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研究》创刊40周年刊文分析与研究热点
——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李 超1,2 王 超2
（1.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610041；2.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 利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1979年创刊至今的《贵州民族研究》40年间所刊发的8307篇专业学术论文的下载量、被引频次、作者信息、机构分布、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等文本材料进行可视化定量分析，并绘制对应网络知识谱图。研究发现：（1）2005年-2012年间《贵州民族研究》受改版为双月刊的影响，刊文数量呈小幅增长，2013年起刊文数量大幅增加，刊文下载量、被引频次与受基金资助论文的数量亦逐年增多；（2）多数作者以独立开展研究为主，核心作者群的引领效应明显，科研机构间的联合研究初具规模。（3）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彰显一致性特点，且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烙印。（4）《贵州民族研究》记录与反映了贵州民族问题研究的研究脉络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历程。
关键词： 贵州民族研究；文献计量与统计；知识谱图；CiteSpace
1979年创刊的《贵州民族研究》是我国有关民族研究问题领域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是全国同类期刊中的核心期刊。创刊至今，刊物始终秉承立足贵州、面向西部、放眼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刊思路，多次获得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等众多殊荣，其权威性与专业性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成为展现我国民族理论研究水平与动态的重要窗口以及学者进行成果刊发与交流的优秀学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贵州民族研究》见证并引领了贵州省乃至全国民族学、社会学领域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复兴与发展，回顾刊物40年间的发展历程与刊文脉络，不仅对学界充分了解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大有裨益，而且也利于加深学者对该刊物的再次认知。
就目前研究而言，对国内外某一期刊所载文章的分析研究，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经中国期刊网数据库、硕博士学位全文论文库、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等国内重要数据库检索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拟要研究的领域或主题出发，通过相关数据库检索研究成果，运用相关可视化分析软件以展现该主题的时间纵向研究脉络，或在此基础上再度展望后续研究趋向。陈刚等通过梳理1996－2016年间四大学术期刊中有关传播民族志的学术论文，梳理了民族志在中国大陆传播研究中的脉络演进及其内在逻辑[1]。孙岩等运用CNKI期刊数据中挖掘出2003-2013年中国赫哲族研究的现状，并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2]。蒋彬等通过梳理民族学与文化学CSSCI 期刊载文中有关“城镇化”的相关研究，展现出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研究脉络[3]。张良等运用CiteSpace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教育信息化研究的热点与演进脉络，并将研究演进过程分三个阶段[4]。二是从期刊载文内容角度出发，着重分析某单一期刊（或多本期刊）在一定时间内的载文特征或进行比较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期刊载文趋向研究、刊物影响力判定研究、刊文作者耦合关系研究、研究基金分布状况等。石硕等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三种学术期刊（《康藏前锋》《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阐明藏学类专业学术期刊的出现为何同康区研究有密切联系[5]。罗云丹通过对1995-2005年间《贵州民族研究》的载文分析后，认为该刊物是一种学术性强、论文质量高的民族类专业期刊，在同类期刊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6]。张照云通过对1980-2000年间民族学类期刊的载文量与总被引频次等影响因子的统计分析，发现核心期刊较非核心期刊具有更大影响力，且《贵州民族研究》在同类别期刊中具有相对更高的学术影响力[7]。王华菊通过对2010-2015年《贵州民族研究》载文的分析，发现自2012年以来该期刊的双影响因子明显上升，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学术辐射作用不断扩大，且在同类期刊中一直位于前三位[8]。此外，梁春阳[9]、秦红增[10]、廖智宏[11]、骆柳宁[12]、黄敏[13]、郝苏民[14]、周兰芳[15]、李跃平[16]、丁立平[17]、石方夏[18]等学者分别针对《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民族志与教育》《民族学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国藏学》等刊物的Hirsch指数、载文被引频次、载文被引速率、载文被引广度、社科基金分布和期刊影响因子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不同刊物载文的基本状况以及刊物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历程。
文艺发展与许多事物一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绍兴文艺总体呈现日渐提升、日益繁荣的态势。无论是文艺观念、支撑条件，还是组织保证、民间活力，都显示出关注人们精神、服务主流生活，更好地提升人们的精神品质，让精神富有与物质富裕同步起来又相互促进的正能量。
