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传入的回回天文学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文学论文,元代论文,回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回天文学的传入，最早可上溯到宋朝初期，据创谱于明朝成化年间的两种回族家谱——《怀宁马氏宗谱》和《青县马氏门谱》记载，宋建隆二年（961），回人马依泽携三子马额、马怀、马忆入华，他们长期担任司天监高级官员，参与了王处纳《应天历》的撰修，并获封世袭侯爵。《应天历》分六卷，分别为《历经》、《算经》、《五更中星历成》、《晨昏分立成》、《昼夜日出入立成》和《晷影立成》。今学者陈久金、马肇曾先生经考证指出，《应天历》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引进了星期日制度，而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亦第一次载出黄道十二宫日期，这些都可能与马依泽父子来华从事天文工作有关。
蒙古人在一系列的军事征服过程中，十分注意引进、吸收被征服民族的天文学成就。回回天文学的诸多知识与成果，正是随着蒙古对伊斯兰地区的征服而传入中国的。
一、回回天文机构的设置及仪器制造
元世祖中统年间，政府就已设置西域星历司。中统四年（1263），朝廷曾命回回爱薛（注：叙利亚人，史载为回回，实为也里可温教徒，曾领崇福司使。是一个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具有渊博知识的学者。）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史载爱薛“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注：程钜夫《雪楼集》卷5《拂林忠献王神道碑》。）但有关西域星历司的始置时间、属员配备、天文工作及废止年代，因文献记载简约，无法追述。史籍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徵回回为星学者，扎马剌（鲁）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注：王士点、商企翁《元秘书监志》卷7。）直到至元八年（1271），元正式设回回司天台，后改台为监，秩从四品，掌观象衍历。监中设提点一员，司天监三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监内有天文科、算历科、三式科、测验科、漏刻科，各设管勾一员。至元十七年（1280），回回司天监曾改为行监，皇庆元年（1312），再改为监，秩正四品。按元制，回回司天监与汉司天监地位相等，两监官员品秩相当，人数也基本相同（回监13名，汉监18名）。到延祐元年（1314），汉司天监升秩正三品，回回司天监同样升至正三品。看来，元政府天文机构设置，实行的是汉人、回回双轨制，对于分属不同体系的两套机构，蒙古统治者基本给予平等对待。
回回人最早在司天监任职的是来自伊尔汗国的扎马鲁丁，后回回天文学家可马刺丁、苫思丁等也曾长期任职于回回司天监。扎马鲁丁曾服务于中亚著名的马拉格天文台，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令扎马鲁丁在北京建立观象台，以测天象制定时历。为了观测工作的需要，扎马鲁丁在此期间主持制造了七件“西域仪象”，即7种回回天文仪器。这7种仪器分别为：（1）“咱秃哈吉”，即可以旋转天象的浑天仪；（2）“咱秃朔八台”，即方位仪，测验周天星曜之器；（3）“鲁哈麻亦渺凹只”，即定春分、秋分时刻的平纬仪；（4）“鲁哈麻亦不思塔馀”，即测定冬至、夏至时刻的平纬仪；（5）“苦来亦撒麻”，即天球仪；（6）“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7）“兀速都儿刺不定”，即测定时间的观象仪。其中有些仪器（如平纬仪）体积庞大，需“为屋五间”才能放置。而扎马鲁丁的地球仪，按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技史》所讲：“似乎是个新东西”，（注：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这比马廷·贝海坶1492年制造的地球仪早了225年。李约瑟还认为，当扎马鲁丁在中国制造平纬仪、斜纬仪等天文仪器时，阿拉伯天文学家阿里·哈桑·马拉库撰写的日晷学巨著《开始和终结之书》，才刚刚完成12年。这说明回回人带入中国的天文学知识是当时世界最新的天文研究成果。扎马鲁丁是元初回回人中杰出的科学家，他渊博的知识，精湛的技艺，为后来回回司天监正常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回司天监有了这7种天文仪器，便为天文、算历、测验、漏刻等科正确观察天象、测定时历创造了条件。回回天文家们以后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成就，得到元朝政府和人民的认可，除他们长期辛勤地观测、研究外，恐怕也应归功于扎马鲁丁所造之“西域仪象”。