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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0)09-0009-06
前一时期，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深入回答六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是其中的第二个“为什么”。要回答这个“为什么”，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文从共和国历史中的教训出发来阐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一、“五形态论”、“三形态说”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思考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资本主义社会后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把它划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前者又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后者中，“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更是总结性地提出了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3]他把此书作为《苏共（布）党史简明读本》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以党中央文献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认为五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社会生产关系依次更替的观点，就成了我国理论界通常所说的“五形态论”，并把它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
人类历史进程的事实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使得很多学者对“五形态论”提出了质疑。1990年，吴于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以“世界历史”的总论为题，对于“五形态论”，认为“除欧洲古典制的一些中心以外，这种划限的方法很难说明”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4]曹大为等在《中国大通史》的编纂中明确指出：“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截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5]
在向“五形态论”提出质疑的同时，不少学者赞同马克思在1857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的说法：“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6]所谓“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谓“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就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谓“自由个性”的社会，就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三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必然性根植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种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必然性之中，其根据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这就是“三形态说”。
现代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处在“五形态论”的第五个形态，还是处在“三形态说”的由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过渡的所谓“社会形态转型”时期？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回答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所蕴含的问题。
1877年，马克思在《给〈社会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首次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7]马克思提出这个设想为的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否应该“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马克思的答案显然是后者。
“五形态论”者认为，“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是跨越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此使人类历史“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当然是产品经济社会。于是，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就跨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然而，“三形态说”者把“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解为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这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即不是“经过长期阵痛”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形态，[8]而是“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建立的社会制度。由于世界历史已经形成，没有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可能吸取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
显然，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主义远没有达到马克思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即：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9]消除商品生产，生产者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10]劳动者从社会中领得“劳动券”，以便从“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11]
1917年，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诞生。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在1921年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列宁说：“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巩固整个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但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2]他已经看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中存在着商品经济，他的错误在于把实行体现商品经济原则的新经济政策看成是暂时向资本主义的妥协。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经过资本主义，然后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强调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仅限于西欧各国；[13]而在东方，由于条件的特殊性，人类社会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由此显然不具有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大部分特征。
二、共和国历史中的危机时期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类型的混淆
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4]他预感到“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7年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根本上发生着作用的“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把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与社会成员的矛盾区分开来，认为前者不可能激化，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以“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5]而后者却日益激化，“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6]这种理论上的颠倒并付诸实践，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出现的陈旧和僵化更加严重，使得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激化。
针对我国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走过的历程，邓小平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17]前者实际上是指政治危机，后者实际上是指经济危机。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这种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深刻地呈现出来。
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激化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危机的根源就是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8]在过去，人们总是把马克思所揭示的危机机制与考察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联系起来；其实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危机来说，马克思关于危机机制的方法论也是适用的，即共和国的社会危机也源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毛泽东在1949年3月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19]然而，在1956年，毛泽东则指出：“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20]这就是说，通过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要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水平直接提升到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水平。
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以及而后发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正是这种直接提升的产物。1957年冬《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很能反映后来全国上下普遍体现的狂热和浮躁。这种狂热和浮躁通过当时普遍流行的口号“十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体现了要尽快地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升到与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水平相当的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水平的设想。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在“大跃进”时期。1958年，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大约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上实行共产主义”。[21]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中，完全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混淆了。在同年8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甚至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是，各地制定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例如《陕西省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四十条》、《山东省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建设纲要》，等等。
紧接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结果就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在总结1958年以来的工作时坦承，“我们犯了错误，翻了斤斗，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其根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22]等价交换的原则就是商品交换的原则，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刘少奇的讲话中内蕴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与商品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后，针对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非常时期”，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八字方针意在巩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在实际上把它与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23]然而他并没有把错误的根源与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同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混淆起来联系在一起，而与由党内经济建设分歧所引起的所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不久后召开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他就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