总之，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厚，足以为本论文提供参考和借鉴，但现有研究也存有一定不足：一是大多数现有研究成果只进行某单一影响因子分析，相对缺乏对刊物较为系统性的综合评判，且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二是在研究时段的选取上，多采用3-5年作为时间区段，相对缺乏更长时段的研究成果，故不能更加全面系统地认知相关研究领域或主题。基于此，本论文拟选取《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2019年的载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分析其刊发的所有学术论文，力求全面、系统地展现该刊物刊文的基本状况、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规律，以提升学界与学者对该刊物的认知水平及自身刊物的知名度。
CiteSpace是由陈超美教授及其科研团队基于JAVA语言而研发，用以实现文献精准定量分析为目的的主流信息可视化软件[19]。该软件采用逐步递进的分析方法，通过构造知识系谱图，系统的呈现相关知识领域的整体结构、作者信息、研究机构、关键词聚类、研究热点与研究演进脉络，是国内外学者系统了解某知识领域内重要研究成果的一种文献定量分析软件。此外，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还具备界面简洁性、操作简易性、图表美观性和结果易理解性等特点，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高度认同，并被广泛学习、推广和使用。
科研机构之间协同合作并开展联合研究，一方面有利于科研机构间互通有无，发挥研究设备最大的效用，从而加大学术产出成果。另一方面，研究机构之间搭建的多等次合作关系网络，便于研究人员对尚未达成一致性认同的话题进行深度沟通，及时开展学术讨论与思想碰撞。
一、刊文统计与分析
（一）刊文数量指数
纵观1979年创刊以来，《贵州民族研究》在刊文数量、被下载频次、被引用频次及基金资助力度均呈现逐年稳步上升趋势。从内容上看，《贵州民族研究》的刊文内容紧跟时代步伐，在同类别民族问题研究相关期刊中刊文质量更高、内容更丰富、影响更深远。如自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示，及时将贵州省少数民族聚居的“六山六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列为重大课题，在后续开展持续调查研究，《贵州民族研究》期刊更借助于西部大开发的契机，于2002年专门针对“六山六水”地区的社会调查、社会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开辟专门板块，用于学术传播和学术交流，并以此纪念贵州省“六山六水”民族综合考察20周年，而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院更是召开全国民族研究学术论坛，再次以“六山六水”民族综合调查作为论坛的重要主题之一，充分体现了刊物在新时代的责任担当。而从刊文结构上看，自创刊至今(1979-2004年间为季刊，自2005年起为双月刊)，2004年前期刊一直维持以季刊发文，刊文数量总体变化不大，各收录专栏维持了十分稳定的期刊论文结构，而双月刊发文期间，2005-2012年间刊文数量变化较小，2013年后，刊文数量明显提升，但也保持了较高的刊文质量。
面对国内外纷杂多变的严峻形势以及国内民族问题研究的崭新局面，组建科研团队对研究领域开展联合研究是学界几乎趋于一致的认知和当前科学研究趋势，民族问题研究领域更应加强学者间的强强联合，开展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创新性研究。文章运用社会网络结构分析法和引文分析法，绘制文献作者知识网络结构图（图5），图中共有762个网络节点，74条作者网络互连线条，连接密度为0.3%，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值为98.1%。
图1 《贵州民族研究》1979-2019年度发文数量统计图
（二）刊文下载指数与被引指数
图2 《贵州民族研究》年度刊文下载量与被引次数
运用中国知网学术论文下载量统计工具与各年度《中国核心期刊引证报告》，绘制1979年至2019年《贵州民族研究》期刊的年度论文下载量与被引次数统计图（图2）。从图2可知，40年期间《贵州民族研究》刊文的下载量呈现趋高的态势，刊文被引次数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其中，1979-1988年的下载平均值为123.7，被引因均值达448.9；1989-1998年期间，下载均值达到205.7，被引均值达664.9；而1999-2008年期间，载文下载均值与被引均值均达到期刊创刊40周年的最高值，分别为503.06和1679.1。2009年至今，期刊刊文下载量虽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其学术影响力、学术关注度、用户关注度与学术传播度依然很高。
图3 《贵州民族研究》年度刊文篇均被引数与下载引用比
刊文下载被引用比率，代表了学界学者对某学术刊物的重视程度，更代表了期刊所载文章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通过计算《贵州民族研究》载文下载被引比率，可进一步分析均篇刊文的学术关注度与学术影响力（图3）。从图3中可看出，篇均被下载次数与均篇被引比率呈小幅波动的稳定上升态势；以10年为统计周期，均篇被引数与下载被引比率分别为6.37、27.65，7.33、33.09，18.99、30.90，6.58、260.69。均篇被引与下载被引比两指标均表明《贵州民族研究》在同类别期刊中的显著代表性和权威性。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一是在总体刊文一定数量的前提下，40年间网络节点仅762个，表明民族问题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特殊性，且多数研究多以独立个人承担、研究成果以独立作者名义刊发为主，学者间联合展开研究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此外，这体现出在纷杂的民族问题研究领域中，作者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十分强大、研究成果的引领效用十分明显。二是74条作者合作网络连接线，表明当前已经逐渐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网与学术合作关系，构成了一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并且这一趋势愈发明显。三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多为学界知名学者，开展联合研究虽能确保科研成果的严谨性和权威性，但一定程度上，缺乏一定数量“以老带新”不利于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持久性深层次研究。
