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公羊学说的独具风格和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羊论文,今文论文,学说论文,命运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解公羊学说的钥匙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公羊学说作为今文经学派的中坚，曾经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其历史命运陡升陡降，近乎离奇。在西汉时代，今文公羊学说盛行于世，不但学者宗从，而且受到帝王的尊奉。到东汉末以后，它却消沉达一千余年。到了清朝中叶，才有学者重新提起，随之崛起，至嘉道年间，由于封建社会已到衰世和外侮的逼迫，今文公羊学说经过进步思想家的改造，成为批判专制、唤起人们危机意识的武器。晚清维新派人物更把它与西方政治学说相糅合，锻造成为倡导维新改革的理论纲领，公羊学在社会上风靡一时；而晚清“新学”的传播，也得力于公羊学说对旧思想体系的冲决作用至巨。
今文公羊学说在19世纪末最后一次波涛涌起的平息，距离今天时间并不算遥远。可是，近几十年来，对于这一在历史上曾两度成为“显学”、与中国历史进程和学术变迁曾经大有关系的学说，除了有一、二学者加以探讨、评论外，其他则绝少有人提起，甚至还使人感到陌生得很。产生这种情况，固然与时过境迁、往事容易淡忘有关。而远为深刻的原因是，由于公羊学说在理论上具有独特性，如果以长期流行的古文经学的眼光对待，会感到不好理解甚至怪诞诡异。它的理论发端是极其古朴的，而经过长期的推演，却发展成为复杂的体系；它具有进步的、富有哲理性的学说精华，却包含在“非常疑义可怪之论”的外在形式之中，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独创性的命题。这就必须仔细地寻绎公羊学家的论著，深入地作具体分析，解开其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探究和诠释其独特的命题。近代著名的今文学大师康有为对此曾有过很恰切的比喻：如同不懂四元、借根、括弧等就无法解开算学题一样，若对公羊学的“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无所知，就无法理解公羊学说。〔1〕掌握、探究其理论命题这把钥匙，结合不同时代条件的变迁，方能对这一联系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儒家学派之演进脉络，以及它所经历的戏剧性命运，作出一番清理和总结。
二、公羊学主体的形成及其学术特色
公羊学说的源头，在于《春秋》之“义”；而《公羊传》对《春秋》大义的解释，便构成了公羊学说的核心。
《春秋》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又是我国最早的编年史，它记载自鲁隐公至鲁哀公共242年史事，只用了大约1万5千字，文字最少的一条只有1个字。传统的说法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册修成《春秋》，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历来绝大多数学者对此没有怀疑。记载如此简略的《春秋》，在二千多年中国学术史、政治史上却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原因在于人们普遍认为，《春秋》简略的文辞寓含着孔子的褒贬书法，孔子借此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这就是《春秋》重义的特点。如《史记》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公羊传》即以口说相传，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
与公羊学派的认识相通的，是儒家巨擘孟子，他对《春秋》重“义”作了精辟绝伦的评价，认为《春秋》的“义”具有纲纪天下的作用，孔子修《春秋》是“行天子之事”。孟子将孔子修《春秋》的事业与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这些人物对中国统一之历史功绩相并列，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均见《孟子·膝文公下》）这深刻地说明，《春秋》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因目睹王室衰微。原有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紊乱，恐惧日后情形将越发不可收拾，他要挽狂澜之既倒，于是采取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为手段，重整纲纪，匡正君臣上下关系，明是非，别善恶，要使社会恢复到他所希望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局面。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具有极大的政治威力，因此才使“乱臣贼子惧”。孟子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进一步说明修《春秋》的意义在于继承“王天下”、实现中国统一的大事业，在史事、史文、史义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史义”，此乃行天子之事，为后世立法。
