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等选举”的右倾化——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极右论文,次等论文,欧洲论文,政党论文,议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欧洲议会选举的认知，仍在沿用赖夫(Karlheinz Reif)和斯密特(Hermann Schmitt)于1980年提出的“次等选举”(second-order election)的解释范式。赖夫等学者认为，欧洲民主国家内部实际存在两类选举：即“一等选举”(first-order election)和“次等选举”。前者主要指议会制或总统制国家内决定政府组阁及总统人选的国内大选，后者主要指各类地方性选举以及诸如英国下院的议员补选等。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关涉问题的重要性。“一等选举”不仅决定国家层面新政府的组建，同时也直接影响特定阶段内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走向。与此不同，“次等选举”在决定市政要员以及地方政策等方面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关涉问题的重要性明显更小。另一方面，两类选举不仅在同一政治及选举制度内进行，并且参与选举的选民与政党也是相同的，因此两者间又存在必然的联系。①赖夫等学者据此将欧洲议会选举纳入了“次等选举”的范畴，并进一步提出了下述三方面的推论： 第一，欧洲议会选举的参选率远不如“一等选举”高。其选举博弈中关涉问题重要性的下降，不仅将减少主流政治家及媒体对欧洲议会选举的重视度，同时也会使许多选民丧失在“一等选举”中的兴趣及热情，从投票者变为弃投者；第二，小党、新兴政党以及具有极端政治取向的政党的得票率相对更高，而大党的表现则明显不如“一等选举”中的“战绩”。主要原因是投票由“非真诚选择”向“真诚选择”的转变以及选民政党取向的变化所致。由于“一等选举”关涉政府组阁，选民更多的是“用脑投票”(vote with the head)，即从战略的角度来选择相关的政党及候选人。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选民不再背负战略压力，因而倾向于“用心投票”(vote with the heart)，即从个人喜好的角度来选择政党及候选人；第三，相对于“一等选举”，“次等选举”中执政党的表现较差，其程度取决于欧洲议会选举在一国选举周期中的时间节点。执政党与选民的“蜜月期”一般在上台之初，此时欧洲议会选举中执政党的支持率一般不会跌至最低点。选民对现政府不满的高点往往出现在两轮国内大选之间的中期阶段，在这一时期内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极易成为选民宣泄不满的平台，执政党的支持率因此会跌至最低点。随着下一轮国内大选的临近，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各主要政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竞选宣传，选民的参选动机也随之增强，在这一时段的执政党支持率将较中期有所改观。赖夫在1984年选举结果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执政党无论对欧共体持反对或支持的立场，也不论其政治取向偏左还是偏右，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业绩都不及小党和反对党。② 欧洲议会选举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内“次等选举”的最大差异，主要体现在欧洲议会的权能上。欧洲议会掌握的权力事实上不及国内“次等选举”产生的地方性机构，更有甚者，选举与共同体层面领导机构的产生并无直接的关联性，一般“次等选举”重要性不足的问题因而更加突出。赖夫甚至认为，欧洲议会选举未来有可能蜕变为近似于民意测验的“三等选举”(third-order election)。③ 然而，赖夫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大以及后续选举中新问题的凸显。部分学者也转而关注欧洲议会选举的新的发展取向，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挺欧政治取向，即涉欧政策彰显度的强弱已成为政党得票率的影响因素，其依据是共同财政中净收益高的成员国的选民以及对一体化持积极立场的选民参与投票的动机相对更强，从而对政党的涉欧政策取向及得票率产生了影响；④第二，反欧政治取向，即反欧政党的得票率相对更高，并且一个政党的反欧色彩越强，其得票率相对于上一轮国内大选就越高，原因是选民借欧洲议会选举宣泄对欧盟的不满；⑤第三，绿色政治取向，即绿党的支持率较其他政党更高，根源在于选民认为在共同体框架内处理环保问题的负面溢出效应更小；⑥第四，极端政治取向，即无论是左翼或右翼政党，其政策主张的极端化色彩越强，得票率相对于上一轮国内大选就越高，原因在于其涉欧纲领的极端化甚于中间党派折中主义的政策主张，并且此类政党更易博得“用心”投票者的支持。⑦ 西蒙·希克斯(Simon Hix)将上述研究归结为“欧洲效应”(European effects)的解释范式，其与“次等选举”理论的分歧集中于两个问题：即决定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及未来走势的核心因素是国内的政治博弈，还是“欧洲问题”？选民借欧洲议会选举惩罚或抗议的对象是本国政府还是欧盟权力机构？2007年，基于第一届至第六届议会选举结果的系统研究，希克斯认为，欧洲议会选举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次等选举”，但赖夫等开启的理论仍较“欧洲效应”更具解释力，并且选民借欧洲议会选举惩罚的对象是本国政府而非欧盟机构。⑧2011年，希克斯结合第七届议会选举结果再次检验了两种范式的有效性，除了发现欧盟范围内社会党支持率的普遍下降外，得出的总体结论与2007年几无二致。⑨ 然而，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far right)反欧政党普遍的整体性崛起，显然超出了国内政治博弈的范畴，并且选民借此宣泄不满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本国政府。那么，极右翼反欧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究竟哪一类极右翼政党得票率相对更高？其后续性影响是什么？这无疑是关乎欧盟及欧洲一体化存续与否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二、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分类 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实际上是一个同一性与差异性同样显著的政党群。迄今为止，学术界仍未形成相对统一的认知标准，甚至在名称上都没有达成最基本的共识。以民族主义为主要观察视角的学者，将此类政党称之为反移民(anti-immigrant)、本土主义(nativism)、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整体民族主义(integralism)、反动部落主义(reactionary tribalism)、极端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和种族极端主义(racist extremism)政党。研究此类政党所依靠的主要社会群体的学者，则将其称之为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排他性民粹主义(exclusionary populism)、仇外民粹主义(xenophobic populism)、国家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和右翼激进民粹主义(right-wing radical populism)政党。