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必然与自由——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技术发展论文,视野论文,自由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6)12—0127—05
技术的发展问题是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技术虽然是人类的伟大之举，但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却屡屡超出人类可控的范围，置人类于尴尬境地。一方面，技术发展为人类创造了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的世界（确切地说是支撑精神世界的技术基础），使人类不可能放弃它，去重新寻求别的生存方式和实现自由发展的途径；另一方面，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又无法避免。正因为如此，人类在推进技术发展的同时，从未中断过对技术发展规律的探索。技术的必然与自由问题的讨论，是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为技术发展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一、技术发展的“自然——社会”必然性
技术过程——无论是表现为经验的形式或者是理性的形式，都是人类的自觉行为，因为没有人类的创造发明和应用操作，就没有技术。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主要内容，具有客观物质性即客观必然性。
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确立起一种对历史考察的科学思维方式，即把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作为考察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技术即使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它所包含的人类学一般意义上的内容，也只有在纳入生产方式总体中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马克思把技术看作是生产力，对技术的实体要素生产工具的分析，是从分析劳动过程入手的。他指出：“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的物和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他还指出，“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手段”，“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1]。马克思还进一步谈到机器的发展就是社会生产器官进化的工艺史，是达尔文揭示的生物器官进化的自然工艺史的继续和发展。将工具与人类自然躯体联系起来，说明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和规定作用，尤其是将工具的形成和发展看作是生物器官进化的继续等，马克思对工具的哲学分析，是在自然、人类、社会诸多方面综合系统化的背景下对技术进化的分析，他揭示了技术的发展是自然进化和人类进化的继续，表明技术工具的形成和发展既是自然的，同时又是历史的过程。
近现代许多技术，从结构和功能上，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器官延伸”，可是在技术工具的操作以及使用上，仍然是根据适合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特征而设计的。现代工具所体现的，更多的是人的自然能力在质上的扩张，这仍然是人类对自然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生理及心智限制超越的渴望和追求。总体上，技术——工具作为人类生命进化的延伸的实质意义并未改变。
技术的必然性除了体现于人的类本质上，还体现于技术的自组织、自演化的进化过程中。第一，由于技术关涉到对自然的干涉，实实在在的是客观物质的运动过程，并产生着具有物质形态的结果，因此技术过程决定于自然的机械、物理、化学、生物等规律，它本身有着不可改变的客观必然性。有学者提到这样的思想：人类所掌握的技术的进化与大自然的物质进化有着十分和谐的节奏。大自然的物质进化从本质上说是物质形态的进化，大致经历为：场和基本粒子的物理物质——原子、分子的化学物质——细胞、有机体生命物质——人及其创造的文化。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由里到表的过程，也形成了自然界目前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台阶和层次。人类的技术又恰恰是在这些层次上依次展开，方向刚好逆反，由表及里[2]。第二，除了与宇宙物质演化保持着和谐的节奏而显现出的必然过程，技术进化的必然性还体现在技术过程中的趋向于自身同一的趋势。在早期的技术中，这种趋势表现为具有相同功能的技术群的聚合。工业革命以后，这种趋势普遍以技术体系的形式体现出来。体系化似乎成为技术过程“强制性”的逻辑，它决定原有技术革新的方向，也决定着具体的新的技术的发明。这说明，技术的必然性应是来自人与自然界物质的“耦合”，耦合只能发生在人与自然物质的相互作用中，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自然形成的，里面既有人体器官形状、功能模式的“仿制”，同时有自然物质物理、化学性质及运动规律的制约，必然性就潜在于这样的耦合过程和结果中。
技术也类似于生命有机体的系统。它有着自身的结构层次和自组织的机制，技术系统通过自身的自适应机制，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通过一系列的自主行为实现进化。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技术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技术发展阶段中的主导方向（或主导技术）以及“技术群”的形成等等，基本上直接决定于技木系统的自主行为，而非环境因素。同时，与生命有机体相似，结构的自发形成、维持和技术系统的演化过程，在没有特定外部因素干预下由于技术系统内部组分的相互作用而自行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从一种有序到另一种有序。技术的自组织和自适应的演化，并非是无主体的纯粹的自然“必然性”，技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出自人类的创造和有目的的选择，所谓技术的必然性，则在一定时期内规定了人们“能够创造什么”和“能够选择什么”。例如，在以消费煤和石油为主的时代，人们只能选择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机械机车和以汽油作为燃料的汽车进行物质的运输，而在电的发明和使用后，通过利用电报、电话、电视、通讯网络……，人们则可以拥有符号的运输方式，技术几乎是“强制性”的改变了人们的交换和交往方式。
