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学运的历史沿革与演变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沿革论文,台湾论文,试论论文,学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4)06-0079-09 研究台湾“学运”，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学运”以及“学运”包含哪些重要因素。学生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只是组成分子不同。大致来说，社会运动可以如此定义：利益或信念一致的人群发起的共同行动，以非体制内的途径抵抗或推动某一种社会变迁的趋势。①社会运动有以下特点，一，一群人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现象，可说是一种“集体行动”。二，社会运动以促进或抗拒社会变迁为目的。三，社会运动往往是被排除在社会中的例行权力结构之外的群体，所发起的集体行动。四，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是运动者采用体制外的集体抗争活动。②“学运”是社会运动的一种，自然也含有这些特点。 学生运动的特色在于组成的分子是以学生为主体，来对抗或推动社会、文化的部分或全体的变迁。学生运动的组织在发源时采取摸索不定的形式，他们的组织松散、无领袖、无公认的成员资格与清晰的目标，但在其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原属散漫无纪的行为逐渐有系统、稳固的组织起来。③一般而言，学生运动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它是一种带有高度理想主义的集体性抗议行动，但此集体性理想主义(collective idealism)却经常披上激烈主义(radicalism)的外衣。第二，学生运动在出发点上多半强调理性，但其结果则常为感性所掩盖。第三，学生运动强调社会参与(social participation)和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但其激烈的抗议行动往往与既有体制的运作方向不一致或甚至相左，从而使得其动员公共资源的努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并因此让其设定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动员目标难以达成。④纵观台湾几十年间的学生运动，其几经迭兴，深刻影响了台湾社会的演进。研究台湾学运的历史沿革与演变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台湾的社情民意，更好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一、台湾“学运”的历史沿革 (一)威权统治时期(1989年以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政局趋向动荡，国民党政权面临外挫内困的局面。首先，从外部看，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之后，陆续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其次，从岛内政治环境上看，国民党当局实施“动员戡乱时期”的“戒严”体制，在“党、政、军、特”的严密管控下，情治单位渗透各部门，严防各种民主与批判思维的产生。此时的台湾社会正处于Winckler所谓的“硬性威权主义”(hard authoritarianism)⑤时期。1979年底，“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台湾社会迈入Winckler称之为“软性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⑥的80年代初期。正如萧新煌等人所言：“台湾社会在80年代相当迥异前夕，台湾的社会开始有自主迹象。在以前，民间社会不敢面对国家的权威，如今已逐渐不再惧怕国家的权威。”⑦随着台湾选举竞争的逐渐白热化，反对派也可以通过选举机制，在政治上获得一定位置，因此，当局直接使用武力来镇压反对运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⑧除了政治性的因素外，战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化也造成台湾社会形态的巨变。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使得更多人开始产生权利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思想解放的氛围越来越浓，学生将矛头指向当局的威权统治，要求寻找政治改革的出路。各种具有批判色彩的学生社团陆续成立，大学校园中要求普选学生自治干部的呼声，便是学生在校园内实践民主的表征。 此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生运动有70年代的“保钓运动”和80年代中期的“李文忠事件”。“保钓运动”开台湾学生运动之先河，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形式激发了学生走上街头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的热情。1969年，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公开声称：“尖阁群岛(日本称钓鱼列岛为尖阁群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⑨。这引发了台湾学生的抗议，一开始先是海外留学生之间的串联，后来这股抗议风潮流向岛内。