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梁启超传记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近期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的学术成就令人眼花缭乱，政治生活艰难曲折，受到普遍关注。但是，由于梁启超坚持或反对的观点都非常明确突出，遭到一部分人的误解、非议和斥责，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最引人争议的人物之一。自80年代以来，如何认识梁启超成为学术界新的热点，发表论文成百上千，出版梁启超传记之多也是惊人的，主要有：孟祥才著《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约35万字；陈占标、陈锡忠著《一代奇才》，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28万字；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8万字；杨天宏著《梁启超传》，四川人民出版1995年版，24万字；董四礼著《梁启超》，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43万字；徐刚著《梁启超》，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版，36万字；耿云志、崔志海著《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4万字；董方奎著《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23万字。
以上8部传记，因陈占标著《一代奇才》纯属文艺小说性质（获广东省庆祝建国40周年优秀作品三等奖，并由台湾新潮出版有限公司易名《一代宗师——梁启超》在台北出版），本文不拟介绍。杨天宏著《梁启超》为“强国之梦”系列丛书，此系列丛书已由《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发表之《必须遵守学术规范》一文提出批评，本文亦不必进行综述。从其余6部梁传看，学术界的分歧尚多。
1.关于改良主义者
我国自30年代政治上批判第三条道路以来，康梁的政治主张就被说成是改良主义的，遭到严厉批判，用以说明第三条道路即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种批判，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高峰，不仅梁启超被斥为反革命、保皇派的罪魁祸首，而且他们的子女及同情者都受到株连。关于梁启超是否改良主义者，在梁启超传记里反映较为突出。
孟祥才说，戊戌后的梁启超成为改良派的挂帅人物，“五四”以后仍然坚持改良主义老调。李喜所与孟祥才持同样观点，有些语言也大体相同。李说，梁“追求改良主义始终不变”。董四礼没用“改良主义”一词，但他又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政治舞台的中心跌落了下来，自上而下的变革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耿云志、董方奎各在其书中都不使用“保皇派”、“反革命”和“改良主义”一词。耿云志指出，所谓改良主义“此路不通”，是“反动的运动”、“反革命的运动”等等，都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教条主义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结论。”
2.关于梁启超对革命共和曾历经鼓吹、向往到反对的过程
孟祥才认为梁启超“从伪装革命到撕下伪装”、鼓吹保皇、反对革命，变成资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李喜所说梁“从赞礼革命到反对革命，从心向共和到回到保皇立场”，“背离了扫除封建专制统治的首要目标”。董四礼则认为资产阶级的两派在“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上并无不同。不同的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途径”。耿云志、董方奎认为，不论革命共和派还是君主立宪派，都是反对封建专制的进步势力，都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议会政治为目的，从本质上讲，都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势力。
3.关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
李喜所承认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性质，即运用专制手段，把国家引上宪政的轨道。但它与梁启超曾经主张的共和制度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起了维护封建专制政府的恶劣作用。董四礼认为梁的开明专制，一方面反映他“保皇”和“害怕革命”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有其“合理部分”，能使社会拾级而上，逐步进入民主社会。董方奎根据梁启超过渡时代的理论指出，中国正处于久经封建专制统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的初期，从中国历史及国情特点出发，梁启超设计的以开明专制为过渡逐步削弱封建专制势力，最终进入民主共和政体的方案，是当时东方落后大国社会转型最佳的过渡方案，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方案。
4.关于“社会革命论”
耿云志、董方奎、徐刚、李喜所等都认为发展民族资本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之一，梁启超承认和推动这种发展，比之革命党人提出的“节制资本”这种急于防止资本主义的主张，更具有现实合理性。他们都肯定梁启超“奖励资本”的远见卓识。
5.关于与同盟会论战的性质
李喜所、董四礼都认为论争的首要问题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耿云志、董方奎则认为同盟会与梁启超之间的论争，绝不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是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对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讨。
6.关于梁启超“惧怕革命”暴力的原因
耿云志、李喜所都认为梁启超排斥暴力“反映了社会上层有产者对革命的恐惧”。董方奎则认为，以上认识不够准确，因为资产阶级中层也惧怕下层人民的暴动。他指出，梁启超担心革命会引起下层人民的暴动，造成军阀混战和外国干涉，经济得不到稳定发展，造成国家民族更大的灾难。这种担心并不是从资产阶级上层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世界革命经验教训和中国民族利益出发的。
7.关于梁启超的“保皇”、“保守”
孟祥才、李喜所指责梁启超“保皇”、“保守”，是“封建的卫道士”。董方奎则认为梁是反封建的勇士，他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层面猛烈反对封建制度，其发表反封建文章之多、语言之犀利，在当时革命思想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关于“保皇”问题，董方奎认为，梁启超曾在康有为勒令下去海外办理保皇会，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梁本人并不赞成“保皇会”，“颇腹诽之”，《清议报》亦始终不登保皇会文字。梁后来还公开发表文章反对保皇复辟。
