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转型与中国模式再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拐点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拐点混沌期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
(一)世界经济拐点转型与金融危机背后的新经济革命。
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新能源革命正在成为主流媒体与政府官员频繁使用的新名词。如果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时，则会发现，酝酿中的新能源革命的意义远不止于新能源的本身。以新能源为先导产业引爆的将是一次继200年前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文明史上又一次涉及整个经济、社会与文化形态变革的新经济革命。导致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的根源是，在工业文明框架内无法解决的困扰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两大世界性难题——能源与环境危机。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90年代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识，本世纪以来成为企业家尝试进入的领域。全世界所期望的新经济就像母腹中的婴儿一样越来越接近分娩期。然而，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则成为催发新经济诞生的助产婆。
从长周期看，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在本质上属于世界产业周期的危机。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会成为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的动力。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00年美国的高科技泡沫破裂后，标志着IT产业作为推动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时代的结束。正是在IT产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力结束后，缺乏新的引擎产业跟进、形成产业空洞的背景下，在高科技时期形成的巨额剩余资本开始流向房地产业，再加上美国政府长期实行低利率和放松金融管制的政策条件，由金融投资家与房地产商合谋演绎出了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畸形引擎产业——在金融创新下催发的虚拟产业经济。
当代人类的经济正处在一个重大拐点转型期，我们在应对世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不仅要考虑如何挽救那些处在危机中传统产业，更要关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后，正在浮出水面的、当代人类遇到的又一次新经济革命。正在酝酿中的新经济革命表现在以下四个领域，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1.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关于能源危机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经过近40多年的酝酿，新能源革命终于在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催发下浮出水面。在世界各国出台应对危机、振兴经济的计划中，大部分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将发展新能源作为新兴产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新能源开发走在世界前列的德国，再次修改了2000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优先法》，提高了对风能、太阳能开发的政府补贴。最需要关注的是奥巴马上任后已经把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再造美国增长动力的战略高度来对待。奥巴马新政剑指新能源领域：宣布未来3年内将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增加一倍，10年内节约石油的总量超过目前从中东和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的总和！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占领新能源行业制高点和话语权的竞争初现端倪。一场人类自有能源使用记载以来最庞大、最深刻的新能源革命序幕正在拉开。因为能源危机是遏制当代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死穴，谁能够在新能源中最先突破，谁就会成为新经济的最大受益者。
2.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态农业革命。2008年与金融危机同时发生的是世界粮食危机。联合国有关报告指出，当前全球约有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或濒临饥饿状态边缘。受价格浮动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粮食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不仅对缺粮国产生消极后果，而且将拖累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2008年4月15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由全球400多位科学家联合撰写的报告《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提出：世界需要一个更加环保的粮食生产方式，世界需要从一个严重依赖农药和化肥等化学品、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农业模式转化成对环境更友好，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生计的生态农业模式。建立生态农业，是应对气候和粮食安全双重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
以有机农业为内容的农业革命，不仅来自当前世界粮食危机的倒逼动力，同时也来自世界对食品安全需求的市场需求。长期以来，对有机农业需求的最大市场主要集中在西欧和美国的发达国家，而目前这个市场已经扩展到人口大国的新型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市场需求与世界粮食危机双重动力下，一次继机械化农业、化学农业之后的生态农业革命势在必行。
3.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新产业革命。进入21世纪以来，在高科技泡沫破裂之后，IT技术与文化结合催发了一个快速成长的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创造财富的第二大产业部门、创造就业的第三大部门。在2006年最新发布的《硅谷指数要点》报告中，美国的“创意和创新服务产业”已成为仅次于软件产业的第二大产业集群。其实，文化创意产业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文化创意背后酝酿着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我们之所以说文化创意将会引发一次新的产业革命，是因为文化创意引发的不仅仅是纯文化产业的崛起，而是文化创意将会全面覆盖到满足人类需求的所有终端产业领域。传统产业在文化创意中向具有个性化、文化化升级转型是未来新产业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产业文化化的大趋势，不仅会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还会使濒临消失的农业时代的手工业和手工艺获得复兴的契机。
4.以最低能耗、低投入实现生活幸福最大化的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长期以来，能源与环境危机化解一直受困于生产与消费失衡的悖论。一方面，我们为资源与环境的危机而担忧，另一方面我们所有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又在为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GDP增长而努力。在如此充满悖论与病态的经济体系中，人类生产的目标迷失在追求GDP增长的最大化、无限刺激物质消费需求的现代工业生产模式中。
如果不对病态的消费模式进行变革，仅仅在生产的一端降低能耗、搞清洁生产，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工业文明的能源与环境危机问题。从改变高能耗、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开始，倡导低碳生活，已成为各国刺激经济增长的一项新内容。德国、法国和日本都把鼓励使用新能源住宅、低碳生活纳入到发展新能源的法律与规划中。美国奥巴马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中，除了新能源外，基础建设、医疗、教育、卫生、社保等投资项目都与改变原来的高能耗生活有关。中国提出建设集约型社会，近期出台了“太阳能屋顶计划”。这些都标志着当代人类在对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思路与方向上有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从单一的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
本着节能减碳、降低污染，在现代技术与新能源的支持下，使人类过上一种低能耗、更智能化、更健康的新生活，将会成为新经济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现有的经济系统面临另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即从GDP最大化的生产经济向追求幸福指数最大化的生活经济转变。
(二)当代中国处在国际经济拐点转型与国内经济拐点转型重叠期。
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催化下，当代世界经济将面临着以下四方面转型：
一是世界经济形态的转型：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当代人类正处在一个多重危机并发与新经济形态兴起的时期。在当今世界遭遇的金融危机与能源环境危机的重压下，探索一种更具有持续性的新兴产业、新经济形态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尝试修复危机创伤、应对环境危机的新选择。特别是目前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正在酝酿着人类文明史上继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革命，这将是我国“十二五”期间亟须关注与研究的新趋向。
二是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型：由单级向多极化转型。这次发轫于美国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国独霸的单极化格局。正在形成的欧盟经济区、美洲经济区、东亚经济区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将成为左右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地缘力量。
三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型：以新能源产业、智能产业、低碳贸易、文化产业与有机农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争相进入的新领域，获得新优势竞争的新高地。新兴产业的兴起，标志着推动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
