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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发展方面的“新加坡方式”（或“李光耀方式”），各方面已有诸多褒贬不一的评论。对于新加坡方式比较恰当的观察方法，是回溯历史，站在当年的当事者的位置上，去设想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在具体的国内、周边局势之下，当时的李光耀和新加坡应当如何跋涉、避险、攀登，如何建构有效的制度组合、政策组合。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与现实环境来评价某种政策主张，可能会失之偏颇。而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道路，如果将它置于一个历史长时段来观察，则可能会给人带来别样的感悟。
一、“新加坡方式”的西方源流
“新加坡方式”使新加坡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某些观察者认为这是“东方的智慧”或“亚洲价值观”的成功，但我以为，“新加坡方式”固然有一些有别于西方的东方内涵，但从整体来看，它还是以西方渊源为主，以东方渊源为次。
作为“新加坡方式”的创立者，李光耀的政治经济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李光耀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并于1946至1950年在英国留学，他的阅读书目也是以西方著作为主。
而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早期政敌，恰恰是一批接受东方华文教育的人。
李光耀从英国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1）法治精神；（2）社会主义理想；（3）自由市场制度；（4）对“革命”的怀疑和抵制。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例如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也是源自英国，但是李光耀把公积金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却是英国人望尘莫及的。
李光耀从小生活在英式法治制度之下，并且在英国学习法律，对英国人刻板地依法办事有着切身的体验。新加坡独立后，英国的法律体系基本保留。在法治方面，李光耀的刻板、严苛程度超过了英国人，他的严刑峻法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使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和政府廉洁，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积弱和“失败”形成了鲜明对照。
除了法律体系、法治精神源于英国，新加坡的总体建国目标也是源自欧洲，这就是“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不少知名的自由主义者是伦敦经济学院（LSE）费边主义大师哈罗德·拉斯基的信徒，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曾经非常流行。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费孝通等人，更是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他们的来自东南亚的师弟李光耀一样，都受到了拉斯基学说的直接熏陶。然而，后来罗隆基等人的费边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理想被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所替代，而有机会在新加坡执政并实践费边社会主义的李光耀，却发现了这一主义中的若干“弊端”，转而寻求一种更实用的“社会主义”。
李光耀虽然聆听过拉斯基的社会主义学说，但他的英伦求学生涯也很幸运地赶上了斯大林模式之恶被逐渐揭露的时代；同时，李光耀的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掌权的LSE大师兄们搬用拉斯基学说而在经济、政治上所遭受的挫折也让他警醒。东南亚一些左派政党的极左做法，也让李光耀不屑于与之为伍。
年纪较轻、思维缜密的李光耀似乎注定要从费边主义的信奉者变成它的修正者。起初，李光耀接受费边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也接受了“积极的政府”和混合型经济的理念，以至于创设了一种较温和的全能式政府体系。他也接受费边主义的治国方式：渐进的而非激进的。
李光耀更倾向于“老式的社会主义”——强调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给予公民平等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才能和为自己赢得财富；他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倾向于自由市场制度。新加坡立国之初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创造财富、开拓税源，然后才是使国民普遍地享受福利。李光耀对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有着高度的警惕。
在政治领域，李光耀也偏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原则，以至于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1976年因逮捕记者而被社会党国际开除。李光耀不服气，还组织笔杆子写了一部自我辩护的书，叫做《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方式》。这很像武侠小说中某个率性而为的人被革出师门却始终认同本派身份的情节。
李光耀对于自由市场制度的偏爱也有着英国渊源。二战后的英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双峰并峙的两大学说门派。在李光耀曾经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与拉斯基的论战尖锐而持久。李光耀以实用主义者的态度对两人的学说都进行了借鉴和修订，并无师自通地把双方的学说以及东方保守主义的儒式政治思想融会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李光耀”印记的“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给人民以均等的个人发展机会、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与混合型经济、政治上的英式议会内阁体制和东方威权主义、宗教一种族课题上的宽容与多元、社会管理上的“胡萝卜加大棒”主义。
