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材现代诗歌篇目的审美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篇目论文,导向论文,现代诗歌论文,中学论文,语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有悠久的诗歌传统，从商周、汉唐、明清直至如今历时3000多年。发韧于“五四”大潮中的现代诗歌也走过了80余年的战斗历程，这些诗歌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国外诗歌的理论和营养，抒发了新的情感，表达了新的思想和美学愿望。选入教材的这些诗也是这样，风格各异，多彩多姿，无论是二十年代的作品，还是九十年代的作品，都以清新自然的思想特色而吸引读者，令人炫目的美学光泽在诗坛熠熠生辉。本文拟从思想、结构、语言、修辞等常见的论题之外作些审美分析。
一、独辟蹊径，境界深远，既具有独特的审美
个性，又具有典型的审美共性和社会意义
一首优秀的诗歌作品能把人带入一种高尚而美好的境界之中，精神得到净化。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诗歌的境界是一种美，这种美主要来自心灵，来自心灵的创造。艾青说：“所有文学样式，和诗最容易混淆一致的是歌”，“诗是比歌容量更大，也更深沉”。确实，和别种文学样式相比，诗无疑语言最凝练，更有艺术强度，有暗示和启迪作用，能吸引读者创造更深邃的艺术空间。《天上的街市》是郭沫若1921年的诗作，收入诗人早期第二个诗集《星空》。无边的黑暗使作者对“五四”运动以后祖国的更美好憧憬归于破灭，《女神》时期那种火山爆发般的热情渐趋冷却，“陷入深沉的苦闷”，但作者并不悲观失望。这个时期的作品，多用丰富的想象描绘和礼赞天上的理想生活，以表达他对充满悲痛和眼泪如囚牢一般的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的追求。《天上的街市》便是这一类作品。大家知道，牛郎织女的传说向来是笼罩着悲剧色彩的。天地怒斥，王母指责，“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失去自由的人自然哀怨满腹，可贵的是作者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功力，古老的故事焕发出新的光彩。诗中出现的是优美的仙境，深邃的天空，浩瀚的银河，打着灯笼在天街闲游的尽情享受爱情幸福的牛郎织女，这一切构成一副恬静而美好的生活画面。诗人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将街灯说成明星，明星映照着“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着“世上没有的珍奇”。肯定了街市的美好，就连那阻隔着牛郎与织女幸福的深不可测的“天河”，此刻也变得“浅浅的”，而目“不甚宽广”，大胆的设想，奇特的构思，体现了诗人浪漫主义的创作特色。谁都能承认，诗人是借美景的抒写来探索人生的真谛追寻光明未来的。虽是个人的独到见解，反映的却是普遍的思想感情。李瑛说：“诗要写得美，要开拓新的审美途径，要反映每个时代人的内心世界、思想感情才会有社会意义”。[1]如果在诗中仅仅反映一己之悲欢，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描摹再细致逼真，技巧再纯熟，也不能与人们沟通，难以产生强烈的审美效应。以个别反映一般，反映一定时代的历史本质，这是文艺创作的独特规律。当时的中国，长夜难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疑为全国人民带来了黎明的曙光。《天上的街市》所反映的思想必将产生与期盼新中国诞生的人们的感情同步震荡的效果。
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抒情诗。思潮起伏，激情奔涌，回忆的是自己的奶娘大堰河。这首诗写于监狱，在铁窗中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联想到保姆落满白雪的坟头，抒发了对大堰河的怀念与赞美之情，同时也赞美了旧中国的广大劳动妇女，诅咒了不公道的世界。按理说，这是一首最具个性的诗了。然而，个性化是典型化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离不开个性化，只有充分展示个性化，才能形成富有个性的艺术风格，写出有吸引力的诗作。但千万不要忘记，个性化并不排斥概括化，相反，二者必须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否则，就会流于“恶劣的个性化”[2](p20)。作家认识生活和分辨是非的能力愈强，其作品反映生活就愈深广，社会意义就愈大，就愈能赢得广泛的读者。我们不能作唯美主义者，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诗人袁可嘉说：“赞歌人人能唱，但会唱带血的赞歌者却不多。”他称穆旦的《赞美》是一首“伴随着深沉的痛苦的”、“带血的赞歌”。作者从“耻辱的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的身上，看到了时代的闪光，民族的转机。诗人把希望寄托在舍家保国、义无返顾的农夫身上。此诗作于抗战最艰难的年代。1942年5月作者毅然加入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抗战以来穆旦的心灵和肉体受到了双重的考验，长沙至昆明的艰苦之旅，在诗人眼前展开的是烽火连天、山河破碎的现实，使他产生对民族生存现状的痛苦记忆。这种见闻和经历引起诗人对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的深思。《赞美》充满了对中华民族坚韧的生存力的礼赞。再如闻一多的《死水》艾青《我爱这土地》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贺敬之说，诗里不可能没有“我”，问题在于是个人主义的“我”，还是集体主义的“我”。“自我”须和人民、阶级的“大我”结合[3]，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反复强调文艺要与群众与时代结合，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如果一个诗人总是在个人主义的小圈子里咀嚼个人的悲欢，那么迟早要被时代所抛弃。