四是国际社会价值趋向的转型：从单一的物质价值观向多元化的生态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人本价值观转型。在经济、能源与环境多重危机的冲击下，当代人类开始从文明的高度反思来自西方主导的文化范式与价值观；推崇天人合一、系统整合、和谐共赢的东方价值观与东方智慧，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在危机催化下，一个多元文化复兴时代正在来临。
上述正在发生的四方面转型，不是局部的转型，而是涉及多重危机催化下的人类文明形态、经济形态、增长模式与文化范式拐点式转型。自工业革命以来，历次技术革命与经济革命，始终是在西方世界范围内进行。目前世界性的拐点转型与前几次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是正在兴起的东方世界开始进入到世界转型的大势之中。特别是当代中国已经不是这个转型的旁观者，而是成为当代世界转型多极文明力量不可或缺的新成员。因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拐点转型与中国面临的转型，不仅高度重合，而且转型方向与内容高度契合。
首先，中国对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的需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高度吻合。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排碳大国，经济增长面对的环境与能源方面的巨大压力，既超过了发达国家，也超过了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环境与能源危机问题，既是一个中国问题，更是一个与世界关联的问题。如何通过生态经济的建设，破解能源与环境的困境，既是一个世界发展的共同难题，也是中国未来发展需要攻克的难题。中国作为当代世界能源与环境问题的矛盾中心，同时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推动力与创新力最大的中心。中国不是现代新能源与低碳经济推动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看客，而是被历史推到了唱主角的位置。
其次，中国必须在未来世界新经济秩序构建中发挥新作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无论是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新角色的定位需求，还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对世界发展新均衡的需求，都要求中国必须在未来世界新经济秩序构建中发挥新的作用。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在打破长期以来被美国独霸世界经济的格局，未来世界经济发展需要新均衡格局与新经济秩序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公平发展。后危机时代凸显一个最新格局，就是以“金砖四国”为轴心的新兴经济体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几百年来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世界经济格局将会打破。新兴经济体将是下一步带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的重要力量。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这一次金融危机复苏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无论从经济总量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金融危机的整个表现，都在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增长与秩序发展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在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发生如此高度关联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导入世界全局的因素。中国经济转型也必须纳入世界经济的维度来进行。
再次，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主导世界的主流文化也将发生变化。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与影响权重的增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给未来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改变经济格局博弈的新力量，而且将导入新文化与新文明。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将会改变。主导世界文化从单一文化向多样化文化的变化，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非常吻合。不仅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的复兴，世界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发展也需要具有天人合一、系统整合、和谐共赢的东方价值观与东方智慧。世界发展需求与中国发展需求的吻合，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新的世界大环境。
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转型与世界转型的重叠性、吻合性，是中国进入“十二五”时期遇到的新情况。如何在国内转型与国际转型相协调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转型之路，是“十二五”期间需要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
(三)当代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混沌期，酝酿着中国经济新的长周期。
转型被确定为“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主线。从系统理论看，经济转型期就是经济发展的混沌期。所谓混沌现象就是系统出现了高度不确定性、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无法预测的状态。事物演化过程出现混沌状态时，就是事物演化进入孕育新的发展阶段或新的发展趋势的状态。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发展阶段上看，正处在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型期，或者是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转型的时期。处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力正在衰减。一方面原有模式增长动力出现边际递减，另一方面促使经济增长的新因素也在成长，经济体系出现复杂、混乱与不确定现象。
面对目前中国经济系统进入的混沌状态，我们需要对两个问题进行研究：
一是要确定这个混沌期酝酿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周期，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周期。是短周期，还是长周期？
二是要在诸多可行性发展趋势中，甄别发现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要确定中国经济转型的等次和能量级别问题，这决定了我们对中国未来战略定位的高度。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
从目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因素看，当代中国处在即将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长周期时期。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因素决定：
(1)第一个因素是，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中国30多年长周期增长的模式动力正在递减。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长周期向另一个长周期的转型。
在整个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奠基期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向与模式起了决定性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百年大计的第一个奠基期。在这个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奠定中国改革方向与改革模式的三大战略决策：一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完成了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拐点转型。二是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与模式，这就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导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之路。三是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即增量的渐进式改革战略，而不是东欧式的激进式改革战略。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做了一锤定音的肯定回答。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奠定期。从此，中国改革进入一个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快速发展期。
目前，当代中国正处在第三个奠基时期。因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是涉及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长周期问题。例如，在改革模式转型上，面临着从满足中国初级阶段改革需要的“鸟笼模式”向满足中国改革高级阶段的“丛林模式”的转型。中国经济发展既遇到了新约束边界，也需要新的空间。在市场模式上，也面临着从低端的嫁接向高端嫁接升级。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更加法治化、更能适合原始创新、更能满足国民福利最大的新型市场经济模式。在增长模式上，面临着从物质要素主导的导入增长模式向智能要素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型。这三个模式的转型，均是比过去难度更大、需要时间更长的转型。
(2)第二个因素是，来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影响。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被普遍地认为是百年不遇的危机。从世界经济增长规律看，经济增长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过渡，往往是以危机为契机，摧毁旧的增长方式、传统的技术体系之后，在倒逼机制中进入新增长周期。工业革命以来的几次大的技术革命导致的经济增长周期的更替，都是以危机为倒逼动力。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律。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与低碳经济正是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发生的。从经济增长周期看，这次新能源革命会将世界经济增长带入一个熊彼特理论的长周期。①如果说在世界金融危机没有发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是按照中国经济内部演化规律，面临着增长方式的转型。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新能源革命，也将中国经济增长导入一个长周期中。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双重复合转型，一是服从国内增长阶段逻辑的增长模式转型，同时还要应对世界经济增长周期更替的转型。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中国正在进入“十二五”时期的认识就必须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转型的拐点期，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的奠基期。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不能犯方向性的错误。“十二五”规划能否发挥好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导航功能，尤显重要。
