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高潮的前奏——简论开元前期张说及其周围的诗人群体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元论文,前奏论文,诗人论文,群体论文,高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说作为初盛唐之交政坛与文坛的双重领袖，纵观其一生，在他周围曾经形成过数次诗歌创作的高潮，其中三次编录为集，分别是《岳阳集》、《朝英集》、《集贤院壁记诗》，参与人数之多，创作数量之丰，影响力之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在整个唐代也是颇为罕见的。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可以说是由张说及其周围的诗人群体创作共同合力促成的。张说的诗歌成就(主要是山水诗)及其奖掖后进对于盛唐诗坛的作用已得到学人的重视①，但对围绕其周围的诗人群体创作尚较少关注。本文拟对开元前期张说及其周围的诗人群体创作进行简析，以求对诗国高潮的来临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一 张说的外贬与岳州诗人群体的山水诗创作——以《岳阳集》为中心
开元元年(713)十二月癸丑，只做了三个多月中书令的张说被姚崇所排挤，贬为相州刺史，结束了他第二次宰相生涯。不久又左转至岳州，朝中大批文士也相继被贬至岳州或途经岳州。在开元三年四月至五年二月(715—717)张说任岳州刺史期间②，与梁知微、赵冬曦、尹懋、张均、张垍、王琚、王熊等友人门客游历唱和，形成了一段不应被忽视的山水诗创作高潮，《岳阳集》就是这次高潮的结晶③。现将此期岳州诗人群的相互唱酬应答，按年代先后顺序开列如下：
开元三年，姚绍之贬为岳州司马，张说有《岳州宴姚绍之》。本年秋，梁知微作为潭州刺史入朝，经岳州，有《入朝别张燕公》，张说写有《送梁六自洞庭山作》、《送梁知微渡海东》、《岳州别梁六入朝》。本年冬，萧璿作为广州都督入朝，经岳州，张说饯送，有《广州萧都督入朝适岳州宴饯》。
开元四年，赵冬曦自监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张说有《伯奴边见归田赋因投赵侍御》，赵有和诗《奉酬燕公见归田赋垂赠之作》，张又有《翻着葛巾呈赵尹》，赵有答诗《答张燕公翻着葛巾见呈之作》。本年春，张说常与尹懋、赵冬曦及子均、垍登岳阳楼，游洞庭湖，赋诗唱和，张说有《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赵、尹、张有和作，张均另有《和尹懋登南楼》。赵国公王琚自泽州移守衡州，经岳州与张说有唱酬，张有《赠赵公》，王有《奉答燕公》二首，张另有《游
湖上寺》，王琚、赵冬曦各和作一首。本年夏，张说与赵冬曦有唱和，张作《岳州山城》，赵有和作，张说次子垍亦有和作。本年秋，张说与尹懋、赵冬曦等游湖，频繁唱和。尹懋有《秋夜陪张丞相赵侍御游湖二首》，赵冬曦、张说、张均父子有和作。尹懋有《同燕公泛洞庭》，张说有《和尹从事懋泛洞庭》。尹懋有《秋夜陪张丞相赵侍御游湖二首》，张说有《和尹懋秋夜游湖》、张均有《和尹懋秋夜游湖二首》，赵冬曦亦有《和尹懋秋夜游湖二首》。同时或稍后，王琚自衡州入朝，又经岳州，与张说有诗酬唱，张有《岳州别王十一赵公入朝》，王有《自荆湖入朝至岳阳奉别张燕公》。十一月，宋璟自广州入朝，经岳州，张说有《赠广平公宋大》。赵冬曦游湖，作《湖作并序》，张说有《同赵侍御乾湖作》(乾湖即湖)。本年冬，王熊从潭州刺史任上解职北归，经岳州，与张说唱和。张有《岳州宴别潭州王熊二首》，王有《奉答张岳州说二首》。张说的好友韦嗣立在海州别驾任上有和诗《余昔忝省阁与岳州张使君说潭州王都督熊同官联事后承朝谴各自东西张公与王都督别诗二首情颇殷切余览以叹因遥申和云》。
开元五年，张说与赵冬曦有唱和，张有《赠赵侍御》，另有《早霁南楼》，赵有和作。二月，张说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有《别湖》，赵冬曦有和作，张另有《出湖寄赵冬曦》二首，赵有《酬燕公出湖见寄》。在岳州期间，张赵二人相交甚密，张还曾有《同赵侍御望归舟》、《同赵侍御巴陵早春作》，赵则有《陪张燕公行郡竹篱》、《和张燕公耗磨日饮》二首。