二、运用辨证思维，在浓郁的诗情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美
《有的人》是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的。全诗第一节以高度概括的方式对人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进行精辟的议论，赞颂了鲁迅和所有与鲁迅一样的革命者的虽死犹生，而那些祸国殃民的人，从自然生命看，虽然活着，但无异于行尸走肉。诗人以强烈的爱增鲜明的艺术手法，在两种人对人民的不同态度，对理想的不同追求，对人生不同目的对比中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先生的高尚品质与伟大抱负。揭示了两种人不同的灵魂，不同的行动，不同的结局。从反面衬托出鲁迅伟大的共产主义胸怀，有哲理性。作者又在诗中选用鲁迅的话作引证，更加深刻、形象。诗虽是为鲁迅写的，但全诗并未出现鲁迅的名字，而题为“有的人”，这就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是“政论的诗”，又是“诗的政论”。既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又启发人去思考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物种的存在，本身无所谓哲理，只是循自身的规律生生息息而已。人也一样。然而一旦成为诗的对应物，作者借意象展示一种人生感悟，便有了诗，便有了哲理。引导人们不要片面地、静止地观察事物，看问题不仅要看现象，还要看本质。
哲理意味是作品审美意蕴的最高层次，它不是由作品形式和内容直接流露和显示出来的，而是由读者超越作品的感性形象的表层涵义，对其意蕴的寻览和追求而得到的。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尤其能说明这一点。这是一首向母亲倾诉情怀的歌。前半部分，诗人以深沉悲痛的心情。委婉曲折的笔触回溯了祖国数百年贫穷落后的历史，同时写了人民的痛苦和希望。后半部分，写祖国簇新的理想和欣慰。虽然诗中用“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等喻指祖国的贫穷和落后，“痛苦的希望”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但人民并未被沉重的负担所吓倒，“古莲的胚芽”“乳白的起跑线”“正在喷薄”的“绯红的黎明”又喻指祖国的新生。想象新奇，诗人有忧愁，更有兴奋，祖国有痛苦，更有新生。两种意向对比鲜明，满含哲理。催人做深层的理性思考，味之不尽。另外，诗中的“我”又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既是诗人自己，又是整个中华民族。既象征我们民族过去的贫穷与悲哀，又象征今天的觉醒与振奋等等。
哲理意味的存在方式比较特殊，更多的时候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它是隐含在艺术形象体系内带有辨证意识的奥妙和真理，从作家审美创造的角度说，哲理意味是作者本身从自己的经历和审美追求中所领悟到的一种高度概括和凝聚的人生体验。韩东的《山民》表面写的是一个小故事，实际上暗喻一个民族的腾飞。有的教材选了不少赞颂性质的诗作，赞颂祖国，赞颂领袖，赞颂士兵。除前面提到的，还有梁小斌的《我热爱秋天的风光》《周总理，你在那里？》《你，浪花里的一滴水》《我站在祖国地图前》等。这些诗大都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来构思，因而显得诗思隽永，意境幽深，如歌颂雷锋：“他不是将军，却立下了无数功勋，他不是文豪，却写下不朽诗文。”作为生命个体，雷锋无疑在世界上消失了，但他却化做“《国际歌》里的一个音符”，“红旗上的一根纤维”，“花丛中的红花一瓣”，“浪花里的一滴水”。甚至“一步一个回声，一步一支歌曲，直响透，未来的无穷世纪”！一些咏物诗也是这样，即写这个，又不是写这个，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反复强调“就是那一只蟋蟀”，从古代唱到今天，并且，“一跳跳过了海峡”，在反常的叙述中有着更深的寓意，反映了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文化。李瑛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通过塑造一棵树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献身全人类的崇高精神，谱写了一曲心灵美的赞歌。
三、象征手法的运用，使现代新诗开拓了多重审美空间
和旧诗相比，新诗的审美心理更多样化了。中国的旧诗呈封闭的一元化的审美品格，钱钟书说：“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4](p88)，中国现代诗则大不相同了。人的解放，也带来了审美意识的觉醒。心理的不堪负载，中庸的承袭，个体已难以承受封闭的窒闷，中国现代新诗的产生，就必然逻辑地要求冲破自满自足的传统诗美结构。于是，在反叛旧诗的共同起点上，新诗人们展开了始创性的试步。毫无凭借，白手创造，既没有统一的既定规范，也没有统一的模式的现代新诗，作为这种试步的标志，便是一个多元依存，开放辐射的现代诗美结构。舒婷的《致橡树》发表以来，好评如潮。人们超于一致的理解是：全诗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了对一种富有时代气息的爱情观的追求，橡树象征男性的阳刚气概，木棉树象征女性的柔韧气质。这些，无疑都是十分正确的。然而，我认为，对这首内涵深刻的优秀作品，还应该做深层探索。