二是处在拐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经济，面临着双重模式的转型，一方面是应对兴起的新经济革命，面临着从传统的工业化目标向以生态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发展形态的转型，另一方面是以适应国内发展阶段变化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战略转型是“十二五”时期的主线与核心任务。
三是要从系统整合的高度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们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嫁接式组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面临着世界经济转型与国内转型的双重压力与动力，在更高的平台上探索中国发展的新模式是“十二五”规划重点解决的难题。
处在转型期的“十二五”，应对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的双重挑战，我们需要走出线性、存量思维的定式，从非线性、增量思维的高度探索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模式。不可否认，“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思维障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功，成为我们当前思维转型的重负。成功的惯性极易使我们陷入到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对成功模式的过度依赖，导致思维转型受阻，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大课题。
二、中国模式转型新定位：从工业化导向的增长模式向生态文明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型
(一)世界能源与环境危机正在上升为孕育着新经济形态的新经济革命。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模式定位由追求单一经济增长目标模式向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模式转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开始从工业经济形态向生态经济形态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发展模式的定位，除了实现从单一增长模式向全面协调发展模式转型外，还必须重新思考实现这个新模式的途径。长期以来我们所追求的中国现代化目标，是以起始于西方的工业化做参照，希望通过工业化之路来实现。但是在生态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发展模式的内涵，不仅仅是目标的转型，还应该包括实现目标路径的转型。这就是从工业化导向增长模式向生态文明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型。
在目前中央有关文件界定的发展模式中，也包含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问题。但是，生态文明建设虽然包含环境与能源问题，但两者毕竟不能画等号。目前我们所讲的环境与能源问题，仍然是在工业经济框架内的解决思路。在这里我们所讲的是，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是基于能源与环境基础上的一种文明形态与经济形态的再造。
对目前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需要上升到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的革命来认识。生态经济作为一种继工业经济之后又一次全新的经济形态，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传统工业化的轨道上，导入生态经济建设的新目标；如何以生态经济统领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是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新模式最重要的新因素。判断新经济形态革命是否发生有四个标志：即资源替代、先导产业、利益机制及倒逼动力。
1.新能源革命将成为动摇工业经济基础的资源替代性革命。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决定人类社会从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演进的基本因素是，支持经济发展的资源形态。200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之所以成为开启工业文明新时代的革命，就是因为蒸汽机引发了工业化经济，使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源，从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资源转向了地下的矿产资源。工业革命以来的三次技术与产业革命，都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地有效开发与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革命。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与工业经济时代历次革命的不同就在于，这是一次可再生的新资源替代不可再生的化石资源的革命，它是从根本上触动构成工业经济资源基础的一场新革命。
2.新能源将会成为引爆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经济全局性变革的先导产业。衡量某类产业是否属于先导产业，应具备三大特性：一是支持该产业发展的技术是否属于通用技术；二是是否属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三是是否属于牵动全局的龙头产业。目前正在全球兴起的新能源产业，具备了成为引领新经济革命先导产业的三个条件。首先，长期以来制约新能源发展的通用技术，如太阳能利用技术正处在最后的攻坚阶段，通用技术一旦突破，将会导致生态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其次，新能源作为龙头产业，将会引领一系列新兴产业群的崛起。最后，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对构成传统工业经济体系大厦的根基具有颠覆性冲击。在这个新能源根基之上，整个经济体系与利益格局面临重新调整与再造。
3.推动新经济革命的利益驱动机制已经形成。奥巴马上台后，大张旗鼓地关注环境问题，并力推发展新能源经济，这并非是奥巴马比布什更偏好国际公益事业，而是奥巴马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商机。发达国家竞相向能源与环境的投资，其根本原因就是，推动解决能源与环保的利益机制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即对新能源与环保的投资，正在从扣除财富的投资向增值财富的投资转变。这标志着解决当代人类走向生态经济的内生动力机制开始形成。
4.哥本哈根会议推出的低碳经济概念，标志着新经济在倒逼动力中开始获得政府与国际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如果说金融危机成为新能源兴起的倒逼动力，那么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关注的低碳经济推出的倒逼动力。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未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但哥本哈根会议所推出的低碳经济理念则标志着政府资源与国际社会主流文化已开始成为新经济成长的新资源与新动力。
上述四个因素预示，一种引领未来世界发展的新文明形态与新经济形态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从工业经济到生态经济转型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
(二)中国走向生态经济的“一个转变”与“三个提升”。
世界新经济革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冲击，就是我们必须修改与调整百年以来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现代化战略思维。无论是应对世界新经济发展的冲击，还是资源及环境的支持力，都迫使中国必须把未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导入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上来。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的转型，我们面临着“一个转变”与“三个提升”的战略决策：
1.一个转变是：调整与转变中国工业化目标，把实现生态文明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作为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新目标来对待。
为什么说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是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新目标呢？这是因为替代工业经济的生态经济，是一个涉及文明与文化、技术创新模式与经济运行机制变革的系统革命。从工业化经济到生态经济，这是一个属于时代级别、触动文明模式变革的革命。所以，从中国社会生态演化周期看，生态经济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长周期目标。
2.“十二五”时期作为关系中国未来长周期发展的拐点期与奠基期，在生态经济建设上，应重点把握好“三个提升”：
第一，把“节能减排”提升到生态经济模式建设的高度，来应对能源与环境问题。节能减排的治理方案属于单一技术创新因素的外部治理方案；而生态经济是基于模式、机制、流程、技术等多因素创新基础上的系统解决方案。
第二，把应对低碳经济上升到探索中国特色生态经济之路，来应对国际低碳经济的挑战。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推出的低碳经济有三个缺陷：其一，这是一个没有触动工业经济模式弊端的外部治理的改良方案。其二，按照哥本哈根会议的“承认存量，重点在增量”控制排放的规则，这是一个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方案。其三，这是一个利益大于责任的解决方案。发达国家对低碳经济带来的利益追逐远高于应承担的责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必须探索一条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之路，探索能够在模式与机制创新上解决能源与环境危机的有效方案。如果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满足13亿人口的低能耗、可持续的生态经济之路，也就铺平了中国与世界共赢的和平崛起之路。
第三，把生态经济建设上升到“十二五”时期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来对待。从工业经济到生态经济，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变化，而是一个涉及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转型。以生态经济为目标的经济转型，为“十二五”期间增长方式的转型赋予了新目标与新内容。从这个角度看，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属于“双重复合模式”转型，即以经济生态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型和以转变增长方式为核心的增长模式的转型。
(三)实施生态经济的四大战略，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导航开路。