除上述大型仪器外，回回司天监当时还拥有小天球仪、万能仪（星盘）、横道仪及圆规等小型回回天文器具，这些仪器的研制，应该是对伊斯兰同类仪器的引进和复制。所以，它在中国天文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回回天文仪器的制造，为“掌观象衍历”的回回司天监的工作提供了基本的观测条件，保证了回回天文工作的正常开展。柳诒徵先生云：“测候天象，必资仪器，明代钦天监所用仪器，多沿元旧。”（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6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看来，扎马鲁丁所造七种“西域仪象”，仍为明代回回钦天监所运用。沈福伟先生讲：“阿拉伯天文历算对中国天文观测的启发和推动，却是在13世纪便已奠定了基础，到15世纪初，才取得丰硕的成果。”（注：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实际上，扎马鲁丁的天文仪器在元代即产生很大影响。当时郭守敬设计的13种天文仪器，总数和中亚马拉格天文台的仪器相等，这些仪器是在1276年以后设计制造的。而马拉格的仪器则在13世纪60年代便已经完成，并用于观测了。扎马鲁丁的“西域仪象”与马拉格天文台所制的一些仪器相同，因为他曾经工作于那里。郭守敬显然通过回回司天监和扎马鲁丁的“西域仪象”，对回回天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在仪器设计方面，吸收了回回天文仪器的长处。如扎马鲁丁所制“鲁哈麻亦渺凹只”和“鲁哈麻亦不思塔余”，有庞大的配套建筑，其屋脊开窍，以漏日光。而据叶子奇云：“元朝立简仪，为圆室一间，平置地盘二十四位于其下，屋脊中间开一圆窍，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户而知天运矣。”（注：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显然郭守敬的简仪与扎马鲁丁的平纬仪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薄树人先生指出：“郭守敬的简仪的百刻环上把一刻分成三十六等分，就是阿拉伯天文学中360度分划制的反映。”（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第54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柳诒徵先生亦讲：“郭守敬之学，尤为集古今天算之大成。其时回回法东来，仪器算书，皆可补中土所未备。疑守敬所制，必有参取回回之法，而又加以新意者，惜其器之不尽传也。”（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86—58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早在元末明初，叶子奇就称郭守敬所制“玲珑仪”，“镂星象于其体，就腹中仰以观之，此出色目人之制也。”（注：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元代回回人供职于司天监者，尚有可马刺丁其人，至元十五年（1278），在其任司天少监时，曾主持编写“回回历”。据《元秘书监志》记载，安西王阿难答曾要求可马剌丁每岁制“回回历日”两部，以供其使用，并规定所需纸张要用上等的“回回纸札”。此外，《元秘书监志》中多次提到的苫思丁，也长期任职于回回司天监，但其事迹不详。另，也里可温人爱薛也是回回天文学东传的代表人物。早在蒙哥时期，他就以精通回回天文学在哈剌和林为蒙古统治者效力，爱薛被认为是“十三世纪下半叶忽必烈左右最有势力的基督教徒”，（注：伯希和《蒙古与教廷》第59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国内外学者对其有许多深入的研究。爱薛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即在于他曾做过西域星历司的负责人，可能实际参与过回回天文学的引进工作。又据元人朱德润云，曾任洪城屯卫百夫长的回回人马合麻，中统初年“以天文之学获知于朝。”（注：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1《资善大夫中政院使买公世德之碑铭》。）此外，据马可·波罗记载，“在汗八里城的基督教徒、撒拉逊人和契丹人中，约有五千名星占学家和占卜家。他们的衣食由皇帝供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观象仪，上面画有星宿的符号、时间和它的全年的几个方位。各派的星占学家，每年要对自己的图表进行检查，以便确定天体运行的轨道和相互间的位置，他们从各种符号的星宿在轨道上运行的图象中，发现天气的变化。并且，用这样方法预测每月的特别气象。例如，他们预言某月将有雷鸣、暴风雨、地震，某月将有闪电和暴雨的袭击，某月将有疾病、死亡、战争、冲突和阴谋等等。”（注：《马可·波罗游记》第126—127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这里的基督教、撒拉逊星占学家，可能就指回回司天监的西域天文学者。不过，马可·波罗所讲人数未免夸大。