1971年4月12日，台湾大学的“侨生”社团香港德明校友会于台大总图书馆侧门贴出海报表达对钓鱼岛主权争议的不满。此一事件为台湾社会与台大校园内对于钓鱼岛主权争议第一个发出学生意见的声明行动。1971年6月17日，近千名台大学生在台大集合，前往美国大使馆前抗议，将抗议书交付美国外交人员，并转往日本大使馆进行抗议和递交抗议声明。此次抗议活动为在台湾地区抗议美日侵犯钓鱼岛主权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此后随着钓鱼岛协定已成事实，保卫钓鱼岛运动的声势也渐渐消退。⑩“李文忠事件”则指的是1985-1986年间，李文忠及其支持者为争取台大学生会主席“普选”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包括静坐、游行、请愿与绝食抗议等，不过活动以李文忠被迫去服兵役告一段落。1986年7月，校方将参与“李文忠事件”的6名学生处以留校察看，李文忠开除学籍。这个处分在80年代“学运”中是空前绝后的，但学生们却无力反击。“李文忠事件”至此完全落幕。(11) “保钓运动”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学生民族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以一种爱国运动的形式唤醒了岛内外青年的热情，让他们从对政治的冷漠转入参与公共政治之路，他们开始挑战威权体制、关怀社会。一是在1971年11月，举办“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二是提出“代联会主席由台大全体学生普选”。三是举办“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辩论会，并将全文先后刊登于《大学》杂志上。四是1972、1973年，王杏庆和新任代联会长王复苏在台大力倡大学生走出象牙塔，关怀社会，关怀弱势，发动“社会服务团”以及以服务农渔村为目的“百万小时奉献运动”。台湾地区各大校园的“慈幼社”，“爱爱社”纷纷成立。“李文忠事件”则是自80年代以来校园运动的总结，是规模最大与行动最激烈的一次，结果除突破了一些禁忌外，反而引来校方更大的弹压。这表明当时台湾“学运”最高程度的发展仍无法克服现实上的限制。“李文忠事件”的意义有两点：一是行动禁忌的突破。此次学生运动以激烈的行动确定了行动的可能代价，在校园“戒严”体制下尚是禁忌的静坐抗议、示威游行、街头演说及公开散发传单等，由此获得可供参考的基准。这种对体制可能反应程度的了解，有助于以后采取何种形式行动的评估。二是群众动员的出现。虽然在事件中这是偶发的，运动者尚无法结合群众共同抗争，但这意味着“学运”不再是少数人的地下行动，而是公开的抗争行动。 (二)实施“民主化”以后(1990～1999)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岛内形势开始发生巨变，威权统治日趋松动。国际上，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风潮四处席卷，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下台，1989年下半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东欧剧变。台湾岛内，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全第三次会议，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主张。1986年9月，“党外”人士不顾台湾当局禁令，成立民主进步党。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解严”。萧新煌这样诠释“解严”对台湾的重大影响力：“解严是政治紧箍咒正式解除魔法，社会力得以重获相对自主性空间的重要里程碑。”(12)“随着党禁、报禁、出入境、人民结社、集会游行、异议言论等一连串限制的解除，民间社会获得了比较自主的发展空间”(13)。台湾各地弥漫着一种骚动随时而出、不安于室的氛围。这股澎湃、新生的风潮蔓延到校园内，使校园成为聚积社会能量的一个重要场域(14)。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1990年初，国民党内爆发“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二月政争”，3月“国大代表”又通过一连串扩权自肥的“修宪”行为，激起民众与社会舆论的不满。正是在国民党首次公开内斗，而民进党又不断崛起的政治氛围之下，此一时期乃至整个台湾学运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野百合学运”爆发了。 1990年3月16日，由9名台大学生前往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拉开了“野百合学运”的序幕。抗议学生的诉求主要有4大主张：“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15)4大诉求与整个国民党体制外的诉求非常吻合，而且这些诉求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不断涌现，不断有人为之抗议斗争。所以到了1990年，这些诉求的提出根本不需要动员，自然而然。(16)3月17日上午，学生宣布成立行动指挥中心，加上当时规模较大的3个“学运”组织“台大改革派社团联盟”、“新青年社”与“民学联”决议声援抗议的学生，以及适逢周末和媒体报道的催化，使得抗议学生人数已超过200人。(17)至3月20日时，到场参与静坐抗议的学生人数已近6000人。在学生人数骤增情况下，以学生代表为主的决策团体对于广场情势的掌握与运动的走向显出疲惫与无力之感，快速膨胀的参与人数与来自广场内各方不同的意见，都超出了学生决策团体的固有经验能力与预期。3月21日，“学运”核心决策小组决定以面会李登辉为运动和平结束的底线。