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认知偏差只能带来消极影响吗？——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现有研究范式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者论文,范式论文,述评论文,偏差论文,消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Roll（1986）的狂妄自大假设开启了公司金融领域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大门。在过去的20年间，研究者们将过度自信视为影响公司决策和绩效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开展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Hayward & Hambrick,1997; Malmendier & Tate,2005; Goel & Thakor,2008; Li & Tang,2010）。然而，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研究似乎都将过度自信视为一种消极的心理因素，研究者们也似乎都将研究重点放在寻求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负面影响上。200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似乎为这一研究传统的延续创造了条件，媒体和公众对少数高管人员的过度自信等认知偏差与公司破产、财务丑闻之间关联的积极关注，使得研究者们更加热衷于探索过度自信等认知偏差的负面影响。
然而，现有聚焦于管理者认知偏差负面影响的研究结论本身尚存一些不足之处，如对过度自信的定义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所采用的测量手段也不尽合理。此外，现有的研究也过于强调过度自信的消极意义，忽视了认知偏差可能给公司带来的积极影响（Goel & Thakor,2008）。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总结和评价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现有研究范式，同时，从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积极影响角度，提出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现有研究范式的回顾
本文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从理论与模型研究、统计与计量研究、调查与实验研究三方面对国内外有关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提炼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现有研究范式。
1、理论与模型研究
Roll（1986）首次把过度自信引入公司金融，认为管理者的“狂妄自大”不仅可以解释公司并购过程中的过度支付现象，而且也适用于解释其他形式的投资活动；Heaton（2002）首次指出，公司投资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行为可能是管理者高估了其投资的回报的结果，乐观的管理者认为，资本市场低估了他们公司的风险证券，因此，会减少那些需要通过外部融资的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同时，乐观的管理者会因为高估了他们公司新投资项目的净现值，而投资于那些他们误认为净现值为正而实际为负的项目。此外，Baker、Ruback & Wurgler（2004）在一篇综述性文章中，给出了一个用管理者过度自信解释企业投资扭曲的模型；Malmendier & Tate（2005a）用一个简单的两期模型分析了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过度自信管理者有着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汪德华、周晓艳（2007）构建了一个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角度解释企业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现象的模型，并利用这一模型综述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对企业投资扭曲行为进行解释的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并将这种解释和传统的信息不对称及代理观点进行了比较；Gervais et al.（2007）采用实物期权的框架推导得出适度的过度自信将使投资决策与股东利益一致，从而增加公司价值，减少经理人补偿。而如果对理性经理的补偿水平和过度自信的经理人一样的话，可能会损害投资者利益，因为，这既会把股东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经理人，又会激励过度自信的经理人过度冒险从而进行过度投资。
2、统计与计量研究
尽管Roll & Heaton等研究者从理论上初步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相关的经验研究却相当滞后，主要原因在于难以找到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随着Hayward & Hambrick（1997）首次采用替代指标表征管理者狂自大，Malmendier & Tate（2005）采用替代指标表征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研究者们开始逐步采用统计与计量研究方法，利用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来检验相关理论研究结果的合理性。在此，本文以表格的形式选取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如表1所示。
3、调查与实验研究
尽管学术界普遍将Roll的理论研究视为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行为与价值影响的研究起点，然而，在此之前，已有研究者开始采用调查和实验的方法探究过度自信认知偏差对资本预算的影响。Merrow et aL.（1981）考察了美国能源行业设备投资情况，发现管理者往往非常乐观地低估设备投资成本，而实际成本往往是他们所预计成本的两倍以上：Statman & Tyebjee（1985）采用一个三阶段情境模拟实验，研究发现过度自信导致管理者高估预期的收入，低估预期的成本，因此，项目净现值被其夸大，从而导致管理者进行了许多坏的项目。这一研究结论得到了Pruitt & Gitman（1987）研究的支持。不同的是，Pruitt & Gitman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式，他们通过对管理者进行邮件调查来分析各种管理者偏差对资本预算预测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预算预测被有经验的人们赋予了乐观的偏差；Camerer & Lovallo（1999）的实验研究表明，管理者会在市场进入决策中过度自信；Simon & Houghton（2003）首次采用现场实验的方法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诸如产品引进等非结构性决策的影响，该研究以高科技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产品引进的开创性或先导性程度（如风险性）有正相关，引入开创性产品的管理者更倾向于对获得成功表现出极度的确信，而事实上这些产品可能不那么可能获得成功。