按元制，司天监专职人员需子孙世袭。“至治三年（1323）三月十五日，拜住怯薛第三日速速在（左）丞特奉圣旨，太医、阴阳、匠官不教丁忧，休致仕者，后他的子孙休承荫者，他要祖父每本事学的呵，斟酌委付者”。元廷还规定：“司天台执事者，恐泄天文，不可流之远方。随朝应承技艺者，太医、阴阳、匠官，免丁忧致仕。”（注：《刑统赋疏通例编年》，载《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第21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由此可以推断，终元一代，供职于回回司天监者，基本为来自西域的回回人、也里可温人及其后裔。
二、回回天文书籍的引进
在大量回回天文学者东来的同时，一些回回天文书籍也随之传入中国。在《元秘书监志》中录有“回回书目”195部，这些书“自元世载入，藏之府库，（后）而为流寇发出者，天文地理之书，思过半矣”。（注：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其中“麦者思的十五部”（司天仪式之书）、“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天文历表）、“海牙剔穷历法段数七部”（天文地理之书）、“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篡四部”（云星象答问之书）和“撒那的阿剌忒造浑天仪香漏八部”（天文仪器制造之书）等82册书籍，包罗了阿拉伯以及古希腊有关天文历算和仪器制造等丰富的知识。像“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是1272年完成的波斯文的《伊利汗天文表》，这些书籍对中国天文工作者有过很大的帮助。马坚先生引用国外学者勒朋的话指出：“公元1259年，旭烈兀汗曾召阿拉伯最优秀的科学家到他的宫廷去，并且在马拉格建立一座规模很大的天文台。旭烈兀汗的哥哥忽必烈汗曾将巴格达和开罗两城的科学家所著的天文学书，传入他们征服的中国。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的天文学家——特别是郭守敬——曾由那些天文学书中获得他们的天文学知识。”（注：《回族史论集》第18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忽必烈由巴格达和开罗引进的天文学书籍，可能就是《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目中的天文历算之书。另外，马拉格天文台曾设有一所藏书40万卷的图书馆，西域人爱薛曾经在此搜罗和重新编订过一部分天文历算书籍。这些书后来也由爱薛带入中国，藏于秘书监。秘书监成立于世祖至元九年（1272），其职责为“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一日，“秘书监照得，本监应有书画图籍等物，须要依时正官监视，仔细点检曝晒，不致虫伤，浥变损坏。外据回回文书就便北台内令兀都蛮一同检觑曝晒”。（注：《元秘书监志》卷6。）看来，当时秘书监置办收藏的回回天文历算书籍数量不少，以致在秘书监文件中被专门提及。
明王朝建立后，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元朝回回天文学遗产。明代在天文机构的设置上，仍实行双轨制。洪武元年（1368年），改元代太史院为司天监，同时设回回司天监，下令召任职于前元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刺、迭里月实、郑阿里等人，命其占天象，议定历法，并“给廪赐服有差”。（注：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1《阿丹国》。）洪武三年（1370），明改司天监为钦天监，撤回回司天监，但仍设回回历科。朱元璋之所以重视回回天文学是因“太祖谓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注：《明史》卷37《历法志》。）且“御制文集有授翰林编修马沙亦哈、马哈麻诏文，谓大将军入都城，得秘藏书数十百册，乃天方先圣之书，吾中国人未有解其义者，闻尔学道本宗，深通其义。今读之数月，窥天之道，至为精详”。（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58。）太祖以为，“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以时披阅”。所以，朱元璋不但令翰林李翀、吴伯宗从师于回回学者马沙亦黑，而且让他们与“钦天监灵台郎臣海达儿、臣阿答兀丁、回回大师臣马沙亦黑、臣马哈麻等咸至于廷，出所藏书，择其言天文阴阳历象者，次第译之”，（注：（明译）《天文书》序。）