21日晚间，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贺德芬与“中研院”研究员瞿海源率53名学生代表进入“总统府”与李登辉展开会谈。3月22日，抗争近一周的“野百合学运”正式画下休止符。 “野百合学运”不但是1949年以来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同时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在此次“学运”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于1990年6月28日召开“国是会议”。根据会议结论，李登辉于1991年5月1日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12月31日，“一届国大代表”全面退职，被称为“万年国会”的“国民大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从此迈入一个新阶段。“野百合学运”受到李登辉当局的积极回应，可以说是一场有结果的学生抗争。“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很快被民进党所吸纳，经历2000年民进党执政，“学运世代”不仅进入党政权力中枢、甚至有的转战地方政坛成为地方诸侯，部分参加过“野百合学运”的学生，还在政治、学术、文化界成为意见领袖。“野百合学运”在台湾“学运”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一是开始有群众的认同参与，而不是小团体间的联合运动，由此“学运”进入群众运动的形态。二是“学运”时各股“学运”力量都维持在一个共同的架构下运作，表示“学运”整合是有可能的，学生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终于实现。三是“学运”正当性的确立。“野百合学运”适时阻止了资深“国大”滥权可能引发的进一步的政治危机，而广场上学生自主运作所表现出的秩序与纪律，都以事实展示了“学运”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三)首次政党轮替以后(2000～2007) 2000年以后，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台湾经历了第一次政党轮替。二是国民党政权进一步“本土化”。三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谋求“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台独”分裂政策日益明朗化，由此导致岛内各种“台独”势力发展壮大、活动猖獗。2004年台湾地区“大选”由陈水扁连任成功。但在选举期间发生了“319枪击案”，使得陈水扁胜选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2004年4月2日台大学生陈政峰、陈信儒号召数十名大学生戴口罩，静坐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前，以绝食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抗议陈水扁在“319枪击案”时并未交待真相。学生在现场挂出“重现野百合”的布条，并宣读声明称：“我们不分蓝绿，要求真相，不容政客以诡诈图谋篡夺权位；我们不分蓝绿，反对歧视，不容政客煽动族群仇恨，将台湾带往法西斯的血腥绝路；我们不分蓝绿，愿意燃烧青春，争取一个符合正义、公正原则的未来。”(18)学生提出5大诉求：“一是要求扁连宋对过去4年‘宪政’僵局、政治乱象，向民众道歉；二是以‘特别法’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319枪击案。三是立即通过‘族群平等法’，并设族群平等委员会。四是要求陈水扁对破坏‘行政’中立、不当操控媒体、不尊重‘国会’、违背‘宪政’精神公开道歉。五是要求陈水扁公开承诺恪遵‘宪法’，立即组成‘联合政府’。”(19)当时执政的民进党未曾做出任何正面回应。最后学生与支持者在5月17日被警察强制驱离，“新野百合学运”就此结束。 此次活动并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或响应，民进党当局也未做出任何正面回应，但间接导致了类似活动及“红衫军”活动的发生。我们会发现，“由反对党变成执政党后，民进党在某些政治考量上变得比以往更加谨慎且实际”(20)，“因此，他与昔日社会运动团体的战友关系，无可避免地会面临转变。”(21) (四)第二次政党轮替以后(2008～)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正式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意味着台湾完成了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又重新获得执政权，民进党执政时陷入冰点的两岸关系重新开始升温，两岸两会交流开始恢复。不过，民进党执政时期的种种“台独”宣传与行径仍然贻害无穷，影响着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言行。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运”是“野草莓学运”和2014年3月份发生的“太阳花学运”。 2008年10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张铭清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在台南孔庙被“台独”分子推倒在地并受伤。2008年11月3日，海协会长陈云林访台进行第二次“陈江会谈”，鉴于之前发生了张铭清摔倒事件，加上有激进民进党人士扬言要“蛋洗”陈云林，因此警方在执行陈云林到访的维安任务时高度戒备，而学生却认为这造成了对民众基本人权的侵犯，因此发起抗议。