从上述三种不同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结论中，我们不难看出，现有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过度自信的消极面，由此构成了过度自信现有的消极——消极研究范式，即寻求源自消极心理特征的管理者的决策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消极影响。
三、对过度自信现有研究范式的评价
从对过度自信现有研究的回顾可见，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消极——消极研究范式已成为目前公司金融研究的主流。但是，在对文献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研究范式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许多研究中，研究者并未对“过度自信”这一概念予以清晰的定义；二是对定义的缺失不可避免地会给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带来影响，研究者可能难以对过度自信给出具体的操作定义并且在管理者中进行测量；三是仅仅专注于过度自信的消极面往往会使我们陷入否定性的研究框架。
1、过度自信精确定义的缺失
由于过度自信在直觉水平似乎是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公司金融领域中有关过度自信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定义不足。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者们在研究过度自信的时候往往直接将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领域广为人知的这种认知偏差借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在心理学领域过度自信通常被描述为对个体和环境真实性感知的偏差，即过度自信是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与其自身情境有关的产出的高估。“拿来主义”使得这一概念迅速地从社会与认知心理学扩散到政治、经济以及金融领域的研究与应用之中。
如表1所列举的一些代表性研究，这些研究在描述过度自信的时候，大多采用的是一般性的过度自信的定义，而未考虑到研究问题的特殊性。然而，正如Moore & Healy（2008）所言，过度自信存在三种概念和本质上不同的类型之分，若不将这一问题考虑在内，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第一类过度自信称为过高估计，是指个体对自身实际能力、绩效、控制水平、成功机会的高估；第二类过度自信称为定位过高，主要指个人对自身相对于他人的能力的过高估计，即表现出“优于常人”效应；第三类过度自信称为过度精确，是指个体过于肯定自身信念的精确度，即个体认为自身的信息比实际的信息更为精确。Moore & Healy（2008）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分离了这三种不同的过度自信，认为这三者并非同一潜在结构的不同表现形式，而是有着概念和本质上区别的三种不同类型的过度自信。可见，不区分三类不同的过度自信，往往无法确定不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否是基于同一过度自信的概念，也无法得知研究结论之间的不一致是否因为所采用的过度自信的构念存在差异造成的，还是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差异的结果。
2、过度自信测量方法的不足
现有研究的另一个极大的不足在于对过度自信的测量大多采取的是间接方式。表1所列的研究中除了Ben- David,Harvey & Graham（2007）和Li & Tang（2010）采用的是直接测量方式外，其他研究者均以替代指标表征过度自信。如：股票期权的持有情况（Malmendier & Tate,2005a）、内部交易（Glaser,
& Weber,2008）、相对报酬（Hayward & Hambrick,1997；姜付秀等，2009）就常常因为易于从财务报表中获取而被广为使用。
然而，间接测量方法本质上的不足在于它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判断仅仅是从二手数据中推论而来，而不是直接观察到的。而管理者积极地进行内部交易或是推迟执行公司的股票期权的原因可能很多，他们继续持有公司股票仅仅是因为他们并不缺钱，或者是因为市场高估了他们所在公司的价值，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公司有更好的成长机会（Cao,2008）。这些测量过度自信的间接指标有的时候常常被用来测量其他类型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如“相对报酬”就曾被用于测度管理者的自恋行为（Chatterjee & Hambrick,2007）。不同概念共用某种测量说明这种间接测量的方式实施起来是存在问题的。此外，大多数的测量方式的选择具有较高的研究情境性，选择并未充分考虑可替代性、理论上的合理性以及测量的精确性。以常用的股票期权持有情况这一替代指标为例，该指标的选取就缺少相应的理论依据。过度自信的风险之一在于它是内生性的，通过个体行为、决策或者是表述的信念才得以揭示，但却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企业产生影响。Malmendier & Tate（2005a）最早以CEO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时间是否长于标准最优期权执行模型推荐的时间，或CEO持有的股票期权数量在行权期内是否增长，作为衡量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的指标。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即使在行权机会很好时，管理者也继续持有其股票期权，或者继续购买本公司的股票，而不是选择行权和卖出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就能够表明CEO因为相信其公司的未来绩效会更好而敢于以个人财富为赌注。这一逻辑是建立在金融研究的一个共同假设之下的，即所遵从准则行为的就是理性的。而事实上，CEO推迟行权可能仅仅表明该CEO需要对投资者和董事会就其对公司未来的绩效做出的承诺予以保证，而与过度自信无关。
3、过于强调过度自信的消极作用忽视了其积极面