以便运用。史载这一工作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完成于洪武十八年，历时三年左右。这些回回天文之书，就是后来流传于世的《天文书》、《回回历法》和《经纬度》等，亦即《元秘书监志》所藏回回书籍中的部分天文书籍。元代的回回天文历算书籍，至明代还被运用，说明这些书籍在当时仍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洪武间对回回天文历法典籍的译介，标志着独具特色的回回天文学著作已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至永乐时，贝琳又编译有回回天文学著作《七政推步》，书中不仅正式介绍了阿拉伯优秀的天文学知识，并且运用其先进的方法列出了中外恒星对照表。
总之，《天文书》、《回回历法》等著作的汉译，说明回回天文学成就已在中国得到充分运用。《天文书》为中世纪著名阿拉伯学者阔识牙耳（971—1029年）的代表作，他出生于伊朗北部，客居巴格达。平生编撰过多部数学、天文学著作。《天文书》分为四类（相当于四卷），各类之中，又分若干门，全书共计五十八门。介绍了回回星历学的基本理论依据和方法，指明了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位置、变化及行星和恒星等天体运行常规，测定了异常天象如日月交食、新星、彗星、流星、云气的出现规律，内容丰富，涉及了星历学的各个方面。《天文书》所采用的天体坐标是古希腊的黄道十二宫体系，在此系统下，为观测星历的需要，对各种天体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予了特别周密的关注，冲、照、合、弦、宫、度、分，显得相当精密，它反映了回回天文学高超的观测、计算技术。异常天象的测定虽在回回天文学中不占主要地位，但《天文书》所涉及的慧星和云气，反映出回回人对这类天象的观察、认识已达到较高的层次。
三、万年历、回回历的修订
蒙古国建立后，初采用汉族的干支纪年，后沿用金朝的大明历，因误差较大，耶律楚材于是以“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乃作麻答巴历，盖回回历名也”。（注：《元文类》卷57，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王国维以《湛然居士文集序》言耶律楚材“志天文以革西历”为据，认为“太祖末年，必曾用回回历，否则不必作是语也”。（注：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见《湛然居士文集》附录3。）忽必烈为帝前，曾命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修订历法。至元四年（1267），扎马鲁丁根据伊斯兰历法，撰进万年历。忽必烈下旨在全国颁行。到至元十八年（1281）郭守敬授时历完成，万年历才终止使用。万年历虽然前后通用了仅十四、五年，但它毕竟是曾在全国通用的历法，它为编制新历提供了时间和借鉴，《授时历》就从万年历中吸收了不少合理的内容。据《新法算书》载：“元人尝行万年历，其人为扎马鲁丁，阴用其法者为王恂、郭守敬。”（注：《新法算书》卷31《月离历指》。）明初学者宋濂云：“抑余闻西域远在万里之外，元既取其国，有扎马鲁丁者献《万年历》。其测候之法，但用十二宫而分三百六十度；至于二十八宿次舍之说，皆若所不闻，及推日月之薄蚀颇与中国合者。”（注：宋濂《宋学士全集》卷5《革象新书序》。）日本学者三上义夫在《中国算学之特色》一书中指出：“元置回回天文台，使回人主其事，西域之天文器械，亦多传入，授时历即作于如斯事情之中，采用新方法，而与历代之历法不同，故授时历可谓承受阿拉伯之历法而后成。……授时历之受阿拉伯影响，必然无疑。”白寿彝先生讲：“后来的授时历和《历议》，按照科学发展的一般情况而言，也不能不吸收《万年历》之合理的内容。”（注：《回族人物志》（元代）第8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匡晔先生也指出：“这种历法（指万年历）较精确，在元代一直被人们采用。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造授时历，大概曾参用回回历法而成。”（注：《回族史论集》第20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回回历的特点是五星纬度计算周密，郭守敬的《五星细行考》50卷，当是吸收回回历的这一优点而作。”（注：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其时，万年历虽不再通用，但忽必烈仍命回回司天台“每岁算写回回历日两本”（注：王士点、商企翁《元秘书监志》卷7。），与授时历参用，并呈送皇子安西王。《元秘书监志》记道：“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司天少监可马束丁照得：在先敬奉皇子安西王令旨：‘交可马束丁每岁推算写造《回回历日》两本送将来者’。