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的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改革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负担不仅没有明显减轻的迹向，反而随税制改革而有所加重，这导致了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和其它所有制企业相比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更严重的是国企通过自我积累作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正逐渐削弱，产业失衡越来越传递为金融失衡。因此政府以有选择地缩小国企摊子并加强结构调整和资本金注入、以产权重组提高企业内在规模效益就是国企改革的基础性工作。
一、国有企业的税负到底多重？
从宏观上看，国企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不很低，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国企税负过重的程度仍然缺乏一致的认识。笔者的测算表明：国企在87年左右由于实行投入产出承包，净留利水平达到了最高点，此后国企负担进一步加重，其直接表现是企业负债率的不断上升和资金利税率的不断下降，尤其在财税改革后更是如此，企业基本上不具备充分的还贷能力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切实减轻国企债务负担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
一、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国有企业的留利水平明显过低。1.我国国企实现的利税水平不明显低于日美企业，但留利大致为日美企业留利的1／3；2.日美企业上交税中社会保障税的份额相当大（约为30%），而我国国企留利中的相当部分须用来作为职工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性支出；3.我国国企实现利税中的虚夸部分较大，这主要是通过少提折旧等达到[1]，留利部分中作为生产发展资金运用的更低， 而日美企业中折旧费用一般达到了其留利的1.5—2倍。
表一 国有企业税负国际比较 （单位：百分比%）
项目/国别 美国 日本 中国
毛利/销售收入 10.9 5.5
12.5
上交利税/毛利 31.8 61.0 87.4
企业留利/毛利 68.2 39.0 12.6
股东分红/毛利 20.8 9.01
企业净留利 47.4 30.0 12.6
综合折旧率 10.0 13.8 4.0
资料来源：《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5第16期第28—38页。
二、和国内其它所有制企业比较，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1.从税负看，自86年以来，国有工业企业在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集体、三资、乡镇等企业总产值已占一半强，但国企上缴财政的收入从来都未低于60%，大体上为其实现利税的85%左右，而日美企业税收加股东分红占总利税也不过70%，86、87年国有企业的留利总水平曾一度达到50.7%（其中生产发展资金占26.3%），但到92年已重新降为12.6%（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测算为9.67%）[2]，企业不可能形成多少再生产投入；2.从税制改革的实际运行效果看，不仅未为国企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反而可能将已不公平的税负合法化和公开化，并进一步加重了其负担。以1994年为例，国企在资金紧张和市场疲软的情况下，靠苦练内功取得了较好的综合效益，实现利润增加了9.8%，但税负上升更快，为20.8%，其中流转税增加24.6%。在9月份多缴的税金中源于国企的占80%左右，故实际上税制转换拉大了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税负差异，国企总体税负率由此上升了0.8个百分点[3]；3.国企所须担负的社会职能往往较其他所有制企业为多，经营活动受政策性目标的影响较大，故国企的社会消费支出较高，这个历史包袱也限制了企业参与竞争的能力。
表二 国有企业税负国内比较 （单位：百分比%）
项目/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国企总产值/工业总产值
62.2 59.7 56.8 56.1 54.6 52.9 48.1 43.1
国企上交财政/财政收入
74.5 70.0 68.4 66.8 66.4 64.5 62.8 60.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版推算。
但对国企负担过重的问题，某些政府部门和企业仍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这主要是因为从表面上观察，企业总储蓄掩盖了其净储蓄的不足。笔者试对国企的总储蓄进行了估算：
表三 国有企业总储蓄水平 （单位：亿元）
项目/年份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初次分配 2447 2617 3182 3806 4147 4557 5196 6018
转移支出 1716 1701 1805 2009 2238 2359 2654 3131
转移收入 465
514
606
748
732
704
678
850
最终收入 1196 1430 1983 2545 2641 2902 3220 3737
社会消费 195
221
261
311
385
431
509
606
总储蓄
1001 1109 1722 2234 2256 2471 2711 313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版推算。
