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女性弹词文学管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弹词论文,管见论文,明清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弹词文学是明清讲唱文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属于俗文学的范畴，是在唐代“变文”的基础上，经过宋、金、元时期的演变而逐步形成的。
弹词的体制以散文说白和七字句的唱词为主，而间有加以三言衬字，分读本和唱本两种形式。读本只能在书斋里看，唱本不仅能读，还可在茶馆里面、戏台上唱给人听。在叙事方法上，均用第三人称叙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弹词在中国文学史上虽远不如诗文、小说、戏曲那样为人注目，但它却是华夏文学遗产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曾拥有广泛的读者与听众，忽视它，就不可能掌握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全貌。因此，本文拟就女性弹词文学的内容特点及其成因作些探讨。
一、女性弹词文学的内容特点
弹词文学与我国古代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不同，它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的优秀代表作品几乎都出自女作家之手，如《天雨花》（陶贞怀著）、《再生缘》（陈端生著、梁德绳续）、《笔生花》（邱心如著）、《凤双飞》（程惠英著）、《玉钏缘》（注：作者为母女二人，惜不知其名。据范烟桥《中国小说史》云，作者度为明末时人。）等等。这就决定了弹词文学的内容和特点既不同于在我国古代文坛上占正统地位的诗、词、文，也不同于以男性作家为主的古代小说、戏曲，甚至不同于和它同时兴起且流行的鼓词文学。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到最沉重的压迫，身受奴隶般的虐待、摧残和玩弄。广大女性处于被歧视、被支配的地位。漂亮即“祸水”也成了许多史学著作及文学作品的共同倾向。非独封建正统文人的作品是这样，就连一些民间艺人的作品也深受其影响，如宋元话本小说《碾玉观音》等，均把男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归结到女性身上。
封建时代的男性作家们把女性诬为祸水仍嫌不够，还极力为贵族男子玩弄女性的丑行开脱罪责。唐人传奇《莺莺传》中把张生抛弃莺莺的行为誉为“善补过”。《任氏传》中，竟让任氏多次使用魔法勾引良家妇女供韦崟淫乐。这种视女性为玩物的行为不仅不被认为是犯罪，而且把它当作士大夫们的风流韵事被人津津乐道。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做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1页。）
这种视妇女为玩物、为妖人、为祸水的传统观念几乎贯串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全过程。中国文学史上这个突出特点是由多方面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所形成的，而且每一个作者，每一部作品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经历了数不清的人为灾难和无数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多少强大的帝国顷刻间国破权丧，多少繁华的都城转眼间夷为平地，多少达官显贵一夜间家破人亡。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史学家们也在以自己的眼光来观察、分析这些社会现象，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了多种多样的答案，归纳起来大致不外以下几种：1.奸臣当道，迷惑圣主明君，诛杀忠臣；2.皇帝本身因贪图女色而误国；3.后妃参政。这些虽不无道理，但还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特别是后两点过于强调了女性的破坏作用。