同时，依据《贵州民族研究》刊文的总体统计与分析，发现1979年-2018年期刊共刊文8307篇，被引次数合计33005次，单篇论文最高被引次数201次。被引频次处50-99之间的达29篇，被引100次以上的达8篇。因期刊载文具有十分明显的时间累积效应，在此仅列出被引量居前10位的相关论文信息（表1）。
表1 《贵州民族研究》1979-2018年高频次引用论文（前10位）
（三）基金资助刊文数量与资助比率
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对《贵州民族研究》期刊的基金资助类论文进行统计，绘制统计结果。从图4可知：一是1979年至1996年，刊文并无任何基金资助，不存在资助基金数量比率。1997年至2001年，是刊发基金资助论文的初始阶段，2001年刊发数量达到该阶段的最高数（4篇），资助比例4%。二是2002年至2012年间，刊发受基金资助类论文的数量快速增长，2012年达51篇，资助比例达20%，相比前阶段提升近5倍。三是2013年至今，伴随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基金等多种资助基金种类的增加，《贵州民族研究》刊文受基金资助的幅度和力度逐年提升，资助比例维持高位小幅波动，相对年度数量变化较小。其中，2015年数值达到近40年间的顶峰，共有225篇基金资助，占当年度刊文总数的34%。由1979年的无任何基金资助论文到225篇文献，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和社会对科研成果的高度期待和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贵州民族研究》期刊的编辑在甄别论文时对基金资助类论文的日益重视，从侧面也反映出《贵州民族研究》期刊发文作者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图4 《贵州民族研究》基金资助刊文数量与所占比值（1979-2019）
1979年《贵州民族研究》创刊至今，共刊文8555篇，其中除去年度目录、人口经济统计资料、学术讨论会纪要与简述、相关通知与公告、主编结束语、论坛或年会概况、学者访问报道、新书出版通知、编委会成员介绍等非专业学术论文后，共得到8307篇专业学术论文（图1）。以10年为一个时间计算周期条件下，截止2018年底平均刊文数量分别为93篇、107篇、152篇和433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05%、42.05%和129%，刊文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总体上而言，1979-2018年40年期间《贵州民族研究》期刊的刊文量年均增长数量十分明显，得益于《贵州民族研究》稳健的内涵式发展办刊理念。此外，2016年《贵州民族研究》刊发672篇学术论文，达到40年来最高年度刊文数量的峰值。
总之，面对陡增的来稿数量、日益丰富的来稿内容，《贵州民族研究》一直不断紧跟时代主题，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专门聘请国内外顶级专家对来稿进行严格审阅，打造了一篇篇质量过硬、格式规范、内容丰富和高引领性的专业学术论文，也正是由于以上因素，逐步促成了学界对《贵州民族研究》期刊的高度认可。
二、作者统计与分析
（一）作者及合作网络
经Cite-space软件对8307篇载文格式转换后，采用社会网络结构分析法对作者及作者合作网络展开分析，其中数据切片设置为1年、软件阈值为TOP30、网络节点设置最小生成树与修剪切片网络，可视化选择集群视图与显示合并网络。在可视化结果中，节点越大、连线越粗说明作者共现频次越高，作者关联度越强。
1.核心作者
依据普莱斯理论，通过作者发文数量的核算，判断该领域是否具备核心作者群是衡量某一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所谓核心作者，即在相关学术期刊上刊发较高文章数量的作者（在此次统计中并未区分第一作者与第二、第三作者）。《贵州民族研究》创刊至今，共涉及约1262位作者，依据N=0.749（Mmax）1/2计算核心作者群（表2），其中M为作者发表文献的篇数。
表2 《贵州民族研究》部分核心作者与发文数量(1979-2019)
2.作者合作网络
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企业采用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而企业往往只关注内部生产和管理活动，不关注企业的外部环境，仅限于生产过程中对成本的核算和分析，在这种忽略预测和决策的情况下，很难充分发挥成本管理应该有的作用。
目前，“宅”的家庭越来越多，许多家长喜欢“足不出户”，个个“低头族”，与孩子玩的能力、机会少之又少。因此，要想开展有趣、有效的亲子绘乐课堂，首先要从提高家长的“游戏技能”开始，让家长手中掌握吸引孩子的“利器”，使家长不仅在绘乐课堂上能与幼儿互动，回到家中也能随时随地与孩子玩起绘乐游戏。
(3)脱模机基础不均匀沉降。脱模机基础经长期冲击产生空洞和不均匀沉降，轨枕脱模时模具与脱模平台撞击导致模具出现反弹严重，增加脱模次数，而每增加一次脱模次数，冲击力对轨枕造成的损伤就增加一下，轨枕就越容易出现挡肩裂纹。
图5 《贵州民族研究》合作作者知识系谱图
（二）研究机构及合作网络
科研机构能够为个人与团体开展研究提供研究者所需的物质、技术、设备等基础科研设施，并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研究机构的发展完善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科研成果产生的学术影响力也反映出研究机构的发展水平，两者具有明显的正向协同关系。经Cite-space，就《贵州民族研究》期刊中所包含的科研院校、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如下（图6）。
图6 科研机构社会网络合作关系谱图
1.科研机构的发文数量
平台和终端需要保证单设备指令的时序性，即当先下发开灯，再下发关灯时，路灯收到的指令也应先为开，后为关。需要保证一组路灯的状态，即一组路灯同时开时，不能有的路灯收到开的指令，有的路灯收到关的指令。
统计科研机构的发文数量，可直观显示核心研究机构的分布状况（表3）。依据普莱斯理论，经Cite-space 统计科研机构发文数量值，发现《贵州民族研究》期刊载文共涉及478所科研机构，研究机构主要分布于专业研究所、高等院校、省市民族研究中心以及地方院校行列。其中，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发文数量最多，位列排名第一位，其次为四川大学、贵州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