这条基本路线正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大风暴的理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多次讲到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讲到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恐怕是相当大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毛泽东把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和交换原则所通行的“平等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24]与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联系起来，把列宁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25]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联系起来，于是文化革命就非进行不可了。在毛泽东看来，他所面对的社会主义，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关系，他所发动和领导的体现着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以便更快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综上所述，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混淆起来，使“左”的思想不断升级，由此就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出现的陈旧和僵化更加严重，以致“形成以政代企、以政代社、条块分割的用行政区划和行政方法直接管理经营国民经济的模式”，[26]从而使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共和国历史中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尽管有很多国内和国际的原因，但把社会主义的两种类型予以混淆，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能不认为是思想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源。
三、社会转型视域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针对理解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混乱，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楚的。”[27]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搞不清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如何发展；而搞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我们的论题而言，就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与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予以区分。这个区分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搞不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搞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也就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前，人们根据“五形态论”，认为东方民族在革命中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社会是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形态。人们再以此为基础，把“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说”加以对照，认为我国社会形态的发展不仅超过了第一形态即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而且超过了第二形态即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已经并正在向第三形态即产品经济社会形态发展。
1978年以后，人们终于发现，以前对我国社会形态的定位是错误的。在而后的认识中，全党逐渐统一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28]就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渡。以往，人们总是把不发达理解为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或工业的不发达。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认识丰富多了。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作了总结，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并且把摆脱不发达的首要目标规定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就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同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
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一切“资源配置”的决策，都由中央计划当局作出，包括生产性资本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分配、各部门的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收入的分配、社会剩余产品的利用以及消费品的分配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人们依附在单位之中。单位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特有的一种组织形式，既是“就业的场所”，也是“再分配的体制”。它给予社会成员以权利、身份和地位，从而成为“整合和控制”社会成员的有效机制。[29]单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基层细胞，而由于对与传统计划体制相联系的中国社会面貌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总与无产阶级的政权巩固与否联系在一起。
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所具有的这两个特征，即由中央计划当局配置资源和人们依附于单位表明，以这种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在本质上仍然是“以人的依附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总是与社会的整合和控制联系在一起，因而很容易具有政治性质。事实上，人们也总是习惯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阶级斗争越演越烈，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不断显现并越来越严重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共和国历史中社会危机的深层根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就是经过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在“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30]即不存在商品经济。然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尽管可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但不能跨越商品经济社会形态。
在市场经济中，一切主要的资源配置不是通过中央计划当局，而是通过市场，市场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个人是商品或货币的所有者，各自是独立活动的主体，市场经济是人与人之间“必须通过物的形式”发生社会关系的基本载体。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基本机制。社会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必然引起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等社会众多领域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形态的转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过程。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不发达”有两个含义：一是与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相比较，处在不发达阶段；二是与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较，处在不发达阶段。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仅是“不发达”，而且是“不发达向发达的过渡”。这是因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可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由此就可能“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这就需要社会主体发挥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转型中，努力“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31]
四、在限制拜物教中努力把“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商品经济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逻辑结论就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联系在一起。资本的本质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32]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就是指在资本的驱使下，不断地把自然人化。马克思还强调，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是与资本的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必须看到资本的两重性，资本的文明作用在于克服人的自然局限性而创造现代文化，但又造成人的社会局限性，使本来是手段的东西提升为目的，人本身被贬低为手段，其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4]这就是社会关系的物化。
马克思把物化社会关系放在历史过程中来理解，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只有在这个阶段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35]马克思更多地批判了物化社会关系的消极方面。对于社会关系在人面前以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体现出来的现象，马克思说：“我把这叫做拜物教。”[36]并分析了“拜物教”的三种形式：“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人、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商品社会形态中社会关系物化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资本具有一种经济的权力，这种权力只能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然而，由于拜物教的作用，资本的权力必然会向社会生活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其他领域渗透，于是就会产生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的腐败现象。拜物观是当前存在的很多丑恶社会现象的客观基础和重要表现。
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避免或弱化物化社会关系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属于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因而都存在着社会关系的物化。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37]这就是说，在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过程中，不使“资本”成为“主义”，从而弱化拜物教的影响，以此来限制物化社会关系的消极作用，消除社会中对抗性因素的出现。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这种机制的重要方面就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38]即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关系构建的最终目标。为要充分发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优越性，就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关系构建的最终目标。在社会关系的构建中确立了这一最终目标，就能在社会生产诸要素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消除商品和货币的神秘光环，这样就不仅为限制社会关系物化的消极作用提供了可能，也为发挥社会关系物化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基础，从而为最终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还给人自己”创造条件。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作为把社会生产中诸要素结合起来的形式，对于作为内容的社会生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体现了人在历史创造中的能动性。
在社会关系的构建中能否明确地确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关系构建的最终目标，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既有令人痛心的教训，也有痛定思痛后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要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39]这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需要全党的艰苦努力。当然，这一过程是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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