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3)02-0001-05
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出现的同时，也即大约从17世纪开始，西欧哲学中逐渐出现了今天属于科学哲学的那些问题，并开始对它们进行研究。培根、笛卡儿、莱布尼茨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科学理论和经验材料的关系，从而为经验论和唯理论奠定了基础。科学认识的实质、特点和方法，成为哲学分析对象。
“科学哲学”这一术语出现于19世纪，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的出现已经是20世纪的事了。它最早出现于奥地利人马赫、法国人彭加勒等喜好思考哲学问题的科学家的著作中，随后则出现于维也纳小组成员，新实证主义者（石里克、卡尔那普等）的著作中。他们为研究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形式系统做出了贡献，但是，科学哲学往后的发展却是与对它的众多弱点的批判克服相伴随的。卡尔·波普尔是它的主要批评者之一。与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后实证主义继续破坏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结构。如果说新实证主义从事的是对现成知识的分析，那么后实证主义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知识的发生及其历史发展上；如果前者把科学视为独立于社会的存在，那么后者则把科学的发展与它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开始在后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与科学史以及科学社会学日趋接近。
虽然科学哲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但它的各项基本原则是从一定的哲学观点体系出发的，因此在科学哲学中，内在矛盾和相互批评是不可避免的。
在苏联，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思想遭到批判，同时人们也肯定其中那些被认为是有现实意义的、重要的、合理的东西。因此不能把苏联的，随后是俄罗斯的科学哲学，看做是与其他国家科学哲学领域的各种事件相隔绝的。
一
我们首先对若干术语略加说明。苏联曾经有一个叫做“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方向，在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一个以此命名的研究部。人们在那里研究各门科学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和信息论中的哲学问题。那些不属于对各门具体科学进行哲学思考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被称作方法论问题或者认识论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
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使用“科学哲学”一词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但是我认为，“科学哲学”一词的使用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不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是以后，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在苏联处于意识形态的重压之下，这里普遍使用的是纯粹的阶级标准和意识形态评价。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哲学常常被用作迫害那些看着不顺眼的科学家的棍子，在被责备为“唯心主义”之后，有时随之而来的就是组织处理。有时不仅是从科学中得出的哲学结论，就是科学本身也被指责为唯心主义的，例如遗传学和信息论就是如此。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彻头彻尾的庸俗化的事实，是人所共知的。所有这些既给科学造成巨大损失，也给哲学造成巨大损失，因为它使得科学家们不再关心哲学，贬低了哲学问题在认识活动中的意义，更不用说李森科在遗传学领域多年的统治使俄罗斯丧失了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俄罗斯在20世纪20～30年代本来是拥有这样的地位的。
50年代末，哲学中的斯大林主义遭到批判，苏联国内的气氛有所改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获得了新的动力，人们在当时想起了列宁关于保持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盟的重要遗训。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全国会议和数量众多的学术研讨会开始定期举行，科学院建立了科学技术哲学问题和社会学问题方面的专门的委员会，旨在使科学家们对自己从事的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产生兴趣的哲学讨论会，定期为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举行。科学哲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显著减少，认识方面的内容被摆在科学哲学的首要地位。这一领域开始对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表现出吸引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过自然科学的基础教育，这一切为在现代水平上从事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新工艺、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新发展，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出现，对技术和工艺史的进一步研究，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对工程活动和技术创造展开研究。在技术哲学领域开始有我国学者的著作和译著问世。而对社会科学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情况的改善要差得多。