首先，可认为是对崭新的人际关系的呼唤。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交往。要处理诸如同父母、兄弟、姐妹以及老师、同学、同事、上下级等各种关系。这里所说的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普遍存在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好了，就能形成社会的有序结构，促进社会的发展。对我们个人来说，它能形成良好的气氛，产生开朗乐观的情绪，提高工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个性。崭新的人际关系应该遵循互助、团结的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理解《致橡树》，就会使审美感受大于想象实体。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至于“这才是最伟大的爱情”一句中的“爱”字，我们应做宽泛的理解，即人与人之间要建立起理解的桥梁，要有真诚相爱的态度，应该像并肩而立的橡树和木棉那样，“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在强者和老师面前，我们不必自卑，在下级和晚辈面前，我们也无需自傲。应是相互依存之关系，忽略和不看重自身价值都是不妥的。诗人借助形象思维，用树作象征，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变成具体可感的画面，耐人寻味。对自私狭隘，污染社会空气，毒害人们心灵的非正常的人际关系给予极大的鄙视，呼唤能促进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促使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平等、互爱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出现。
如果进一步分析，木棉树和橡树的关系还可象征集体与集体、民族和民族、国家与国家等多种关系。
其次，可认为是对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反思。人，自谓万物之灵，从来就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烧杀掠夺，无所不为，无论是地上资源还是地下资源，人类采取的都是杀鸡取卵的开采方式。仅以森林为例。曾几何时，我们的千军万马会战大森林，像收获谷子和高粱一样收获了它们。人造地球卫星返回的信息表明，地球上的植被资源正在一天天缩小，这种现象直接威胁着人类存在，土地沙化，水旱频仍，气候异常，环境污染……地球越来越变得喜怒无常，人类的劫难也许真的要来了。我们的远祖就是从树上爬下来的，是从大森林中走出来的。郁郁葱葱的大森林是人类祥瑞的征兆，是文明的保姆和奶娘，和我们唇齿相依。如果人类热爱大森林，不该学“重复单调的歌曲”的“痴情的鸟”，也不该做“衬托你的威仪”的“险峰”，人类“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融在云里。”可是，我们只知道索取，从来不知道为大自然付出什么。地球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真该同舟共济才是。作者将自己浓烈的情绪转化为客观物象，让人类反思自己的行为。诗中写道：“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一连串的比喻，生动而又贴切。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功能，不能由作品自身实现，而需要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实现。诗人徐敬亚将具有多重审美空间的诗比作“一道只写出等号一边的方程式”，“诗人排出一组组的字母和符号，读者可以把自己的感受代入其中，因而今因读者的不同而产生无数个‘解’”[5](p101)。《致橡树》自然也如此。富有弹性的艺术空间令欣赏者流连忘返。千万不要画地为牢。以上两点如能成立，我们就会感到这首诗实在是韵味无穷。诗人成功地运用艺术手法，使常见的树木放射出多层次的美学之光，让人击节赞叹。
“五四”新诗运动使中国诗歌彻底改变了以文言为基础的状态，为当代诗人追求现代诗歌的形式美、融注新的时代感情和独特个性，发展多姿多彩风格各异的现代诗开辟了宽广的道路。许多诗看似咏物，但又不是简单的咏物，而是诗人在人生的深刻历炼后的箴言，是在对生活与世界的多重认知后得出的理性思索，因此，才唤起了读者的共鸣和思考，才给了读者可能的“公共审美空间”。穆旦的《春》、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尺八》、郭小川的《秋歌》、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西川的《十二只天鹅》、郑敏的《金黄的稻穗》、牛汉的《华南虎》，还有写人的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等，教材中的许多新诗都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形成色彩斑斓的审美空间。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试验修订本·必修）选了十多首外国诗，其中有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惠特曼(1819-1892)是美国最伟大的民主诗人，美国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他的代表作《草叶集》创立了自由诗体，开一代诗风，对我国“五四”以来的新诗影响甚大。《啊，船长，我的船长》采用整体象征方式，把美国比喻成一只大船，把林肯比喻成船长，情感深沉，有对林肯卓越功勋的赞颂，有对林肯个人感情的陈述，还有对林肯之死的悼念，审美内涵在反复咏叹中逐步加深。
综上所述，审美个性和审美共性的融合，使诗由狭小的空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诗中包含的哲理，使作品的审美层次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平面走向立体；象征手法的运用，又有力地表现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拓宽了诗的审美领域，使诗由封闭走向开放。所有这些，构成了现代新诗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现代新诗也正在这种美的追求中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