技术演化的必然趋势，是技术系统相对独立的运动，即人们通常所讲的技术演化的自身逻辑，同时和所有的社会运动一样，这样的逻辑又是通过人的行为现实地表现为社会的历史过程，所谓技术的必然性是技术进化中的自然必然性与社会必然性的统一。
在自然界的物质系统中，运动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性的趋势，往往是在偶然的和随机出现的环境因素的促发下形成现实的必然性，而在社会过程中，参与社会历史的智能成员——人，往往以自己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使历史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必然性在自然系统中表现为纯粹的随机性的选择过程，而在社会过程中则偏向人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技术的演化，由于其自身的积累，在其方式和方向上总会形成多种可能性和趋势，可以发生许多“盲目的变异”，这些众多的变异提供了对原有“遗传”突破的前提和机制，技术发展的必然性则体现为人们对技术自身盲目变异的“选择保留”中。一定的历史时期，同一类或同一方向的技术发明往往是很多的，可是“发明某物只是意味着给社会提供一种可能性，社会才决定这种可能性是否值得实现”[3]，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最后实现。
人对技术发展的介入，实际上是人的价值和目标的选择，而这些有时并不取决于具体技术自身所具有的特质和功能，即使这些技术特质和功能在效益上可能优于同类的以往的技术。由此看来，技术发展中的必然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自然——社会”选择的结果。在选择的过程中，由于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历史变动，不断改变着社会生活的目标设定，这一系列变动有时在范围上比自然界的环境变化影响更为深广，在时间上发生的频率也更快，所以由此决定的技术发展也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
人类发明和运用技术是为了更有效地转换和利用自然资源，解决自己与自然的矛盾，而这一过程往往又会从人与人的社会矛盾运动中体现出来。在国家、阶级和不同集团利益仍然存在的社会条件下，片面狭隘的或少数人的利益，经常会导致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非理性”驱动，其结果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反而是加深和加剧了这一矛盾。例如任何技术的运用都会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即所谓技术的“双刃剑效应”，这里除了技术自身的逻辑必然，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人们在利益驱动下对技术的过度使用和滥用则放大了技术的负面效应，才使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更为凸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们没有认识社会规律、把握自身的社会关系之前，源自于个体自觉活动相互作用的社会运动过程对人们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控的且必须服从的必然性。技术必然性产生于人的自觉行为，生产、创造和使用工具，乃是人的自觉的行为，即是他们追求欲望、愿望和实施某一科学理论的自觉行为。任何一项技术的成功开发和技术操作，都是具体的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规律性一致融合的实现。但是当人类还没有从整体上认识自己与技术、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仅仅在物质功利目的的直接驱使下，盲目服从技术自身的自组织趋势，而孤立、片面推进技术进化的过程时，人们实际上仍然是被置于技术的“自然——社会”的必然性的羁绊下。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多年前就进入高科技发展的鼎盛期，他们的许多学者已经感受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下技术必然性所引发的结果。美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在其《技术系统》中就指出：“技术最终依赖于自己，它制定自己的路径，它是首要的而不是第二位的因素，它必须被当作‘有机体’，倾向于封闭和自我决定，它本来就是目的。”埃吕尔认为，人们通常都会以为技术发展是因为人类需要技术和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为技术设定了所追求的目标，其实技术的发展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如此。“无数的技术被不停地利用，却明显地产生了与希望相反的结果。这说明技术与人们设想出来的‘终极目标’毫无关系，因为一方面技术人员只追求也只能追求已有的技术允许他做的事，而不考虑技术可能性之外的任何目标；另一方面，技术更多的是产生人们预料不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一旦产生就变得不可避免。可见技术按自己特有的感觉来折射人类利用它的意志和人类为他计划的目标。事实上，不管人类为任何特定的技术手段所定的目标是什么，它总是将必然的结局隐藏在自身之中，并且在技术这种固有的结局与人类为之计划的非固有目标之间的竞争中，总是前者获胜。”[4] 这是被后人称为“自主技术论”的典型表述。