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国成人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人教育在促进经济社会进步、提升公民能力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65年来，成人教育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化和丰富的过程，成为持续推进成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因素。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成人教育作为这一时期推进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和分析这一时期我国成人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对于厘清新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脉络，把握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创新现阶段成人教育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成人教育政策的基本主张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培养各类建设人才迫在眉睫。然而，我国当时的文盲率高达80%以上，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美国和英国1820年的水平。如此落后的教育水平仅靠发展正规的学校教育，远远满足不了新中国建设需要。伴随着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制度也开始逐步建立，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初步建立的时期，也是我国成人教育体系的起始创立时期。1949年9月29日，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同时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规定：“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为了满足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党和国家对成人教育给予极大关注，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成人教育政策主张，在工农教育、干部教育、职工业余教育、扫盲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期解决建国初期文化教育严重不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一年之内，教育部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教育工作会议，对当时成人教育的总方针和行动策略进行了部署。1949年12月23日，新中国成立还不到3个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总方针；提出了创办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大办工人补习教育以及“做必要的准备，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的伟大工作”等主张，确定争取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指出“加强工农教育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没有工农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也就没有文化建设的高潮。”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成人教育主要围绕工农教育展开周密的安排和部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教育对象上，首先选择工农干部和积极分子，有条件后推广到青年和工农群众中；其二，在教育内容上，主要是文化教育、政策时事；其三，在教育经费上，主要依靠群众自己解决，政府有重点地予以资助；其四，在教师来源上，实行以“以民教民”为主的方针，必要和可能时再设一定的专任教师作为骨干；其五，在教育与学习形式上，强调多种多样，不求一律；其六，在教育步骤上，强调因地制宜，有重点地稳步推进；其七，在教育领导上，强调“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各方面配合”的原则，以达到统一领导，分工合作，将工作做好的目的。[2] 将成人教育纳入正规学制系统是这一阶段我国成人教育政策的集中体现。1950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讨论学制改革时强调：“人民的文化水平需要普遍提高，而首先需要提高的是工人和农民。因为工人阶级是我们政权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我们政权的基础。新学制要反映我们政权的这种特点。成人的工农业余学习不是可有可无，不是处于次要地位，而是与其他各种教育占同样重要的地位。”他还指出：“成年人的教育，包括工农的教育、失业人员的教育、老知识分子的教育、老干部的再教育，都需要在我们的学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3]1951年10月，政务院公布实施《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将工农教育正式纳入新学制，专门设立面向广大成人的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和识字学校，并且这些学校原则上与普通学校系统建立转学或升学的关系，甚至可以升入大学或专门学院；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各级各种类补习学校、函授学校和训练班。这样，干部、工人、农民等不同成人群体都能从这种与普通学校并行成制、且相互衔接的成人教育系统中接受思想、文化和技术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需要。 二、发展成人教育的具体政策与措施 （一）工农干部教育 工农干部教育是建国之初工农教育的重点，这是由我国当时的战略重点和政策路线决定的。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工农干部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充分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干部”，“为了认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必须给予他们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对工农干部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文化补习学校两个途径实现的。1951年2月10日，教育部同时颁布了《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两个行政条例，分别对工农干部开展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做出了规定和安排，两类学校的修业年限分别是三年和两年，以期使不同基础和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迅速接受教育和洗礼。1953年9月，政务院文教委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文化教育工作会议，认真讨论研究了干部文化教育的要求与目的、方针与步骤、领导与管理、干部扫盲等问题。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大量培养与提拔工农干部和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使他们成为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开展干部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逐步提高到相当于高小以至于初中毕业的水平，以便有效地学习政治理论，钻研业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4]随着这一指示的贯彻落实，干部文化教育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全国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干部有65万余人，1954年增至86万；在这两年间通过业余或离职的文化学习，有17万名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脱离了文盲状态，有26万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有6万余人达到初中毕业程度。