由以上对于岳州诗人群体唱和的描述及其作品的简单梳理后可以看出：第一，开元四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以张说为首的岳阳诗人群体创作达到了高潮，参与人员最多，诗歌唱和频繁且集中，成绩显著④，形成了一时风气，真是“一时之乐，岂不盛与”(尹懋《秋夜游湖二首》序)，这是在唐代山水诗史和诗歌唱酬史上均值得关注的一年；第二，这些诗人大多都是朝廷官宦，并不以诗闻名，虽不乏个别诗篇已渐有盛唐声调，且在写景绘貌上表现出一定的能力，但总体上艺术水平并不算高，基本属于二三流诗人，鲜明地体现出诗歌史过渡时期的特点；第三，他们的诗风与张说相近，均流露出与张说相类的凄婉语调，这也是贬谪诗歌的共同特点。这些文士离开宫廷之后，在岳州诗酒唱酬，创作较为自由，不再受宫廷程式的限制。当时，姚崇等主政重吏轻文，朝中创作顿趋萧条，诗坛中心便由宫廷转移至以张说为中心的贬所。
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往往是文人失意时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这是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由于历史的原因，“湖湘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贬官文化”，屈原就是第一个与这片土地结缘的大诗人。在唐代，宋之问、张九龄、杜甫、刘禹锡、韩愈等等，均曾被贬此处，失意感慨，留下凄美诗篇。张说亦是如此，贬官岳州时期是其一生的失意期，同时也是其诗歌创作的高峰期。
张说自称“三岁客长沙”(《巴丘春作》)，在岳州时期创作的诗歌可考者即有五十多首，是其一生创作的丰收期和繁盛期，诗歌艺术真正达到成熟，代表着这一时期整个诗坛创作的最高水平。《新唐书·张说传》云：“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⑤所论有理。凄者，凄怆也、酸楚也，婉者，柔弱也、纤婉也，婉约中不失愤懑，淡泊中流露沉郁，闲适中深藏孤独，平和中充溢哀伤，是张说岳州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清人丁仪云：“(张说)初尚宫体，谪岳州后，颇为比兴，感物写怀，已入盛唐，苏颋不及也。”⑥山水成为其孤寂忧愤之情的载体。《对酒行巴陵作》很能代表其当时的心境：“留侯封万户，园令寿千金。本为成王业，初由赋上林。繁荣安足恃，霜露递相寻。鸟哭楚山外，猿啼湘水阴。梦中城阙近，天畔海云深。空对忘忧酒，离忧不去心。”直言自己治世之才堪比留侯张良，文章词赋可比司马相如，然身遭外贬，耳听“鸟哭”、“猿啼”，梦想天阙，空对酒杯，自己身处江湖心念庙堂之心又有谁能理解呢？当然，张说更多的是以委曲婉转的方式表达他内心的情怀，比如他的名作《送梁六自洞庭山作》：“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首二句营构送别友人的氛围，笔墨简净，末二句写别情以幽默笔调出之，颇为别致，托兴比物，以洞庭为神仙窟宅，且兼寓别情。正所谓不着一字，远神远韵，送意自在其中。前人评云：“但言悠远，而别意自见。美人秋水之思，当是别后意耳。”⑦在洞庭湖烟波浩渺之中，神仙既不可接，客帆亦天际迢遥，君山壮丽如面，别离友人，不禁伤感，委婉地表达出诗人迁谪的孤苦和失望，真是“缠绵悱恻，不失诗人敦厚之旨，盛唐作者所以为正声也”⑧。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初唐七绝“音律未谐，韵度尚乏”，“至张说‘巴陵’之什……句格成就，渐入盛唐”⑨。确实，张说于岳州时所作的山水诗，已声调渐响，步入盛唐，“气来神来情来”的盛唐诗歌已然呼之欲出。作为盛唐文学的一位开路人，其诗作表现出魏晋与齐梁相间、南北文风融合的倾向，反映了文学风尚的变化。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云：“张燕公说诗率意多拙，但生态不痴，律体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清矫后规。”⑩指出其诗歌的承上启下作用。因此，研究他的诗歌创作对于更好地了解整个盛唐诗风具有重要意义。