11月6日，民进党籍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在BBS上发起静坐行动，号召学生在“行政院”门前集结，当天下午就增加到几千人。此次行动共有3项诉求：马英九和“行政院长”刘兆玄必须公开道歉；警政署长王卓钧、“国安局长”蔡朝明下台；“立法院”立即修改“集会游行法”。(22)11月9日，学生透过表决决定以“野草莓”作为运动名称。(23)与此同时，台南、台中、新竹、高雄等地都有学生在当地加入静坐行动。12月7日，“学运”满1个月时，野草莓与一些社会团体发起“1207野给你看”游行，人数超过千人。“野草莓学运”在政治色彩过于浓厚的情况下，终究走向无疾而终，只能透过较为消极的“申请释宪”、“成立野莓之家”等作为结束。“野草莓学运”使人有“雷声大，雨点小”之感，其诉求似乎较少被社会及当局重视，除“集会游行法草案”的提出之外，当局并没有其他方面的积极响应。此次“学运”，首次展现BBS、部落格(Blog)与Twitter的动员能量，学生还透过“Yahoo!Life”网络平台，制作“一一○六学生静坐行动”现场转播视频，转播最高峰的观看人气直逼3千人，接近人数的最高承载上限。(24)“野草莓学运”的参与者在运动结束后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进而于各地各校成立不同社团。 2012年，马英九“连任”成功，但在第二任期内其民调支持度持续下滑，甚至一度跌至9％。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再加上蓝绿政党恶斗，导致民众普遍对马当局及其施政不满。2010年6月，两岸两会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依ECFA第4条“服务贸易”规定，台湾与大陆同意于ECFA生效后6个月，就服务贸易协议展开磋商。2013年6月，两岸两会签署完成《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但在野党和民间、社运团体担忧此协议对台湾中小型企业的负面影响，认为不完善的经济制度会促使台湾更依赖大陆，且认为谈判过程缺乏透明度，因此极力反对“服贸协议”在“立法院”通过。 2014年3月17日召开的“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上，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所谓30秒之速宣布完成“服贸协议”的审查并改交由“院会”存查，此举引发部分学生反对，并于3月18日在“立法院”外举行“守护民主之夜”晚会，抗议“轻率”的审查程序，之后有学生趁警员不备，于晚间21时突破警方封锁线占领“立法院”议场(25)，声势浩大的“太阳花学运”由此拉开帷幕。 参与占领“立法院”行动的主要学生领导皆为“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简称“黑岛青”)的成员，包括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研究生林飞帆，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生陈为廷、魏扬，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生陈廷豪等人。外围的支持群众则由“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公民1985行动联盟”与各个社运团体进行组织。在整个“学运”过程中，学生的诉求不断加码，最终总结有以下几点：一、将“服贸协议”退回“行政院”。二、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用其来审查服贸。三、两岸协议监督机制应符合五大原则，即“公民能参与、人权有保障、资讯要公开、政府负义务，国会要监督”。四、召开“公民宪政会议”。五、“立委”应倾听民意，不要只听党意。(26)议场遭到占领后，警方多次尝试清场但没有成功，之后双方处于对峙状态。3月23日晚间19时，另一群示威者冲至邻近的“行政院”大楼，破窗而入，24日零时起陆续遭警方以暴力强制驱离。随后，抗议学生号召全台民众于3月30日至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静坐、游行。当天数十万以“黑衫”为标志的抗议者涌入凯达格兰大道及“立法院”周边，进行“捍卫民主、退回服贸”游行(27)。4月6日，“立法院长”王金平赴议场探视学生，承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召集“两岸服贸协议”相关“党团”协商会议(28)。表示感受到王金平释出的善意后，抗议学生于7日晚间宣布将于10日晚6时退出议场。至此，持续24天之久的“太阳花学运”终告一段落。 本次运动是继1990年“野百合学运”后，备受世人注目的一场学生运动，台湾历史上“立法院”首次遭到占领，而其中核心领导人物的学运启蒙经验，则来自于“野草莓学运”。“太阳花学运”对台湾政局及两岸关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让施政深陷泥沼的马当局雪上加霜，极大冲击国民党“九合一”选情，国民党最终丢掉9个执政县市，只获6席，遭受在地方选举空前惨败。二是打乱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节奏。“服贸协议”通过变得遥遥无期，而新出现的两岸协议监督机制，将对后续的两岸协商谈判进程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三是冲击了台湾正常的社会秩序，“服贸”延宕使本就低迷的台湾经济雪上加霜。四是民进党有政治获利，但未来难以完全掌控“学运”势力。民进党与学生团体在政治理念、组织运作、利益分割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分歧，“学运”势力与民进党争夺基层支持的迹象初显。