封建社会政治家、史学家的这些片面结论影响了同时期的一些文学家，他们接过这些错误的结论，特别是其中“后妃参政”和“因女色而误国”的观点，大肆加以演义、铺张。对待国家政权问题是这样，对待一般的社会问题如爱情问题也是这样。面对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爱情悲剧，这些封建文人们也不能正确地找到答案，同时他们为了掩盖某些事实，推诿矛盾，便把许多爱情悲剧的根源嫁祸在女性身上。他们唱着同一个调子：女人——妖人——祸水。男人则可以“始乱终弃”而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然而，明清女性弹词文学中的妇女观则与传统文学的妇女观大异其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清女性弹词文学以其深沉和同情的笔调，广泛、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悲惨生活。如《笔生花》中贫穷的农村姑娘慕容纯。孤独无依，始而被拐骗，再而被拐卖为娼，三而被卖为丫头。因为反抗，竟被鸨母灌以瘖哑之药，使她的千般苦楚无处申说，其状惨绝人寰，令人不忍卒读。蓬门寒女是这样，大家闺秀和贵族妇女又怎样呢？许多女性弹词作品以大量情节告诉世人：在表面的钟鸣鼎食之中，她们内心也蕴藏着难言的痛苦。如《天雨花》中的董兰卿，就是包办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她是一个自幼失去母爱的姑娘，从小被父母许婚申家。十五岁时，父亲热衷于名利的追求，把她当做累赘，竟不顾未婚夫病势恶化的现实，应允申家把女儿兰卿嫁出去“冲喜”！就在花烛之夜，男方身故，董兰卿做了独守空房的寡妇。婆婆熊氏，对她百般凌辱，而贪图富贵的父亲，又只顾自己的前程置女儿命运于不顾，终于迫使兰卿投缳自缢。有些女子则成为不同集团间争夺政治权力而相互倾礼的殉葬品。如《天雨花》第九回叙权相方从哲，为消灭左维明迫令妓女贾秀莺冒充己女，趁宴请左维明之便，派家人方豹杀死秀莺，反诬左维明以强奸不遂杀人之罪而置他于死地。
总览明清女性弹词作品，均以大量情节描写，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刻、具体地再现了广大妇女在封建礼教和男权思想严酷摧残下所受的非人待遇，倾吐了广大妇女的种种不幸和怨愤。这些内容在传统文学中，虽也有过比较深刻的描写，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进步主题之一，但是由女作家所写、又以反映妇女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明清弹词文学，却显得更深刻、更广泛、更细腻。
其次，女性弹词作品，大胆地歌颂了妇女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寄托了不甘屈辱的妇女们的美好理想。如《再生缘》中的孟丽君，自小才高气傲，景仰古代巾帼英雄。当成宗下旨将她许配给刘奎壁为妻时，孟憎恶奎壁，坚决不从，改装潜逃，便有男装夺解，“愿教螺髻换乌纱”的强烈志向。又如《天花雨》中的左仪贞，更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女性。她坚信自己的正确，即使斧钺加身，也决不畏惧。她为援救备受婆家虐待的堂姐，擅自私改父亲的信件。最精彩的是该书第二十二回，写左仪贞不顾父亲左维明的警告，放出被囚禁于花园的母亲后，左维明大发雷霆，竟欲对女儿痛加捶楚。但仪贞却面不改色，十分从容地说了这样一番道理：“……孩儿今日之事，实难辞责；但父亲若是锁了别人，孩儿断然不敢大胆。怎奈锁门的是父亲，被锁的便是母亲。儿若坐视母难，倘或被母亲责备起来，却何辞以对？！今日违逆父亲，现蒙责备，儿也无辞。惟是非曲直，及待爹爹分剖明白了，再责仪贞，亦可使儿长些学问。若说以长监幼，以强为胜，则今日之事，是父强母弱。万一母强父弱，爹爹竟被锁在园中，孩儿还是开门的是，不开门的是？也须爹爹赐教一番，方知罪之所在也。”从这段言之有理的答话中，不难看出女主人公是何等的不畏强者，大胆机智。在宗法制度与礼教森严控制的封建社会里，作品就男权统治问题，敢于提出这么尖锐的抨击和深刻的讥刺，可以说是罕见的。
明清女性弹词文学就是这样通过它所塑造的一系列内心燃烧着炽烈反抗火焰的具有独特艺术丰采的女性形象，来反映处在社会底层的妇女们的挣扎与反抗。表现了广大妇女倾慕个性解放，要求改变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这在封建社会里，无疑是对男权统治的勇敢挑战，同时也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反抗，表现了弹词女作家在女权问题上的新觉醒。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固然不乏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形象，但他们的反抗行为往往带上几分软弱，就连为世人称道的林黛玉的《葬花词》，虽说是对封建势力的讨伐与控诉，但在那些道貌岸然的卫道者面前，她却难以直言揭穿他们的伪善。相比之下，弹词文学中的反抗女性，则显得更直率、更大胆、更彻底。这固然与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不同有关，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明清弹词文学中，女作家们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审美观念和创作思想在作品中的指导作用。