和张说在岳州唱和来往的诗人现存诗约三十余首，他们的诗得以流传，恐怕主要因为是奉和张说的，故随张说的诗留存下来。现以成就较为突出的赵冬曦、张均二人为例简析。
赵冬曦，开元初迁监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全唐诗》卷九八存其诗十八首，多与张说有关。在岳州时，他经常与张说登楼游湖，赋诗唱和，是与张说唱和诗最多的一位。《陪张燕公登南楼》(11)：“抑郁何以欢，阴氛亦登望。孤岛轻雾里，行舟白波上。目劳西北云，心醉东南嶂。昔日青溪子，胡然此无状？”诗中于登楼眺望景象的描绘之中抒发其被贬之后的愁苦，流露归隐之思。张说《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末尾同样以“举目思乡县，春光定不殊”表达思乡之感。尹懋的和作《奉陪张燕公登南楼》“何日西北望，何处是京县？屡登高春台，徒使泪如霰”亦是此意。张说在岳州期间，赵冬曦始终相伴，感情深厚，二人互为知音，写下许多唱酬之篇。比如二人共游湖，赵冬曦写下七言古诗《湖作》，其序云：“巴丘南湖者，盖沅湘澧汨之余波焉。兹水也，沦汇洞庭，澹澹千里。夏潦奔注，则泆为此湖；冬霜既零，则涸为平野。按《尔雅》云：‘水反入为。’斯名之作有由焉尔。而此乡炎暑，子月草生。弥望青青，相与游藉，岂盈虚之可叹，亦风景之多伤。感物增怀，因书其事。”说明湖之由来和“感物增怀”之写诗缘起。全诗二十二句，描绘了湖美景，“适来飞棹共回旋，已复扬鞭恣行乐”，好不快意，并发抒了“来今自昔无终始，人事回环常若是”的感慨，末以“勿学灵均远问天”收束，表示不要再愁思愤懑，应该看开荣辱，似乎在开解自己，并答赠张说《同赵侍御乾湖作》，劝慰张说。《和燕公岳州山城》：“为吏恩犹旧，投沙惠此蒙。江边悠尔处，泗上宛然同。访道精言合，论经大义通。鸣琴有真气，况已沐清风。”诗写得颇为顺畅，且有浑融之气。《陪燕公游湖上寺》：“江外多山水，招要步马来。琴将天籁合，酒共鸟声催。岩坐攀红药，溪行爱绿苔。所怀非此地，游望亦裴回。”颇有清幽灵动之气，与张说原作《游湖上寺》类，和后来王、孟、常、储等人的创作有一定的承继轨迹。此外赵冬曦还有多首奉答张说的作品。总体上，这些诗表现出较强的模山范水的能力，且能融情入景，情怀旷达，史称其“性放达，不屑世事”(12)，良非虚言。
张均，张说长子，品节不高，安史之乱受伪命为中书令。能文工书，有《张均集》二十卷，已佚。《全唐诗》卷九○存其诗七首，多为声色高华、含情无限的五律。如《和尹懋登南楼》：“客来已两春，更瞻韶光早。花鸟既环合，江山复骈抱。楼形写北潭，堞势凌青岛。白云谢归雁，驰怀洛阳道。”写于开元五年，此时张均已随父在贬所两年，值此春光明媚之节，登楼赏景，不禁想念洛阳家乡，诗意伤感。再如“湖风扶戍柳，江雨暗山楼”(《九日巴丘登高》)、“惊花翻霁日，垂柳拂烟波”(《江上逢春》)、“平湖乘月满，飞棹接星流。黄叶鸣凄吹，苍葭扫暗洲”、“石痕秋水落，岚气夕阳沉”(《和尹懋秋夜游湖二首》)等写景的句子，工整明秀，已经和后来的盛唐五律颇为相近了。
在唐代，将贬谪愁苦与山水抒情结合其实是从沈、宋开始的，只是由于当时宫廷斗争复杂，二人所贬之地多为边鄙蛮荒，无心宴饮游赏，且较少言志述怀之作，无论在诗境拓展还是在艺术创新方面都有较大的局限，对后来盛唐诗歌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张说的外贬与他们不同，当时一大批文学之士相继遭贬，朝中作诗风气日渐消歇，随着张说及围绕在其周围的诗人群体创作的兴盛，诗坛中心从宫廷转移至岳州，唐代山水诗终于展现出新的面貌。清人宋育仁云：“其(张说)源出于谢元(玄)晖，而词取排丽，深容苍态，自谢古人。惟古音璆然，有六朝遗则。”(13)张说的诗与谢朓(字玄晖)有一定的源流关系，绮丽精藻，兼具古音，有六朝风范。贬谪岳州后，将隐逸心态和贬谪生活结合起来，感物写怀，更添凄婉，诗境进一步开拓，渐有盛唐浑融之美。围绕在其周围的诗人群体创作也表现出迷惘忧伤、清丽悠远的共同特点，虽然他们的诗还未臻于一流境界，呈现出初盛唐之交过渡时期的诗歌风貌，但是，他们却部分地弥补了此期京城诗坛创作的相对凋零所带来的缺憾，为开元前期的诗坛增添了一抹耀眼的光辉(14)，他们与稍后的张九龄等诗人共同促进了盛唐山水诗繁荣期的到来，成为山水诗史上二谢到王孟之间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二 朔方巡边唱和组诗与张说的边塞诗创作——从《朝英集》谈起