《春秋》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但从其简略的文字难以理解），是依靠《春秋公羊传》专门解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凸现《春秋》纲纪天下的作用，并由此形成了公羊学说的核心，在儒学中独树一帜。《公羊传》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按古人所极言，“其旨数千”。举其最为关键者，有如下四项。
首先是“大一统”观念，把它放在全书的首要地位，上升为儒家的重要理论，因而在历史上产生了难以比拟的巨大影响。《公羊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说，强调统一的王权具有绝对的权威，强调全中国范围的统一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公羊传》鲁隐公元年解释《春秋》何以首书“春王正月”，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一“大一统”理论纲领，贯穿在对《春秋》所载许多具体史实的解释之中。如僖公二十八年（前632）践土之盟，实际上是晋文公召周天子赴会，《春秋》却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公羊传》干此揭示出孔子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反对以臣召君做法的深刻寓意：“公朝于王所。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天王狩于河阳。狩不言，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一再表示对晋文公不尊重王权的做法之严正谴责。经过《公羊传》的总结，“大一统”说成为《春秋经》的首要大义，成为孔子这位儒家圣人提出来的最高政治指导原则，要求全中国臣民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绝对服从于统一的王权之下。以后董仲舒、何休、庄存与这些著名的公羊学家，都极其重视结合当时的政治现实，大力发挥“大一统”学说。
其次，《公羊传》从“大一统”观出发，在民族问题上阐发了很深刻的思想，体现了理智的态度。《公羊传》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因为当时“诸夏”即中原地区处于较先进的社会阶段，应该阻止处于较后进阶段的“夷狄”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因此，《公羊传》作者肯定齐桓公北伐山戎、南服楚，称赞是“王者之事”，即有助于实行王者大一统的事业。见于僖公四年传，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贴楚，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传，》不是以种族、血统来区分“诸夏”与“夷狄”，而是以文明道德来区分，所以，“夷狄”在文明上进步了，可以称“‘子’”，受到赞许，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倒退了则视为“新夷狄”。这是公羊学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有利于民族文化交流和进步的很光辉的思想。《公羊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伐郑而舍郑、迎战晋军，大战之后又让其退走的过程，证明楚庄王能讲礼义，在文明和道德上远胜晋人，故赞许楚王“有礼，进爵为‘子’”，而对诸夏的晋国加以贬责。《公羊传》定公四年又记载：“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优中国。”赞扬原先落后的吴，现在“能忧中国”，文明和道德大有提高，故进爵为“子”。至春秋尾声，吴北上取得中原盟主的地位，有利于诸夏局面的稳定，于是《公羊传》又明确表示“重吴”。此即哀公十二年所载：“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诸侯莫敢不至也。”《公羊传》这种以文化和道德区分“诸夏”、“夷狄”，视为可变概念的观点，是战国以后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加快特别是汉代民族关系发展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经过《公羊传》的概括、阐释，不以种族，而以文化区分民族的先进和落后，就成为《春秋》大义，成为儒家思想宝贵精华之一。
再次，《公羊传》创造性地提出“三世说”朴素进化观的重要命题。《公羊传》先后三次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2〕。这是后来学者推演的“公羊三世说”的雏形，其中包含着极其宝贵的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以发挥、划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异辞”即用辞不同。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为何用辞不同？这不仅因时代远近不同，还因史料掌握详略不同，文字处理也因而不同。不仅如此，《公羊传》又有特别的解释：“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公元年）讲的是时代越近，孔子因惧祸而有所忌讳，故多采用隐而不显的“书法”。司马迁接受了《公羊传》这一观点，并作进一步解释：“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史记·匈奴列传·赞》）《公羊传》又解释《春秋》何以终于哀公十四年？