8.关于梁启超依势沉浮、言论屡变的问题
李喜所认为，“只要奉行改良主义，就处于左右摇摆的多变之中”，“书生搞改良，只能找靠山”。耿云志认为梁依势沉浮是由于他“缺乏自主的定见和独开局面的气派”，“流质多变”“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特点。”董方奎认为政治斗争必须以经济实力和军队为后盾，梁启超“依势沉浮”是由于中产阶级力量不足而造成的。关于梁启超的多变，徐刚引用郑振铎的话说，“善变”恰恰是梁启超的优点。董方奎在书中说梁是善变的豪杰，从梁启超善变哲学、多变的原则、原因诸方面肯定梁“择善而从”及从不出卖政治原则的多变是正确的。但梁有时“见理不定”也给社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9.关于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
董四礼认为梁启超是“护国军的军师”，耿云志肯定梁为“护国功臣”，徐刚说梁是“护国之帅”，李喜所亦说梁是“护国运动的主帅”，但李喜所又辟专节说明梁“挥泪反袁”是“为了自身及进步党的生存和政治前途”，“不落牛后”。耿云志、董方奎认为梁为了保卫共和，不顾生命安危、毅然发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是扩国战争的主帅和功臣。
10.关于梁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孟祥才在书中毫不论及，董方奎、徐刚、耿云志、李喜所、董四礼等都颇为详细地介绍了梁在“巴黎和会”会外杰出的外交活动，并及时向北京通报了“和会”牺牲中国利益的内幕，因而促发了“五四”运动。李喜所认为梁启超是“五四”运动的间接推动者，董方奎更以“五四”运动的引发者”为题专节介绍了梁的作用，徐刚也认为梁在巴黎致北京的电报，“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11.梁启超对“五卅”运动的支持
孟祥才在书中对此没有提及，耿云志、徐刚亦有忽视。李喜所列举梁启超在给他儿女信中对共产党及工人运动的某些不理解言论，认为梁是“畏惧和敌视群众运动”，是“反共”行为。董方奎根据梁启超在“五卅”运动中连续发表的9篇文章和他与朱启钤、范源廉等七人联合发表的《天津宣言》，说明梁启超在内心里虽对共产党发动工人“打毁机器”等过火行为不满，但他仍然在报上公开严厉谴责英、日侵略者，号召支持工人罢工，提出交涉方针，要求惩凶、赔款、道歉、收回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等等，促进了“五卅”运动的深入发展，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12.关于梁启超晚年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
这是过去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分歧很大，近来已明显好转。孟祥才认为1918～1928年间梁启超“逆革命之潮流而动”，“坚持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等等。李喜所认为梁“对抗马克思主义思潮”。董四礼一面肯定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深刻的，一面又斥责梁“不能容忍自己国家民众的过激行为”，以致陷入“错误的深渊”，使“晚年思想更趋落后时代”。徐刚指责梁启超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之阶段”的渐进论是过时了，落后了；但又说“客观地公正地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论点，尚有待时日”。耿云志指出，梁启超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毫无恶意，肯定了梁启超“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应发展实业”，“对本国资本家应采取保护和监督态度”等等，这些见解都不乏合理的因素。董方奎明确指出，梁启超是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学者，梁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泰斗，颂扬十月革命和肯定社会主义方向，但他一贯反对立即实行企业全面国有、土地国有的“极端社会主义”。
13.关于梁启超的学术
梁启超传记的作者们以较大的篇幅介绍梁启超对中国典籍的学术研究时，一般都对他学术研究的特点、内容及突出贡献作了精要的概括，称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博大精深”，“传世巨著”，“流传千古”等等。但对梁启超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则有不同的看法。孟祥才说，梁启超通过佛教宣传绝对的爱、绝对的自由是为了欺骗愚弄劳动者，安慰和麻醉自己。李喜所说，“梁启超通过佛教宣传要论证人死不灭”，“这种谬论传至一般平民百姓，自然变成‘来世转生’说，使人‘不求今生求来世’，为下辈子修行造福，为‘转世’积德积福，佛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这点上是极明显的。遗憾的是智力超群的梁启超也用这种伪科学的说教去教导青年一代”。董方奎则重点叙写了梁启超不顾病魔缠身、日夜淫于学术研究的精神和突出贡献。
14.关于梁启超的总体评价
孟祥才认为，戊戌以后梁启超成为改良派的挂帅人物，鼓吹保皇，反对革命，坚持改良主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五四”以后梁启超反对马克思主义，逆着历史潮流而动，越来越走向反动。
李喜所说，梁启超一会儿是民主的代言人，一会儿是封建的卫道士。在强调破旧的时候，他有很大的进取性；在要求保存旧事物反对革命的时候，又表现出强烈的守旧性。
董四礼认为，梁启超是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集古今中外新旧于一生，他所以成为一个伟大与渺小、进步与落后、光荣与耻辱结合一身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的思想不能跟着时代潮流前进。
徐刚说，梁启超以及他的《饮冰室合集》无论尘封多久，那声音总是亲近的，因为他说出了那个时代渴望说出的话，并且仍然能使今天的人震聋发瞆。梁启超是除了思想、情操、才学之外，连同躯壳都想奉献出来的一个人。
耿云志认为，梁启超是一个生龙活虎式的人物，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止，奋斗不息，从不停滞，从不悲观，从不后退，总是力求追逐时代的潮流，有所作为。他为一整代青年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他无愧为沟通两代之间的一位大师。
董方奎说，梁启超在短短30年里，含辛茹苦，日夜焦思，在中国新文化、新制度、新人格和新国格的创立等方面，贡献卓越，不愧为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是我国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旷世奇才，他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道德观、人生观以及“新民”富国等一些重要价值观，都值得后人学习，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