表3 研究机构刊文数量统计表(发文数量超40篇)
2.科研机构社会网络结构
对价格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假设2中药物的价格均在目前的基础上下调10%，ALT复常率、HBV‐DNA转阴率及HBeAg转阴率的成本‐效果分析与表4基本一致，见表5。
加强国际合作与科技创新 助力深化水利改革与发展——访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司长高波 …………… （24.37）
对此，Joseph [10]63-64是这样解释的：音响形象的所指是概念，概念的所指是事物。但通过对比，我们发现，Joseph所持的是词语—概念—事物观，跟索绪尔的符号观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假定存在语言世界和外部世界两个世界，符号的最终指向是外部世界的事物，而索绪尔语言学只有一个语言的世界，能指和所指是语言符号内部的两个要素，没有外部基础[11]80-82。换句话说，Joseph的符号观和索绪尔的符号观完全是两码事，没有可比性可言，因此用词语—概念—事物观来解释上述现象肯定是说不通的。
在科研机构社会网络合作关系谱图中（图6），其节点越大表明机构贡献越大，连接线越粗表明合作关系越紧密。从图中可知：一是当前共有478个节点数、33条连接线，联结密度仅为0.3%，分析效度值95.59%。二是以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大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凯里学院等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与其他研究机构的联结线条最粗，合作关系最为紧密。三是图中仍存有孤立节点，且数量众多，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仍需要继续加强。最后，纵观整个知识谱图，表明国内已经形成以地缘、学源与以核心研究机构为中心的良性合作关系，核心科研机构与其他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态势也越发明朗，但众多孤立节点的存在亦表明其前景不容乐观，仍需继续努力。
三、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
关键词是由论文中提取并经过规范化处理，具有实质意义的叙词或自由词，是精准反映学术论文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热点是指多数研究者在某一时间区间段重点关注的研究专题，研究成果具有时间集中、数量众多、内容集中、关联度高的特点，长时段跟踪与分析某领域的研究热点，可体现学界的研究脉络与学术走向。
（一）研究热点
运用cite-space软件中词频分析法和词频凸变探测技术，对《贵州民族研究》期刊中的论文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反映《贵州民族研究》刊文的热点及时间段分布，并绘制关键词知识网络图谱（图7）。其中，年轮状圆圈的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成正相关关系，出现频次越高，代表其中心性越强。
从图7中可知，一是40年间《贵州民族研究》刊发论文成果带有明显的政治敏感性和强有力的政治鉴别力，刊文内容与时代主题和国家战略方针部署紧密结合。面对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新挑战，始终坚持一脉相承的办刊理念，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充分彰显出该刊物在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绝对示范作用和引领效应。二是从关键词共现时间分布看，《贵州民族研究》自1979年创刊至2000年前，刊文重点围绕以贵州省本土及其周边邻近省份内的少数民族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尤其针对苗族、侗族、布依族、瑶族自身及与汉族关系的研究较多，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族源考证、民间文学、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等。此外，还涉及有对民族区域自治及对如何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深度探讨，用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入21世纪后，在我国特色民族问题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背景下，从国家战略全局和社会发展整体出发，《贵州民族研究》刊文的研究热点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为根本，围绕民族团结的这一核心，为着重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产业发展献计献策，其刊文的内容主要围绕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等，为解决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科学的路径参考。
图7 《贵州民族研究》刊文关键词共现知识谱图（1979-2019）
（二）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是一个相对时间概念，指一组或几组凸现的动态概念或潜在的研究问题[19]。运用Cite-space 的凸现性词频监测功能 （Citation Burst），实现关键词的二次探测分析，用以反映研究前沿信息。对《贵州民族研究》1979-2019年刊文的高频凸现词甄选后，结合前述热点分析，发现研究前沿与研究热点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4）。
表4 《贵州民族研究》刊文凸变词及凸变指数统计
四、结论
采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贵州民族研究》创刊40周年刊发的8307篇专业学术论文的系统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一是以2012年划分为时间节点，40年期间《贵州民族研究》期刊的刊文量具有较大波动，2012年以来，刊文数量年均606篇。《贵州民族研究》40周内刊文的下载量和载文被引次数均呈现稳定的上升态势，刊文的权威性和引领效应十分明显。其中1999-2008十年间被引频次与下载量均达到历年最高值，总体被引频次合计33005次，其中单篇文献的最高引用频次达201次。此外，自1995年始，受科研基金的资助而刊发的专业学术论文数呈现快速增长的局面。