“十二五”期间，应着力实施推进与目前中国现实挂钩的生态经济的四大战略。
1.以国民福利最大化为中国GDP增长导航，探索建立GDP与国民福利总量均衡增长的新调控体系。经济增长是以GDP最大化为目标，还是以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这是工业经济与生态经济最根本的区别。推进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的核心，首要任务就是国民经济增长目标从追求GDP最大化转变到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上来。从现阶段来看，国民福利的增长应当包括：生态环境福利、物质福利与精神福利、公共福利与个人福利。大量数据与事实表明，我们在追求GDP最大化的过程中，不可能自然地内生出国民福利的同步增长。建立在高能耗、高消费、高碳排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增进国民福利，反而在许多方面成为国民福利发展的扣除。让GDP的增长在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目标的约束下，探索建立国民福利增长的评估、考核体系，把国民福利增长纳入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来，是推进生态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2.启动消费端的低碳解决方案，走出一条消费端与生产端同步减排的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之路。哥本哈根会议推出的低碳经济理念是基于生产端的节能减排方案。如果高能耗消费方式不能得到革命性解决，单纯的生产端的节能减排无法走出能源与环境危机的困境。发达国家能耗占全球能耗总量的50%，其中消费领域能耗就占其总能耗的60%～65%，而制造业能耗不足40%。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初期，在消费模式尚未定型的情况下，启动消费端主导减排路线，将会走出一条高效的低碳经济之路。全国建筑技术科学领域首位中科院院士吴硕贤认为，如果从现在开始严格推行生态住宅标准，预计20年后，在总建筑面积增加150亿平方米的情况下，与不搞生态住宅相比，可节约建筑用电35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年发电量。不仅在建筑领域，在生活用水、用电、交通等领域也有很大节能空间。在“十二五”期间，启动消费端节能减排是充分发挥中国后发优势，走中国特色低碳之路的大战略。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3.以生态经济为导向，振兴中国资源禀赋优势产业，打造中国经济的新竞争优势。生态经济的发展，为发挥中国在文化与自然方面的禀赋优势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在推进生态经济建设中，中国资源禀赋的生态产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十二五”期间应关注四类产业的发展。
一是要利用中国五千年生态农耕文明优势，大力发展中国的有机农业。目前按照工业化模式所走的化学农业、专业化农业、转基因农业的道路值得反思与调整，亟待探索新能源与中国生态农业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之路。
二是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生态资源优势的新兴产业。如正在兴起的新能源产业、旅游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未来将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中国是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世界旅游资源大国。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旅游接待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
三是要大力发展中国文化资源优势的文化产业。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民俗、文艺、文学、哲学等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是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国民间手工业、手工艺的独特优势所在。
四是充分发挥中国古代的医学优势，推进具有中国优势的中医中草药、康体保健业的新发展。
4.以经济生态化为导向，探索传统工业经济生态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新路径与新模式。生态经济并不是简单排除工业化，而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导入生态化、智能化、低碳化的新解决方案，使传统工业化成为一种低能耗、低排放、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
三、中国改革模式的创新：从“鸟笼结构”向“丛林结构”转型
在中国改革模式建构的选择上，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一种是沿着第一阶段的改革思路走下去，既然原有的鸟笼空间无法容纳已经长大的鸟，就可以通过建造一个更大的鸟笼结构来解决，这是一种惯性思维改革思路。第二种思路是突破鸟笼的局限，因为再大的鸟笼也是笼子。已经长大的鸟，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继续让人喂养的大鸟笼，而是能够进行自我繁殖和自我喂养的一片丛林。中国改革模式究竟是选择建造一个更大的鸟笼，还是建设一片供鸟生息的丛林，这关系中国改革下一步走什么道路，实施什么改革战略的问题。在界定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空间边界上应该正视：
(一)从经济模式向文明模式跃升，拓展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新“丛林”空间。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时期，中国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如何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解决当时困扰中国最大的难题，即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财富原始积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确立之后，目前困扰中国最大的难题，就是在资源和环境形成的新约束边界下，如何实现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目前已上升为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的建设问题，在一种全新的文明模式与经济模式中解决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问题，是今后更长时间内需要解决的新难题。
如果说在鸟笼结构模式中，是围绕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嫁接问题，那么在丛林改革模式中，需要解决的新命题是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生态经济的嫁接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生态文明发展的导向，这就是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不能突破的自然边界与社会边界。
(二)从“坚持”向“建设”转变：建构适应丛林结构的政治生态环境。
第一阶段改革中，面对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改革向右转的浪潮冲击，“坚持社会主义”成为第一轮改革必须坚守的底线。而且对于涉及社会主义形而上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的策略，使全党和全社会精力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确立的前提下，应该从以“防御性坚持”来锁定中国改革上限的边界，转向“创新性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任务。已经成长起来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需要更加开明的政治生态环境，需要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适应生态文明发展、适应时代发展的丛林政治生态环境，是未来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任务。具体涉及一些问题的探索研究：
一是如何从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建设的高度，丰富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使社会主义成为新文明建设的政治载体。
二是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深入发展的障碍。
三是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存在问题的有效解决，使社会主义获得从原则到实践的验证。
(三)从新农村建设向乡村文明建设提升：丛林生态建设的基础工程。
在丛林模式建设中，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与政治生态环境建设中最基础性的工程。2006年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上升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在目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浪潮冲击下，中国的农村、农民的命运仅仅依靠新农村建设仍无法获得最终回答和解决。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化的目标定位，仍然是以西方式的城市化为目标定位，按照这个目标定位，中国农村未来的命运是走向消亡。所以，目前在对各级政府投资与目标定位中，城市化的吸引力远大于新农村建设的拉动力。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时间最长与最成熟的国家，中国到底走什么样的城市道路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农村与农民命运的大问题。
对认识中国农村与农民命运问题，有两个视角：一是从传统工业化视角看，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命运就是城市化与市民化。因为按照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农村不能支撑工业化发展，工业化的载体在城市，按照刘易斯的两元结构理论，城市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解构农村的过程。但是按照现代生态文明的视角来看农村，我们则会得出另一个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不应该是城市单一文明的发展道路，而应当是城市、城镇与乡村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道路。农村文明发展有以下几方面影响因素：
一是新能源为乡村文明融入现代文明提供了能源保证。太阳能、风能与地能等新能源革命的兴起，改变了乡村在传统化石能源使用上的高成本与边缘化地位，获得了在利用新能源上城市不可比的新优势。目前中国新能源优先在乡村使用已露端倪。
二是乡村生态经济的兴起为乡村文明复兴提供了物质与经济基础。在工业经济时代乡村消亡论的基本依据，是乡村无法承载与发展工业经济。现代信息技术、交通技术、新能源的支持与生态文明催发的新需求，使乡村生态经济兴起成为可能。依托乡村特有的资源禀赋，乡村经济会成为生态经济的一个新亮点，成为支撑古老乡村文明复兴的物质与经济基础。
三是乡村生活与生产方式与生态文明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中国五千年的乡村文明包含了生态文明可借鉴的丰富智慧、理念与价值观。道法自然的哲学观、追求天地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借天时地利的农耕技术、巧夺天工的乡村工艺都是生态文明可借鉴的价值所在。