五是本已初露转型迹象的民进党由于遭“太阳花学运”挟持重回保守立场，民进党路线转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六是后现代化的网络时代来临，使得两岸社会出现许多新变化、新特点，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所谓“宪政体制”制约、公民运动兴起的新挑战。 二、台湾“学运”的演变特点 通过梳理台湾学运的历史沿革，我们会发现台湾学运发生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不尽相同，其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区别。下文将进一步从“组织形式”、“动员与宣传方式”、“学运参与者成分”、“学运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学运发生频率与规模”五个方面，分析台湾学运的演变特点。 (一)学运的组织形式 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以学校社团为中心所组织的。比如在“保钓运动”中的“侨生”社团，就充当了先期组织者的角色。二是在“学运”过程中形成的“学运”决策小组。比如“野百合学运”中学生自行成立的行动指挥中心，此时有领袖气质的学生会成为“学运明星”，某种程度上主导整个“学运”的发展。三是无组织化的形式。比如“野草莓学运”就是无组织化的范例，没有所谓“核心成员”，也没有“学运明星”。从行动主体的意愿来说，这种共同参与、集体决策是带有正面意义的抉择。但这同时会造成团体动力上的结构限制，在运动过程中不断伴随着“内耗”。“野草莓学运”初期被誉为是“集体领导”的新学运典范，晚期则沦为参与者与干部意见不一致的“流水席式民主”(29)。 (二)动员与宣传方式 一是传统媒体。“保钓学生运动”中，抗议学生是利用创办校内刊物、举行座谈会以及校内发放传单的方式，突破学校以及政府的管制，成功聚集了人潮，进而上街示威游行。而“野百合学运”一开始是透过“学运组织”传统动员，后来借由电视报纸媒体的报道，一下子扩大影响，聚集起上千人。传统媒体的特点是渠道的单向性，容易受到当局的干预与控制，且传播者与接收者地位不平等，传播者在高位，接收者在低位，信息的传播过程也有时差。 二是网络媒介。“野草莓学运”以BBS、博客(Blog)作为传播工具，可以具互动功能的讨论方式，汇集各方多元信息，此外学生还透过网络平台制作现场直播的节目，让更多不用到现场的人也知道运动的诉求与状况。而“太阳花学运”更是透过脸书(Facebook)、Twitter、Line、PTT等诸多实时通讯软件，不分地域的动员学生，实行跨校际串联，透过网络直播，拉拢更多年轻人参与。通讯设施的便捷改变了动员形态，强化了受众的信任基础，参与者地位平等，信息传播快捷且没有时差，更具交互性与爆发力，这是2000年以后“学运”更加活跃、自主的原因。 (三)学运参与者的成分、意识形态和政党倾向 一是单纯的学生。比如“保钓运动”与“李文忠事件”等学生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单纯的学生，并没有什么政党背景。“保钓运动”中大部分的参与者具有爱国主义思想，追求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强大。而“保钓运动”与“李文忠事件”中的学生都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希望获得民主与自由。 二是具有“深绿”背景与“台独”意识形态的职业学生运动者。从“野草莓学运”开始，一批具有“深绿”背景与“台独”意识形态的“职业学生”开始出现，常常在各种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中都能看到这一批人的身影。比如林飞帆在参与“野草莓学运”之后于成功大学投入“零贰社”(“零贰”是台语“抗议”的意思)的组织活动，后于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中担任“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总召集人，而在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中也是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当时就读清华大学的魏扬参与了新竹的“野草莓学运”，而就读“建国中学”的陈为廷也参与台北的“野草莓学运”并于一年后考上清大，成为魏扬的学弟。魏扬、陈为廷等人共同在清大成立“基进笔记”。他们同样参与了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并成为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核心成员。同时，林飞帆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宜兰竞选总部青年军，陈为廷是蔡苗栗联合竞选总部竞选后援会会长。 (四)学运与政党之间的关系 大致呈现三种形态：一是超越政党。比如“保钓运动”与“李文忠事件”等学生运动都超越于政党，和政党利益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二是被民进党所操纵。“野百合学运”、“野草莓学运”和“反媒体垄断运动”背后都有民进党的操纵。尤其是“野草莓学运”，其政党色彩非常明显，发起者李明璁就是民进党人士，而其抗议的导火索也源于大陆海协会长陈云林访台的第二次“陈江会谈”，运动的目的在于破坏两岸两会协商制度以及两岸的和平发展。三是有意与民进党切割，试图壮大自身力量。“太阳花学运”背后虽然也有民进党的操纵，但不管在学运过程中还是学运之后，学运的核心组织者都极力强调自己独立于蓝绿的身份，刻意与民进党做出区隔，学运代表还成立“公民组合”、“民主斗阵”、“岛国前进”等组织，向岛内社会基层进发，与民进党争夺基层支持，以期壮大自身力量。 (五)学运发生的频率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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