侧重于此类政党反正统政治取向亦即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研究的学者，多将其称之为新右翼(new right)、极右翼、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右翼激进主义(right-wing radicalism)、极端右翼(extreme right)、右翼极端主义(right-wing extremism)以及反党派主义(anti-partyism)和反体制(anti-establishment)政党。也有学者将部分极右翼称之为新纳粹主义(neo-Nazism)、新法西斯主义(neo-fascism)和后法西斯主义(post-fascism)政党。⑩ 内涵的复杂性决定名称的多样性。但作为一个政党群，极右翼不仅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必然存在可相互区分的差异性。特伦斯·鲍尔(Terence Ball)认为，包括党派在内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决定于各自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每一种意识形态都由内核性观念(core concept)和衍生性观念(sore concept)构成。前者指一个意识形态所立足的本质性构成要素。它不仅具有相应的外延性，同时也是该意识形态共同体汲取政治启迪与认同的源泉，例如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女权主义中的“性别”、自由主义中的“自由”等。后者虽然也属于本质性要素的范畴，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变化可能是双向的，即在特定条件下转变为内核性观念或被放弃。(11) 喀斯·穆德(Cas Mudde)据此认为，犹如左翼离不开平等主义一样，右翼政党均强调不平等自然秩序的合理性，而民族主义以及附着于此的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等，则构成了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内核性与衍生性观念基础。以此为起点，穆德将右翼分解为中右翼和极右翼两个分支，并进一步将极右翼分为激进与极端右翼两个子类别。在他看来，尽管两者都反对“自由民主制”秉持的基本价值观，但激进右翼至少具有名义上的“民主性”，即在现有体制内批评或反对“自由民主制”立足的基本价值观。与此不同，极端右翼不仅反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体系，而且反对现行制度的具体规范与准则，因此属于反体制的范畴。(12)需要补充的是，激进与极端右翼不仅在威权主义范畴内的反体制问题上存在差异，其各自立足的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也各不相同。前者更多地体现了本土民族主义和策略型民粹主义价值取向，后者的意识形态则植根于族裔民族主义与运动型民粹主义。(13) 如果将上述标准作为基本衡量尺度，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极右翼政党也大体可分为激进与极端两个类别。有所不同的是，两者的政治诉求不再局限于国家内部的政治博弈，而且明显地将批评与反对的对象指向了欧盟及其承载的价值诉求，亦即疑欧政治取向。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党派的疑欧取向并非没有差异性。彼得·科佩基(Petr Kopeck
)等根据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不同认知，将不同党派分为“亲欧者”(Europhiles)、“恐欧者”(Europhobes)以及“乐观主义者”(optimists)与“悲观主义者”(pessimists)四个类别。“亲欧者”指对欧洲一体化及其蕴含的价值理念持整体性支持的立场，“恐欧者”则从根本上否定或反对欧洲一体化。“乐观主义者”更多地指对欧盟的态度，亦即对欧洲一体化的现行制度机制与政策体系持乐观支持的立场，而“悲观主义者”则对欧盟及其具体运作持悲观否定的态度。(14) 喀斯·穆德等在对上述几个类别复合后，进一步分解出“亲欧乐观派”(Euroenthusiasts)、“亲欧疑欧派”(Eurosceptics)、“恐欧务实派”(Europragmatists)与“恐欧抵制派”(Eurorejects)四个亚类。“亲欧乐观派”对欧洲一体化及欧盟均持乐观肯定的立场。“亲欧疑欧派”虽然认可欧洲一体化及其蕴含的价值指向，但对欧盟及其现实运作持悲观批评的态度。“恐欧务实派”虽不认同欧洲一体化及其远景目标，但认为欧盟的实际运行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对欧盟本身持谨慎支持的立场。“恐欧抵制派”不仅从根本上抵制欧洲一体化，同时也反对欧盟的现行制度与政策体系。(15) 分类是为了便于认知，但上述划分显然使本就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首先，欧盟及其背负的一体化价值诉求，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实中鲜有只接受其一而拒斥其二的疑欧主义矛盾体；其次，“亲欧疑欧派”与“恐欧务实派”均属于“温和疑欧主义”的范畴，即不论侧重点如何，对欧盟及其蕴含的价值诉求持理性批评与务实接受的立场。与“温和疑欧主义”对应的则是“强硬疑欧主义”，亦即穆德分解出的“恐欧抵制派”，其“强硬”集中体现于要求改变现状的各种诉求。 综上所述，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激进与极端右翼政党，均认同不平等自然秩序的合理性，在秉持传统主义及保守主义的基础上，以不同的方式反对“自由主义民主制”所蕴含的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其在现实政治层面主要表现为反对外来移民甚至“仇外”等政治取向。激进与极端右翼政党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植根于各自秉承的不同的民族主义。前者立足于本土民族主义，强调法律与秩序，以策略民粹主义为手段开展政治活动，其对“自由民主制”的批评与反对并未突破现行的制度规范，而反对外来移民的立足点在于保护本土意义上的历史文化传统。后者意识形态的本源之一为族裔民族主义，更多的是通过开展民粹主义运动等反对“自由民主制”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其活动不仅有可能突破现行的法律制度规范，甚至不排除一定的暴力手段，而反移民或仇外主义根植于血统主义对族群本源及传统的固守。关于疑欧主义，虽然多数激进右翼较极端右翼总体上稍显温和，但这一界限是相对的，而且同一政党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问题上会有不同的疑欧取向，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其涉欧政治取向经历了积极支持、温和疑欧与强硬反欧的发展历程。据此，欧洲议会选举中激进与极端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构成，可简约为一个既存在共性又相互区别的分类模型(见图1)。
