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见引于《四书》所产生的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诗经论文,文化论文,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诗经》和《四书》在中国的文学史、经学史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代研究《诗经》和《四书》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笔者在此不准备讨论《诗经》和《四书》的研究历史，而着重阐述《四书》对《诗经》的引用情况及其作用。《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的合称。《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和后学辑录其言行片断而成，是研究孔子的重要文献，更是中国两千多年统治思想的根源之一。孟子自作的《孟子》着重强调重义轻利的思想，是对孔子仁义道德和天命思想的继承。他还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说，宣扬以民本主义的爱民思想为核心的王道主义。《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的程颐、程颢把它们单列为儒家经典。《大学》的内容正如该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家思想的三个纲领。它还相应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个实践方法作为条目。《中庸》主要讲伦理哲学，比较高玄微妙，所提出的伦理哲学范畴主要是“中庸”和“诚”，从天人关系上阐扬了它们的重要性，并以“中庸”和“诚”为纲，统率其它宗法人伦道德，从哲学高度论述了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可见，《四书》的内容小则是涵养德性的修身方法，大则是国家的政治理想，天下万物的运作规律。其内容既多样，又相互贯通，所宣扬的精神和儒家阐释《诗经》“思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在根本上则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便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儒家阐释的“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最初是就《诗经》这部文学作品发挥其社会效能而提出来的，是从孔子思想中提炼或推导出来的一种文学主张。如《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的概念由此提出。《论语·为政》取于《诗·鲁颂·駉》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用来借指《诗经》思想内容的完全纯正，即完全符合孔子本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是孔子论诗的一个重要而又带有纲领性的意见。又《论语·八佾》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阳货》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就是说《关雎》抒发哀乐之情却不失“中和”之“正”，“二南”表现的“夫妇之道”足以体现人伦关系之“正”，这些都是“思无邪”的具体申释和证明。诗教本来是文学领域中的事情，但自从战国后期《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以来，其包含的“诗教”亦与《书》、《易》、《礼》、《乐》、《春秋》等其它五部儒家经典之教同时提出，合称为“六经之教”。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始终占有统治地位，诗教的影响，便远远越出文学领域，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
二
《四书》引用《诗经》共有七十三篇，七十一篇是现存的，二篇是逸诗。其中《论语》八篇（逸诗一篇）（注：《论语》引《诗经》的篇名：《卫风，淇奥》（《学而》）、《邶风·匏有苦叶》（《宪问》）、《邶风·雄雉》（《子罕》）、《卫风·硕人》（《八佾》）、《小雅·小旻》（《泰伯》）、《大雅·抑》（《先进》）、《周颂·雍》（《八佾》）、《鲁颂·駉》（《为政》）、逸诗（《子罕》）。）