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变动论文,结构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经济运行机制是工业结构变化的直接动力，八十年代以后，受制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掣肘的中国工业结构在深层次上明显表现出二重构型与严重不均衡的非系统性特点：即轻重工业二重背离趋向呈强。具体表现在，二重背离结构内一些产业链低度化超值，非专业化超度，关联度极差，整体效益偏低。本文针对八十年代形成的中国工业构型的上述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 经济运行机制 工业经构 经济效益
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中国新时期工业结构变动的内在动力。经济学界一些人认为：1978年以前，中国工业结构是：重重、轻轻；1978年以后则为：轻重、重轻，并形成了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仅是从表象上认识中国工业结构变化的一种结论。事实上，中国工业结构在1978年以前形成的重重、轻轻格局是经济体制与经济条件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体制的非经济因素更大些，且工业结构也只表现在外延式粗线条发展的基点上，工业结构仅是粗线条比例与轮廓，根本谈不上工业内涵式发展和结构细化，更不可能考虑品种、结构与效益问题。1978年以后的10多年工业上表现的重轻、轻重之路，既是前一时期计划体制功力日渐弱化的结果，又是经济规律逐步趋强的表现。但在后一时期即计划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中，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二律背反时强时弱，这就制约并形成了80年代中国轻重工业很显著的二重结构与不均衡构型特色。
80年代中国工业总体结构是轻工业比重上升，轻重工业从愿望上形成协调态势，但由于双重体制的摩擦与运行，中国工业结构在深层次上明显表现出二重构型且很不均衡的非系统性特点：即轻重工业二重背离趋向呈强，严重的是在二重背离结构内部一些产业链低度化超值，非规模化超度，关联度较差，效益偏低。
具体来看：
①80年代工业结构变化的表层趋势是：轻工业趋升，重工业减弱，两者基本协调。（其变化参见下表）。
1978～1990年轻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年份
轻工业
重工业
年份
轻工业
重工业
197842.74 57.26 1985 49.56 50.44
197943.13 56.87 1986 47.72 52.28
198046.71 53.29 1987 50.10 49.90
198151.43 48.76 1988 50.42 49.58
198250.24 49.76 1989 48.90 51.10
198349.60 50.40 1990 49.40 50.60
199449.55 50.45
80年代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以此消彼长式增幅变化，波动不大，轻工业比重相对趋升。其中，第一，重工业比重高于轻工业比重有三个时期，分别是1978～1980年、1983～1986年和1989年，分析这三个时期结构变化原因各有区别，(1)1978～1980年重工业比值超过轻工业，是由于1977～197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重现以往急于求成，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等错误，致使1978年制定了脱离实际经济发展的10年规划，使已有的比例失调进一步加剧；(2)1983～1986年重工业超过轻工业比值原因较复杂，既有计划形势下急于求成思想影响，也有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作用；(3)1989年重工业再一次超过轻工业，主要是受治理整顿、调整结构的影响。第二，轻工业比值超过重工业有两个时期，分别是1981～1982、1987～1988年，这两个时期工业结构变动原因差别较大，(1)1981～1982年轻工业比重超过重工业，是基于1978年后中国工业化战略思想的转变所致。针对前30年重工业优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978年以后，中国采取了新的产业倾钭政策，重点扶植轻工业发展，诸如在能源、原材料投资、技术改造、外汇、运输“六个优先”政策等方面。用于轻工业投资1978～1986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4%，大大高于同期重工业投资的17%增速。另一方面，随农村改革进行，被压抑多年的消费需求得以实现。(2)1987～1988年轻工业比值超过重工业比重原因较多。首先是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长，剌激了消费；其次，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分析的结果，即进口替代不如出口导向等，其三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失误所致。
②80年代工业结构变动表现为要素配置超稳定性结构与轻型化倾向并举。从1980～1989年，从中国要素投入能源原材料等基础行业发展变化情况来看，1989年仅比1980年下降0.6%，变动幅度非常小，其它基础产业情形也基本相同，这表明了中国工业生产要素配置在基础行业的高度稳定性。但事实上，我们再作进一步认识可以找到这一机制的原因，这种高度稳定性是建立在前30年基础行业要素的超度投入基础之上的。而轻工业内要素变动主要发生在两个加工业行业组类之间。日用轻工行业要素组类比值上升，机械电气电子行业组类要素比值下降。1989年日用轻工行业组类在劳动力、资金要素所占比值则比1980年上升了6%左右，而到1989年机械电气电子行业要素比值则比1980年下降了6%左右，日用轻工行业组类所得到的，正是机械电气电子行业所失去的。这样一种逆霍夫曼规律运动的需求结构轻型化倾向，正好表明中国工业要素结构的历史复归。前30年实行的“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这在建国初是必要的，但随后时期长期忽视日用消费品工业，导致了工业结构严重失调。而80年代持久的要素结构轻型化，正象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倾斜政策一样，必然会对整个工业产生不利影响。从80年代工业轻型化发展层次看即是要素结构变动上的产业层次低度化。毫无疑问，日用轻工消费品行业多数分支具有传统性，这是一个低需求层次与低技术构型的行业组类，而这个行业要素比重上升就证明了整个要素产业层次在下降。从技术配置角度来看，日用品组类工业要求技术水准低、投资少、管理简单、收效快，而机械电气电子行业则不同，既要求技术水准高、投资大，又必须经营复杂，且见效也慢，这种技术配置的内涵要求决定着产业层次的高低。正是80年代，中国工业要素配置在一些行业的非常规发展注定了其结构上的背离特性，而恰恰又是在此段时期，工业日用品需求增长与要素投入增长弹性却大大小于机械电气电子行业。