四是独特的乡村文化成为生态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元文化。多样性文化并存是生态文明发育的主要条件。在工业文明冲击下濒临消亡的古老乡村文化，在生态文明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远离喧嚣、贴近自然的诗意环境；熟人社会、人情浓厚的淳朴民风；封闭社会、历史沉淀而形成的丰富而神秘民俗文化，这一切都是现代大都市文化中所没有的。也许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但人到老年却希望告老还乡、落叶归根；也许刚踏入工业化的中国今天喜欢城市，并不等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会向农村回归；虽然城市是创业、冒险者的天堂，但乡村也许是衣锦还乡的归属；多样化的物质消费、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环境是城市的魅力所在，但乡村所具有的简单、质朴、宁静也同样有吸引力。同生态自然的平衡需要多样化的植物与动物一样，健康而持续的人类文明同样需要多样化的文化社会环境。
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如何解决中国经济改革成果和文明进步的共享问题。目前中国出现的城乡发展差距，已经不是单纯的收入差距，而是城乡文明发展的断层问题。对中国农民威胁最大的，不仅仅是收入问题，而是由于农民不能公平地分享现代文明进步的成果，导致了农民参与竞争、进入现代社会的能力丧失。如果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严重存在的城乡文明发展断层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也会造成城乡两元结构的严重对立。
(四)丛林生态的养护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建设。
目前中国正在进入社会财富倍增与贫富差距加大同步进行的社会发展的高动荡期，如何建立一个福利共享的和谐社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最大难题。社会福利公平共享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会诱发为政治问题，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动荡的困局。如果解决得好，中国将会进入一个政治与经济互动、民富与国强同步的和谐发展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起步时，工人与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由原来计划经济来承担。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土地不仅是农民收入的来源，同时也承担着农民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的功能。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计划经济体系式微，依附计划经济的福利体系也失去了原来的功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体系，提到了议事日程。在“十二五”规划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十二五”期间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难题。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改善民生、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这是在构建中国丛林改革模式中，必须建设好的一条关系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安全防线。
丛林模式与鸟笼模式相比，虽然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有弹性空间的模式，但不等于丛林模式是一个没有边界与约束的模式。恰恰相反，丛林模式需要的安全防护要求更高。鸟笼结构模式锁定的上端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丛林模式中变成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原先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均属于界定的社会边界，而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既涉及社会边界，也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边界。在下端，鸟笼结构模式是农村改革形成的防护底线，目前的丛林模式是乡村文明建设与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双重保护体系。这说明丛林模式既是空间更大与更开放的模式，同时也是一个更复杂的模式(见图1)。
图1 乡村文明与社会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图示
四、中国市场模式：从低端到高端嫁接的提升
中国市场嫁接式改革，正在陷入政府悖论与后期锁定的困境中。由于中国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由此也决定了来自市场的一端，破解这个困境的力量也在积累之中。按照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特性与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势，中国市场模式演化的两大走向值得我们关注。
(一)多样化市场组织与强政府的结合，是未来中国市场模式的主要特征。
中国的市场模式是在中国原有的社会组织框架基础上形成的。虽然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了政府干预强化的趋势，但以在市场经济的一端所建立的市场体系，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仍属于自由竞争空间较大的国家。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具有以下特性：
1.中国市场经济是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这说明了中国存在着容纳外资发展的市场环境。联合国贸发会议出版的《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连续16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截至2008年7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3.4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8204亿美元。中国市场具有如此的开放度和包容度，远超过日本与韩国，也超过金砖四国的其他三个国家。
2.中国市场经济是最具有多元化的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作为因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差异与地区差异性的国家，导致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如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在几千年集权制演化的过程中，东南沿海属于古代皇家集权统治与文化辐射的边缘区。近代以来也是首先受到来自大西洋商业经济与文化冲击的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又是计划经济布局的薄弱地区。可以说在这些地区，从历史到现在民间自组织系统就比较发达。这也是东南沿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历史原因。东南沿海地区虽然都属于中国自组织发达的区域，但它们也有差异。具体讲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广东和福建，属于民间主导高度开放型组织结构与经济模式。广东是东南沿海开放度最高、民间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二是浙江，其模式属于内生度最高的民间经济发展模式。三是山东，属于东部地区他组织比较发达的地区。山东一方面临海，具有海洋开放文化的特性；另一方面与浙江、广东相比受皇家集权影响也比较大，所以山东属于东部区域他组织程度较高的地区。而江苏的社会组织特征，介于山东与浙江之间。与浙江相比，江苏有一个强政府，与山东相比，没有山东那样强，是介于私营与国有之间的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中部属于古代皇权统治的中心区，也是计划经济时期发展的中心区。中部与东部相比属于他组织与他组织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中国西部是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组织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远离古代皇权统治，也远离近代的商业文明，他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社会中。另一类是处在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他们是中国古代多民族交汇的地区，是中国古代与西亚、东欧通商的核心地带。这样一种历史使这个地区形成了开放、流动的特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大空间分布的多样化地理、多样化民族的国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一个多元化自组织与依靠多样化控制方式基础上形成的集权制国家。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必然是多元化组织的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形成的政府主导的宏观经济管理系统，也必然是一个统一与多样性高度组合的调控体系。无论今天的管理者如何期望实现大一统的管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必然会回归到具有弹性管理的多样性统一上来。纵观改革开放的30多年，我们也发现，凡是政府在管理上出现一刀切之日，必然是付出代价大、管理效率低之时。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历史形成的社会组织条件下，决定了中国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趋势：一个是中国需要一个强政府。但中国的强政府不可能成为一个基于同质化管理的强政府，必须是留下多样化弹性空间基础上的强政府。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理论，就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设计与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高度吻合。建立开放特区、双轨制、一国两制等都包含了多样化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无论现在如何向强化政府干预回归，但多样化市场经济组织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未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定格，必然是一个强政府与多元化市场组织的组合。多样化系统整合是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是未来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新内核。
无论我们今天是否认识与感觉到，代表一个新时代的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正在嵌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改革开放的30多年，我们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嫁接；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与生态经济相结合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认为不能把生态经济等同于能源环境问题，就是因为生态经济形态是涉及发展观、财富观、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科技范式等一系列变革的新经济革命。