作者的看法是：“备也。”至此已完全齐备。后来何休解释说，因西狩获麟，瑞应显现，“见拨乱功成”。（《春秋公羊解诂》哀公十四年）以上所说，除证明《春秋》是一部重褒贬的政治书外，还有两层意思：一是，孔子著《春秋》’因所见、所闻、所传闻这三个时代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书法；二是孔子修这部《春秋》，起自隐公之时是不完备的，最后到哀公十四年才达到完备齐全。这样，《公羊传》再三强调“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阐异辞”，就包含着对历史的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视为凝固不变或混沌一团，而看作可以拿一定标准划分为各有特点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历史变易观点，在中国“述而不作”风气甚盛的文化氛围中，更显示出其独特的光彩和价值。此后在两汉和清代嘉道以降，处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两个变动最激烈的阶段，思想深刻的公羊学者，即能结合时代的感受，从中得到启迪，并且推演新说，使公羊学说对推进社会变革产生巨大的作用。
最后，拨乱反正、以待后圣，也是《公羊传》所阐发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春秋》大义。与首篇开宗明义讲“大一统”相呼应，《公羊传》的终卷突出《春秋》具有拨乱反正的政治威力，为后世立法。《春秋经》的终篇为何郑重地记载“西狩获麟”？《公羊传》解释说：“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意思是不寻常的“仁兽”麟的出现，是王者的瑞应、“受命之符”，表示新的天子要出现了，代周而起，所以孔子作《春秋》不是普通的史书，而是具有重新安排天下秩序的意义。《公羊传》进一步强调“为后王立法”的政治意义：“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强调这部《春秋》是孔子有意修成的政治书，通过明是非、别善恶，以绳当世，为后王制法，故是拨乱反正的最高准则。而倡导“大一统”、正君君臣臣的关系、夷狄而忧中国则进爵称“子”、诸夏倒退则为“新夷狄”等项，也无不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公羊传》最早的传人是公羊高，为子夏门人。〔3〕先是经过长期的口头传授，〔4〕至汉景帝时由公羊寿、胡毋生著之竹帛。胡毋生和董仲舒二人都因通《公羊传》而同为汉景帝博士。（《史记·儒林列传》）以后的传人有眭孟、严彭祖和颜安乐。（《汉书·儒林传·胡毋生传》）《公羊传》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写定，与汉初流传的齐、韩、鲁三家《诗经》、伏生所传《尚书》等经典，成为今文学派。《公羊传》以精深的哲理和密切联系社会现实，成为今文学派的主要代表。西汉又有《春秋左氏传》（即《左传》）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典籍，是经过秦焚书和秦末大乱之后，散落于民间，或藏于屋壁，而后发现的，因是用先秦文字书写，与用西汉通行的隶字书写的今文经传不同，被称为古文经传。今文和古文，最初是文字记载的歧异、训读的不同，以后又形成学派之间地位高下，不同的政治、学术指导思想和不同学风的激烈斗争。
从记载简明、褒贬书法不甚明显的《春秋》，到大力推演“微言大义”的《公羊传》，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学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发挥“义理”为特色的公羊学派。《公羊传》通过它所阐释的《春秋》大义和基本命题，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概括来说是为三项：（一）政治性。它视《春秋》为一部政治书，讲“改制”，尊奉王权，主张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而作为古文学派的主要代表《左传》则视《春秋》是一部历史书，注重史实而少讲“义理”。（二）变易性。它有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认为历史是变易的，可以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思想内核是朴素进化观，为“改制”的主张提供哲学基础；而古文学派则往往与“尊古”、“信古”，甚至视三代为黄金时代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三）解释性。它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经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时代激烈变动时期更便于容纳新思想；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学风迥然而异，对于公羊学派的大胆解释或比附，往往感到骇怪。
三、两汉时期公羊学说的发展
西汉时期，经过秦末大乱以后，需要重建并巩固封建统一国家，需要创建适应封建生产关系成长和版图规模远远超过前代的制度。而《公羊传》倡导“大一统”、尊奉王室、拨乱反正、为汉代立法，作为孔子学说的根本大义，这就恰恰符合时代的需要，经过大儒董仲舒进一步发挥，成为西汉皇朝政治指导的学说，因而显赫于世。