敬此。今已推算至元十六年历日毕工，依年例，合用写造上等回回纸札，合行申复秘书监应付。”（注：《元秘书监志》卷7。）按规定，每年“冬至日，太史院进历，回回太史进历，又进画历，后市中即有卖新历者。”其中所进“回回历用紫色印之。”（注：《析津志辑佚》第223、212页《岁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天历元年（1328），元政府曾一次印行回回历达“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注：《元史》卷94《食货志》。）而这一数字仅为大都一地印行的数量。元朝还曾于至元九年（1272）下令“禁私鬻回回历”，说明当时在民间也有人印制回回历出售。由此可知回回历后虽不为官府通用，但仍在元代西域人中广泛使用。
“明承元旧，有回回历法”。（注：《明史》卷37《历法志》。）太祖洪武三年（1370）专设回回历科。万历年间，大统历推日蚀、月蚀屡误，回回历却推之屡验。“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癸丑朔，大统历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历推不食，已而回回历验”。（注：《明史》卷37《历法志》。）于是，礼科给事中侯先春上书，认为“回回历科推算日月交食、五星凌犯最为精细，曩者月食时刻，分秒不差”。（注：《明史》卷37《历法志》。）明神宗高度重视，诏令将回回历纂入大统历中，以备考验。万历二十五年（1598年），“郑世子载yù③进《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认为授时、大统“积年既久，气逆渐差”，（注：《明史》卷37《历法志》。）而“推步回回历数，较对大统，务求吻合，以成一代之典”。遂参回回历以补大统、授时之不足。其时“雷宗亦著《合璧连珠历法》，皆会通回回历以入《授时》”。（注：《明史》卷37《历法志》。）可见回回历法在天象预报、测算系统中，不失为一种较严密的历法，特别是在推算日月交食、五星运动位置方面高出一筹，有独到的长处，因而为众多历法学家所认可。明人黄省曾讲：“尝闻诸故老云，日月之食非回回历，安得不谬”。（注：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11《阿丹国》。）就连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也说：“朝廷耗费巨资，养着许多人。我想有二百人制订历法。设立两历法官以总其成。一个研究大统历，一个研究回历。研究大统历的人比较受人尊重一些，可是他们的日食每多错误；学回回历的人比较准确一些，却不受人尊重。”（注：（法）裴化行《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下编第五章，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43年版。）实际回回历法在推算日月交食方面显示的优势，早已令汉族学者所赞叹：“中国历法，本不及外国精密。以故前元钦天监外，又有回回钦天监。本朝亦设回回司天监”。（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0《历法》。）
逐年编制的《回回历》与《授时历》、《大统历》，在中国先后参用达370余年，历元、明、清三朝，且有明一代回回历独放异彩，为国家观象制历起过重要的作用。明初以元代回回历法著作为蓝本译介的《回回历法》，是中国历史上科学含量较高的一部回回历法著作，它也是当时世界上优秀的天文学著作之一。《回回历法》是明初回回天文学家根据中国天文学的基本精神编译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1）最基本的天文数据的介绍，包括周天宫、度、分，宫分日数、阴历月、七曜数，月分闰日等；（2）太阳位置的计算；（3）月亮位置的计算；（4）土木火金水五大行星位置的计算；（5）日月交食的推算。为了运算方便，后四部分还配备了各种助算表格，并特别安排了日月交食、五星凌犯的内容。就其基本功能看，第一部分是编制回回纯阴历（教历）和回阳历（宫分年）的基本数据；第二、三部分为排定日历之用，它是预报日月食最基础的工作；第四部分主要为预报行星天象，包括五星凌犯所用；第五部分主要是推算日月交食。
回回历的成就已被正式明确记载在元、明、清三代正史之中，《明史·历法志》之所以将回回历法与大统历法一并详载，是因“回回历始终隶于钦天监，与《大统》参用”，故而“亦附录焉”。（注：《明史》卷37《历法志》。）况且回回历占了《明史》历志3卷的篇幅。回回历能和中国历长期并用，互相参照，若没有一定的精确性和科学性是不可能传之于世的。据陈美东先生的研究，“回回历所定回归年长度值的精度远高于中国古代传统历法（仅稍逊于邢云路在1608年所测值），太阳远地点进动值的概念及数据更是传统历法所不备。从精度的总水平看，回回历法对五星远日点进动值的测定，亦优于传统历法。……由于回回历法与传统历法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天文学体系，它们各有独到之处，但由于它们均以日月五星的运动为观测研究的客观对象，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又表现出殊途同归之妙，应该说回回历法和中国传统历法是两朵争相辉映的古代天文学的奇葩。”（注：陈美东《回回历法中若干天文数据之研究》，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1期。）
