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化及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6）03—0010—06
一、问题的提出
虽说中国现代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叶，但最近一轮的启动无疑肇始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历史地看，也正是在这一年，当代中国逻辑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首先从“逻辑为四化服务”、“逻辑现代化”等口号中露出了端倪。
1978年5月，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倪鼎夫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努力发展逻辑科学，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发言，将当时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归结为基础薄弱、门类不全、水平不高、队伍很小，认为这种状况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因此“逻辑科学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逻辑学自身也要现代化”[1](p.28)。在这次讨论会上，张家龙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总任务的要求，摆在逻辑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工作就是要促使形式逻辑现代化。”[1](p.56) 作为在上世纪70年代末鼓吹“逻辑为四化服务”、“逻辑现代化”的主力军，倪、张两人的意见虽引起了与会学者的一定重视，但在会上并未来得及深入的讨论。
次年8月，上述口号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得到了较为深入的回应。 关于“逻辑现代化”的具体内涵，王宪钧认为，逻辑科学在国际范围内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要在教学方面跟上国际水平，因此他明确把“逻辑现代化”解释为“普通逻辑课要现代化”[2](p.2)。至于“逻辑为四化服务”，则鲜有学者对其多方面的内涵作进一步阐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离不开培养和训练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要培养和训练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就离不开逻辑科学。再就两个口号的关系看，在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已有人仅仅主张“逻辑为四化服务”，而不赞成提“逻辑现代化”[3]。不过， 作为这些口号的始作俑者之一，倪鼎夫不仅坚持逻辑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而且明确指出逻辑现代化是逻辑为四化服务的必要前提。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王宪钧表达了与倪鼎夫相类似的意见：作为逻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侧面，“普通逻辑课程的现代化，关系到逻辑学如何在我们国家里发展和提高，关系到逻辑学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问题”。[2](p.6)
虽然逻辑现代化、逻辑为四化服务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仅仅停留在舆论准备阶段，尚未成为逻辑工作者的实际行动，但是结合中国现代化在1978年开始新一轮启动的历史背景，这一阶段的讨论仍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明确提出了逻辑科学在当代中国肩负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逻辑教学与研究自身需要现代化；另一方面，逻辑教学与研究应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尽管在这些任务的具体内涵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等方面，逻辑学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甚至是非常尖锐的对立意见，但正是这些口号使当代中国逻辑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凸显了出来。
二、逻辑现代化的积极进展
回顾当代中国逻辑走过的历程，逻辑现代化首先展开于逻辑教学领域。这一进程一方面受益于对具有现代气息的国外教材的翻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逻辑工作者的自主探索。1982年，由诸葛殷同、张家龙等编写的《形式逻辑原理》出版。该书在国内第一次把数理逻辑中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吸收到普通逻辑的教材中，被认为是“我国逻辑工作者力图推进普通逻辑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4]。1983年， 第三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围绕如何处理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关系，对我国的逻辑教学加以改革并使之现代化。随后的10余年间，逻辑教学的现代化在如下几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对普通逻辑的教学改革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提出了“取代论”、“统一论”、“融合论”和“并存论”等不同的改革模式；以《普通逻辑》（修订本）为代表的一大批各具特色但均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普通逻辑教材相继问世；在现代逻辑课程建设方面，以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涵盖现代逻辑诸分支领域的教材先后出版；一个包括普通逻辑、一阶逻辑、模态逻辑、逻辑哲学、中外逻辑史等内容的大学逻辑课程体系初步建立。
当然，逻辑现代化首先从逻辑教学的现代化获得突破，并不意味着后者就构成了“逻辑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事实上，逻辑现代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侧面，或者说，具有现代性的逻辑科学更为本质的特征还在于逻辑研究的现代化，即摆脱落后的状况，使我国的逻辑研究达到国际水平。以具有较强可比性的现代逻辑研究为例，1978年至今，逻辑工作者在逻辑演算、归纳逻辑、语言逻辑、逻辑哲学、现代逻辑发展史、现代逻辑的应用研究等分支领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个别成果已达到国际水平并为国际逻辑学界所瞩目。如在模态逻辑方面，首创了一种“嫁接”方法，建立了一种被称之为“嫁接框架”的新型语义框架，由此解决了现代模态逻辑自创立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国际公认的难题——S[,1]系统的完全性问题。 又如在哲学逻辑的其他一些分支方面，创建了适合极大多数命题逻辑的邻域语义学，不仅为不同逻辑系统的分类和比较提供了基础，而且在这种语义学中讨论了相干逻辑的刻画框架和完全性问题，推进了对相干逻辑的研究；研究了现今所有无穷逻辑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补充了若干定理的证明，分析了重要成果和理论意义，从而使无穷逻辑成为全面系统的逻辑理论，把国际上已有的相关成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① 此外，逻辑工作者在中国逻辑史、西方逻辑史、因明、辩证逻辑等领域也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从不同侧面推动了当代中国逻辑研究的现代化。