开元十年(722)闰五月，张说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职往朔方巡边，玄宗诏百官祖饯郊外，亲制《送张说巡边》诗以示恩宠。源乾曜、张嘉贞、宋璟、卢从愿、许景光(先)、韩休、徐知仁、崔禹锡、王翰、苏晋、王光庭、袁晖、席豫、张九龄、徐坚、崔日用、贺知章等十七人作《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诗，诗存于《张燕公集》卷四，另外崔泰之、胡皓、王丘亦有送诗，分别见于《全唐诗》卷九一、一○八、一一○。贾曾奉敕作序，编为《朝英集》(15)。
玄宗的御制诗，十七人的奉和诗，崔、胡、王三人的送诗，加上张说的应制诗，共二十二首，从帝王到卿相，从故知到亲信，人员涉及面相当大，其中不少为当时及后来的文坛大家，他们共同掀起了一股巡边诗的创作高潮。一年之后，王晙赴朔方巡边，玄宗亦有《饯王晙巡边》诗，张说有《奉和送王晙巡边应制》诗。王是张的继任者，也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职出为朔方巡边，受到玄宗的重用宠幸也类似，但如送张说般的诗坛盛会则无法再现。
贾曾序云：“公智以阐物，精以造微，文为一变之英，武有万人之敌。”我们看到，这组诗浓墨重笔集中地褒扬了张说的文治武功，文武全才。如源乾耀说其“声华振台阁，功德标文武”，张嘉贞说其“经纬称人杰，文章作代英”，许景先说其“文武承邦式，风云感国祯”，徐知仁说其“由来词翰首，今见勒燕然”，王光庭说其“贤相德符充，朝推文武雄”，袁晖说其“欲识恩华盛，平生文武材”，席豫说其“已勤封山记，犹闻遣戍篇”。将张说称作 “词翰首”、“文雄”等，揄扬其文学才华，并比之以仲山甫、张良等古之辅边名臣，赞赏其武力智谋。另外，组诗中还道出玄宗派遣张说巡边的目的，“礼乐临轩送，威声出塞扬”(卢从愿)，“定功彰武事，陈颂纪天声”(韩休)，“用师敷礼乐，非是为獯戎”(王光庭)，并乐观地预期张说的成功安边和秋日凯旋，“归来画麟阁，蔼蔼武功传”(席豫)，“威风六郡勇，计日五戎平。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歌钟旋可望，枕席岂难行”(张九龄)，“燕山应勒颂，麟阁伫名扬”(徐坚)，“伫勒燕然颂，鸣驺计日归”(崔泰之)等等，这些虽是应制诗篇，但均富有时代气息和政治意味，反映了当时唐朝军事国力的强大和对外作战的自信。其中可以玄宗的御制诗《送张说巡边》为代表：“端拱复垂裳，长怀御远方。股肱申教义，戈剑静要荒。命将绥边服，雄图出庙堂。三台入武帐，八座起文昌。宝胄匡韩主，华宗辅汉王。茂先惭博物，平子谢文章。尽节恢时佐，输诚御寇场。三军临朔野，驷马即戎行。鼓吹威夷狄，旌旗溢洛阳。云台先著美，今日更贻方。”指出其御边意在垂衣而治，要以“教义”与“戈剑”使敌人绥服，自有帝王气象。
《朝英集》中水平较高的作品当属张说的《将赴朔方军应制》：“礼乐逢明主，韬钤用老臣。恭凭神武策，远御鬼方人。供帐荣恩饯，山川喜诏巡。天文日月丽，朝赋管弦新。幼志传三略，衰材谢六钧。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汉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尘。连年大军后，不日小康辰。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既符合应制温厚敬上之旨，又能“以老法引奇情，规翔矩步中自有掀髯慷慨之气”(16)。张骞因出使西域有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张说“以张骞自比，立言有体”(17)。表达了许身报国的爱国情操。