏观建构成为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而拉瓦锡不过是做了一个很微观的燃烧的实验，发现了氧，就打破了燃素说，不也成为近代化学的开山鼻祖了吗？
因而，把朱先生的这篇文章加以彻底的微观分析，并不意味着仅仅是为某种西方文论提供一个例子。不论从反映论还是结构主义来看，朱先生的这篇文章内在的矛盾还是比较复杂的：第一，文章中“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并不一定是政治的苦闷，可能是从家庭伦理的压力下解脱下来的“自由”；其次，他写的并不是什么抽象的自我。他明白说了，他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平常的自己”，一个“超出平常的自己”。这个“超出平常的自己”，也仅仅是离开妻子以后大约半小时的自由想象而已。个性、自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取决于环境条件时间的。平常的自己是宏观的，不讲时间地点条件保持统一的。而微观的，则瞬息万变。这一点就连余光中都忽视了。他批评说：晚上出外，居然不带太大。其实就是不带太太才有瞬时的个性可言。他在幽僻宁静的月色中，体验“独处的妙处”。妙在何处？“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他宁静到连“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都充耳不闻，可同时却想到南朝宫廷男女调情的场面，而且还感叹：“这是一个热闹的季节，风流的季节，可惜我已无福消受了。”“什么都可以想”，他想的就是这些潜在意识里的“骚动”。这就是超出平常的朱自清的“自由”，他在给俞平伯先生的信中，把这称做“刹那主义”。原来我们以为个性就是一种保持一贯的稳定性，而从微观文本分析中，我们却发现个性是因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而产生变异的。从五六十年代到今天，稳定的、不变的人性观念是无法阐释朱先生这篇经典散文的。朱自清先生在这里给我们显示了一种半小时的个性，我们的理论还没有来得及从中概括。
从这里，是不是可以想到我们脑袋里的所谓个性是不是陷入了德里达所反对的形而上学了呢？是不是可以提出个性的层次化矛盾的范畴呢？在政治层次上，如许多论者所见到的那样，朱先生在革命与不革命间徘徊和苦闷。而在伦理上，如在平常的个性是个谦谦君子，而非平常的自我，却在离开了妻子时，任情地想一些风流的场面（这和他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一样的），而且叹息自己“无福消受了”。这一矛盾及其与政治苦闷的对立和联系，都被“遮蔽”了。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说，政治的层面可能还是比较表面的，是比较容易看到的，而文化心理的层次，是比较深层的，因而很容易被忽略。理论就这样取消了感觉，同时也就取消了自己发展的生命。
不善于微观分析，导致了我们对于明摆着的事情视而不见，这就是我们常常感到“失语”的原因之一。引进西方文论，要从疲惫地追踪的初级阶段上升为平等对话的阶段，不能光是重复人家的话语，起码是自己有话要说，这是挑战和怀疑的起码本钱。宏观的概括和演绎是一种方法，微观的过细分析是另一种方法。
可惜，眼看这种在自然科学中常常导致重大突破的个案分析方法在文学研究中长期遭到漠视、歧视，甚至渺视，是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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