③经济运行机制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深层次问题逐步显现。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中国工业要素结构失调的内在基因越来越明显。这就是说，十多年改革，市场机制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行政机制仍在起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本质区别，加之在实践与观念中的异化，使两者无法找到耦合的中间环节，从而导致工业结构的严重非均衡态势。第一，不对称的运行机制。从80年代初逐步向后推，中国工业生产的销售机制主体市场化。据国家公布的调查情况到90年左右，省以上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仅占工业生产总值的15%左右：省以下的指令性计划更少，达百分之几。而且指令性计划主要在煤炭、石油、电力等基础行业。而工业要素配置主体机制却是行政机制。10余年来，企业要素配置地位有所改观，但仍力不从心。表现在，首先是投资项目必须层层审批，而且审批非常具体，涉及面很广。项目报批过程实际上成了一种行政决策过程。其次是投资项目的资金，相当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企业留利低，同时靠投产后留成利润无法短期内还贷。由于这一问题，我们创造了税前还贷，这样使地方政府介入了顶目实施过程，企业与政府无界可言。
生产销售机制的市场性与要素配置上的行政性，这就必然使要素结构无法适应市场的灵活性，导致要素结构背离市场的明显倾向。表现在：(1)变动周期差异。销售市场变动周期短，要素结构变动的周期较长，行政决策进一步减缓了要素变动周期。这就决定了要素结构变动必然滞后于销售市场变动。(2)行政误区。投资项目一旦得到行政机关批准，即使在市场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项目仍按既定方针办，这就造成了项目投产之日，便是亏损倒闭之时。(3)信息误导。企业为求得项目早通过，或为了把项目安排在当地，往往迎合上级口味，夸大有利条件，这就导致一系列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投资效益很差。
第二，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二律背反决定了工业结构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是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一方面是市场利益的驱使，介于二者之间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中采取了多重利益标准。(1)是服从上级政府的各种要求；(2)是自身直接利益；(3)下属政府的利益；(4)统辖区利益。这4种利益标准选择对行政级别高低不同的部门，常常各有侧重。上一层政府往往更易从宏观全局考虑，下一级政府则更为趋利避政。这就是说政府层次越低，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强度越大，反之则较弱。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为了确保基础工业，必然确保其投入的增加，而这种投入机制即配置资源机制正是行政性翻版；地方政府较多从直接利益出发，着重于加工工业要素投入，这种投入机制更多地是市场效益反应的直接产物。所以中央政府较强的行政机制配给基础产业的要素基本上对与市场变化相关的加工工业要素的正常增长或不正常增长都无法作出正确的反映，这正是工业结构二重背离的深层基因。
④两种机制的不同侧重面致使工业结构整体失衡，整体效益降低。承上中央政府从全民利益出发，在产业政策上实行了对基础工业要素投入的倾斜与主要责任。改革初期，中央政府有很强的行政调控能力与经济能力，基本上确保了基础工业生产要素的稳步增长，促使形成了要素结构的超稳定性结构。但随着改革深入，中国国有工业（即大中型企业）主要是基础工业滞后，而非国有工业超前，加之地方经济市场的封闭性，缺乏全国统一市场条件，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工业在新一时段上的不可能均衡发展固性。第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事实上的下降，一是行政能力受制于经济参与的干扰，二是财政收入下降，投资能力减弱。这就使基础工业受到一定影响，造成对其它产业的“瓶颈制约”；第二，市场机制加强，一是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投资主体趋利化,所以地方政府部门有可能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投资重点,这就使见效慢、投资大的基础产业首当其冲受损，而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都大干快上；同时，更进一层看，加工行业的低度产业层即易上项目、技术强度低的产品成为争相投产对象。第三，中国统一大市场还未形成，地区不平衡发展严重，不仅如此，而且随市场经济的促进，各地趋利避政现象严重，这就造成各地重复投资同一产业中的低度产业，进一步使加工工业中低度产业层发展加速。正是由于加工工业在人员设备、投资需求方面膨胀，而基础产业又无法提供满足的背离特性，这就使失衡在又一层次上循环。往往表面上某一部门效益的剧增，是建立在长期效益受制与其它行业效益下降基础之上的，如低度产业重复强化正是低素质、低技术恶性循环的一种时段性特征很强的表现，农业劳动力在转移中绝大多数都满足了这些行业。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又一注解。
总之，80年代，中国工业的二重构型的成因与双重体制下的运行机制的转换、碰撞息息相关，工业结构中二重离异性严重、整体效益下降，这正是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本刊收到稿件时间：1994.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