二、“新加坡猜想”
李光耀的社会主义理念有着非“革命”、非“共”的英国式底线。英国300多年来的议会政治、反对革命的传统给了李光耀深刻的印象。他也看到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采取的社会主义政策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动乱，保守党议员只是在国会和选区里文质彬彬地辩论和质疑而已。
英国是一个300多年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费边社会主义弃革命而取渐进式变革道路，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策略。当然，在这主潮之下，仍有众多不同的模式，包括李光耀创设的“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加坡，曾经处于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可能走向经过李光耀修正过的费边社会主义，也可能走向左派政党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当时人民行动党内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林清祥为代表的激进左派彼此摩擦，正是这种十字路口态势的反映。最后，是李光耀一方侥幸获胜。
作为一个“老式社会主义者”，李光耀对“新兴”的福利国家模式和苏联模式，似乎都有着先知先觉式的抵制。他被社会党国际所不容，也被东南亚左派力量所痛恨。后来，福利国家和苏联模式都失败了，李光耀掌舵的新加坡却涉过时代的惊涛骇浪，生存下来并成长为一个富裕的、极具竞争力的国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做法也一直被外界舆论所诟病，但是，有两种猜想是值得一试的。
（1）如果过去几十年新加坡不是由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执政，而是由别的“主义”来主导，今天的新加坡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强敌环伺、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新加坡会不会成为一个失败的、疲弱的国家，甚至，在周边马来人世界的汪洋大海中，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到今天是否还存在？
（2）如果把1965—2025年这60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考察，如果18年后，到了2025年，新加坡成为了类似北欧的那种较高层级的自由民主国家（以当今社会变迁的加速度趋势来看，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么迄今为止42年的“李光耀方式”是不是一种代价最小、风险最少的铺垫和一个可以接受的历史阶段（更何况在吴作栋、李显龙时期，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在“李光耀方式”这个大框架下有了一些改变）？新加坡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没有一步到位建立起一种成熟的自由民主体制，但从60年的长时段来看，也算是一种角度不大，但基本向上倾斜的一条上升式道路，甚至，对于一个亚洲国家来说，这个60年社会转型过程也算是“比较快”的一个案例。
观察新加坡方式，我们应当看到一个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新加坡方式。1993年，新加坡开始采用人民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一个权力比过去大得多的总统，以制衡权力过大的内阁。在吴作栋领导下，新加坡政府开始注重在扶弱济贫与鼓励竞争之间谋求平衡，并且重视培植一个建设性的高素质的公民社会。对于现任总理李显龙来说，他父亲的时代终究会过去，新加坡在新的时代，无疑应当寻求新的“新加坡方式”。
在未来18年内，新加坡或许能够在政治、社会方面呈现出更健康、更多元的气象，从而可能完成我所展望的“60年社会渐进转型期”。这样一条代价很小、开始批评声音很多但最后又建成了高水平的自由民主体制的渐进转型道路，尽管目前还只是一个“猜想”，但它也许是一条最终有可能实现的稳妥道路。
三、新加坡经验与中国
首先，应当看到，新加坡经验与亚洲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独裁开发”体制是有区别的，学习新加坡经验不等于要搞集权主义那一套。客观地说，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已经处在多元政治体制建设的初级阶段，已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政治形式，有形式上的多党竞争体制，有一人一票的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有公开的议会辩论，新加坡的领导层人物都要定期接受选民的投票评判，另外新加坡的法治也是真抓实干的。在政治制度光谱上，中国与新加坡相比仍有一些距离，新加坡有些政治发展成果是走在我们前面的。
其次，新加坡经验在具体内容上仍属于一种特殊的治国经验。新加坡的政治人才发掘和培养，精确得仿佛整个国家都是受一台电脑控制。中国是一个超大复杂社会，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新两国的历史遗产、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执政党的历史包袱都不一样，社会矛盾的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中国应该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转型道路和具体策略，并且，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应该有一个大范围的学习对象，除了新加坡，可供我们学习的国家有很多，包括和我们国情接近的邻国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