其三，明清女性弹词作品，大都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张扬着妇女的非凡才识和过人胆略。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是带有豪侠意味并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她们当中有的女扮男装出征为帅，领兵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有的攀宫折桂，金榜题名。这些让男人所望尘莫及的非凡才干，无疑使作品中所有的男子成了她们的配角。《天雨花》第十回的左仪贞，在外戚郑国泰乘机篡位，而满朝文武或谋求富贵，或屈于淫威俯首顺从之时，她凭借超群的胆略与毅力，仗剑除掉了郑国泰及其党羽，干出了须眉男子所未能做到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令“八百公侯”、“三千甲仗”尽皆愧煞！《玉钏缘》中的谢湘娥，冒哥哥玉辉之名，一举得中状元。《再生缘》中的孟丽君，为逃婚离家出走，改名为郦君玉，女扮男装后捐监应考，连中三元而列为臣首，办理国家大事，并铲除了叛国通敌的奸党，恢复了忠良的名誉。正像作者所述：“丽君是，盈盈弱质一裙钗，蕙质兰姿腹有才。锦心绣口谁堪并，应便随机就可偕。凛凛威风官极品，堂堂爵位列三台。世间女子谁能及，还倒把，患难儿夫提拔来。现在是，一家荣耀非常宠，算来全仗女裙钗。”又如《笔生花》中的姜德华，从小聪明绝奇，后男装考中状元，且具有政治家、军事家的胆识才略。她主持朝政，能审时度势，统观全局。为了重整河山，她扈驾北上以十万之众一举平敌。这些情节的描写，都十分具体、感人，不仅衬托出了女主人公的才智和自豪感，同时也反映了弹词女作家的一种美好思想。
明清弹词作品的主人公多为女性，但她们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不是大千世界平淡无奇的小人物，而是头顶着圣灵的光环，天生足智多谋，不断地创造奇功伟业的巾帼豪杰。郑振铎先生曾经指出《再生缘》、《笔生花》等弹词在内容上一个明显特点是“处处为女性张目”（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20章。）。弹词作者所追求的不是多种复杂的人物性格的再现，而是就人物身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进行极度的夸张，把人物塑造成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她们的作品虽然还没有达到严肃的现实主义高度，但她们也创造了一种美，一种英雄传奇式的、痛快淋漓的舒泄之美。
二、女性弹词文学形成的原因
明清弹词文学处处为女性张目的倾向，与当时社会的文艺思潮有着密切联系。明中叶以后，由于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不断增长和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传入，给中国沉闷、保守的思想界以强大的冲击，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具有近代个性解放因素的民主主义思想，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启蒙主义思潮，在我国思想史上掀起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浪潮。这具浪潮波及到文学界，促进了带有民主主义思想因素的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这些通俗文学与封建贵族文学有着极大的差异，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呈现给人们的不再是对封建王朝的肉麻的颂扬，不再是酸儒腐吏虚伪的理学明经，更不是闺阁小姐惜春伤时和孤芳自赏，而是对人情世态的津津玩味，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是对个性解放的企望和渴念，是女性的觉醒和反抗。这种倾向在《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十粒金丹》（注：清，无名氏作：《十粒金丹》，据近人吉水《近三百年来皮簧剧本作家》记载：“《十粒金丹》系弹词，作者乃一闺秀。”（转引自谭正壁、谭寻《弹词叙录》。）等弹词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特别是在爱情和妇女问题上，反映出女性已不仅仅是男性的附庸，她们正在争取女性的地位、女性的尊严。因此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为女性唱赞歌的文学潮流。