图1 激进与极端右翼政党意识形态构成的分类模型 注：图由作者自制。 毋庸置疑，欧洲是多党制极为发达的地区。以英国为例，现存的有实际政治行为能力的政党多达90余个，其中包括1834年建立的“保守党”，也有2008年新建立的“自由英格兰党”，而这些政党没有哪两个是高度相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政党，则因其跨国性而更为复杂。有些政党如“奥地利自由党”，如果划归激进右翼，可能会成为这一群体中激进化程度最高的政党之一，而划归极端右翼则又会被标识为极端化水平最低甚至不及上述部分标准的政党。另一些极右翼政党如荷兰的“政治改革党”以及希腊的“金色黎明”等，往往与其他党派结盟角逐欧洲议会席位，其本源性政治诉求因此发生了很大的扭曲。更为复杂的是，有些竞选团体如丹麦的“反欧人民运动”，根本就不属于规范性政党的范畴，实际上是一个左、中、右政党或无党派人士构成的混合体，但其一以贯之的强硬反欧取向以及竞选业绩，又是考察欧洲议会选举不可回避的一个行为体。由此可见，上述分类模型更多地属于“韦伯式理想类型”的范畴，主旨在于为检视欧洲议会选举中形形色色的极右翼政党提供一种相对简约的分析工具。 三、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极右翼政党：构成、分布与演变历程 早在最终选举结果公布之前，国外主流媒体就以“极右翼大地震和有预谋的法西斯卡特尔”等为题刊发相关报道与评论。(16)客观而言，上述评说并非言过其实。从欧洲议会官网公布的最终结果来看，参与本届议会选举并获得席位的极右翼政党共有26个，共获得议席135席，占本届议会751席的约18％(见表1)。上述统计还未包括介于中右与激进右翼之间的政党，例如秉持温和疑欧主义的西班牙“人民党”与葡萄牙“人民党”。前者得票率为26.06％，共获得54席中的16席，成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西班牙国内第一大党。后者与“社会民主党”结盟竞选，获得21席中的1席。如果将此类准极右翼政党也纳入，本届议会的右倾化程度显然进一步加重。(17)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第八届欧洲议会选举体现出不同于以往历次选举的新特点。首先是极右翼疑欧政党的实质性崛起。尽管赖夫、斯密特以及其他学者，都曾得出过极左或极右翼小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相对更好的结论，但这一推论有两个前提：一是相对于国内的“一等选举”，这些边缘化的小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更易得到选民的认可与支持；二是相对于国内大选，主流政党在“次等选举”中的表现更差，而边缘化小党相对更好。然而，在此轮选举中，极右翼政党不仅较国内大选取得了更好的成绩，而且为数不少的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及席位的绝对数，均超过了中左和中右翼主流政党成为第一大党，这是以往历次选举不曾有过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此轮选举中的极右翼政党实际上是整体性崛起。在上述26个获得议席的政党中，冷战时期即已存在的老牌极右翼政党有9个，共获得38个议席；冷战结束至2004年欧盟首轮东扩期间建立的极右翼政党有8个，共获得席位60个；2004年以来建立的新兴极右翼政党为9个，共获得席位37席。 西方左派评论多将法国“国民阵线”、丹麦“人民党”等超越中左与中右等主流政党的胜利，视为欧洲“法西斯幽灵”的回归。(18)就其具体的政治诉求来看，两党均崇尚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反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所倡导的基本价值观，强调民众意志的终极作用，具有强烈的仇外主义与反移民倾向，而且两者均将欧盟指责为瓦解民族国家的通向“世界政府”的桥头堡，因此主张退出欧盟或欧元区、恢复法郎及保持克朗的固有地位，甚至呼吁欧盟的权力与职能应退回到《罗马条约》的水平。上述各种诉求均体现出其意识形态构成中的民族主义、威权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强硬疑欧主义等核心要素。然而，两者均强调现行法律与秩序的重要性，民粹主义则更多地体现于竞选动员等相对有限的领域，而两者仇外主义的核心指向都是非西方的伊斯兰主义，其主旨在于保障西欧社会及文化的本源性基础不受侵蚀。(19) 综上所述，“国民阵线”及丹麦“人民党”，虽然较“英国独立党”等多数极右翼更为激进，但除了涉欧问题外，总体上并未达到极端右翼反体制的水平，而此类政党实际上构成了第八届议会选举中极右翼的主流。依据前述的分类标准，在取得席位的26个极右翼政党中，激进右翼共获得111席，占极右翼总席位135席的82.2％。具有反体制取向的极端右翼政党只有4个，共获得24席。需要指出的是，极端右翼虽然经常因其反体制活动引发民众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彼此之间的差异仍十分显著。例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其反体制诉求集中于反对政党政治与代议制民主，并通过网络民主贯彻其直接民主的政治主张，其意识形态更多地体现了民粹主义的价值诉求，因此更易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20)与此不同，“德国国家民主党”则崇尚族裔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日耳曼沙文主义，其反体制行为甚至会涉及不同程度的暴力，该党因此数次面临被取缔的威胁。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并没有提升该党的社会认知度，从1964年建党至2013年，该党在德国联邦议会及欧洲议会选举中从未获得过席位。(21)由此可见，西方左翼所观察到的“法西斯幽灵”的确存在，但并不是此轮选举中极右翼的主流，其在社会中的认知度与得票率也远不及以策略型民粹主义为主要立足基础的主流激进右翼政党。 第八届议会选举的第二大特点是极右翼政党在欧盟范围内的普遍崛起。极右翼的崛起虽然在第七届议会选举中就有所体现，但其得票率及席位占比远不及本届议会。上述获得席位的26个极右翼政党，分布于欧盟28国中的19个成员国，其中15个老成员国中只有爱尔兰、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四国的极右翼未获得席位，13个新成员国中有七国的极右翼共竞得33席，其中波兰的两个极右翼政党获得23席。对于极右翼的普遍崛起，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认为，此轮选举紧随几十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经济及社会性危机而来。(22)无可否认，欧债危机及经济低迷导致民众对欧盟信任度的下降，为极右翼反欧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但穆德认为，经济因素在极右翼意识形态构成中实际上相对边缘化。从极右翼席位的分布来看，穆德的论断显然不无道理，但经济因素更多地属于因变量而非自变量的范畴。 希腊等“欧猪五国”及塞浦路斯是欧债危机的重灾区，六国欧洲议会的议席总数为186席，三个极右翼政党共获得25个席位，占总席位的13.4％。欧元区18国的议席总数为481席，其中极右翼有71席，占总席位的14.8％。非欧元区10国的议席总数为270席，极右翼政党共获得64席，占10国总席位的23.7％(见图2)。我们虽不能就此否认欧债危机与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关联性，但上述统计至少说明经济问题并非极右翼突起的首要或唯一因素。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看，英国、丹麦等非欧元区国家虽然也面临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困扰，但两国更是疑欧势力的大本营。在非欧元区的64个席位中，英国与丹麦的四个政党就获得30席，占非欧元区总数的46.9％。由此来看，强烈的反欧政治传统更是考量非欧元区极右翼席位占比超高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23) 从地域分布来看，极右翼反欧势力的兴起更多的是在西部欧洲出现的现象。在15个老成员国中共有17个极右翼政党获得席位，其中英国、法国和丹麦三国的极右翼政党均成为单独得票率超过20％的国内第一大党。15国的极右翼席位为102席，占总席位的18.9％，比13个中东欧新成员国15.6％的比重高出3.3％(见图2)。从选民的实际分布来看，15个老成员国中极右翼政党的追随者也远高于新成员国。欧洲议会议席分配的基础虽然是成员国的人口基数，但不同成员国每席所代表的人口数仍存在较大的差异。15个老成员国每席代表的平均人口数约为74.1万人，13个新成员国每席的平均人口数约为50万人。前者共有极右翼席位102席，追随极右翼的实际选民人数约7558.2万人。后者的极右翼席位为33席，实际选民约1650万人。15个老成员国的极右翼席位为13个新成员国的3.09倍，而选民人数则为后者的4.58倍。(24)