来自西方的市场经济以及支持市场经济的文化都与工业文明密切联系，那么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为工业化服务的市场经济成为为生态经济服务的市场经济，这个转换就涉及一个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经济的嫁接问题。
在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巨大压力下，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变；
·统筹发展：从“先富论”到“共富论”转变；
·建设和谐社会：从经济建设上升到新文明创新；
·节约型社会：从生产方式变革到生活方式变革；
·幸福指数：从单纯物质追求到丰富的精神追求转变。
从这些新发展理念中，我们可以发现，围绕能源与环境问题不断浮出水面的概念，与工业化的经济是不同的。如果说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文明，是在技术与市场的结合中创造了一个以最少投入实现物质财富生产最大化的工业文明，那么当今我们所面临的能源与环境的问题，则必须探索如何在人与自然、竞生与共生协调、技术与价值的结合中，创造出一个追求以最低能耗实现幸福生活最大化的生态经济模式。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则面临着一系列在新嫁接中创新的新挑战。
1.围绕生态经济新模式，如何在技术创新与节约的新生活方式结合中，探索适应人与自然协调的低能耗、幸福健康最大化的新生活方式，成为生态经济的主要内容。
2.围绕新生活方式，在人与自然统一观的指导下，需要重新确立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即从过度追求物质消费主义向追求幸福最大化的转变，使与幸福生活无关的物质消费退出消费领域，以此来降低能耗的消费。、
3.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和谐发展的要求，在建立和谐社会中，就有一个如何使有限的物质实现全社会福利指数的最大化的问题。
4.在新能源与现代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的支持下，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5.围绕生态经济，我们必须重新反思传统财富观，生态经济需要环境财富、生态财富、文化财富、知识财富与物质财富多样化的财富观，而不是工业经济时代单一的物质财富观。
总之，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自主创新就能解决，也不仅仅是就资源来解决资源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新的视野，在一个新经济系统中探索。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使命，不是简单地赶超西方，而是独辟蹊径——为后工业化国家探索出一条走出困境的新生态经济与新文明之路。
五、嵌入“内生增长模式”的对策与思路
在“十二五”期间，如何实现从“导入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型，是中国经济实现增长方式转型的根本任务。正如卫星上天需要多级火箭推动一样，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不同阶段也需要不同的动力模式。
(一)导入增长模式的引擎力开始衰减。
目前，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导入增长模式的动力正进入衰减时期，其表现出的局限性与负效应值得我们关注。
1.导入增长模式的引擎力开始减弱。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动力，来自于低成本优势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不断承接。而目前我们面临的现实是：第一，我们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根据美国《商业周刊》2009年5月份做的调查，2003年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成本平均比美国低22%，但是到了2008年年底却降低到了5.5%。其主要原因就是人民币升值了21%以及工资和土地成本的上涨。第二，可承接的转移产业资源越来越少。20世纪80年代中国招商引资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知识经济发展带动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但是，2008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不仅标志着知识经济时代带动的产业转移阶段的结束，而且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的向实体经济回归的政策，更加剧了中国引资与出口的困境。
2.导入增长模式在满足中国经济竞争力提升上面临着不可突破的三个极限。一是我们可以在工业化初期利用外资与产业转移完成财富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快速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但我们无法依赖外资与技术溢出效应获得支持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力。二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我们虽然可以通过交换获得技术转让，但无法通过交换获得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三是我们可以利用外资与技术溢出效应在一定限度内改善和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但不能依赖外资获得关系国家安全的技术和国家级竞争力的关键技术(江小娟，2004)。
3.导入增长模式开始出现收益递减，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长期以来导入增长模式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低价土地、减免税、让出市场)。而目前这个增长模式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效应越来越大，综合收益大幅度下降。这种负效应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付出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代价大于出口低利润收益；二是我们多年的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而引发的人民币升值，成为中国金融隐患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三是毫无设防的招商引资，导致跨国公司对中国某些产业与行业的垄断，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安全隐患。
(二)推进“内生增长模式”的六个战略着力点。
导入增长模式只能满足新兴工业化国家初级阶段规模扩张的积累性增长，但不能满足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中高级阶段后竞争力提升的效率性增长。当代中国面临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导入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型。建立内生增长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推进以下五个方面的战略。
1.以生态经济为目标，实现从“跟从战略”向“原创战略”转型，占领生态经济的制高点。能否启动原始创新机制，是中国经济走向内生增长模式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原创的动力机制内生于新需求与新问题。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为内容的新经济革命，为中国经济增长导入原创机制提供了历史契机。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发展生态经济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步线上。如何推进生态经济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需要原创动力推进。
在生态经济建设上，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仍占据着技术优势，但走向生态经济的创新，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创新，而是涉及科技范式、经济模式、创新机制等一系列因素的系统创新。从综合因素来考察，中国走向生态经济具有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四大优势：一是中国是走向生态经济动力最大的国家。中国作为世界碳排放大国，在减排问题上，遇到的压力最大，反过来对于中国走向生态经济的动力也越大。二是中国具有走向生态经济的低成本优势。中国走向生态经济没有发达国家既得利益者约束的退出成本。三是中国有一个发达国家没有的发展低碳经济与生态产业的成长性市场。四是中国天人合一、系统整合的思维范式与生态经济所需要的科技范式具有高度契合性。所以，在“十二五”期间如何推进生态经济建设是关系中国走向内生增长模式的一个关键战略。为此，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要实施原创战略，占领新能源技术的高地。中国的新能源技术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后劲足。二是要启动以生活方式创新为内容、以消费为主导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三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与低碳化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之路。四是要开创基于东方智能的系统整合科技范式，以弥补分析解构式西方科技范式的弊端与不足。
2.以振兴中国内生禀赋产业为突破口，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型，打造中国的内生竞争力。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属于依托比较优势的增长。依靠低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与金融资本等物质要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所在。目前被世界夸大的中国经济实力，实际上属于缺乏内生竞争优势的实力，这种实力的内涵是“大”，而不是“强”。一国经济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后天禀赋形成的效率优势；二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共生效应优势；三是本国内生禀赋决定的特色优势。围绕上述三个方面优势，应重点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充分发挥中国已初步形成的后天禀赋优势，推进技术密集型产业、智能型产业体系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中国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但是中国满足技术密集型、智能型产业所需要的智能要素优势正在凸显。中国科协发布的《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到2005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达到4246万人，比美国的4200万人还略多一些。若以单一国家计算，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如何利用中国已经形成的这一后天禀赋优势，推进中国产业向智能化、技术密集化发展，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战略之一。
其次，按照产业集群形成的共生竞争优势规律，需要从三个方面统筹与调整中国产业布局。