这个为女性唱赞歌的文学潮流，一旦有大批女作家参加进去，就使它展现出更加壮观的景象。他不仅把妇女的悲苦、哀怨倾注在作品里。而且也把妇女们的愿望、理想寄托在作品里，在这之前，中国女性被传统观念束缚在家庭奴隶的地位上，要绝对地尊崇父权和夫权，社会提倡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许多妇女自己也安于这种地位，就连著名的宋代大才女朱淑贞也曾有过一首《自责》诗：“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当然朱淑贞不同于一般女性，她虽然是在“自责”，可她的内心却是何等的悲苦啊！不平则鸣，有才华的女子们是不甘心受这种压迫的，女性的文学天才也是压抑不住的，在明清之前就曾出现过蔡文姬、李清照等杰出的女文学家。到明清之际，由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萌芽的出现，由于弹词文学的繁荣发达，那些有文才的女子更得到了一个发泄她们的诗才和牢骚不平的机会。她们借助弹词，通过人物塑造向社会表明：妇女在才智上并不逊于任何一个男子。郑振铎先生曾说过：“诗、词、曲是男人们的玩意，传统的压迫太重，妇女们不容易发挥她们特殊的才能和装入他们的理想。在弹词里，她们却可以充分的抒写出她们自己的情思。”（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2章。）郑先生的话也许太绝对了点，但是，弹词确实是明清女作家最得心应手的文学形式，她们把几千年来的压抑、痛苦和愤怒用火山爆发般的力量倾泄了出来。
我们还注意到：许多弹词女作家都有一番不平凡的生活经历（注：弹词女作家的生平少有史料记载，目前所知者，多是从本人作品中所钩稽。）。如《再生缘》作者陈端生在30岁那年（1780年），丈夫因获罪被发配伊犁为奴，使她“尽尝世上辛酸味”。《笔生花》作者邱心如的家庭生活十分困苦，其丈夫张某，学疏才浅，碌碌无为，穷愁潦倒，牛衣对泣。作者自云：“止与我，薄产一区为活计，千钧重负压枯骸。”“惊米贵，苦囊空，不在愁中即病中。”她几乎贫穷到了炊烟常断、忍饥挨饿的地步。不难看出，在封建社会里，包括这些有才华的女作家，同广大妇女一样同样没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甚至没有做人的权利。也正是由于他们有这样不幸的生活经历，所以她们都在作品中着力描写女主人公，渲染她们不平凡的才华，夸耀她们卓绝的能力。在她们的才能面前，须眉男子也望尘莫及，为之倾倒。这些女作家们曾感叹“生女如斯胜似男”，“弄瓦无须望弄璋”，这不仅反映了妇女的呼声和自豪感，而且也是对妇女受压抑的社会（及其传统势力）的一种曲折的反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说：这些明清女作家的弹词不论在思想，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不容忽视的价值。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一般的妇女们和不大识字的男子们，他们不知道秦始皇、汉武帝，不知道魏征、宋濂，甚至不知道杜甫、李白，但他们没有不知道方卿、唐伯虎，没有不知道左仪贞、孟丽君的。那些弹词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已在民间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了。”弹词文学的生命来自民间，它虽屡遭封建统治者的禁毁，而为封建文人雅士轻蔑，却能历千百载而不衰。直到今天，弹词文学还活跃在江浙地区的文艺舞台上，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弹词文学在民间如此，在一些真正有见识的文学艺术家那里，也同样受到高度赞扬。1954年陈寅恪写了《论〈再生缘〉》（注：《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指出：“《再生缘》的艺术成就不在杜甫之下。”“可以和古希腊、印度的著名史诗比美。”1960年郭沫若“怀着补课的心情”读《再生缘》，竟使他感到像在十几岁时阅读《水浒传》、《红楼梦》时那样的着迷。郭沫若说：“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实际上也未遑多让。”（注：郭沫若：《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光明日报》1961年8月7日。）鲁迅、阿英等大师对弹词文学也都有过极高的评价，这些都奠定了弹词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无可争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