[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工农速成中学在当时被认为是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升入高等学校的一种预备学校，因此，从1953年起，工农速成中学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附设于各类高等学校，学生毕业后，一般可以直接升入高校继续深造。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大批工农干部的学习需求，但到1955年教育政策部门认识到这种“速成”培养升入高校的方式违背了“循序渐进”的教育与学习规律，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预期的目的。1955年秋，速成中学停止了招生，工农干部的教育形式转变为以业余学习为主。 （二）职工教育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时期我国的职工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政务院和教育部在1950年至1951年连续发布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条例》、《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等重要行政命令或规章，对职工教育的对象、内容、标准、方式、考核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政务院在《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开展职工业余教育是提高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职工业余教育的对象以工厂企业中的职员为主，内容以识字为重点，采取多种多样并能保持经常的方式进行，争取在三五年内做到职工中现有文盲一般能识字一千个上下，并且有阅读通俗书报的能力。另外，成立由教育部长任主任委员的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明确职工业余教育由政府教育部门负责，在工厂、企业内部由工会负责，加强了对全国职工业余教育的统一领导和有效组织。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职工教育很快发展起来。资料表明，1950年9月全国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职工有764199人，1951年9月增至1718246人，而到1952年9月则达到3020299人[6]。职工识字扫盲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52年底，已经扫除文盲的，“东北有十万人左右，天津三万五千人，铁路工会五万人，邮电工会四万五千人”。[7]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国家对各条战线上职工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职工教育采取“大量发展、注意质量”的方针，从1955年进一步加强了职工教育的规范化管理，提出大力开展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职工业余教育，并且确立课程教学计划，建立考核验收制度，确立了“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争取基本上扫除现有产业工人中的文盲和一部分行业职工中的文盲”的目标。据1955年统计，当年全国参加学习的418万职工中，参加扫盲的占37%，参加小学的占38.4%，参加初中的占23.9%，参加高中占的0.6%，与1952年相比，初等和中等教育得到了较快提升。 （三）农民教育 以扫盲为重点、规模巨大的农民教育是建国初我国成人教育的重要内容。从1949年开始的冬学到后来广泛、持续开展的农民业余教育充分表明农民教育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重要性。1949年12月，教育部发出的《关于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指出：“农村冬学运动是团结教育广大农民的有力武器之一”，“‘冬学’这种适应广大群众需要的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着的教育方式，今后应当在全国农村中普遍推行。”当年冬季，各地农村积极开展冬学运动，仅老区农民入冬学的就达1200余万人[8]。1950年12月，教育部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开展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将农民季节性的业余学习（冬学）逐步转变为常年业余学习。”1951年，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全面展开。国家还先后成立了扫盲工作委员会、全国扫盲协会，召开了全国扫盲工作座谈会、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以研究部署成人教育工作。1953年，扫盲委员会出台《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195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多措并举开展农民教育，并确立了在过渡期内基本扫除农村中青壮年文盲的政策目标。这一时期，我国的农民夜校迅速增加，主要是识字学文化为主，并配合进行时事政策和生产、卫生教育。农民夜校的初级班主要任务是扫盲，而高级班则要达到高小毕业程度。农民的业余学习主要采取“以民教民”的方针，动员一切识字的人作群众教师。建国初期的农民教育成绩非常显著，据统计，从1950年至1953年，全国农民参加冬学的人数分别为2500万、3500万、4885万、1900万；其中参加常年农民业余学校学习的人数分别为300万、1100万、2707万、1200万。[9]1949年，全国农村青壮年中约有文盲1.65亿，而到了1959年，则减少到0.86亿；文盲比例也由解放初期的80%减少到43%左右。[10] （四）成人高等教育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时期，高等学校作为实施最高层次教育的机构在我国成人教育发展中开始承担起重要的角色。从建国之初，国家就特别注重发挥高等学校的优势，通过创办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形式提高干部的理论、文化和业务水平。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教育部在随即出台的《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实施计划的决定》中，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开办夜大学，筹办高等函授教育。1950年6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会议，并强调“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11]教育部长马叙伦则要求高等学校准备和开始向工农开门。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夜大学和夜校正式招生。夜大学制两年，招生600人；夜校学制一年，招生700人。1951年11月，刘少奇副主席批准了中国人民大学函授教育实施方案，并指示先在北京、天津等少数城市试办，待有经验后再推广。1952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函授部正式成立，开创了我国采用函授、夜大学形式举办正规成人高等教育的先河。1953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函授部在北京、天津、太原设立函授辅导站，在北京和天津开设经济计划、工业经济、工业会计、工业统计、国内贸易、对外贸易、银行等专业的函授专修科，在太原开设工厂管理、统计两个专业的函授专修科。[12] 这一时期，国家把试办高等函授教育和夜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为了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应积极创办和发展高等学校的函授部、夜大学和大型厂矿附设的夜大学，工作方针是整顿现有的函授部和夜大学，适当的发展高等工科、师范、财经等科和重点试办高等农科函授教育及夜大学，积累经验，为今后大量发展业余高等教育创造条件”。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已初具规模。1957年，全国举办函授教育的高等学校有58所，举办夜大学的有36所，包括工科、农科、林科、师范、文科、理科、财经、政法等类院校；有函授生35000人，夜大学生12000人。