汉武帝继承了乃祖乃父创建的基业，物质财富积累丰厚，国力达到强盛，客观上要求在巩固统一、兴建制度上有一番大的作为。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性格具备着担当这一时代使命的主观条件，而他需要有指导行动的理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恰恰适时地为他提供了一件既有权威性、又便于发挥的理论武器。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发挥了公羊学“为后王立法”的观点，向武帝作出两项极其重要的建言。第一，治国的办法需要“更张”、“改制”。他指出，汉朝是在推翻秦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治国的方针却继承了秦“任法以治”，其结果，“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致使秦朝实行严刑峻法的遗毒至今未灭。这是从根本上违反孔子学说和《春秋》大义，因此需要“改制”。“改制”的内容，不仅包括改正朔，易服色，确定宫室旌旗之制等项，更为关键的是必须以“任德政”取代“任刑法”。他说，根据《春秋》大义，“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教而不任刑”。因此治国的方针应该改变到依靠实行德政、教化为主的方针上来，“教化立而奸邪皆止”。重视“教化”，就要兴办教育，提高官员和士人的智识水平和道德修养，为此，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的具体办法有：“兴大学，置明师”；并要求废除按资产授任官吏、靠积日累久决定升迁的办法，改为实行按德行、才能，由全国各地荐举的办法，“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以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其二，要求根据《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实行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确立儒学在封建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均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建言和武帝的赞许，宣告了春秋公羊学说成为西汉国家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武帝的改正朔，制太初历，立学校之官，罢黜百家，州郡举茂材孝廉，其议皆由董仲舒发之。而董仲舒以公羊学为指导提出的治国必须以教化为先、实行德政和任刑相结合的理论，对于汉代以后长期封建社会更有深远影响。
董仲舒又著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大力推阐《公羊传》“微言大义”，与《天人三策》相表里，提出一整套大一统、皇权神授、德刑并举、维护等级名分、天人感应的理论，由此董仲舒的公羊学说俨然成为西汉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官方哲学。司马迁著《史记》即称誉“学士皆师尊之”。（《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先后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晚年病免归家，然朝廷如有大议，常“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因精通公羊学而受到朝廷礼遇，公孙弘更因通《公羊传》而官至丞相。当时，瑕丘江公因通《春秋谷梁传》著名，欲与公羊学争高下。“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汉武帝推尊公羊学还有一个重要事实：他因本人喜爱公羊学说，而诏令太子向董仲舒学习《公羊传》，“由是公羊学大兴”。（均见《汉书·儒林传》）
历西汉武、昭、宣各朝，公羊学说成为议定国家大事的重要依据和处理重大难题的标准。武帝元朔年间，淮南王谋反事发，武帝令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史记·儒林列传》）昭帝始元年间，曾发生有人假冒卫太子出现在长安城，引起吏民聚观达数万人，京城一时混乱的事件。京兆尹隽不疑精通《公羊传》，引用鲁哀公三年传文为依据，〔5〕当即喝令将假冒者抓进监狱，迅速平息了这场巨大的风波，令在场的数万吏民人人信服。汉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对隽不疑大加赞许，要求大臣们都仿效他，“用经术明于大谊”。（《汉书·隽不疑传》）又此后，昭帝无子嗣而卒，朝臣先迎立昌邑王刘贺继位。刘贺荒淫昏乱至极，登位二十七日便做出一千一百二十七件错事。然而刘贺已立为皇帝，要由臣下废掉，事情非同小可。于是大将军、丞相与经学博士商议，联名向皇太后上奏，引用《公羊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载“天王出居于郑”为理由，顺利地废掉昌邑王，解决了这个十分棘手的大难题，立汉宣帝（刘询）。（《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传》）《公羊传》还用来作为指导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最高经典。宣帝五凤年间，值匈奴大乱，朝臣中有不少人提出：匈奴长期为害，正好乘其内乱出兵攻灭之。大儒萧望之举出《公羊传》襄公十九年所载，君子不乘人之危、“不伐丧”为依据，认为在匈奴单于愿意归附的情形下，伐之不义。应该派遣使者前往吊问，使之受感动，更加决意归附汉朝，宣帝遂采纳望之建议，导致此后呼韩邪单于决然内附，北部边境出现长达六十年安定的局面。