图2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及席位分布 注：图由作者自制。 疑欧势力与极右翼的合流成为此轮选举的第三大特点。“次级选举”的各种理论预判实际上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欧洲议会选举的首要决定因素是国家内部的政治博弈；二是选民借欧洲议会选举批评与抗议的对象是本国的执政党。从2014年5月第八届欧洲议会选举的状况来看，虽然极右翼的实质性崛起不乏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几乎所有的极右翼政党都将批评与抗议的对象指向了欧盟权力机构。 考察上述26个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构成，其疑欧取向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质疑批评但不力主改变现状。此类政党的涉欧立场总体上较为温和，多属于穆德区分的“亲欧疑欧派”与“恐欧务实派”的范畴。就地域分布来看，中东欧新成员国的极右翼政党多属于温和疑欧派。在前述九个获得席位的极右翼政党中，只有匈牙利“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的涉欧立场较为强硬。该党具有强烈的反犹主义取向，认为欧盟的许多基本价值理念如平等、非歧视等都很愚蠢并具有误导性。比较来看，西部欧洲持温和取向的极右翼政党无论是党派数量还是席位均明显少于强硬派；其二是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硬派。在西部欧洲的17个极右翼政党中，有13个属于既不同程度地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同时也明确提出各种改变现状诉求的强硬反欧政党。强硬派在西部欧洲的主导性更明显地体现于席位的分布。“国民阵线”等13个强硬派，共获得93个席位，占17党102席的91.2％，而温和派仅获得9席(见表2)。
极右翼反欧政党的普遍崛起，可谓是欧盟政坛史无前例的一场“大地震”。然而，任何形式的“地震”都有一个能量聚集的过程。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疑欧政党的崛起，总体上也经历了一个厚积薄发的演变历程。从相对长周期的角度来看，第八届议会选举中出现的许多极右翼“黑马”并非新面孔，而是具有多年角逐经验且“业绩”较好的“成熟”的极右翼。例如“英国独立党”，早在200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就赢得266.1万张选票，得票率16.1％，获得12个议席，成为英国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的第三大党。(25)另一些反欧党派如“国民阵线”、“反欧人民运动”、“奥地利自由党”等，其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博弈则体现了程度不同的“U”字形发展轨迹。这些党派早在20世纪80-90年代末的几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超过了10％，而“奥地利自由党”在1996年10月的欧洲议会补选中得票率曾一度高达27.5％，较2014年高出7.8个百分点。第三类极右翼政党的竞选历程则相对平缓，例如“弗拉芒(集团)利益党”、“政治改革党”和“北方联盟”等，其在1989年以来的多轮选举中均有一定的建树，且得票率起伏相对较小，这说明这些政党均拥有相对稳定的选民群体(见表3)。(26) 如前所述，极右翼反欧政党崛起的转折点实际上出现在2009年6月的第七届议会选举。依据欧洲议会公布的最终结果，此轮选举中27个成员国获得席位的极右翼政党有22个，共获得73个席位，占766个总议席的9.53％。与2014年相比，除了占总议席的比重较低外，另一个区别是没有一个极右翼政党超越中左与中右翼政党而成为国内第一大党。成绩最好的分别是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荷兰的“自由党”和“英国独立党”，三个政党的得票率分别为27.4％、16.97％和16.09％，三党均为国内排名第二的大党。第七届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及其席位的区域分布，总体上体现出与2014年近似的特点。西部欧洲的15个老成员国中共有15个极右翼政党获得46个席位，占极右翼73席的63％，12个中东欧新成员国中只有七个极右翼政党共获得27个席位，前者席位较后者高出1.7倍。(27)
四、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崛起的成因与影响 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并不局限于欧洲议会选举，如“奥地利自由党”早在1999年就成为国民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其与人民党的联合组阁甚至招致欧盟成员国对奥地利的政治制裁。关于极右翼的崛起，延斯·吕德格伦(Jens Rydgren)曾归纳出十种原因：(1)后工业经济的影响；(2)固有认同的瓦解、文化的碎片化与多样化；(3)社会文化界面裂痕的出现或彰显；(4)政治不满与觉醒的扩散；(5)主流政党在政治界域中相互协调的不足；(6)仇外与种族主义的流行；(7)经济危机与失业率的上升；(8)反对新左派与绿党；(9)比例选举制的实施；(10)突破旧有政党界域的公决经验的影响。(28) 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则认为，西方民主社会中均普遍存在上述因素，但不同国家极右翼的支持率及表现却各不相同，这说明上述因素并非是极右翼崛起的充分条件。因此，她在借用“理性选民”与“理性政党”两个传统概念的基础上，将“公众需求”与“政党供给”这一组核心变量，置于一个受法律规约但不完善的“选举市场”之中予以考察，认为极右翼的崛起实际是上述两大核心变量在“选举市场”中复杂互动的结果。(29) 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的普遍崛起，既有吕德格伦前述的多种原因，同时也是“公众需求”与“政党供给”互动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欧洲议会选举中的互动因其独有的跨国家或超国家变量，较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在竞争内容及层面等更具复杂性。(30)但欧盟变量的介入，并不意味着诺里斯的二元结构已转变为选民、政党、欧盟平行互构的三元机制。就其作用而言，欧盟更多地属于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的自变量，即为这一特殊的“选举市场”的运行，以及“公众需求”与“政党供给”的互动提供了必需的“商品”，而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崛起，就是在这一互动进程中较其他政党更为有效地利用了欧盟这一变量。 