一是以满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为龙头，统筹布局与调整中国的产业链体系与产业结构。在“十二五”期间要以大飞机、汽车、高铁、新能源产业、智能产业、中国交通网、智能电网等为龙头，在充分利用中国智能资源与大容量市场资源的基础上，本着国产化为主导的原则，进行统筹布局。
二是要统筹军用产业、技术与民用产业、技术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的前提下，打破军用与民用之间的壁垒，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新产业发展空间。
三是要以正在兴起的高铁、高速公路为主的新交通技术新因素，在更大半径内重新规划与统筹地区产业结构布局，形成更大半径的地区优势互补的产业群落体系。
四要统筹不同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产业布局，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赢者通吃、小城镇边缘化的问题。大城市要发挥辐射中心的功能，成为龙头产业及产业总部的中心。要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产业链的下端产业让位给小城镇，使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链。
再次，振兴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禀赋优势产业。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作为现代经济的增长要素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资源将为中国民族产业优势的发挥起重要作用。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关注与民族文化关联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如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中医中药业、中国特色康体保健业以及中国有机农业等产业。
3.以制度改革为核心，推动寻租竞争向公平竞争转变，完善激励自主创新制度的保障体系。目前要使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面临着三大障碍：一是自上而下追求以GDP高速增长为目标的绩效考核体制，是一个旨在激励各级地方政府一味追求项目投资、通过招商引资实现短期规模扩张的增长体制。在这样一种激励制度下，自主创新只能是一个口号。二是目前存在且不断加强的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权力寻租的市场经济，是抑制创新的最大制度障碍。创新来自公平竞争的市场，如果不通过公平竞争就能获得利润，那么创新就是多余。三是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激励创新收益保障税收政策，抑制了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自主创新不是单纯的科技投入问题，而是内生于制度创新。在“十二五”期间，要使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必须从上述制度创新上下功夫。
4.以内需市场为主导，从外需动力向内需动力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内生化。拓展启动内需的思路，要把中国内需问题上升到推进中国内生增长动力的高度来认识，把内需问题拓展为深化产业结构、振兴新兴产业的战略问题来对待。
目前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中的很大比例属于“无根缺头”的产业，这些产业仅有创造GDP的功能，却没有在下游形成拉动市场、上游提升竞争力的功能。在我国的出口贸易额中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比例高达50%以上。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生产投资，缺乏市场拓展投资战略。在“十二五”期间必须调整，使中国制造业在与内需市场的结合中“扎根露头”，这是一个大战略。
13亿人口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具成长性的内需市场，这是振兴新兴产业的最大资源与财富。目前中国人均达到4000美元，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需求主导的转折点。对于新成长中的市场，中国企业与政府发展战略一定要从生产性投资向市场拓展性新投资转变，实现中国内需市场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5.强化中国经济的安全与自主创新意识，从依赖性开放向主体性开放转型，培育内生增长的文化环境。正是由于外源型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成功，由此也形成了另一个副作用，这就是各级政府包括企业，对对外开放的认识，已从政策选择演变成了一种对外依赖的文化环境。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中国经济的主体性减弱与安全性降低。适应建立内生增长模式的需要，我们必须走出为开放而开放的误区，才能够实现从依赖性开放向主体性开放的转型。
6.转变政府职能，培育与提升智能要素供给的经济环境。传统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生产的要素是土地、资本、劳动三大要素。由于这三大因素都可以通过市场调节获得，所以这三大要素都属于私人产品，无论在使用和所有上都具有排他性。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现代财富生产的要素已扩展到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制度这样一些软要素，而且这些要素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不同，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形成的，由于教育具有投资周期长，而且也很难进行定价出售的特性，所以人力资本的教育具有企业无法控制的溢出效应和不确定性，使得教育成为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技术虽然通过现代专利制度使其市场化，但是技术生产过程所使用的人力资本以及与技术创新相关的科学理论是企业不愿也无法提供的。现代的各种知识也是如此。制度被现代增长理论证明是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但是一个企业的成长不仅需要内部制度，同时还需要外部制度。企业内部制度建设和创新是企业自己的事，然而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外部制度建设和创新则是一个政府推动的社会行为。人力资本、技术、知识与制度，这些要素是现代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要素，但这些要素在企业使用之前，是私人企业不愿意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否建立起一个高效率的公共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是现代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
六、中国经济走向未来的障碍与挑战
(一)惯性思维障碍，容易陷入既得利益的保护。
按照中国处在拐点转型期、中国经济模式奠基期的要求，特别是目前应对世界新经济革命挑战的要求，我们需要走出线性、存量思维的定式，从非线性、增量思维的高度探索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目前举国上下都在讲转型，但把转型落地非常艰难。目前我们走向拐点转型中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思维障碍，就是中国改革30年取得的巨大成功成为思维转型的包袱。成功的惯性容易使我们陷入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对成功模式的过度依赖，导致思维转型受阻。这种思维在当代中国越来越趋向主导地位。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了30多年之后面临着重大的转型。我们能否完成这次转型，就看我们能否放下既得利益的束缚及对过去成功模式的依赖。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第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归结于中国模式的说法，对此我们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事实上，当人们开始研究中国模式时，中国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所谓的中国模式只代表中国的昨天，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应该选择新模式创新。
今天中国经济与社会面临的重大转型也是如此，同样要区分邓小平理论与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经济发展设计的中国模式。支持中国30多年高速增长的改革模式、市场模式、增长模式都面临着动力递减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又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我们需要一种在舍中求得、超越既得利益的大智慧。
(二)破解政府悖论与后期动力缺乏的困境，是中国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理论上看，要破解这个困境之谜，出路只有一个，就是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深化政府职能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遏制目前不断膨胀的政府干预经济、权贵经济问题。但是政府改革又遇到动力缺失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任何改革成功推进，都需要两个方面的动力，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动力。无论是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在内外两种合力的作用下推进的。唯独政府改革缺乏一种外部推动力。因为政府改革面临一个悖论，这就是政府是自己改自己。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原理上看，中国政府改革不应该陷入自己改自己的悖论，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作为人民的政府，人民可以推动政府改革。但由于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不完善性，发挥执政推动的功能还有很大距离。正是由于政府改革缺乏足够的外部动力，由此形成政府改革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成效较低的改革。
另一方面，政府悖论造成的政府受不断加强的自身利益的束缚，也导致了政府缺乏创新与冒险的动力。破解政府悖论与改革动力缺乏的出路，一方是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从社会组织理论看，要培育民间自组织发育，改变目前这种他组织不断强化，造成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制约机制的失衡。如果自组织系统不能与他组织形成均衡博弈、平等协商、谈判机制，民主制度机制就不能形成。按照社会组织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培育自组织发育、充分发挥自组织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作用。中国改革要从双向推进，一方面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约束政府越位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着力培育自组织在中国民主体制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改革主要局限在政府一端。未来的改革要双向推进，形成两类组织的均衡。