起笔端重苍莽，中叙简洁，“胆由”二句尤合应制之道，“连年大军后，不日小康辰”两句对句精妙，末四句呼应题目，收转至“将赴”，表现为国建功立业之豪情。清人说此诗“骨气坚凝，气体雄厚，此工部先鞭也”(18)，认为其开杜甫雄健之先河，评价甚高。明人胡震亨云：“凡排律起句极宜冠裳雄浑，不得作小家语。唐人可法者，卢照邻‘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骆宾王‘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杜审言‘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沈佺期‘阊阖连云起，岩廊拂雾开’，玄宗‘钟鼓严更曙，山河野望通’，张说‘礼乐逢明主，韬钤用老臣’，李白‘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隅’，高适‘云纪轩皇代，星高太白年’，此类最为得体。”(19)把张说《将赴朔方军应制》与诸大家之五排相提并论，可见其水平。清人李因培云：“燕公五排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时于坚壁中作浑脱舞。后人竭力效之，终不可至。”(20)“气韵沉雄”抓住了张说五排的总体特征。
玄宗及朝臣们的这些和诗多关边塞，玄宗诗已见上文，朝臣和诗如“匈奴迩河朔，汉地须戎旅”(源乾耀)、“德风边地偃，胜气朔云平”(宋璟)、“晓光摇组甲，晚吹绕云旌”(韩休)、“度关行照月，乘帐坐销烟”(徐知仁)、“旌摇天月迥，骑入塞云长”(崔禹锡)、“骑历河南树，旌摇塞北沙”(王翰)等等，描绘出征场景与边关景象，豪壮雄浑，典重整齐，精工赡逸。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上述诗的内容还显单薄，基本上都是想象之辞，缺乏对边境的实景描绘与切身感受，艺术水准亦有缺憾，每首诗从整体上还未达到浑融之美。但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组诗中这些有关边塞的句子，对于盛唐边塞诗的创作应该有导夫先路的作用。
张说往朔方军巡边半载，这期间写有《巡边在河北作》：“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此种雄浑风骨与张若虚、刘希夷等人的歌行不同，它是直接继承汉魏歌行的特点，苍莽古朴，表达对功业追求的豪情，对后来李白、崔颢等人的歌行是有影响的。
其实在朔方巡边之前，张说即有一些优秀的边塞诗篇留存，张说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大半生，“早以书生射策，载笔圣朝，晚以军志典兵，秉旄乘塞”(21)。他既是社稷重臣，又是安边名将，一生多次从军边塞。早在神功元年(697)时，张说即有边塞经历。其后在开元六年、八年、十年三次总戎边塞，立下赫赫武功。张说把其丰富的边塞经历付之诗笔，边旅生活使他得以走出狭窄沉闷的宫廷，呼吸大自然的清新气息，体味世态的炎凉和军旅生活的艰辛，生活境界的开阔使其写出不少内容充实、风格清健的边塞诗篇。长安二年《送李侍郎迥秀薛长史季昶同赋得水字》于送别中记实事，鼓励二人“胜敌在安人，为君汗青史”。《送王尚一严嶷二侍御赴司马都督军》：“汉掖通沙塞，边兵护草腓。将行司马令，助以铁冠威。白露鹰初下，黄尘骑欲飞。明年春酒熟，留酌二星归。”想象边塞景象，气象非凡。《破阵乐词二首》历叙少年英雄屡次远征，杀敌报国，却功成不受勋，其二云：“少年胆气凌云，共计骁雄出群。匹马城南挑战，单刀蓟北从军。一鼓鲜卑送款，五饵单于解纷。誓将成名报国，羞将开阔论勋。”此诗题为词体，燕乐曲牌，六言结撰，气势雄浑，值得特别注意。