“狂妄自大”假设的提出为研究管理者心理和行为特征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起点，使得人们得以打开企业管理研究的“黑箱”。然而，这一假设也使得研究者们成为“狂妄自大假设”的牺牲品，他们仅仅关注于研究管理者的一些消极心理因素及其对公司绩效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这使得对过度自信的研究形成一种固定了的消极——消极研究范式，并且不遗余力地寻找将其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等认知偏差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Schrand & Zechman（2009）认为，过度自信的CEO更可能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从而实施更为激进的盈余管理。这类消极——消极研究范式的一个总体假设就是，糟糕的绩效都是由管理者尤其是高管人员的认知偏差造成的。
尽管在已有的研究面前我们并不能说过度自信不存在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现有的消极——消极研究范式已经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眼界，将可供研究的问题局限在有限的框架之内。事实上，在这一主流研究范式下，也有研究者对过度自信的积极影响给予了关注。如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代理人倾向于自我选择进入更具竞争性的环境（Dohmen & Falk,2006）；相对于无偏差的对手而言竞争中适度的过度自信可以改进代理人的绩效，甚至可以使得过度自信的代理人拥有绝对的优势（Ludwig,Wichardt & Wickhorst,2009）；在创新方面，过度自信的CEO更多地投资于革新，获得更多的专利和专利引证，并且在既定的研发开支下获得了更多的变革成功（Hirshleifer,Low & Teoh,2010），过度自信的CEO更有可能引领公司进入新的技术方向（Galasso,Simcoe,2010）。甚至有研究发现，过度自信与更低的销售额、ROA值和Q值无关。Hackbarth（2009）将一个基于盈余的资本结构模型整合到实物期权框架之中，以分析管理者乐观和过度自信对投融资决策交互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的乐观和过度自信偏差可以通过两种平衡性的经济效应起到积极的作用。有偏差的管理者会比理性的管理者选择更高的债务水平，从而加剧投资不足。但其也会比理性的管理者更早做出投资决策，从而减弱了投资不足，并且对于适度偏差的管理者而言前者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后者的成本。因此，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以使得债务积压代理成本减少，从而改进投资者的福利。这些研究不但使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过度自信这一认知偏差，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何划分过度自信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事实上，两者的区别是十分模糊并且带有主观性的。
四、现有范式的继承与超越——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未来研究方向
重要的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积极寻求和应用新的方法研究解决现有研究范式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在现有研究范式之外思考新的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管理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对组织行为与绩效的影响。
1、精确定义过度自信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将不同类型的过度自信区别对待，在用一种类型的过度自信的证据激发假定另一种过度自信的存在的模型时应该十分小心。在研究中对于过度自信的定义可以参照Moore & Healy（2008）的研究，但需要注意的是，Moore & Healy（2008）的研究源自一般个体，源自一般个体的过度自信的定义能否适用于高管人员，仍是值得商榷的。管理者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也意味着要将源自一般群体的结论推导到管理者群体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借助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准确定义金融领域中的过度自信仍是值得借鉴的方式。
2、采用新的方法测量过度自信
除了准确定义过度自信之外，采用新的更为有效的方法准确度量过度自信也是对过度自信现有消极——消极研究范式的推进。现有的定量研究多将公开的财务数据作为研究资料的来源，然而，以公开财务数据进行的信息挖掘，在诸多问题上，很难真实反映出信息的有效含量和实质内容，特别是当涉及一些敏感性问题时尤其如此，因而，采用其他的方法如大样本直接调查、案例研究或者实验研究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中之所以较少采用直接调查的方式，一方面，是因为取样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涉及问题的敏感性可能会降低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尽管存在困难，但并不意味着束手无策。如Chatterjee & Hambrick（2007）就曾经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CEO的自恋程度展开过直接测量，他们没有直接邀请CEO对其自身进行评价，而是请分析师对CEO的自恋水平进行评价。如果直接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查存在困难的话，可以尝试通过对高管的随从进行直接调查，以此获得对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程度的评价。此外，Cycyota & Harrison（2006）通过对10余年间231篇发表在高管杂志上的以高管人员为调查对象的文献进行元分析，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以改进高管人员的应答率，如邀请高管人员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某个典型的个人或组织发起调查将显著地提高应答率。
案例研究也可以用来研究管理者的过度自信问题。可以在案例研究中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通过对管理者的访谈直接评价其过度自信程度。同样，还可以通过收集二手资料进行研究。因为管理者尤其是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常常是报刊、杂志、网络等传媒的话题人物，有的管理者可能还会就自身的经历著书立说，因此，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取相关资料。但案例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当获取的资料有限时，或者是难以收集到相关资料时，这一方法则不太适用。