其一是欧盟意识形态范畴内的变量。欧盟倡导的是保障人权基础上的平等、自由、开放、合作、共存与共赢等价值诉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六款明确规定，欧盟建立在自由、民主、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法制等原则基础之上。作为《里斯本条约》组成部分的《欧盟人权宪章》，在第20-22款进一步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基于性别、种族、肤色、民族、社会背景、遗传特征、语言、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等任何形式的歧视，尊重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多样性。(31) 上述欧盟的基本价值理念，与极右翼政党基于自然秩序合理性的族裔或本土民族主义价值诉求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这实际上是几乎所有极右翼均具有不同程度的疑欧或反欧取向的本源所在。在马约生效之前，欧共体所秉持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系统性与显性化程度相对较低，其与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间的张力也相对较小，法国“国民阵线”等曾一度支持欧洲一体化。随着欧盟的建立，特别是《欧盟人权宪章》的颁布及最终生效，极右翼政党与欧盟在观念范畴内的冲突日益明朗化。在欧洲一体化发展较为顺畅的时期，极右翼的疑欧或反欧取向的影响面相对有限。然而，一旦一体化发生波折，尤其在对社会基本面产生负面影响的条件下，极右翼疑欧或反欧诉求在“选举市场”赢得共鸣的几率就会明显提高。 其二是欧洲一体化深化范畴内的变量。欧洲一体化及其制度建构，原本是精英政治的产物。前期形成的关税同盟以及共同市场，一方面促进了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其直接影响更多地集中于涉外的商家与企业，对社会特别是中下阶层民众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然而，随着统一大市场建立而实现的商品、资本、技术与人员的自由流通，以及经货联盟的建立与《申根协定》的“合法化”，欧洲一体化及其相应的政策与规范的影响，日益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依据西蒙·希克斯20世纪90年代末的推测，欧盟的政策已经深入到所有的公共政策领域，成员国市场内超过80％的规范商品、服务及资本的政策法规均由欧盟制定。(31)然而，欧洲一体化的精英政治属性并未随之向大众化转化，从而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备受关注的欧盟民主赤字问题以及欧盟的信任性危机。 在詹多梅尼科·马约内(Giandomenico Majone)看来，欧盟精英政治的负面性更加突出地体现在一系列潜规则的长期运用上，主要包括：第一，一体化的先导性。欧盟委员会等联盟机构利用垄断性的议程确定权及自由裁量权，使欧盟的政策偏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应有发展轨迹，而民主合法性事实上也成为一体化的牺牲品；第二，既成事实原则，即精英们在缺乏公众支持的条件下推动一体化的发展，从而使任何舆论或反对的举措变得毫无意义；第三，目标主旨与现实问题的非相关性。联盟决策与行动只注重于具体的程序及权能分配，欧盟官方及精英公开宣扬的目标严重脱离现实，不仅使公众失去了兴趣，同时也瓦解了联盟的可信度；第四，政策规划的易变性。欧盟许多重大规划与决策，都是立足于国家利益考量的精英借助联盟的制度资源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为了补偿受损国的利益诉求，只能通过一揽子交易达成妥协，从而影响了共同体政策及行动的连续性与针对性。(32) 一体化进程与现实的脱轨，一方面导致了公众对欧盟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又为倡导民粹主义价值理念的极右翼政党的竞选博弈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口实。布鲁塞尔精英们在颁行各种规划时，给出的多为主权与民族融合基础上的共同繁荣等美好的预期，但公众等来的却是主权债务危机、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福利缩水等等不曾预想的结果。在此条件下，诸如意大利“五星运动”的代言人，便打着“反对欧盟理念、反对欧盟体制、反对欧盟官僚”的旗帜，在民众近乎狂热的簇拥与呼喊声中，堂而皇之地步入了布鲁塞尔的议会大厦。 其三是欧洲一体化扩大进程中的变量。欧共体原本是一个规模有限的西欧共同体，其宗教、文化、经济、社会发展范畴内的均质化程度相对较高。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多轮扩大，虽然使共同体的内聚力因规模的扩张有所下降，但其同一性并未发生显著的改变。然而，自2004年以来的数轮东扩，不仅使联盟转变为民族、宗教、文化、历史传统等多样化的异质性共同体，而且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领域出现了明显的亚分界线。上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公众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当然，弱化的程度是不均衡的，其影响更加明显地体现于西部欧洲老成员国的公众身上，这实际上是为什么这一区域极右翼政党、选民、议席的比重和绝对数，均明显高于新成员国的首要原因。 另一方面，欧盟的扩大与深化事实上是一个同步互构的过程。多轮扩大从根本上提高了统一大市场基于体量和规模的竞争力，《申根协定》推动的“去边界化”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大市场内基于领土界域的各种障碍，经货联盟的建构又从根本上促进了大市场的流动性与融通性。然而，上述同步互构的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欧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数轮东扩与深化的协同推进，事实上在统一大市场内部促成了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曾详尽阐释的中心—外围结构。西部欧洲的资本、技术及职业精英，出于对廉价土地、场租、原材料及劳务等生产要素的追逐，持续不断且不受阻隔地流向外围区域。由此导致的中心区域的“空心化”，不仅对经济的基本面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波及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与生活。与此同时，外围区域的劳动力及小业主，为了追逐高工资及高消费者群体，又不受阻隔地流向了中心区域，从而对核心地区相对固化的劳资结构及小微企业造成了更为直接的冲击。更有甚者，欧盟极力推动的开放化导致大量第三国移民的进入，直接冲击的对象也多集中于核心区域的中下层民众。一旦经济滑坡或危机袭来，极右翼政党以欧盟为“原罪”的竞选动员与宣传，便成为选民宣泄不满的直接通道。 那么，极右翼政党的普遍崛起，究竟会对欧盟及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毋庸置疑，占总席位18％的135名极右翼疑欧或反欧议员的加入，将会改变欧盟一以贯之的以交易与妥协为基础的折中主义政治生态。