张说在幽州写了不少边塞诗篇，这其中应以《幽州新岁作》为代表：“去岁荆南梅似雪，今春蓟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诗作于从岳州迁为幽州都督时，感慨时序变迁与仕途变换的相似。起句回想，次句点题，写得真切，其诗法与刘希夷、张若虚等诗相类，以梅雪为互衬意象，一南一北，昨荆南，今蓟北，抒发人世在宦游中随时间变迁的感慨。三四句“忽将首二句兜裹成一气，而情词流转极圆美，诵之惬心不厌”，且有思致。五六句实写幽州新岁的景象，结句是其一贯的祝颂主上，不失风雅正体，“亲切不肤”(22)。整首诗气清语真，笔调疏落。周敬评为“风神气韵，为盛唐立准”(23)，可谓的评。《幽州夜饮》也是名篇“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首二句，颇为挺拔，三、四句语带深情，五、六句雄壮，显出苍凉悲音，与一、二句形成照应，末两句托意深婉，清人沈德潜云：“此种结后，惟老杜有之。远臣宜作是想。”(24)明人叶羲昂也是同一看法：“结处倒说恩遇，妙甚，远臣不可不知。”(25)此外《幽州元日》、《幽州别阴长河行先》、《幽州送随军入秦》、《幽州送尹懋成妇》等等均是写于幽州的作品，张说对于幽州的抒写是值得关注的。
边塞诗的发展在初唐大体经过虞世南、“四杰”和陈子昂三个时期。子昂之后，在初盛唐之交，像张说这样如此集中地写作边塞诗是较为少见的，他的部分诗篇已达到了“为盛唐立准”的圆融程度，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笔者认为张说的边塞诗与其山水诗分别开启盛唐边塞诗与山水诗之风气(当然其边塞诗稍逊于山水诗)，这是颇为引人注目的诗歌史现象。在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翰、李颀等盛唐边塞圣手出现之前，张说的边塞诗和《朝英集》所具有的示范意义不应忽略。
三 张说引领之宫廷诗人群体的应制诗创作——以《集贤院壁记诗》为代表
韦述曾说：“上之好文，自说始也。”(26)《新唐书·张说传》云：“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27)汪篯认为：“玄宗的重视文治，以张说的用事为真正的转捩点。”(28)这些论断不无道理。而张说的正式用事，应该在开元十一年二月，中书令张嘉贞因弟张嘉祐贪赃案牵连，被贬为幽州刺史，张说代其为中书令之后。史称“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贬谪嘉贞，重用张说，反映了玄宗“尚吏”到“尚文”的变化。开元十一年至十四年(723—726)是张说政治权力达到顶峰的时期，也是其真正成为文坛领袖的时期。以张说为核心的宫廷诗人群体再次成为诗坛的中心，前后数次进行唱酬，且均有皇帝的亲自发起或参与，这在开元前期诗坛乃至整个唐代诗史上都颇为罕见。
开元十一年二月，玄宗自太原南行，出汾州雀鼠谷，张说献《扈从南出雀鼠谷》诗，玄宗有《答张说南出雀鼠谷》。群臣宋璟、苏颋、王丘、袁晖、崔翘、张九龄、王光庭、席豫、梁升卿、赵冬曦有和作《奉和圣制答张说南出雀鼠谷》，见《张燕公集》卷四，徐安贞亦有和诗，见《全唐诗》卷一二四(29)，共十三首。张说诗云“豫动三灵赞，时巡四海威。陕关凌曙出，平路半春归。霍镇迎云罕，汾河送羽旂。山南柳半密，谷北草全稀。迟日宜华盖，和风入夹衣。上林千里近，应见百花飞。”全诗用语精确，中二联对仗工稳，除实景的细致描述外，也注意了诗境的营造。
这一年四月，张说正除中书令，手书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二句于政事堂，令为楷式。王诗约作于开元二年，至此经过张说的称扬方声名鹊起。张说自己的诗虽未能达到这种高度，但他抓住了这首诗所代表的盛唐时代的气息及盛唐诗歌的气象，对于诗歌走向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先导作用的。晚唐诗人郑谷有云“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可见它在当时的影响。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特标举“海日”二句为盛唐典型句式，闻一多指出张说激赏的王湾这两句诗体现了“盛唐所提倡的标准诗风”(30)，说明张说的眼光受到当时及后世的普遍认可。
开元十二年，玄宗赐宰相群臣于乐游园，作《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题下注“二相谓张说、宋璟”，张说、宋璟、崔沔、张九龄、胡皓、王翰、崔尚、赵冬曦等均有和作(31)，见《张燕公集》卷四，苏颋亦有和作，见《全唐诗》卷七四，共十首。