我们认为，埃吕尔的“技术自主”就是“技术必然性”，它把技术的“自然必然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却忽略了技术这种必然性与自然界的必然性根本不同的意义，即技术的自主和必然是通过人的选择实现的，在一定的技术历史平台上，人们的选择虽然不是完全的“自由”，但人的主体目标和价值标准总是渗透在技术开发和实施运用的过程中，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技术的自主过程也有着制约作用。今天高度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人们生活以及自然环境带来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都是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人类价值目标设定与技术“自主”的强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技术发展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
技术的必然性始终存在于技术的全过程，人们在进行具体技术创造和使用的活动刚刚开始时，并未意识到技术必然性的存在，往往只有在某项技术创造活动充分展开，并孕育和刺激了一系列相关技术的产生，形成普遍的自然和社会结果后，技术的必然性才会被逐渐意识到。
技术过程中源于个体自觉活动相互作用的自组织过程是技术的自发过程。技术必然性的自发性特征，突出地体现为技术过程趋向于效率最大化的追求，通过功能匹配的自适应、自复制、自创生过程，实现着技术的扩张和发展。这中间，人们盲目的服从技术发展自身的逻辑，无止境的“技术可能性”追求成为主宰技术过程的主要动力，具体表现在：
第一，技术自组织的必然性，使技术的自发的可能性存在，预示着技术的丰富多样性，这也为人们选择、开发和应用技术提供了基础。但是如果让技术按其自身的自组织逻辑将一切可能性展示出来，就是人文学者所说的“单纯的技术旨趣”，对人类未必就是幸事。首先，人们要为此会承担无数的巨大的技术风险。技术风险的存在，是因为今天的许多技术已经形成一个从一行行程序到技术产品市场的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尤其是现代技术体系的核心从机械直观的技术转向了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非直观的高技术领域，这些风险就会“隐藏”得更深，难以被人发现。在这些复杂的有机系统中，往往一个偶然因素，就能颠覆整个系统的稳态，而且这些因素有时即使是从事这项操作的专家都难以确证的。技术风险有时还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挑战者号”升空5分钟后的爆炸、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这些灾难都来自上述所说的技术风险。其次，任何技术总是自发趋向于以最大的效率对自然界的物质及能源进行转换，这种自发的趋向会不断地促使技术系统内各要素的自组织的协同运动，达到新的整合，从而实现具体技术系统的完善和进步，但是，自组织的技术系统自己并不具有超前的性质，因此不具有前馈的控制方式，也就是说自发的技术过程不会有预见性，对系统中的行为没有预防性控制。因此，一方面具体的技术系统不断有序化，意味着更多高效率技术的出现，但另一方面，更多的高效率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则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人类的整个技术系统与自然环境就会形成巨大的冲突。
第二，技术自组织的自发过程与自然界的自发过程是有区别的。技术活动是人的活动，而人不仅有着自然属性，同时具有社会属性。技术活动虽然以自然界物质为改造对象，却属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所以自组织活动，它的“自主”和“自我决定”是指人的行为，是人的自发的行为。在社会处于自组织的自发状态下，个体的技术发明和使用就和其他自发社会活动一样，所形成的可能是个体难以预料和把握的社会性的客观结果。一方面技术自组织所展现的逻辑可能性，会诱导人们去进行发明和探索；另一方面，人们的智力因素、兴趣、文化传统等一系列随机性、不确定的因素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也会引起原来技术系统的震荡，所有的系统“因子”在通过又一轮的相互作用和自适应过程而重新趋向有序化。古代技术曾在很长的时间里经历了这样的进化过程。科学理论与技术的联姻，驱动了技术大踏步前进的车轮，同时，技术迅速地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渗透，它不再滞留于人类的生产领域，它建构政治、改变道德体系，占据人们的工作和闲暇的所有时间，为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生活便利。于是，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发生变化，它不单是人们使用和操作的对象，而且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环境。人们追逐展现技术的一切可能性，技术可以达到目标——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了技术过程自发必然性的扩张。技术自组织进化的结果，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设备，强化了人们的技术手段，也膨胀了人们对功利的追求欲望，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还使人们自发的社会行为——无论是物质的生产活动，还是精神的生产活动，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物质基础，由此给自然和社会造成新的无序状态。人们可以对技术展示的多种可能性进行选择，每一个选择过程对选择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利益分割与冲突、动机与目标不一致的社会条件下，这些选择又未必都是自觉和理性的。因此，技术过程的必然性又在人的自发的社会行为中显现出来，当人们盲目地追求技术自身的目的——效能的最大化，或是将技术的开发和运用置于狭隘的群体利益的驱动之下时，自发的社会行为会放大技术系统的自组织效应，这种效应是没有边界的。