此外，在经济改革上，要重点推进中国财政预算体制的改革。目前中国政府被自身利益束缚最大的经济原因，来自软约束的财政体制。目前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公共财政变成了地方利益的财政，变成了部门利益控制的财政，变成了受利益集团左右的财政，变成了领导支配的财政。目前严重滞后的财政体制，不仅是造成政府腐败的温床，也是造成政府无法退出市场、不愿意退出市场的经济根源。各级地方政府行为的企业化行为，与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未能建立密切相关，包括目前导致的房地产泡沫的土地财政其根源也在于财政预算体制与管理体制的弊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与财政体制、政治改革三位一体配套进行。这三项改革，任何一项希望单兵突围都很难。
(三)走出传统中心锁定困境，关注边缘区与实施嵌入战略。
经济与社会演化历史证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往往成为孕育新时代的创新区域不是发生在传统的中心区域，而是发生在传统中心的边缘地区。由于传统中心恰恰是既得利益的中心，所以往往也是创新动力缺乏的区域。而处在传统中心边缘区，由于受到既得利益的束缚弱，往往成为能够最先接受新信息的创新区域。当然并不是所有边缘区都能成为创新区。按照本课题的创新模式理论，只能在创新动力与创新能力匹配度最高的区域发生。传统的经济中心，虽然具有满足创新的物质与能力支持，但受到惯性动力与既得利益束缚，导致创新动力不足，并不能够成为创新中心。要成为新经济、新时代的创新中心，必须具备两个因素的匹配：一是处在传统中心的次发达区域，具备一定的满足创新的物质与能力支持。如果处在远离传统中心的不发达地区，则不具备创新能力。二是处在反映新时代的矛盾汇集区，具备了创新动力。
从15世纪开启的新时代区域，不是发生在古代农业文明中心区的东方，而是发生比邻东方的欧洲。同样在欧洲的工业革命，也不是发生于传统欧洲的中心区，而是发生在欧洲边缘地带的西欧。因为当时西欧成为新旧时代交通的矛盾中心，是从大陆贸易向海洋贸易转型的矛盾积聚中心。同理，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中心发生在东南沿海，而不是发生在皇权统治的北方地区。中国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开始，也符合边缘区域创新原理。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高新技术革命，也不是发生在传统技术、传统大公司积聚的128号公路，而是发生在传统科技研究边缘地区的硅谷。
当代中国走向自主创新、走向转型、走向生态经济，所需要的创新动力与能力的匹配区域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根据边缘创新原理，目前各级政府把引领中国转型创新寄希望于做大做强的大企业、大城市的战略思路是值得研究的。有一点我们必须肯定，中国走向转型的过程是不均衡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某些区域、某些产业开始，形成示范效应，然后拓展的过程。到底在中国拐点转型期，哪些区域和产业成为中国转型创新的先导区，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大战略。如果我们的战略导向与社会资源不能及时配置到创新区域，就有可能使处在快速成长期的新经济与新文明因营养供给不足胎死腹中，或畸形成长。所以，我们仅认识到转型创新的重要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发现转型创新从哪里开始，然后关注它、培育它，使它获得放大的蝴蝶效应。
总之，当代中国在应对危机与转型上面临着两种思路与战略的重大抉择：一种是在惯性作用下的按照线性与存量思维的思路，把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定位在保存量增长的层位上，在传统模式内搞转型。不可否认，依靠存量也可以保证中国有一段时间的增长。这也是一种不需要创新的低风险选择。但是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因缺乏新增长动力的持续跟进，使中国经济增长陷入不可持续的陷阱中。另一种是非线性的增量思维，在打开的新空间、新领域中打造新增长极，创造新增长模式，借应对金融危机的契机，充分利用时代赋予中国的机遇，使中国在转型中走向持续发展之路。但这需要一种创新与承担风险的精神。当代中国需要一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持续创新的时代精神。
七、结论
1.从长周期看，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在本质上属于世界产业周期的危机。当代人类经济正处在一个重大的拐点转型期，正在酝酿中的新经济革命不是局部的转型，而是涉及多重危机催化下的人类文明形态、经济形态、增长模式与文化范式的拐点转型。
2.当代中国处在国际经济拐点转型与国内经济拐点转型的重叠期。自工业革命以来，历次技术革命与经济革命，始终是在西方世界范围内进行。目前世界性的拐点转型与前几次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是正在兴起的东方世界开始进入到世界转型的大势之中。特别是当代中国已经不是这个转型的旁观者，而是成为当代世界转型多极文明力量中不可或缺的新成员。因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拐点转型与中国面临的转型，不仅高度重合，而且转型方向与内容高度契合。
3.当代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混沌期，酝酿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周期。处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原有模式的推动力正在衰减。一方面原有模式增长动力出现边际递减，另一方面促使经济增长的新因素也在成长，经济体系出现复杂、混乱与不确定现象。处在转型期的“十二五”，应对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的双重挑战，需要走出线性、存量思维的定式，从非线性、增量思维的高度探索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模式。
4.从工业化导向的增长模式向生态文明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型是中国模式转型新定位。目前引领未来世界发展的新文明形态与新经济形态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从工业经济到生态经济转型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世界新经济革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冲击，就是我们必须修改与调整百年以来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现代化战略思维。无论是应对世界新经济发展的冲击，还是资源及环境的支持力，都迫使中国必须把未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导入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上来。
5.中国改革模式面临着从“鸟笼结构”向“丛林结构”转型。在鸟笼结构模式中，解决的难题是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嫁接问题；那么在丛林改革模式中，需要解决的新命题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生态经济的嫁接问题。坚持生态文明发展导向是中国未来的目标导向，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边界。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上，面临着从“坚持”向“建设”转变，建构适应丛林结构的政治生态环境是构成丛林模式的新上限边界。从新农村建设向乡村文明建设提升与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建设是丛林结构模式的新下限，是社会经济的安全底线。丛林模式与鸟笼模式相比，虽然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有弹性空间的模式，但不等于丛林模式是一个没有边界与约束的模式，恰恰相反，丛林模式是需要安全防护更高，更复杂的模式。
6.中国市场模式面临着从低端嫁接到高端嫁接的提升。按照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特性与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势，中国市场模式的演化有两大走向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多样化市场组织与强政府的结合，是未来中国市场模式的主要特征。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具有自由竞争空间较大、对外开放度较高、最具有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未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定格，必然是一个强政府与多元化市场组织的组合。多样化系统整合是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新内核。我们又面临着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与生态经济相结合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认为不能把生态经济等同于能源环境问题，就是因为生态经济形态是涉及发展观、财富观、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科技范式等一系列变革的新经济革命。
7.中国增长模式面临着从资本投资主导的导入增长模式向自主创新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式转型。“内生增长模式”需要推进六个方面的战略：一是以生态经济为目标，实现从“跟从战略”向“原创战略”转型，占领生态经济的制高点。二是以振兴中国内生禀赋的产业为突破口，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型，打造中国的内生竞争力。三是以制度改革为核心，推动寻租竞争向公平竞争转变，完善激励自主创新制度的保障体系。四是以内需市场为主导，从外需动力向内需动力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内生化。五是强化中国经济的安全与自主创新意识，从依赖性开放向主体性开放转型。六是转变政府职能，培育与提升智能要素供给的经济环境。
8.走向拐点转型的中国面临三个方面障碍与挑战：一是惯性思维障碍，容易陷入既得利益的保护。中国经济发展经历30多年之后，正面临着又一次重大的转型。二是如何破解政府悖论与后期动力缺乏的困境之谜，是中国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破解困境之谜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革。但必须是中国政府职能、财政体制、政治体制三位一体配套进行。这三项改革，任何一项希望单兵突围都难以奏效。三是要走出传统中心锁定困境，关注边缘区的创新。经济与社会演化历史证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成为孕育新时代的创新区域，不是发生在传统的中心区域，而是发生在传统中心的边缘地区。所以我们仅认识到转型创新的重要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发现转型创新从哪里开始，然后关注它、培育它，使它获得放大的蝴蝶效应。
注释：
①1939年美籍奥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一书中，按照其创新理论，在总结归纳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中，同时存在着三种经济周期的论点。分别为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1)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0年，是产业革命发展时期，纺织工业的“创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2)从1840年到1897年，是蒸汽和钢铁时代；(3)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一个长周期中有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经济增长正是经由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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