开元十三年，张说任集贤院知院事，此前此后以张说为首的诸学士创作多达数百首。《新唐书》卷六○《艺文志》载“《集贤院壁记诗》二卷”，所编当是集贤学士所赋诗。这是张说作为文坛领袖所引领的宫廷诗人群体创作的典型代表。这年三月，玄宗赐学士宴于集仙殿，有《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诗，张说有和作《侍宴探得开字》。四月，张说赴集贤殿上任，玄宗有《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诗，张说和作有得辉字诗。源乾曜赋得迎字，裴崔赋得升字，苏颋赋得兹字，韦杭赋得西字，程行谌赋得迴字，李暠赋得催字，萧嵩赋得登字，李元纮赋得私字，贺知章赋得谟字，陆坚赋得今字，刘升赋得宾字，王翰赋得筵字，赵冬曦赋得莲字，韦述赋得华字，见《张燕公集》卷四(32)。另外徐坚(赋得虚字)、褚琇(赋得风字)亦有和作，分见于《全唐诗》卷一○七、一○九，共十八首。本年玄宗频赐集贤学士酒宴，张说有《皇帝降诞日集贤殿赐宴》等诗。
集贤院是唐玄宗实行礼乐政教、崇兴儒学的重镇，张说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开元五年，玄宗于乾元殿设乾元修书院。开元六年，改名丽正修书院。开元十年，张说任修书事。开元十二年，玄宗颁诏建丽正书院。书院收集、整理全国典籍，撰修国史，奏献策议，举荐贤才，是唐代最早、最大的一所官办书院，一时云集全国许多著名文人、学者。开元十三年玄宗将集仙殿改名为集贤殿，并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集贤院在当时是一个参与国家政务的高级“智囊团”，是唐代文人政治形成的标志。张说身为知院事，居功至伟，玄宗云：“广学开书殿，崇儒引席珍。集贤招褒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萧嵩和诗亦云：“文章体一变，礼乐道逾弘。”说明张说的变革礼乐及文风之功得到皇帝大臣的认可，而且在组诗中多有施行礼乐政教的意识，如“问道图书盛，尊儒礼教兴”(裴漼)，“幸逢文教盛，还睹颂声新”(刘升)，“重文教”(陆坚)、“重文化”(程行谌)等等，这些是以张说为核心的盛唐文儒为玄宗所制定的“重道尊儒”(33)文艺方针的反映。
葛晓音先生曾指出：“神龙至开元前期，五言律诗和五言排律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到开元初，五排又更多于五律。”(34)这在张说及其周围的群体创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张说诗今存五排有六十五首，虽然还不十分合律，但他与这些和作者如此集中地创作五排，包括上文谈及的《朝英集》所载的诗作也均为五言二十句的排律体(除王丘为十八句之外)，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它无疑推动了唐代五排律诗的繁荣和发展，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诗歌在形式技巧方面的能力，标志着声律的完备和律诗的普及。我们认为，张说及这些和作者们继初唐沈、宋、崔、李完成律体的定型之后(35)，进一步促进了律体的成熟。还应指出，从贞观至龙朔年间，诗坛一直弥漫着上官宫体绮错婉媚的诗风，武后、中宗时期游宴赋诗活动盛况空前，酬唱应和之作仍然不脱宫廷诗创作的程式。然而张说为首的宫廷诗人群体创作有了新的变化，这反映出随着寒门庶族政治地位的确立，大批寒士入朝，他们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带进宫廷，从而使诗学趣味有所改变。至此，盛唐诗坛的大幕已经彻底拉开，开元十五年前后，形成了以清新、壮丽为美的诗歌审美特征，盛唐诗歌的整体风貌真正形成。
开元十七年(729)八月五日，张说与源乾曜等上表请定千秋节，自此每年为唐玄宗祝寿大宴天下。九月，因张说、宋璟、源乾曜同日上官，玄宗赐诗，张说、宋璟、源乾曜三人及萧嵩、裴光庭、宇文融三宰相都有和作。张说又有《奉萧令嵩酒并诗》、《奉宇文黄门融酒》、《奉裴中书光庭酒》诗三首。这可以算作是以张说为核心的宫廷诗人群体创作的余绪。