用实验方法研究过度自信，在前面的文献回顾时已有提及，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Hambrick（2007）曾在文中提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即借助计算机技术采用复杂有限理性模拟博弈的方式来对管理者的一些在某些极端情境中更易识别的特征进行评价。如在不确定的情境下做出某些决策，在这一情景中，参与者所接受的信息远远超出其可以解决范围。这一方法也可以用到过度自信的研究中。事实上，在认知心理学中早有这样的传统，即用模拟博弈实验的方式来测度不同程度的过度自信，如Moore & Healy（2008）就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成功地分离了不同类型的过度自信。模拟实验的一个优点在于如果把它编制成软件，那么管理者通过远程服务也能够参加实验，并且可以保证其匿名性。
3、打破消极——消极的研究范式
尽管以往有关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大多遵循的是传统的消极——消极研究范式。但过度自信对企业行为与价值积极影响的有关研究已经证实，现有的消极——消极研究范式不足以描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影响的全貌，研究者们应该以整体视角看待管理者过度自信等认知偏差对企业的影响，既要进一步探究过度自信对企业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要探究过度自信在何种程度上会给企业带来积极的收益，探究过度自信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分界点，是今后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4、理解过度自信的诱因
现有研究较少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起源或者其存在的原因予以解释与说明。也就是说，关于过度自信内生化的研究非常少见，研究者或是将研究对象的过度自信视为理所当然，或者仅仅分析其程度。尽管过度自信的起源仍处于争议之中，尽管这看起来更加应该是心理学家感兴趣并且将进行进一步探索的领域，但这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而言也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只有确定了过度自信的起源，才能在公司治理的框架下找到合理的措施，消除过度自信或者激发过度自信。此外，已有的研究表明，个体的风险态度会因为博彩情境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即具有领域的特异性（Li,et al.,2009），那么，过度自信是否也会因为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呢？是否会存在某些激发过度自信或者加剧过度自信的情境？这些问题均值得进一步探讨。
5、探究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动态面
尽管已有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具有一定的稳定性（Acker & Duck,2008），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过度自信水平是永远不变的。人类是可以在经验中学习的，是可以通过实践知道其自身的实际能力从而在自己的能力水平问题上变得比较理性的。因此，对过度自信展开动态研究，探究过度自信的衰减趋势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尽管研究者们对此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与尝试（Baea,Krossb & Sukc,2008），但总的来说对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衰减速度的实证研究却仍然少见，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水平是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衰减呢？如果是，其衰减速度又是怎样？如果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的衰减速度很快，那么，过度自信对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就没有多少现实意义；反之，如果过度自信水平衰减得很慢，能够长期存在，那么，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就能在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如果管理者可以通过学习使得自身的过度自信水平保持在一个可以对组织绩效产生有利影响的水平，那么这一学习过程应该如何设计？这些问题都是实践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动态变化的实证研究意义重大。
五、结论
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等认知偏差的探究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这对那些认为一旦管理者行为偏离准则，即表示该管理者存在自利行为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这些关注管理者认知偏差的研究为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及领导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进一步理解现实中的管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本文通过回顾行为公司金融领域有关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相关研究，提炼出了管理者认知偏差的现有研究范式，即消极——消极范式，并对这一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遵循现有研究范式的确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管理者的心理与行为特质及其对组织的影响，但若不对过度自信的定义、测量方式等理论基础加以改进，我们在这一消极——消极范式下也无法走得更远。此外，有关管理者认知偏差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这一范式之内，采用更为真实、全面的研究框架，如探究过度自信的积极影响和动态变化，将开启理解管理者认知偏差及其对组织影响的新的研究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