在20世纪60～80年代，经过哲学家们和某些喜好哲学思考的大科学家的努力，“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变为“科学哲学”，一个独立的哲学研究方向最终形成。在这个方向上，人们不仅研究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哲学问题，而且研究科学哲学的一般问题，虽然这些研究与认识论问题的界线还划分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哲学与西方的科学哲学并非完全吻合，它有自己的“面孔”，在选择、提出和解决那些正在产生的问题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他们是由传统以及这些问题的形成历史决定的。
科学哲学领域研究工作的学术水平，充分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苏联解体以后，许多意识形态标准具有了相反的意义，但是在科学哲学领域实际上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改革”。15～20年前取得的那些成果现在仍然能为我们提供知识。当然有些东西已经陈旧了，但这是知识发展的自然过程，它不是对以往所作工作在性质上的否定。
二
在谈论现代俄罗斯科学哲学时，首先需要确定科学哲学的理论范围，确定它的问题域。
作为一种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的任务是要了解作为科学知识发展过程的科学的特殊性，了解它的实质、标准，它与其他知识类型的区别，它的结构以及发展机制，分析科学活动这一新知识生产过程的特点，分析这一过程所使用的方法。
为了说明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哲学关注这一过程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科学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不考察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建构关于科学的完整的观念。
最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社会科学哲学问题也属于科学哲学的领域。
所有这些约定在一起，就是科学哲学发挥作用的问题域。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苏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的。这些问题的实质，是承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承认被逐渐认识的客观真理；是要确认认识过程中的复杂的矛盾辩证法，确认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是了解科学对其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依赖以及它对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现代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基本宗旨依然如此。与以往不同的是，正在出现一些对待科学的新的态度，这些态度反映了某些西方的观念，例如后实证主义的观念。2000年《独立报》用好几版的篇幅刊登了题为“科学理性在21世纪的前景”的圆桌会议的材料，会议的许多参加者对科学提出尖锐批评，（注：2000年2月16日《独立报》，“科学”副刊。）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会上发言批评科学的人，其主要思想是：直到现在科学都被视为能够回答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统治者”，而科学家则被认为是人类命运的主宰。现在科学的权威已经被动摇，科学和科学理性的强制统治正在终结。科学应当在意识现象和文化中占有谦虚的位置，因为它只是诸多认识方法中的一种。不仅如此，对自然科学描绘的世界图景可能只能做负面的评价，因为它是“文化的解构因素”。自然科学的旨趣在于工程技术，它服务于“技术至上论”，这种技术至上论正在日益成为对于人类的一种威胁。人文科学也要在自己身上拼凑一些科学性，而科学性是没有前途的，21世纪完全不可能是科学的世纪。发言人的这种立场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它是多种成分的混合物：其中既有包括工业发展造成的生态威胁在内的悬在人类头上的现实的威胁；有后现代主义时髦的反唯科学主义思想；有知识分子的假斯文；有对以往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的摒弃；还有有意识地与今日俄罗斯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保持距离的想法，因为在俄罗斯，科学有好长时间处于未被社会接纳的地位了。同时，经济快速增长的希望，正是与科学的发展以及它在工艺上的运用联系在一起，而这也是俄罗斯摆脱困境的出路所在。圆桌会议把这些希望都一笔勾销了。说21世纪将不是科学世纪…这意味着俄罗斯应当寻找通往未来的其他道路，应当寻找从危机状态中走出来的其他途径。这次圆桌会议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反理性主义宣传也令人警觉。科学理性似乎已经陈旧了、过时了。这种论调现在也很时髦。但是与这种特殊的伪民粹主义已经不能谈论什么科学发展问题了。
应该说，上述观点并非无人回应。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经组织了一个具有针对性的圆桌会议，在会上俄罗斯权威的科学哲学和认识论专家B·A·列克托尔斯基、E·A·马姆丘尔、л·ь·巴惹诺夫以及其他一些人，对这种不正当地贬低现代科学的作用的做法以及用后现代主义对它的解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上述争论证明科学哲学问题与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是密切相关的，这一争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说明在社会上人们对它有着广泛的兴趣。
三
探讨科学的可靠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和它的发展模式是我国科学哲学讨论研究的问题之一。这一领域的领袖人物之一是B·C·斯焦宾院士，（注：维亚切斯拉夫·谢苗诺维奇·斯焦宾(1934-)，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现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他不久前出版了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理论知识》，这部著作考察了科学哲学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发展，通过与西方的科学哲学作比较，对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做了总结，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工作。