但从进驻斯特拉斯堡的极右翼政党类属、内在结构以及席位占比等角度来看，欧洲一体化的大局以及欧盟体制结构的主界面发生根本性逆转或瓦解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第一，秉持强硬疑欧取向的极右翼虽然是主流，但强硬派中占主导的同时也是非反体制的激进右翼政党，而既反体制又强硬反欧的双重强硬派诸如“德国国家民主党”、“五星运动”、“金色黎明”、“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等党派及席位数远低于激进派。激进右翼的非反体制属性，意味着其行为总体上将服从于联盟现行的机制与规约。就其实际诉求而言，激进右翼强硬疑欧的指向多集中于一体化导致的某些负面后果，例如多数激进右翼均对外来移民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而另一些政党如“瑞典民主党”等则明确反对土耳其的加盟。由此判断，激进右翼未来行动的重点将集中于修正欧盟及一体化所导致的某些突出问题，并非从根本上重构或颠覆现行的体制与机制。另一方面，任何制度对个体行为者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制度“驯服力”，极右翼在竞选动员中的许多激进与极端化诉求，在其进人体制后将因具体的机制与规范明显褪色。 第二，进驻欧洲议会的极右翼政党是一个矛盾重重且内在构成混杂的群体，其实际影响力将因此而大打折扣。迄今为止，“英国独立党”、“五星运动”、“瑞典民主党”等强硬疑欧派，与捷克的“自由公民党”、拉脱维亚的“绿党与农民联盟”以及法国一名独立议员，在对第7届议会的“欧洲自由与民主党团”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强硬疑欧取向的“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德国新选择党”与“真正芬兰人党”等强硬派，则加入了秉持温和疑欧取向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金色黎明”、“德国国家民主党”、“弗拉芒(集团)利益党”、“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等其他强硬派，却因相互间立场的巨大差异，既未能获准加入上述两个疑欧党团，也因为未达到7个成员国及25名议员的基本标准建立新的疑欧议会党团。 第三，第八届议会的极右翼疑欧议员虽然超过以往历届议会，但规模仍较中左与中右翼议员存在巨大差距。本届议会中右翼范畴内的“人民党团”和“自由与民主联盟”分别拥有221和67个议席，两者合计占总议席的38.35％。左翼的“社会主义与民主者进步联盟”、“北欧左翼绿色联盟”、“欧洲绿党联盟”党团，分别获得191个、52个和50个席位，三者合计占总议席的39.01％。“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以及无党团席位分别为70个、48个和52个，三者合计占总议席的22.64％。(34)由此看来，即使所有极右翼疑欧取向的议员在某一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其实际的影响力也更多地局限于形成动议的范畴。而一项动议要转变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首先需要获得全体会议多数议员的同意。 五、结语 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在考察近代以来帝国秩序的演变后认为，欧盟属于领土、边界及武力等均丧失了传统要义并立足于法治的后现代权力体。(35)然而，从第八届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来看，欧盟治下为数不少的公众，并不认同政治精英们所倡导的后现代价值理念，仍不同程度地将效力与忠诚的对象局限于各自立足的民族与国家，而其借助极右翼政党所表达的基本诉求，实际上是联盟应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是相反。从相对长周期的视角来观察，欧洲一体化总体上在“联盟的国家”与“国家的联盟”间徘徊演进。在经历了前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后，1965年的“空椅危机”将一体化拉回到了国家主导、联盟辅助的第二个发展期。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单一欧洲法令》、《共同市场白皮书》、“德洛尔计划”的相继出台，欧洲一体化逐步进入了联盟主导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以往30年联盟主导的一体化导致了诸多脱离公众诉求的问题，那么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可谓给欧盟这架“马车”增设了“制动器”。从这一意义来看，极右翼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崛起，对一体化的长期性影响并不必然是完全消极的。就其对欧盟体制与机制的作用而论，第八届议会极右翼席位比重的急剧上升，意味着布鲁塞尔政治精英远离公众监督与规约的时代行将终结。需要指出的是，新一轮欧盟政治“去精英化”的主要推动者，却是秉持疑欧或反欧政治取向的民粹主义者。这虽然没有完全超越“次等选举”与“欧洲效应”的理论预判，但反映出一体化同步多维的深化与扩大导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注释： ①Karlheinz Reif and Hermann Schmitt,"Nine Second-order Election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8,No.1,1980,pp.3-44. ②Karlheinz Reif,"National Electoral Cycles and European Elections",Electoral Studies,Vol.3,No.3,1984,pp.244-255; Karlheinz Reif and Hermann Schmitt,"Nine Second-order Election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 Michael Marsh,"Testing the Second-Order Election Model after Four European Election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8,No.4,1998,pp.591-607. ③Karlheinz Reif and Hermann Schmitt,"Nine Second-order Election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 Karlheinz Reif,"National Electoral Cycles and European Elections". ④Miko Mattila,"Why Bother? Determinants of Turnout in the European Elections",Electoral Studies,Vol.22,No.3,2003,pp.449-468; Jean Blondel,Richard Sinnott and Palle Svensson,"Representation and Voter Particip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32,No.2,1997,pp.243-272. ⑤Federico Ferrara and J.Timo Weishaupt,"Get Your Act Together:Party Performance in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5,No.3,2004,pp.283-306. ⑥John Curtice,"The 1989 