（《汉书·匈奴传》及《萧望之传》）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公羊学说对于巩固汉朝“大一统”局面和汉武帝“改制”，无疑有其历史功绩。但董仲舒学说是儒学和阴阳五行说的结合，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因而本身又孕育着走向衰落的因素。加上今文经学成为禄利之途，经师们竞相加上繁琐的解说，这种烦琐主义的做法也表明学术走向末路。至哀帝时，古文经学派代表人物刘歆写了《移太常博士书》，激烈地批评今文博士“专己守残，党同妒真”，（《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今文学大儒们感到怨恨愤怒，可是不敢正面与之论辩，这一事件实则显示出古文学派的第一次胜利。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任刘歆为国师公，崇尚古文。东汉继起，恢复刘姓统治，废除新莽制度，《五经》博士仍沿西汉旧规，所立者均为今文学。但自东汉初年起，古文学派渐盛的趋势日益明显，相继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声名显著的古文学家；而今文学家著名者前后仅有章帝时的李育和桓、灵间的何休二人而已。今文学派虽然逐渐失去优势，但何休所著《春秋公羊解诂》却成为公羊学说的集大成著作。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郑玄与何休同时，治学博采今古文，而以古文为宗。“当时学者，一则苦于今文家法的繁琐，一则震于郑氏经术的渊博，所以翕然宗从。”〔6〕何休对公羊学说的精髓有深刻的理解，他不随时俯仰，不顾今文学派已现颓势，以坚毅特立的精神，综合了西汉胡毋生、董仲舒的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形成了旗帜鲜明的独特思想体系，当代学者杨向奎先生称许何休的著作是“比较完备的公羊学派义法的总结”〔7〕。故从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而言，何休的著作标志着公羊学说仍然向前取得重大发展。在东汉末年思想界比较苍白的情况下，何休的建树更是儒学所取得的极其难得的积极成果，值得高度重视。
何休发展公羊学说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推进了“大一统”说和“三世说”，由此确立了公羊学说的两大主干。何休对大一统说的阐述更加理论化。他提出“元”即是“气”，是世界物质性的基础，“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由此构成天地万物。那么，“王”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就赋有“养成万物”统理一切的职责。何休又论证要真正体现天子之“大一统”，就须自王侯至于庶人，以至山川万物，统统置于天子的治理之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体，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这样，何休便进一步从哲理的高度，对于天子大一统权力从何而来和大一统权力如何体现这两个问题，作了更具理论深度和更加有力的论证。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统一局面是历史长期形成的，也是历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当东汉末年，世族豪强的势力正膨胀，分裂割据已出现苗头，何休这样突出地阐发“大一统”的政治观，并且抨击世卿豪强掌握重大权力、构成对君权的威胁，（见《春秋公羊解诂》隐公三年）就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公羊三世说在何休书中，更成为系统的历史哲学。何休进一步发展了《公羊传》、董仲舒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在儒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作为描述社会进化的理论。他在《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注文中，系统地、多层次地阐发公羊学派对于历史变易的见解。第一个层次，从孔子修《春秋》对“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采用不同的书法，证明历史是变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第二个层次，论述孔子对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还寄托了不同的政治态度和理想。《春秋》“始于粗粝，终于精微”，因此终篇有“西狩获麟”之笔，何休解释说：“上有圣明帝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人事浃，王道备。”（《春秋公羊解诂》哀公十四年）这是孔子以此表示拨乱功成，理想实现。第三个层次，何休提出了“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历史进化学说。他论述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