科学发展的各种全球性模式，例如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库恩的范式，大家都很了解了。斯焦宾的方法以认识的客体与认识的主体的相互关系这一基本原理为基础。斯焦宾认为，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主客体关系，科学所研究的那个东西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客体，从事研究的那个人永远都是主体。但是主客体关系的类型是不断变化的，科学发展的模式也在相应地变化着。最初的模式是建立在笛卡儿唯理论基础上的经典科学，这种经典科学认为认识客体完全不依赖于认识主体，它的原则是机械决定论。
第二个模式是反映微观世界认识过程中主客体相互关系的非经典科学。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把握微观客体，它必须借助于仪器，也即认识手段。但是宏观仪器对微观客体发生作用，而这一作用是不可消除的。换句话说，与主体打交道的不是微观客体自身，而是这一客体在仪器中的呈现。在一种仪器中它呈现为粒子，在另一种仪器中它又呈现为波，微观粒子的粒子属性和波属性是互相补充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玻尔的互补原理在物理学中记录了这些属性。在哲学中则产生了认识主客体的新型关系以及相应的新的非经典理性。
斯焦宾的贡献在于他把它们作为科学发展的不同模式提出来，同时提出了被他统称为后经典模式的第三个模式。这个模式反映了对把人也包括在内的大系统（例如生态系统）的认识的特殊性，在这样的系统中，不仅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不可消除，而且人的利益也即客体本身的人的尺度也不可消除。因此，科学认识的也是客观认识的后经典模式包含了人的价值。的确，这是一个新的科学认识的模式，它的特点还很少得到研究。
科学的这些模式不是互相更替，而是共同存在，非经典模式只是限制了经典模式的使用范围。科学理性问题的解决也与此有关。笛卡尔的唯理论运用于非经典模式时已经暴露出了自己的局限性。这意味着科学理性的类型也应该有所改变了，我国的哲学著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斯焦宾认为，科学建立在三个普遍基础之上，它们是：世界的科学图景、科学认识的理想与规范、科学的哲学基础。
世界的科学图景是一些关于世界的普遍观念，这些观念形成于科学之中，主要是形成于在当时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某一门具体科学之中。例如，在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力学的世界图景，在19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界图景。随着20世纪初电子被发现，产生了世界的电磁图景。一般说来，世界图景是哲学和局部科学之间的中介环节。科学家们把它当作自己研究工作的前提来看待。为了制定研究纲领和在对研究结果加以解释时，科学家们通常都要诉诸当时时代世界图景所描述的对世界的看法。
现代科学制定了什么样的世界图景呢？斯焦宾提出一个思想，认为可以把这一世界图景称作普遍进化论。俄罗斯的大科学家H·H·莫依谢也夫院士（注：尼基塔·尼古拉耶维奇·莫依谢也夫(1917-2000)，原为数学家，同时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方法论问题和哲学问题，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全球性问题，是俄罗斯在全球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最有影响的专家。）为研究这一思想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一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与以往的各种世界图景不同，它不是以一门科学为基础，而是建立在整个从宇宙学开始直到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综合体之上。第二，它依据的是协同学所说的自组织理论。这种情况非常重要。科学在19世纪初遇到了它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在不断增加，而这意味着宇宙将因能量的释放而趋于能量均衡，或者说，趋于热寂。另一方面，生命物质，有机自然界，告诉我们物质组织更加复杂了，能量差在增加，也就是说世界陷入了与热力学定律的矛盾之中。这种两难处境是在系统方法和自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得到解决的。现在的宇宙学认为，我们的宇宙是在大爆炸中形成的，它在今天的状况是它进化的结果。如果以前物理学排除一切发展，那么现在进化思想已经被引入物理知识。热力学第二定律没有考虑到宇宙中存在着若干开放系统，它们相互之间在进行能量交换，其结果是形成了自我发展和物质组织的复杂化。这样一来，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的矛盾被排除了，人成为宇宙进化的最高环节。现代科学同时确认，对于宇宙而言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宇宙在物理学意义上的恒常状态正好能够使得物质发生进化，在宇宙中出现越来越复杂的结构，并出现了具有理性的人。只要这种恒常状态稍有改变，生命物质的出现就是不可能的。在宇宙中奠定了出现宇宙观察者（即人）的可能，表现了某些科学家提出的所谓人择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把人与有机自然界的进化联系起来，而且与宇宙的进化联系起来了。所有这些思想都有重大的世界观意义，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回到古代的思想——人是属于自然界的。
科学证明，自然界不是各个孤立的部分的机械总和，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在作用于自然界的时候，应该不要使自然界的系统联系遭到破坏。人的未来取决于他如何建设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为科学的生态学以及人的生态意识的意义在不断增长。
以上就是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的特点。