除了在前述两方面取得一系列实质性的成果，当代中国逻辑现代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初步建立了具有现代气质的逻辑教学与研究体制。这主要表现在：①在高等教育中设立了逻辑本科专业、逻辑硕士点和博士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逻辑人才培养体系；②以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为代表，当代中国逻辑在全国重点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已占有一席之地；③相继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逻辑学会和地方性的各省（区）市逻辑学会，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交流教学和科研信息，联合开展科学研究；④与国外大学逐步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主办学术会议，互派访问学者，联合培养研究生，一批逻辑工作者在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促进了当代中国逻辑与国际水平的接轨。
要言之，尽管当代中国的逻辑教学与研究跟国际水平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经过20多年的努力，正如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张家龙所指出的，“现在从全局来说，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5]
三、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困境与原因
在当代中国逻辑面临的双重任务中，如果说逻辑教学与研究已取得积极的进展，在相当大的程度获得了自身的现代性，那么在逻辑为现代化服务方面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既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成绩，也遭遇了严峻的困难。而从总体上看，逻辑与现代化的关系仍是一项亟须引起高度重视、有待大力推进的课题。②
前文曾经提及，所谓“逻辑为四化服务”，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解是去训练和提高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主要途径就是开展各种形式的逻辑教学。通过高等院校的逻辑教学，举办全国高等教育逻辑自学考试，以及广播电视大学与社会力量办学开设逻辑课等方式，逻辑科学尤其是传统逻辑在当代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和其他社会成员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而有了一定的提高。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逻辑（包括以服务于现代化为目的的各种逻辑教学）在整体上遭遇到了严峻的困难。高等院校逻辑教育的课程与课时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减；全国高等教育逻辑自学考试被几个主要专业砍掉；迄今全国没有一份逻辑领域的专门学术刊物，科研成果发表困难；研究生生源严重不足，学术队伍有所萎缩，等等。另一方面，从量上说，尽管当代中国学习和掌握逻辑科学尤其是传统逻辑的非逻辑专门人才的数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成绩不容否认，但从质上看，无论是个体层面上逻辑知识向思维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向行动的转化，还是社会层面上逻辑的社会化程度与社会的理性化程度，都难以令人满意。
对于逻辑科学遭遇的这种困境，逻辑学界均有相当的认识，但在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如此困境的问题上却鲜有论及，为数不多的分析通常将其归结为逻辑之外的某种因素，或者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4]，或者是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6](pp.379—386)。先就前者说，如果困境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而被中国现代化方略确立下来的情况下，这是否意味着逻辑陷入困境将是不可避免且不可改变的宿命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把这种困境看作是暂时性的现象，对中国逻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的态度，几乎是所有逻辑工作者的共识。正是以此为前提，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逻辑之所以陷入困境固然有许多客观因素（包括市场经济的冲击），但逻辑学界自身对逻辑之工具价值的偏爱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1974年编制的学科分类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逻辑同数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并列，列为七大基础科学之一[7]。后来，该组织又发布《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命名法建议》， 更将逻辑列于众多一级学科之首[8](pp.163—164)。逻辑工作者在阐明逻辑的价值和功能时往往援引上述论据，认为“作为基础学科的逻辑就是‘器’，它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思维能力的表达能力，主要是向学生介绍现代逻辑知识，为深入学习、研究逻辑和其他有关学科（哲学、语言学、法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数学等）提供必要的工具”。[9]
与对逻辑之工具价值的推崇相关联，逻辑学界把逻辑视作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共同基础，由此逻辑为现代化服务更多地就指向了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服务。逻辑工作者在论及逻辑的进一步发展时，或者把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结合视作为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10]，或者强调人工智能的逻辑和认知逻辑代表着逻辑的发展趋势[11]，这些提法均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逻辑学界对逻辑之工具价值的偏爱。
当然，上述提法和做法本身的确是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问题的进一步展开就牵涉着工具价值是否是逻辑的唯一价值和功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甚至四个现代化，是否涵盖了现代化的全部维度？就后者说，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窄，逻辑学界对“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的片面理解也难辞其咎。