《孟子》三十五篇（逸诗一篇）（注：《孟子》引《诗经》的篇名：《邶风·柏舟》（《尽心下》）、《邶风·凯风》（《告子下》）、《齐风·南山》（《万章上》）、《魏风·伐檀》（《尽心上》）、《豳风·七月》（《滕文公上》）、《豳风·鸱鸮》（《公孙丑上》）、《小雅·车攻》（《滕文公下》）、《小雅·正月》（《梁惠王下》）、《小雅·巧言》（《梁惠王上》）、《小雅·大东》（《万章上》）、《小雅·北山》（《万章上》）、《小雅·大田》（《滕文公上》）、《大雅·文王》（《滕文公上》）、《大雅·文王》（《离娄上》）、《大雅·文王》（《公孙丑上》）、《大雅·文王》（《离娄上》）、《大雅·绵》（《梁惠王下》）、《大雅·绵》（《尽心下》）、《大雅·思齐》（《梁惠王上》）、《大雅·皇矣》（《梁惠王下》）、《大雅·灵台》（《梁惠王上》）、《大雅·下武》（《万章上》）、《大雅·文王有声》（《公孙丑上》）、《大雅·既醉》（《告子上》）、《大雅·假乐》（《离娄上》）、《大雅·公刘》（《梁惠王下》）、《大雅·板》（《离娄上》）、《大雅·荡》（《离娄上》）、《大雅·桑柔》（《离娄上》）、《大雅·桑柔》（《离娄上》）、《大雅·云汉》（《万章上》）、《大雅·烝民》（《告子上》）、《周颂·我将》（《梁惠王下》）、《鲁颂·閟宫》（《滕文公上》）、《鲁颂·閟宫》（《滕文公下》）、逸诗（《梁惠王下》）。），《大学》十二篇（注：《大学》引《诗经》的篇名：《卫风·淇奥》（《传三章》）、《周南·桃夭》（《传九章》）、《曹风·鸤鸠》（《传九章》）、《大雅·文王》（《传二章》）、《小雅·绵蛮》（《传三章》）、《大雅·文王》（《传三章》）、《小雅·蓼萧》（《传九章》）、《小雅·南山有台》（《传十章》）、《小雅·节南山》（《传九章》）、《大雅·文王》（《传十章》）、《商颂·玄鸟》（《传十二章》）、《周颂·烈文》（《传三章》）。），《中庸》十六篇（注：《中庸》引《诗经》的篇名：《豳风·伐柯》（《十三章》）、《卫风·硕人》（《三十三章》）、《大雅·旱麓》（《十三章》）、《小雅·常棣》（《十五章》）、《大雅·抑》（《十三章》）、《大雅·假乐》（《十七章》）、《大雅·烝民》（《二十七章》）、《大雅·抑》（《三十三章》）、《大雅·黄矣》（《三十三章》）、《大雅·文王》（《三十三章》）、《大雅·烝民》（《三十三章》）、《小雅·正月》（《三十三章》）、《周颂·维天之命》（《二十六章》）、《周颂·振鹭》（《二十九章》）、《商颂·烈祖》（《三十三章》）、《周颂·烈文》（《三十三章》）。）。七十一篇引诗中，《大雅》三十二篇，所占比重最大，《小雅》十三篇，《国风》十五篇（《豳风》三篇，《齐风》、《曹风》、《周南》、《魏风》各一篇，《邶风》、《卫风》各四篇），《颂》十一篇（周颂六篇、商颂二篇、鲁颂三篇）。
引用十五篇《国风》者，《论语》占四篇，《孟子》占六篇，《大学》占三篇，《中庸》占二篇。四十五篇《雅》的分布情况如下：《论语》二篇、《孟子》二十六篇、《大学》七篇、《中庸》十篇。引用十一篇《颂》者，《论语》二篇、《孟子》三篇、《大学》二篇、《中庸》四篇。
《诗经》的内容很难用一两句话去说明，它是用韵律化、形象化的语言创作出来的文学，反映了人类丰富的思想和情绪。一般来说，诗歌不仅要有丰富的自然内容，更应该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能够反映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但是，儒家对《诗经》的研究，其意义似乎只能停留在理论上面，而不能在实践上指导人们的文学创作。因为它过于强调诗歌是为政教服务的工具，注重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的现实性，重视社会的道德教育，重视人的性情改造，故而儒家的诗论要求的是通过对《诗经》的学习，涵养德性，陶冶人格，最终达到“思无邪”的境地，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扩大《诗经》实际的效用。这在《四书》引用《诗经》中有显著体现。
《诗经》有教化个人修养的作用。个人涵养德性是为了修身之用，如《论语·学而》引《诗经·卫风·淇澳》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讲“贫者乐道，富者好礼”的风貌。切磋琢磨本来是说骨头、象牙、珠玉、石头等物必须经过磨砺才能成为良好的工艺品，以此来劝勉世人应该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又如《论语·泰伯》引《小雅·小旻》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据朱熹《论语集注》载，曾子去世前，对弟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保护身体发肤不受损害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引《诗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作为警戒，将修身扩大到了孝的境界。《中庸》也引《小雅·常棣》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说自己修身，进而扩散到妻子兄弟，由近至远，达到妻子兄弟和乐的境界，这是孝顺父母的基础。《大学·传三章》引《大雅·文王》说：“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强调说圣人经常处于至善的境界，他们修养道德，认清自己的位置，然后行动，使得子女在孝、父母在慈，臣下在敬、君王在仁，朋友相交以信，以此强调“仁、敬、孝、慈、信”的重要性。《孟子》引《邶风·柏舟》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又引《大雅·绵》说：“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这些都谈到了修身的困难。但贤者、圣人仍然能坚持正道，不畏众人的毁谤和伤害。《论语·颜渊》引《小雅·我行其野》说：“诚不以富，亦祗以异。”提出一种修身的方法：忠信行事以增进德行。《中庸》引《大雅·抑》篇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乎屋漏。”说明君子在一个人的时候也应该戒慎恐惧，不管人家看不看到他，君子都要小心自己的言行。因此，君子不动，却受到人家的尊敬，君子不说，却受到人家的信任。这就是修身的作用。