c，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何休的“三世说”，包含有国家统一规模、文明程度和民族关系都越来越发展的丰富内涵，到太平世，则达到空前的大一统，并且实现民族之间平等、和好相处的理想，不再有民族的歧视、压迫和战争。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不断的封建时代，何休却能提出这样美好的理想，这说明他眼光远大、思想深刻。他总结了孔子、韩非、司马迁等人肯定历史向前进步的思想而加以发展，从具体的社会现象概括出历史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哲理，在理论思维上实现了升华。“三世说”历史哲学成为儒家今文学派宝贵的思想精华，并以其对历史本质的哲理概括和对未来社会的信心，深深启发了清代进步的公羊学者，使他们各自结合本人的时代环境和迫切问题，发展了公羊学说。
四、公羊学说在清代的复兴和极盛
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倾向保守的古文经学更适合于作为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势必取代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郑玄遍注群经，主古文家说而兼采今文，实际上把今文家说统一于古文之中。于是古文学说盛行，以公羊学为主体的今文经学派，遂从西汉的显学地位一下子跌入谷底。自东汉末至清中叶长达千余年间，公羊学几乎无人问津，故像明清之际顾炎武这样渊博的学者，也对它无所了解，他从古文学派的立场，认为何休对“三世异辞”的解释，既费事，又不通，“甚难而实非”。（《日知录》卷四）因此，清代公羊学从重新提起到壮大，再到能结合现实社会的需要，成为倡导变革的思想武器，是经历了相当复杂、曲折的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复兴，即从重新提起到壮大。主要人物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首倡者，并影响到其侄述祖、门人孔广森、孙缓甲、外孙刘逢禄、侄外孙宋翔凤，因庄氏及其亲属籍贯在常州，被称为“常州学派”。庄氏的公羊学著作《春秋正辞》，成为在乾嘉考证学盛行时期开创新学派的代表作。庄氏不满意用属辞归类的方法去求《春秋》的经义，而主张效法公羊学家董、何的路数，去求孔子的“微言大义”，认为这才是治《公羊》的正途。在《春秋正辞》中，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这些公羊学说基本命题，都有所体现。如他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五州同贯。”“据哀录隐，……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已成。”〔8〕尽管庄氏未能做到深入阐释，但他毕竟已经接触到公羊学说的要义，接续董、何的义法，这就能给后继者以宝贵的启示。不过，庄氏对公羊学说强调的变革观点，却不甚理解，而仍不遗余力宣扬“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均见《春秋正辞，正奉天辞第一》）坚决维护清朝专制统治。这种特点，与庄氏本人官运顺利有关，更与乾隆时期仍号称“盛世”，社会矛盾仍被掩盖着尤大有关系。故庄存与是清代第一个发现《公羊》的学者，但他却不理解公羊学的真谛。
孔广森是孔子后裔，著有《公羊通义》。所著直接用公羊命名，加上他“翩翩贵胃”的地位，对于引起学者注意公羊学说毕竟有些作用。但是他不守何休对公羊三世说的解释，自立“三科九旨”。对于据乱——升平——太平、“以《春秋》作新王”等，不惟不理解，反而全加排斥。又把今文经主要代表《公羊传》与古文经主要代表《左传》并列看待，认为“并出于周秦之交，源于七十子之党，学者固不得畸尚而偏诋也”。（《公羊通义叙》）抹杀今古文家法界限。故此书既不具进步色彩，也无甚学术价值。但有的学者（如章太炎）震于孔氏名气，又未细读其书，以至讲清代公羊学即举出此书为重要著作，是一种误解，应予纠正。
刘逢禄，主要活动在嘉庆至道光初年。他潜心公羊学的著述一、二十年，著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俨然成为清代公羊学的系列著作，从各方面阐述公羊学说。特别是《释例》一书，创造性地发挥董、何的观点，将《春秋公羊解访》的注文作深入的开掘和系统的整理，总结成三十例，即有关公羊学说三十个方面的问题，显示出公羊学说乃是有义理、有例证、自成体系和义法的学说，从而把公羊学的发展推向新阶段。故梁启超称他“大张其军”，标志着公羊学派开始取代以古文经学为指导的乾嘉考证学的地位。其主要贡献是：第一，他很重视阐释公羊学以三世说为中心的变易观点，大胆解释，以求上下贯通。重新梳理和明确了公羊学的“统绪”，作了这样的总结：在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才得孔子真传；汉代董仲舒对公羊学大有贡献，“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东汉何休则有继绝辟谬之功，“修学卓识，审识白黑”，“五经之师，罕能及之”。第二，纠正孔广森别立“三科九旨”的不当做法；强调对公羊学说必须以“张三世、通三统之义以贯之”。第三，培养了公羊学派两名健将龚自珍、魏源，大大壮大新学派的力量。刘逢禄又主张：“欲正诸夏，先正京师。”（均见《春秋公羊何氏释例》）这一方面已意味着要发挥公羊学说“以经议政”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表明刘氏仍一心希望维护封建的王纲法制。在他生前，清朝统治虽已明显衰落，社会危机已经显示却未充分暴露，更没有出现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他在阐发“变易”哲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2.改造、发展阶段。主要人物是龚自珍、魏源。 龚自珍是考证学大家段玉裁的外孙，但他没有按照外祖父的希望，走古文经学的道路，而是当了一个批判专制、讥议时政的今文经学家。