二是发文作者与作者合作网络的分析发现，目前《贵州民族研究》期刊中已经形成史继忠、颜勇、周真刚、黄才贵等一批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其刊发的学术成果数量遥遥领先，学者间开展联合研究的趋势已逐步形成。刊文所属科研机构主要为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专业研究所、高等院校等，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对《贵州民族研究》期刊载文的贡献率最高。
三是《贵州民族研究》刊文的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且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敏感性，载文在扎实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注重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以及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问题研究，实现了“微观的田野调查和访谈”与“宏观的、理论构建”的良好结合。另外，创刊40周年来，《贵州民族研究》所刊论文也是记录与反映贵州省乃至我国民族研究的成长与发展轨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时也是引领民族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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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Research on Guizhou Ethnic Studies（1979-2019）：Based on Knowledge of CiteSpace Network Spectrum
LI Chao1,2 WANG Chao2
（1.Southwest National Institute,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Sichuan 610041，China；2.School of Business,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 Using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this thesis analysized 8307 professional academic papers published on Guizhou Ethnic Studies since 1979,which included downloads,cited frequency,authors information,institutional distribution,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s.Then,the author draw corresponding network knowledge spectrum and found that:1)Between 2005 and 2012,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Guizhou Ethnic Studies increased slightly which was affected by revision of bimonthly publication,but i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2013.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downloaded,cited times and funded papers were increased year by year.2) Most of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independent research.The leading effect of core authors was obvious,and the joint research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s begun to take shape.3) Research hot 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showed consistency characteristics,and got obviously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ra branding.4) Guizhou Ethnic Studies recorded and reflected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Guizhou ethnic issues and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disciplines.
Key words： Guizhou Ethnic Studies; Literature Statistics; Knowledge Spectrum; 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 G23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2019）09-0171-09
DOI编号：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09.027
收稿日期： 2019-07-16
[作者]李超（1987-），山东淄博人，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贵州财经大学教师，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与反贫困；王超（1986-），重庆南岸人，博士，博士后，贵州财经大学工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精准扶贫，扶贫开发与管理。
（责任编辑：周真刚）
（责任校对：张 洁）
标签：贵州民族研究论文; 文献计量与统计论文; 知识谱图论文; citespace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论文; 贵州财经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