在关于“现代化”的众多解释中，艾森斯坦德曾从历史的角度作过概要界说：“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12](p.1) 质言之，现代化是一个在社会的不同领域及层面上展开的历史变迁。在器物层面上，它具体表现为工具的变革，后者作为科学技术的某种载体，又构成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尺度和表征。在制度层面上，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往往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为指向，与之相应的则是政治体制中的民主化及科层制的建构。在文化层面上，个性、多元、自主以及平等与宽容、批判与反思、进步与创造等，取代权威主义的价值体系而成为文化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此相联系的则是新的人格的形成以及人自身的现代化。由此不难发现，市场经济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内容，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在器物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即便是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也无法涵盖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在概念层面上，与“现代化”相近的是“现代性”。从内涵上说，如果“现代化”主要以社会在不同领域和层面上的历史变迁为内容，那么“现代性”偏重的就是现代化过程所体现的一般趋向和原则，而其中首先指向的便是合理化。在器物层面上，工具的变革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既需要逻辑分析、运演等理性能力，又涉及为知识而知识、如实地面向对象等广义的理性精神。在制度层面，市场经济的运作往往以效益的严格计算来担保，其所体现的则是一种目的—手段意义上的理性。在社会政治体制方面，民主化、法治化以及科层制所追求的，首先是程序意义上的合法性、有效性，理性在其中依然具有主导的作用。而在文化的维度上，理性原则不仅在广义上具有价值观的意义，而且与主体性、人道、自由、平等、民主、进步、创造等观念相互融合，展开了现代性的具体内涵。
或许正是注意到对“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的理解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刘培育明确指出逻辑学界对社会关怀不够。逻辑工作者虽然也针对有关领域里的特点和问题做了一些应用研究，但面不太宽，深入不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13]。而另一方面，对社会关怀不够所代表的正是逻辑对社会的一种疏远。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次“文化热”和文化大讨论，逻辑学界始终是一个冷点，岿然不动，鲜有介入。不仅如此，还忙于与哲学分家，与文科划清界限。可以说，正是当代中国逻辑这种自外于文化建设的孤立主义倾向造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而这种轻视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了当代中国逻辑面临的困境。就此而言，那种把逻辑遭遇困境归结为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的观点，无疑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有见于此，程宗棠认为逻辑在中国的前途主要取决于逻辑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逻辑要走出“冷宫”，关键性的步骤就是要改变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化脱节的状态，使其与中国现代文化接轨。③ 而要真正实现与中国现代文化的接轨，逻辑学界就不仅要克服对逻辑之工具价值的偏爱，更要在全面把握“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的多重维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形式和途径，从而为当代中国逻辑走出困境创造条件。
四、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
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联系现代性的构建与批判来反思当代中国逻辑在自身现代化与为现代化服务两方面存在的问题，实乃逻辑学界的当务之急，唯其如此，才能够切实有效地推进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才能够开拓出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首先，必须高度重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鉴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逻辑学界充分肯定逻辑之工具价值无疑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还包括促进政治民主化和实行法治，发展文化教育和提高人民素质等，因此还必须高度重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即逻辑在现代性的构建与批判方面所具有的启发民智、转换观念、确立价值导向等社会作用。④
在中国近代，政治革命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哲学革命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就是经学独断论。通过充分发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经学的方法逐渐为科学的方法所取代；形式逻辑、实验科学方法都已经中国化，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把辩证逻辑作为方法论运用于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不过，正如冯契所分析的，由于近代哲学在逻辑和方法论领域的革命并未得到系统反思和批判总结，难免造成理论上的盲目和实践上的失误，以至在十年动乱中，个人迷信代替了民主讨论，引征语录代替了逻辑论证。而一旦经学独断论和权威主义趋于崩溃，便又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给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变革以极大阻力。改革开放至今，虽然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就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说，盲目性仍然很大。[14] (pp.623—625)
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弗罗斯达尔（Dagfinn F
llesdal）的一段文字，虽然它论及的是分析哲学的价值和功能，但鉴于逻辑与分析哲学的内在关系，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仍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他说：“我们应该从事分析哲学，不仅因为它是好的哲学，也因为个体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当我们努力使我们的同伴采纳我们自己的观点时，我们不应该通过压制或通过修辞的手段来达到。相反，我们应该努力说服他人根据自己的思考接受或者拒绝我们的观点。这只能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达到，在那，他人被认为是自主的和理性的生灵。这不仅在个体伦理方面，而且在社会伦理方面是重要的。在我们的哲学写作和教学中，我们应当强调论证和辩护必定要担当的决定性的作用。这将使得传播谣言的政客和盲信者的日子更难过。这些谣言注定经受不起批判性的考察，相反经常能诱使群众变得偏执和狂热。理性的论证和理性的对话对健全民主制而言是重要的。在这些活动中教育群众也许是分析哲学的最重要的任务。”[15](pp.280—281)