刘延东副总理在评价建国初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成就时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国只有200多所大学、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函授教育，举办职工大学和业余大学，开展大规模扫盲，有效满足了现代化建设对专门人才和广大群众对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紧迫需求。”[13] 三、特征与反思 分析和反思建国初期我国成人教育发展面临的社会背景、基本政策主张和具体政策措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政策具有以下特征。 （一）在成人教育政策目标上，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建国初的新中国正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是新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重构时期。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了成人教育特殊的功能与使命。一方面，成人教育作为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一个从旧教育制度向新教育制度的转化过程，成人教育政策在构建新的制度中发挥了引导性和推动性的作用，为后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制度体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成人教育政策又是构建新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条件和支撑。以工农教育为主体的成人教育是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建国初的成人教育政策所具有的过渡性、阶段性特征，既与建国前我国成人教育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与后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个阶段的成人教育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基本上完成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 （二）在成人教育政策价值上，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 工具主义教育价值观强调教育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功能，教育的价值通过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得以肯定或否定。建国初的成人教育政策价值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成人教育的间接价值，即成人教育影响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能力，政策的出发点是优先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二是国家集中管理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和扫盲教育，对每一项工作都有明确的规划目标乃至刚性的措施，如把成人教育纳入正规学制系统，对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和扫盲教育有指令性要求等；三是教育内容充分体现政治性和社会性，通过政治化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工农群众符合新国家建设的需要；受教育者对教育目标高度认同。从其成效来看，这种具有明确社会目的性的成人教育政策，对于完成特定时期的成人教育使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工具性价值观与成人教育的本质功能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相去甚远。 （三）在成人教育政策对象上，具有鲜明的重点性特征 现代成人教育具有广泛的教育对象，任何社会成人群体或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教育的对象，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成人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工农干部、厂矿职工和农民，因此也将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称为工农教育。新中国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农大众的思想意识和知识水平会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巩固，工人和公民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迅速复苏，工农文化教育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真正群众性的文化建设高潮的实现。为了强化工农教育的重要性，国家将其纳入新的学制系统中，使得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并行成制，并且构建了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沟通衔接的关系。这种政策措施不仅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现在我国成人教育的改革仍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这一时期的工农教育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参加人数多，广大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政治、文化和技术业务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这种内容明确、重点突出的成人教育回应了当时国家战略重点的需要。据有关数据显示，1950年至1956年，我国各类各级成人教育毕业生共有283.9万人，参与扫盲教育、工农速成教育等工农群众更是数以亿计，这不仅创造了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早期辉煌，更为后来我国成人教育的赶超发展夯实了根基。[14] （四）在成人教育政策制定上，具有鲜明的单向性特征 建国初期，成人教育政策的制定受当时我国高度集权的公共管理体制的制约，具有鲜明的单向性特征，领导人和国家行政机关成为政策议题产生和政策制定的主体。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关于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意见和主张往往成为国家出台相应成人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职工管理部门则成为制定成人教育政策的重要主体，如教育部于1949年设立的社会教育司、识字运动委员会，1951年调整之后的工农业余教育司；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设立的干部文化教育局以及这一时期先后成立的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全国扫除文盲委员会等，承担了规划、组织和管理全国成人教育的职责。这种单向度的政策制定与组织体系，能够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整合教育资源，规范教育行为，保持政策的权威性和有序性，有利于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建立。但同时由于缺乏工农群众的参与和上下互动的机制，也容易使制定的政策脱离各部门、各地区的实际，特别是脱离成人这一特定群体的学习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育质量和执行效果。 （五）在成人教育政策执行上，具有一定的动态性特征 建国初期，国家对成人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把握尚不充分，对如何发展成人教育还缺乏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在政策的制定或执行中出现一些问题。但回顾这一时期我国成人教育政策的变化，不难发现决策部门往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或终止某项政策。比如工农速成中学政策在1950年至1955年经历了从确立到终止的全部过程；从1950年到1953年期间，职工教育政策经历了从有组织的学校教育到业余学习为主的转变过程，实现了从注重规模到建立规范性业余教育制度、注重质量的政策转变；农民教育政策从开展季节性的业余学习（冬学）转变到加强农民的常年业余学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