儒家认为“体”是指心性或德性的涵养，推广到社会，就是“用”。“体”的结果必然是“用”，而“用”则需要以“体”为前提，“体用”就是这种相依相辅的关系。儒家重视人间的现实，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大学》里的三个纲领。对个人来说，先“明明德”、“止于至善”，然后“亲民”，即让民也“止于至善”，达到仁者或者是圣人的境界，推而广之就能达到天下太平，这就是内圣外王的境界，内圣之志在于外王。这样的实践顺序就是体内用外。按照这种顺序就必须先经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阶段。《毛诗序》所说的“以一国之事、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便阐明了其中的关系。风为教化之义，雅也鸮，同样具有教化之义。而教化的目的则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教化个人修养的作用一经扩大就有了教化民众的作用。如《孟子·滕文公上》引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文王接受天命，修礼教，改政风。于是孟子劝勉滕文公也能像文公那样实践躬行，设立学校，阐明人伦，实施仁政。《孟子·公孙丑》引诗：“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豳风·鸱鸮》）说明如果当时的诸候能够选贤任能，改革政风，天下的大国也会臣服。《中庸》也引诗：“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周颂·烈文》）说明君子应该进行笃实、恭敬的实践，这样才能影响诸候、和平天下。《四书》还指出了教化的实际效用。如《孟子》引《大雅·灵台》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受到天命，以仁为本，与民同乐，所以受到民众的尊敬，这便是个人修德养性并达到了社会教化的作用。《大学》引诗：“于戏前王不忘。”（《周颂·烈文》）说文王、武王以德化民，所以君子“贤其贤，亲其亲”，小人“乐其乐，礼其礼”，都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因此后代非常思慕文王、武王的恩德。《中庸》引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大雅·旱麓》）是说文王、武王的德化已泽被戾天之鸢或深渊之鱼，可谓无所不至。这些都是《四书》引《诗经》以教化民众的例证。
在《诗经》中有不少讽刺时政的诗，古代称之为“怨刺诗”，主要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讽刺统治者生活中的一些丑行。从诗的来源渠道上讲，“讽刺”诗是由下面臣属搜集或创作并进献给君主的，用来对君主的举措失误进行及时“讽刺”。如《国语·周语》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是以事行而不悖。”又《毛诗序》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讽刺”诗的感情态度及其思想的表达方法决定了《诗经》的教化特色。《四书》引《诗经》便体现了政治讥刺的取向。如《孟子·梁惠王》引诗：“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周颂·我将》）只有坚持天道，才能保全国家，孟子借此刺谏梁惠王常以各种理由回避实行仁政、安抚天下。《梁惠王》又引诗“哿以富人，哀此惸独”（《小雅·正月》）、“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大雅·公刘》）、“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大雅·绵》）等篇来讽刺齐宣王只好财色，却不实施仁政。孟子在《离娄上》又引诗：“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大雅·假乐》）是说当时的君王本应该遵守先王的法规，爱护人民，治理国家，可是却没能做到。《离娄上》还引诗：“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大雅·桑柔》）讥刺当时君臣：不实施仁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衰亡。除此之外，《离娄上》还引诗：“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大雅·板》）以讥刺臣下无道的行为。《大学·传十章》引诗：“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小雅·节南山》）讽刺当时的太师尹氏政治搞得太乱，政治家应该谨言慎行，因为天下民众都把他们的行动作为表率，他们的言行如果有误的话，就可能导致国家的衰亡。