技术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自发的社会组织系统和社会行为中。尽管技术的自组织也会导致技术系统新的稳态，给人类带来一定的技术发展和福祉，但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人类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大工业技术系统的高效能作用曾经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所以由人类自己创造和推动的技术发展不能向自然过程那样只是依赖于盲目的“进化”，人类应该有所作为。
人类应该在推动技术的发展中，超越技术的必然性，通过对技术的社会控制而获得必然中的自由。恩格斯在诠释“人的解放”的含义时，提出人类的“两次提升”的思想，即“从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和“在社会关系中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第一个“提升”，是指人类通过劳动（技术）活动所实现的对自然力和物质的控制和利用，后一个提升是指人从自发形成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在自觉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或制度下，实现在全人类共同目标指导下的一致、统一的创造历史的过程。恩格斯认为，对人类来说，从自然中获得解放和从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是一致的，只有达到后一个提升，“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动物界，从动物生存的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按照恩格斯所阐释的基本观点：人类从自然的必然性王国中所获得的最后解放，依赖于人类从自己的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解放，同理，人类运用技术手段从自然的必然王国中所能获得的自由度，也是由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关系的必然王国中所获得的自由度所决定的。
从目前来看，实现技术的社会控制有赖于现实的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全球一体化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全人类”意识，一个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所构筑起来的技术平台。由于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所危及的是人的“类”的生存环境，客观上形成了“类”的共同利益，所以“全球性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被意识到的观念存在，同时也是人们共同的亲身体验。在这个基础上，人的“类”意识得以超越狭隘的群体意识，在逐步明晰化的整合中客观形成。国际政治、世界历史、世界公民、地球村、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相关的社会机制在逐渐形成和建立起来。在“全人类意识”的支配下，站在维护全人类利益的立场上，自觉选择和塑造技术，把握和不断校正技术发展和运用的方向是成功实现技术发展社会控制的重要条件。
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本身具有诸如能源的低消耗、高效率的产出和更为人性化的品质，符合人类利益的发展方向，而且高新技术在人们不断的开发和创新中，已经能够与传统技术有益地衔接，实现对传统技术的替代和改造，这种替代和改造，对人类的技术发展有重要意义，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在促进技术满足人类物质需要发展的同时，减少和逐步消除传统技术所产生的消极的作用。
技术的社会控制，就是人们自觉地在“类”意识支配下，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引导技术的发展走向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和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方向。在对技术的价值评判中，除了经济、政治的标准，人们现在更多地引入以人的自身全面发展为要求的人文价值标准，除了关注技术创造的物质效应，更关注技术发明及运用所引发的自然和社会人文的效果，从经济、环境、社会人文等多重维度调整和控制技术发展的方向，这就是技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开始。
人类个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在私有制仍然作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制度存在，社会还划分为不同的经济、政治等利益集团的背景下，社会个体在经济上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利益集团，政治上从属于一定的国家制度，文化上也受制于一定的传统。这种社会关系的差异性，也决定了人们在选择技术范式、制定技术发展目标和技术发展战略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形成相互间的摩擦甚至冲突，从而给社会的进化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影响所导致的结果又是任何一个群体集团所不能控制的。因此，到目前为止，人类在技术的必然性王国中，以及由于其制约而导致的人类在自然的必然王国中所获得的自由仍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人类从整体上对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我们相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客观形成和进一步明朗化，人们“类”意识会普遍觉醒，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在不断改革和建构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同时，科学技术发展自觉的社会控制也能历史地实现。
收稿日期：2006—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