European Election:Protest or Green Tide?",Electoral Studies,Vol.8,No.3,1989,pp.217-230; Clifford J.Carrubba and Richard J.Timpone,"Explaining Vote Switching Across First and Second Order Elections:Evidence from Europ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8,No.3,2005,pp.260-281. ⑦Leonard Ray,"Measuring Party Orientations Towards European Integration:Results from an Expert Surve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36,No.2,1999,pp.283-306. ⑧Simon Hix and Michael Marsh,"Punishment or Protest? Understanding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2,2007,pp.495-510. ⑨Simon Hix and Michael Marsh,"Second-order Effects plus Pan-European Political Swings:An Analysis of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across Time",Electoral Studies,Vol.30,2011,pp.4-15. ⑩Cas Mudde,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13; Pippa Norris,Radical Right: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43-46. (11)Terence Ball,"From 'Core' to 'Sore' Concepts:Ide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4,No.3,1999,pp.391-396. (12)学术界关于“radical right”与“extreme right”的理解与使用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两者互用且无明确含义差别的美国传统与研究取向；二是基于德国传统的研究取向。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德国宪法维护局在其年度报告中，将“radical right”界定为以片面途径谋求从根本上解决某些问题，但并非局部或全部颠覆“自由民主秩序”的政党，因此是合宪的。“extreme right”的宗旨则是消除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度”，属于违宪的范畴。See Nicola Karcher and Anders G.Kj
stvedt eds.,Movements and Idea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Positions and Continuities,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 Edition,2012,pp.13-14; Cas Mudde,"The War of Words Defining the Extreme Right Party Family",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19,No.2,1996,pp.225-248; Cas Mudde,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pp.15-26. (13)民族主义有多种分类方法，但以其自然与社会属性为标准可大体分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本土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及整体民族主义四类，而与激进和极端右翼关联性较高的是本土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前者最早指将权力归还于原住民的政治取向，其核心诉求是国家应由原住民组成，非本土的成员及其思想、文化将危及民族国家的同质性基础，因此它具有明显的排外甚至仇外主义取向，但其立足点不是现有的全体公民，而是特定领土范围内一个或多个原住族群共有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后者包括种族或部族民族主义，民族被视为自然的、先天的、历史给定的结果，合法性与成员资格均建立在血统及共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强调共同的族群本原，排他性及仇外政治取向立足于血统主义(iussanguinis)而非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同样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俞可平将其分为社会思潮、政治运动与政治策略三种类型。但是，社会思潮属于价值观念的范畴，它实际构成了政治运动与政治策略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激进右翼秉承的是策略型民粹主义，即通过强调人民意志、平民统一、全民公决和人民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民众从整体上实施控制和操作，但其活动服从于现行的法律及制度规范。极端右翼崇尚的是运动型民粹主义，即依靠平民化运动对社会进行激烈改革，视民众为政治合法性及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并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其活动不仅体现出明显的反正统、反体制倾向，甚至不排除一定的暴力手段。参见Philip Spencer and Howard Wollman,"Good and Bad Nationalisms:A Critique of Dualism",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3,No.3,1998,pp.255-274; Cas Mudde,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pp.18-22; 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11；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14)Petr Kopeck