价值理想和规范是科学的第二个构成基础。这些理想和规范服务于科学的主要目的，即通过既调节认识活动本身也调节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产生于科学界的人的关系，它们也有历史性，但同时保留着某些不变的特点。这样，就产生了科学的理想与规范的结构问题。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看，这是知识的解释、描述、证明和组织的问题。俄罗斯的研究者也为研究这一题目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他们指出，在这里存在着三个阶段或水平。
在第一个水平上，人们把科学与日常意识，把科学与神话、宗教、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这个题目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失去自己的迫切意义。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赫和其他经验批判主义者为了把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除去，声称物质世界是感觉的综合。再往后，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证实原则以对科学和形而上学加以区分。在他们之后，波普尔为了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而提出证伪原则。库恩的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的范式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常规科学是在科学界接受的范式所包含的规则的基础上生产知识的，而从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转变，就是科学的革命。
根据这一原理，科学知识的社会本性得到承认。这一思想并不是新的。如果我们看一看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科学的，那就会知道它对科学的理解一向以承认科学的社会本性为基础，因为它认为科学认识是一个社会过程。苏联哲学家Э·伊里因科夫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以前，依据马克思的思想所写的那些著作，就对把认识主体视为与社会隔绝的拥有知觉和思维能力的个人这种“认识论中的鲁宾逊历险”理论做了批评。马克思被认为是知识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这是有道理的。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科学并不享有“特权化了的认识论地位”，它也服从于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时的一般原则，科学与神话、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消除，这种观点流传极广。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人们使用大量的论据，包括科学自身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相关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
在第二个水平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科学思维的风格。中世纪的科学不是述诸经验，而是述诸权威。近代科学开始于人们发现实验是知识的源泉和它的真理性的标准。18世纪和部分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他们的思维所依据的是拉普拉斯决定论和机械还原论。后来，概率性思维在科学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现在，科学思维的理想和规范日益服从于系统方法，服从于关于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和其他思想（普利高津的思想）。
第三个水平的特点是普遍的价值、规范和理想被运用于物理学、生物学、数学、信息论、生态学以及社会科学等等各种不同科学的特殊的对象领域。这里的情况与苏联时期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有些类似。很明显，认识活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由科学的对象决定的认识手段和认识方法，而这种情况应当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得到反映。
哲学是科学的第三个重要基础。实证主义否认科学的哲学基础，这是它的特征所在。在西方，对科学的哲学基础的否定被波普尔战后的著作和后实证主义所克服。在我国的著作中，不仅实证主义受到批判，而且在分析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方向都做了研究。早在60年代，分析的对象是现代科学给空间、时间、因果性、发展等等本体论范畴的内容带来的变化。在70～80年代，关注的中心转移到对科学的发生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思考上，转移到科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它在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上。70～80年代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有趣的成果，特别是它指出了哲学的启示和预言功能，认为哲学可以提供“范畴模型”，使科学越出日常思维和已经实际上掌握的对象结构的限制。哲学建立了各种“可能的世界”，并且为科学烃新的态度对待现实提供了范畴基础。作为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黑格尔处处都在追寻发展的线索。
哲学可以被解释为对文化的基础的反思。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哲学本身以所处时代的一定的文化中获得自己的范畴。它首先与“文化的共相”打交道，使它们理性化，把它们变为哲学范畴。因此哲学把科学与文化的深层基础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只是考察了科学哲学的不多的几个问题。我力图说明科学哲学是哲学知识的一个不断发展着的领域，这一领域与现代科学中所发生的那些过程相联系；力图为大家指出在俄罗斯得到发展的那些科学哲学的研究方向。
收稿日期：2002-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