其中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使用了剩余法推算，即将分配主体分为政府、居民和企业。政府的初次收入为间接税和行政事业单位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直接收入，居民的初次分配为农村和城镇居民现金收入，其与GNP的差额为企业的初次分配， 再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和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之比为比例系数相乘，即得到粗略的国企初次分配所得；其次，考察企业的转移收支，其中转移收入为财政拨付的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资金和企业亏损补贴，转移支付为直接税和对职工的补贴、奖金等；通过它们得到了国企的再分配收入，但国企中的非经营性机构生产的服务具有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必须视为社会消费，其总额约为政府社会消费的1／3，扣除之后得到了企业的总储蓄。这个数值使人们对国企负担过重缺乏准确的把握，并将国企活力不足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企业形态上的问题。
二、国有企业缘何得以维持生存？
如果企业留利的确明显偏低并且在改革后情况未有根本改观，为什么国有企业在重负下仍得以维持？其主要途径是两条，一条是少提折旧吃老本；二是依赖银行贷款和外资推动。我们可以通过下列测算看出：
表四 国有企业可支配收入水平 （单位：亿元）
项目/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企业总储蓄1001 1109 1722 2234 2256 2471 2711 3131
按原值提折旧 723
826
944
1072 1232 1432 1640 2064
企业净储蓄1
278
283
778
1162 1024 1039 1071 1067
按重置提折旧 723
950
1302 1608 1873 2391 3149 4997
企业净储蓄2
278
159
420
628
383
80
-438 -186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版和表三推算。
我们按照固定资产原产值计提5 %加上修理基金则国有企业名义折旧水平差不多是7%，以此得到国企的净储蓄水平就相当低了， 大体上不超过1000亿元，而其中用于再生产的比例不会太高。国家曾规定或建议企业留利中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应按6:2:2分配，实际上工资性支出和福利支出挤占其它专项基金甚至透支性挂帐的现象十分严重，从86—93年的样本观察，三项基金的比例大致为4:2:2，技改投入等不得不依赖国家财政。如果我们以86年为基年进行投资 品价格指数调整，按照固定资产的重置价格计提折旧，国企拚设备、吃老本的现状就更加突出，此时企业净储蓄几乎为零，负担之重使企业基本丧失了自我积累机制，郭树清等人的估算结果与之相近，国企通过折旧的利润虚亏比重甚至达到了85%。
此时国企过度负债经营就是必然的了，这除了表现为企业间巨大的“三角债”之外，就是产业失衡向金融失衡的传递。1.由于企业必须靠贷款维持其社会消费，且无力按照市场导向及时调整产品，故其资金存量中定额资金向在制品倾斜，非定额资金向结算资金倾斜，贷款停息挂帐增多。80年代初，国企基本不负债，其资金利税率也还略高于非国有企业，如86年国企的资金利税率为20.65%，到了93年国企负债率达74.3%，经营性资产净值仅为8982亿元[4]，资金利税率为9.68%，已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流动资金周转率更降低到1.43次／年。2.财政对国企的投资资金过于分散。投资强度明显太弱，使其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融资的同时却不能形成自我还贷机制，财政对国企的预算内投资已无足轻重，国企也的确在增强自身的投资主体地位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但仍有近一半的资金缺口，高负债使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以每年3 %以上的速度持续下降。这种局面进一步持续下去，必然使企业债务越滚越大，旧的包袱没有卸下，新的包袱不断形成，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必然弱化。
表五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来源 （意境：百分比%）
项目/年份
19851990199119921993
预算内资金 24.013.210.26.3 6.0
银行贷款23.023.628.130.425.4
外资及其它 12.621.118.616.820.6
企业自筹40.442.143.146.648.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版，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国有企业的出路何在？
国有企业的负担必须给予减轻，企业才有生存的可能。单纯从税负上看，降低税率、增加企业留利水平的确可以使国企活力增加，通过带动税基的扩大从而抵消降低税率带来的财政收入的损失。但我国财政一直很紧，赤字居高不下，走这条路子难度较大，目前，财政暂可考虑通过削减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投入，以此作为贷款贴息，用以支持急需改造的国有企业，帮助其走出困境。
企业组织形态的改革也未触及国企负担过重和活力不足这一最根本矛盾。我们可对比中外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总水平：
表六 国有企业投入产出比较
项目/年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中国
国企投资/社会总投资30.0 33.5 28.021.0 61.5
国企产值/GDP总值
23.5 15.0 18.09.0
72.4
资料来源：1.转引自江春泽《外国现代市场经济》P74， 人民日报出版社。
2.《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版，中国统计出版社。