原因是，他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目睹清朝统治急剧地衰落，对于社会矛盾深重、危机四伏有敏锐、深刻的感受，故用公羊学说唤醒世人，倡导变革。他和魏源一样，对公羊三世说实行革命性改造，论证封建统治的演变规律是治世——衰世——乱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乱亦将不远矣”。从此，公羊学说同晚清社会的脉搏相合拍，成为鼓吹变革、呼吁救亡图强的有力武器。龚氏写有一系列政论，尖锐地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残酷，他有力地论证：“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并且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自取灭亡。他又形象地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描述三世，指出统治集团已经面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尊隐》），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预言“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时代大变动就要发生了！
龚自珍用公羊学来观察、分析清朝国内的危机。其挚友魏源则进而用公羊学说观察西方侵略者打来，使中华民族生存面临严重威胁的新局势，以前他形成的“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魏源集，治篇五》）的除弊、变革思想，进而发展到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的主张。他又发挥公羊变易学说，提出了“气运说”，概括中国历史出现新变局，因而大力呼吁了解外国，学习外国技术，在沿海设厂造船造枪炮，以至发展民用工业。这些都证明：公羊学说使龚、魏成为近代史开端时期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人物，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改革的先驱者。
3.达到极盛，风靡海内。主要人物有康有为及梁启超、夏曾佑等。 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曾受廖平很大的影响。廖平的主要著作是《今古学考》、《古学考》。其学风特点矜奇多变。第一变：平分今古；第二变：尊今抑古。前二变，基本上尊崇今文家法，故其学说影响了康有为，使他由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至第三变，迫于张之洞的压力，变成称今、古学是“小大之学”，自卖其说，置自相矛盾于不顾，以后越变越离奇。廖平的学术经历证明了：离开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这一根本问题，便离开清代进步公羊学说的主流，注定没有前途。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领袖、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论语注》、《中庸注》、《孟子微》等。1890年至1893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改造和发挥公羊学说，便是他建构变法理论、培养维新力量的重要途径。他的巨大贡献，是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资产阶级新学说结合起来，用“据乱一升平（小康）一太平（大同）”的新三世说，来论证人类社会走“封建专制一君主立宪一民主共和”的三个阶段，由此形成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掀起维新运动。公羊学说解释“微言大义”、便于发挥新思想的特点，在他手里得到充分发挥。当时，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迫在眉睫，而旧的正统思想长期禁锢人们的头脑，必须用猛烈的手段，才能冲破万马齐喑的局面。《公羊传》既是儒家经典，又长期居 于非正统地位，运用它“议政”和解释性的特点，与西方社会学说结合起来，在当时便是适合的思想武器，使之具有动摇旧的思想体系的力量。因此，晚清公羊学说促使了维新运动的发动，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推动了社会前进，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埋没的。自龚自珍至康有为，都代表社会进步力量，利用、改造公羊学说，跟处于统治地位的顽固派的僵死观点作斗争。这是中国哲学观点演进的一个层次；因为在当时，没有更先进的思想，只能利用它作为武器。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康有为学风武断，他提出的刘歆伪造今文经、孔子改制等观点，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故引起一些人的疑惧，更给顽固派以诟骂的口实。因而有的学者认为，今文学说的可争议性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夏曾佑在他撰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中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通今文学。