其次，应着眼于充分发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深入反思逻辑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对逻辑之价值和功能的全面认识，缺乏对“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多重内容的把握，不少逻辑工作者对逻辑自身的现代化作了片面的理解，将以数学为基础，以形式化为方法，以唯演绎主义为特征的现代逻辑视作为逻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否认逻辑及其现代化的多元性，割裂了逻辑和自然语言、现代社会的内在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逻辑为现代化服务。因此，深入反思现代逻辑在规范性、合理性等基本问题上的所见与所蔽，既有助于推进逻辑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也能够为逻辑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扫除理论障碍。
作为一门规范性科学，逻辑必须确定一个推理或论证的结论是否应该被接受，但现代逻辑以“有效性”为核心内容的评价标准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存在一系列困难，由此造成其规范性在处理与日常思维、生活世界相关的诸多问题时，效力远不及某些论者所声称的那么大，那么强。[16] 对此，王雨田正确地指出，犹如物理学中对理想气体的研究不同于对真实气体的研究，逻辑实际上是脱离认知、心理和社会因素来研究理想状态下的特定推理，而这是很难应用于现实状态下的推理的。因此在实践上逻辑就成为了实效性甚差的一门纯理论学科。[17] 以此为前提， 包括现代逻辑在内的逻辑科学如何能够在更好地摹写实际推理和论证的基础上来更为有效地规范人们的思维，就是一个事关逻辑能否充分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逻辑是一门理性的科学。与形而上学传统重视形式、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等，把理性作实体化、非情景化、先验化和无人身化的理解不同，经过多元现代性洗礼的后形而上学的理性概念指的是一种情景化的理性，即不能脱离肉体、社会和历史条件而存在的理性。可是，为了确保对推理和论证的评估能够中立、客观、普遍和必然，现代逻辑实际上对合理性作了非情景化、无人身化的理解，即要求逻辑学家超越于一切个人、族群甚至人类的局限，以一个完全理智的观察者身份，在实际思维过程之外，以不涉及思维具体内容的方式对推理或论证给予评估。这种理解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多元现代性的现实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为了有效地参与现代性的构建和批判，现代逻辑就必须对合理性作全面而辩证的理解，在理性的内在性与先验性、普遍性与情景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最后，应立足于现代性的构建与批判，积极探索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新途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当代中国逻辑把逻辑教学看作为现代化服务的主要途径，这一做法本身其实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现代性的构建与批判需要人们具有什么样的逻辑思维素质？当代中国逻辑能否提供与之适应的理论成果和教学内容？另一方面，现代化事业当然需要人们具有相应的逻辑思维素质，但逻辑参与现代性构建与批判的形式是否就只有逻辑教学这一种形式？
要探索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新途径，就必须对现阶段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任务和目标有足够的认识。根据党的十六大的规划，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其重要目标。为此，就不仅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还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
在这一背景下，逻辑学界应勇于和自外于现代化建设的孤立主义倾向决裂，积极投身于政治文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笔者认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意味着事关公共事务的一切决策都应通过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对话、论辩来进行。但是，参与对话和论辩的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因此就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对社会成员进行训练，使其成为合格的民主社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对社会成员的这种训练又以对对话和论辩的理论研究为前提。如果当代中国逻辑打算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就应该在深入反思现代逻辑的规范性、合理性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相关的各项应用研究，把对话和论辩纳入关注范围，对其类型、结构、规则等加以全面的研究，从而为社会交往和事务决策中的平等对话、合理论辩和公共讨论提供更为恰当的规范性框架。
基金项目：教育部2005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收稿日期：2005—05—10
注释：
① 关于现代逻辑在1978年以来取得的重要进展，更为详细的介绍可参见宋文坚等：《我国现代逻辑研究概况》（上、下），《哲学动态》，1999年第9期、2000年第3期。
② 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不少逻辑工作者在回顾当代中国逻辑的发展历程，总结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时，提及更多的是“逻辑现代化”，而对“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问题则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回避。参见张家龙：《我国逻辑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人民日报》，1997年11月15日；陈波：《中国逻辑学的历史审视和前景展望》，《光明日报》，2003年11月4日。
③ 参见程宗棠：《逻辑要与现代中国文化接轨》，《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笔者认为， 逻辑的这种孤立主义倾向固然与形式化的研究方式有很大的关联，但过分推崇逻辑的工具价值、片面理解逻辑为现代化服务也是造成逻辑和文化建设脱节的重要原因。
④ 张建军不仅撰文呼吁要重视逻辑的基础学科、工具学科和人文学科三位一体的学科性质，而且还与其他学者围绕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展开深入而多方面的对话。倪荫林也提出要全面认识逻辑的价值功能，就必须把握其社会—德性功能。参见张建军：《真正重视‘逻先生’——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人民日报》，2002年1月12日；张建军、 张斌峰：《从‘逻先生’看‘德先生’和‘赛先生’——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5期； 倪荫林：《论逻辑的社会—德性功能》，《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