可见西方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水平并不明显高于我国国企，它们也存在着如何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难题，自然其中有一些不可比因素，如西方国有企业集中在盈利水平较低的公共产品行业。但有两点是必然的：1.在市场机制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股份制作为特定的企业组织形态并未能成功解决国有企业经营中的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股权多样化和私有化等改革；2.在市场竞争秩序不尽规范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改革能否真正解决我国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是存在疑问的。通过资本市场增强企业资金投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初衷并未实现[5]， 其奏效至少需要其他一些切实的配套措施。
试图通过建立企业的破产机制将企业的社会职能部门剥离出去，以减轻国企冗员负担也是国企改革的思路之一，但其中有两难问题，即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国企改革孰先孰后，如果没有充分的社会保障，占国企职工总数20%强的冗员就不可能下岗；如果政企共建之，则保障基金的支出是目前国企根本无力承受的。以工资总额为100%， 按国家规定以1%提失业救济金，以1%提工伤基金，以各省统筹的平均数20%提养老金，以10%提医疗金，则企业需负担的总基金额已远远超出了国企的净储蓄水平。在实际执行中更会出现一些国企欲加入统筹而无力支付费用，另一些国企则倾向于实行行业统筹，这不仅不可能提高国企效率，反而更可能丧失了公平。
表七 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基金支出 （单位：亿元）
项目/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工资总额 1288 1459 1807 2050 2324 2594 3090 3812
社会保障基金 412
467
578
656
744
830
989
1220
企业净储蓄1
278
283
778
1162 1024 1039 1071 1067
因此，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基本途径不在于从微观层次上进行所有制改造，而在于从宏观层次上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条件，理论的表述就是“制度的首要目标是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然后“为统治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个所有制结构”[6]。 由于目前大幅度提高企业留利水平难度较大，所以我们将改革思路集中在存量调整上，概括地说，首先解决国企“过大”和“过小”的问题，是较为可取的思路。
一、为什么政府对国企资本金的注入严重不足，但同时产生了队伍庞大的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根本原因在于国企摊子过大过滥，已超出了国力的承受能力；而且双重体制并存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得到计划部门的批准和管理，这就容易滋生钱权交易。国有企业不仅在基础设施和国家命脉部门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在如旅游、餐饮等竞争性、盈利性部门也居于主要地位。因此有必要缩小国企摊子，将不影响政府宏观经济控制能力的中小国企非国有化，这不仅可以优化资产存量配置，使交通、煤炭采掘、能源等部门每年增加约千亿元的资金投入[7]； 同时对应于新的国企规模，旧的工交商贸等管理部门也无继续维持人浮于事的必要，财政相对可以宽裕得多，国企税负持续上升的压力可部分释放出来。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改革不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为国企—银行—居民之间已经存在着一条巨大的债务链。
表八 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程度 （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版推算。
二、国有企业在规模上存在着严重的不经济，大而全、小而全使得国企缺乏足够的独立开发产品和进行技改、多业并举等分散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得不依赖于高投入尤其是资金推动型的粗放增长。改革以来国企效益下降的同时数目却不断增加，如93年较上年增加了3,000家。 我国主要工业行业集中度过低是不争的事实。针对我国国情，通过股份制降低交易成本远不如社会将分工变为企业内部分工时直接生产成本的节约更为显著，这种节约按马克思的表述是共同使用劳动工具和劳动场所、不同生产阶段空间距离的缩短等导致的成本下降。解决国企规模过小也符合经济内涵增长型要求，有助于国企减轻资金不足的压力。
表九 1992年我国主要工业集中度（%）
行业CR4 CR8 CI4 CI8
煤炭选采
10.9 19.4 272.3242.6
非金属矿选采6.1 9.3 152.8115.9
食品制造3.4 5.4 113.389.3
纺织业 0.8 1.4 47.0 43.9
石油加工33.4 55.2 64.2 53.1
汽车制造14.9 21.0 405.4285.3
仪器仪表7.1 14.5 59.3 43.8
注释：1.CRn是前n家企业的产量占行业总产量的集中度，CIn是前n家企业与行业平均规模比较的集中系数。
2.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1993年版和《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版推算。
实现国有企业规模化的途径之一是基于产权重组的集团授权经营，笔者曾从博奕论的角度证明了该途径的有效性[8]， 原本具有投资冲动的国企可能通过股权互换控制其他企业而达到新品开发或技术进步的目的，而不必过分依靠国家财政或间接融资，以资本金利税率的增长为中心的经营行为也才能真正确立起来。或者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起点，必须通过缩小摊子，扩大规模使企业能够维持其生存，然后才谈得上发展，在当前为企业固本培元决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