,and Cas Mudde,"The Two Sides of Euroscepticism:Party Position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3,No.3,2002,pp.45-57. (15)Cas Mudde,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pp.158-165; Laure Neumayer,"Euroscepticism as a Political Label:The Use of European Union Issues in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New Member State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7,No.2,2008,pp.135-160. (16)Cas Mudde,"The Far Right in the 2014 European Elections:Of Earthquakes,Cartels and Designer Fascists",The Washington Post,May 30,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4/05/30/the-far-right-in-the-2014-european-elections-of-earthquakes-cartels-and-designer-fascists/? print=1,last accessed on 31 August 2014. (17)选举结果详见欧洲议会官方网站：http://www.results-elections2014.eu/en/election-results-2014.html，2014年7月3日访问。 (18)Alex Lantier,"French Neo-fascist Victory in European Elections Exposes Bankruptcy of Ruling Elite",27 May 2014,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14/05/27/fran-m27.html; Thomas Fazi,"After the Elections the Real Battle for Europe Begins",Social Europe Journal,03/06/2014,http://www.social-europe.eu/2014/06/elections-real-battle-europe-begins/; Sylvestre Jaffard,"France:A Warning from Europe",Socialist Review,Issue 392,June 2014,http://www.socialistreview.org.uk/392/france-warning-europe,last accessed on 31 August 2014. (19)Michelle Hale Williams,The Impact of Radical Right-Wing Parties in West European Democracies,Palgrave Macmillan,2006,pp.79-111; Terri E.Givens,Voting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33-149. (20)Eric Turner,"The 5 Star Movement and its Discontents:A Tale of Blogging,Comedy,Electoral Success and Tensions",Interface:A Journal for and about Social Movements,Vol.5,No.2,2013,pp.178-212. (21)Gerard Braunthal,Right-Wing Extremism in Contemporary Germany,Palgrave Macmillan,2009,pp.57-76. (22)James Fontanella-Khan and Hugh Carnegy,"Eurosceptics Storm Brussels",Financial Times,May 26,2014,http://www.ft.com/intl/ems/s/0/fd3975ce-e424-11e3-8565-00144feabdc0.html#axzz338TalhjV,last accessed on 31 August 2014. (23)欧债危机重灾区的疑欧力量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民粹主义的左翼阵营，例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就成为此轮选举中得票率最高的第一大竞选团体。另一方面，非欧元区极右翼影响力的增长虽然与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关联性不十分明显，但欧元区面临的危机无疑凸显了一体化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促使非欧元区极右翼反欧政党影响力上升。 (24)每席代表的人口数与极右翼选民数依据成员国2013年人口数计算得出，人口数据参见欧盟统计局网站：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 tab=table&init=1&language=en&pcoae=tps00001&plugin=1，2014年7月12日访问。 (25)Juliet Lodge ed.,The 2004 Elections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Palgrave Macmillan,2005,p.255. (26)“奥地利自由党”、“真正芬兰人党”、“瑞典民主党”、“丹麦人民党”及“英国独立党”因入盟或建党较晚未参加。1989年的选举，“奥地利自由党”、“真正芬兰人党”1994年得票率为1996年补选数据，“瑞典民主党”因1995年补选中得票率低在相关统计中无单列数据，“金色黎明”因1989年选举中得票率低在相关统计中无单列数据，上述情况在表3中均自动显示为0。 (27)详见欧洲议会官方网站：http://www.results-elections2014.eu/en/country-results-at-2009.html，2014年7月5日访问。 (28)Jens Rydgren,"Radical Right Populism in Sweden:Still a Failure,but for How Long?",pp.27-56. (29)Pippa Norris,Radical Right: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t,pp.3-5. (30)张磊：“欧洲议会中的主要竞争层面”，《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 (31)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0/C83/02),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 uri=OJ:C:2010:083:0389:0403:en:PDF,last accessed on 15 July 2014. (32)Simon Hix,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European Union,Macmillan Press LTD,1999,pp.3-4. (33)Giandomenico Majone,Europe as the Would-Be World Power:The EU at Fif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9. (34)详见欧洲议会官方网站：http://www.results-elections2014.eu/en/election-results-2014.html，2014年7月17日访问。 (35)Robert Cooper,The Breaking of Nations: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tlantic Monthly Press,2004,pp.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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