〔9〕戊戌前后公羊学说风靡于世的情形，还可以从以主持学术风气自命的保守派大官僚张之洞当时所写的诗句、顽固派代表叶德辉在辛亥革命后痛心疾首的评论、以及历史学家周予同、陈寅恪的中肯论述之中，得到确凿的证明。〔10〕当时的爱国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唐才常、黄遵宪等，都共同地经由喜谈公羊、投身变法运动、传播西方进化论学说这一思想历程。〔11〕对于晚清公羊学说的盛行，我们应该分别从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考察。从政治层面说，公羊学对推动晚清社会前进起到积极作用，这是主要的，同时它又造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这些都随着戊戌变法的结束而成为过去。晚清公羊学的盛行又是一股学术思潮，它的影响并未因戊戌时期的过去而消失，相反，戊戌之后仍在哲学、史学领域发生影响。概括来说有两项。从哲学领域说，晚清公羊朴素进化观的盛行，为20世纪初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条件。从史学领域说，晚清今文学盛行形成了重新研究古代典籍和历史的普遍认识，从而促进了本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并且对于五四前后“古史辨”派考辨古史、探究可信的古史体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专重发挥“微言大义”的今文公羊学说，在儒家经典中确实独树一帜。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和后期两度大盛，中间澌灭殆尽达千余年，其历史命运看似离奇，但只要我们作深入、系统的考察即可清楚，其原因在于公羊学本身具有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诸特点，而西汉和晚清社会正处于转折时期，因此被有远见的思想家大力发挥，演出政治上的活剧，掀起学术上的波澜。在公羊学说中，精华与糟粕并存，需要我们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细心地作剥离工作，“在这荒诞丛中觅取最胜义”〔12〕。公羊朴素进化观成为接受西方近代进化论的内在基础，它推进了19世纪中国学术实现向近代学术的飞跃——揭示这一事实，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并正确评价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具有应变力、近代文化是经由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而产生，尤其具有哲理上的启示。
注释：
〔1〕见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春秋例第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页。
〔2〕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
〔3〕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言》。
〔4〕据《春秋公羊解诂·序》徐彦疏所云，自战国至汉初，经过六代口说传授，即：子夏一公羊高一公羊平一公羊地一公羊敢一公羊寿。公羊寿为汉景帝时人。
〔5〕卫太子即原先武帝所立太子刘据，九年前在巫蛊之祸引起的混乱中自杀，但因太子受冤而死，老百姓又有传言，说太子未死，尚流落民间，冒充者即企图借此招摇撞骗。隽不疑以熟习《公羊传》进身，他平息这场混乱的根据是，《公羊传》哀公三年载：卫国太子蒯瞆与卫灵公夫人不和，出奔晋国。尔后被晋国护送欲入卫，其子、后立的国君辄拒纳。按《公羊传》解释，蒯瞆为无道，灵公逐蒯瞆而立辄，拒而不纳符合于“义”。故果断地喝令从吏将冒充者收缚。
〔6〕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四“经今古文的混淆”，见《周予同经学史论文选集》。
〔7〕《论何休》，《绎史斋学术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8〕《春秋正辞·正奉天辞第一》。按，“十二有象”是指《春秋》十二公的数目与一年十二月相一致，符合于天数，也即何休《解诂》隐公元年注文所言：“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
〔9〕《中国古代史》第一章第六十二节，三联书店1955年版。
〔10〕参见拙作：《晚清公羊学的发展轨迹》，《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11〕参见拙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上编第八章：《公羊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2〕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册《鹿门学案》，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280页。
标签：公羊传论文; 董仲舒论文; 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春秋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孔子论文; 西汉论文; 汉朝论文; 古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