《诗经》中的讽谕诗，大都是悯时伤乱，对统治集团进行警戒、劝谕之作。尽管它们的目的是挽救王朝的覆灭以便继续进行统治，但它们对昏君佞臣的斥责，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四书》引用《诗经》，大都和它这部分写怨刺内容的讽谕诗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引《诗经》的内容主要用来加强个人修养、教化民众和进行政治讽刺。
三
《四书》引用《诗经》各有侧重，《孟子》和《论语》表现得尤为明显。《孟子》引用《诗经》的篇目最多，这与孟子重视诗的作用，经常援诗以明仁义，将解诗、用诗同仁义之道的推行紧密联系是分不开的。《孟子·梁惠王上》引诗：“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说明必须以仁义之心“推恩”于人的道理；《梁惠王下》引诗：“哿以富人，哀此惸独”（《小雅·正月》），叙述文王“发政施仁”的历史经验；《滕文公上》引《豳风·七月》“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比喻“仁人在位”不可缓于民事；《离娄上》引《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富”，说明身行仁义而“天下归之”的道理等等。可见，孟子引《诗经》的目的在于劝谏君王修自身、孝父母、急民事、行尧舜之道、施仁爱之政、与民同乐；劝勉大臣要深明臣下之道、辅君使贤、修善弃恶；教化民众必须修行仁义礼智之善端，推己及人，最终达到大同的世界。《论语》则极力推崇诗的现实功用性。《子路》篇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把诵诗的意义直接归之于提高从政能力的需要，显然表现了孔子急于事功的一面。又《阳货》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讲到了诗之作用于人们认识的多种功能（兴、观、群、怨），讲到了诗有助于人们知识的增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其关键之点，则在于强调习诗与“事父”、“事君”的重要联系。《论语》着力提倡的基本伦理政治原则是“尊尊亲亲”，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要义，正体现了“尊尊亲亲”的核心内容。这样学诗的得失便牵涉到了“必也正名”的大事，关系到了每个人基本品德修养的培养。《泰伯》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季氏》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道理也在于此。可见《论语》强调的是诗的道德伦理功能和政治作用。这是它论诗最突出的特征，即把《诗经》视为体现仁、礼原则的载体，看成是指导人们修身、从政的读本，这就在很大程度地把《诗经》道德伦理化和政治化了。在《四书》引《诗经》中，之所以《大雅》所占比例最大，是因为《雅》是宫廷官员的诗，他们往往身居要职，站在自己的立场，以《诗经》去教化百姓、教化社会，先要修己立身、涵养道德，然后再扩展到社会政治中，这是《四书》引用《诗经》的主要倾向。
《四书》引《诗经》大都不录其全篇，有的取其本义，有的取其引申义，作用主要在于涵养个人德性和修养人格，教化民众以及讥刺统治者。在引《诗经》诸篇中，《论语》引《诗经》强调努力修身，而《四书》其它三部则少有这个意思。为了社会教化而引用《诗经》集中在《孟子》、《大学》和《中庸》中。为了讥刺时政而引用《诗经》的主要是《孟子》和《大学》。总的来说，为了涵养德性而引《诗经》的篇目比例，比为了教化社会而引《诗经》的篇目要少得多。
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文学都有两个侧面，一个是艺术的，一个是社会作用的。儒家虽也重视文学的艺术侧面，但他们主要是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去研究《诗经》的，与现代人研究《诗经》相比，他们更强调把《诗经》蕴含的“温柔敦厚”、“思无邪”的精神扩大到社会。儒家认为若能“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能达到天下太平的社会。这是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人之修己，其志必在治人，个人涵养德性，也必然是为了社会教化。这也是《四书》引《诗经》最主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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