明朝颁行的《大统历》，是在元代《授时历》基础上稍加改造而成的，因年久失修，在日月食的预报工作中屡屡失验。《回回历法》的修定，强烈地折射出中国传统历法中的一些缺项和弱项，有力填补了这些方面的不足。《崇祯历书》曾言道：“至若岁差环转，岁实参差，天有经度，地有纬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轮，日月有真会假会，皆古来所未闻，惟西国之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绝无密合之理。高皇帝曾命史臣吴伯宗与西域马沙亦黑翻译历书，盖以此也。”应该说，郭守敬的授时历与扎马鲁丁的万年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明代的大统历又是以授时历为蓝本的，当然也间接地受到回回历的影响，况且明初回回司天监的黑的儿、阿都剌及监官郑阿里、监丞迭里月实等，亦均参与过大统历的编修。史载“洪武元年（1368）冬十月，征太史院使张佑、张忻，司农卿兼太史院史成隶，太史同知郭让、朱茂，司天少监王可大、石泽、李义，太监赵恂，太史院监侯刘孝忠，灵台郎张容，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刺，司天监丞迭里月实一十四人，修定历数。二年夏四月，征元回回司天监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注：《明史纪事本末》卷73。）由此可知，明初编修的大统历与回回历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扎马鲁丁的“万年历”跟后来的“回回历”是否有别，它们之间有无关联呢？据《新元史·历志》载：“世祖至元四年，西域人扎马鲁丁用回回法撰万年历……其法为默特纳国王马哈麻所造，历元起西域阿刺必年，即随（隋）开皇已未”。《明史·历法志》亦载：“回回历法，西域默狄纳国王马哈麻所作……其历原用隋开皇已未，即其建国之年也”。不难看出，万年历、回回历均源于阿拉伯伊斯兰历法，但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伊斯兰教历有太阳历（宫分年）和太阴历（月分年）之分，前者主要供农牧生产之用，后者则用于伊斯兰教宗教活动。扎马鲁丁所进万年历，很可能依太阳历修成，由于它同中国传统历法大相径庭，故没能在元代长期通用。而后来回回司天监、回回历科所编制的回回历法，除提供皇家以备参用的太阳历外，还应包括印行于民间以满足穆斯林宗教生活需要的太阴历。
根据明永乐时贝琳所编的《七政推步》，元明时期回回司天监天文学家还做过一件重要的工作，即他们根据当时的测定，编制了一份包括277颗星的中外恒星对译表。在这一成果中，黄道带上的星被分别按中外两类列出。
自元朝设回回司天监，其人才的供应和补充，就成为一大问题。元初的回回天文家多来自西域伊斯兰地区，而后许多回回天文家则源于司天监自身的培养，也就是说，回回司天监兼负有培养天文人才的职能。至元十五年（1278），元廷设置太史院，确定其权限，“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设隶台”，即汉人、回回司天台兼有天文教育之使命。观回回司天监职员名目，就设有教授1员，阴阳人18员。另，至元二十二年（1285），回回苫思丁应旨“习阴阳勾当者”，待其学成，钦授宣命颁朔大夫，提点回回司天台事。（注：《元秘书监志》卷9。）
总之，元代回回天文学的传入及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比较深刻地了解、认识到回回天文学的特点，朱元璋就曾曰：“天文之学其出于西域者，约而能精。”（注：王袆《王忠文公集》卷12《温都尔除回回司天少监诰》。）值得注意的是，明嘉靖、万历年间，唐顺之、周述学、陈壤、袁黄、雷宗等一批民间天文学者，也以所谓“熔回回法入大统术”，接收了回回天文学知识，并试图以回回天文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历法。为此，他们撰成了《荆川历算书稿》、《大统·万年二历通议》、《历法新书》和《合璧连珠历法》等著作，这说明回回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元朝回回天文学的传入，正好介于印度和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运用的两大时段之间。它先与中国传统天文学，后与欧洲天文学并轨而行，前后延续四百余年，这在中国天文史上别无二例，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