明人黄佐《唐音类选·序》云：“盛唐之诗，玄宗为主，而张说、苏颋世称‘燕许’者鸣于馆阁；李白、杜甫各为大家者鸣于朝野；王、孟、高、岑名亦次之。”(36)视张说为在馆阁鸣盛唐之盛者，实具只眼。《全唐诗》卷三存玄宗诗六十四首，细检有三十首(另有《喜雨赋》一篇)与张说有关或有张说奉和(37)，这说明张说对于玄宗及当时整个宫廷诗创作的影响。张说毕生致力于推行“重道尊儒”、“博采文士”、注重礼乐政教的文艺方针，为大唐盛世局面的出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以张说、苏颋、张九龄等人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群体创作讴歌了帝国的这种繁荣景象，并徐徐拉开了盛唐诗国高潮的大幕。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张说的研究日益深入。笔者认为，将围绕在其周围的诗歌群体创作进行整体性的考量，对于把握盛唐诗歌发展的风貌会有一定的作用。相对于唐代其他阶段，盛唐人崇尚个体，不重群体，而在开元前期，以张说为核心却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诗歌创作群体，当时结集者就有《岳阳集》、《朝英集》、《集贤院壁记诗》，它们分别代表了三个阶段的群体创作情况，虽然这三个集子今天均已亡佚，但其面貌还部分地留存于《张燕公集》中。以《岳阳集》为中心的岳州诗人群属在野，他们形成了一段不容忽视的山水诗创作高潮，以《集贤院壁记诗》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群属在朝，他们的诗歌反映了其时玄宗与张说的文治理念，《朝英集》的创作虽属在朝，但其诗多关边塞，此前此后张说均有一些边塞诗篇，它与前两者共同开启了盛唐山水诗、应制诗和边塞诗创作的高潮。从文学成就而言，岳州诗人群的创作水平显然要高一些，而另两个群体则主要是形成一种创作氛围，树立一种创作准式，并促进了律体的进一步成熟。以往的文学史向以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为唐代诗歌创作的高潮，给人感觉是“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气象”从开元元年开始已然全面显露于诗坛，但细观开元前期的七八年，宫廷诗坛实际上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相对寂寥时期，此时，张说在地方的创作及以其为核心的岳州诗人群体创作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从而使诗坛重心由京都转到谪所。在这之后，随着张说的再次入朝为相并达到权力顶峰成为文坛领袖，诗歌中心又逐渐由地方回归京城，以张说为核心的巡边唱和组诗与大量应制唱和组诗蔚然成风，他们以律诗创作为主锤炼诗歌艺术，形成一时风尚。至此，唐诗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均已圆熟，盛唐诗风真正形成。可以这样说，是张说及其周围的诗人群体创作，促成了诗国高潮的到来。
注释：
①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江海学刊》1991年第6期，收入《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92页；丁放《二张集团与开元诗风》，《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②张说迁荆州长史，《旧唐书》本传未载其事，《新唐书》本传有其事而没有确切时间，岑仲勉《唐史余渖》之《张说迁荆州之年》一条，提出开元五年、六年两种可能，陈祖言证其迁荆州确在五年(参见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2页)。
③王泠然《论荐书》云：“相公昔在南中，自为《岳阳集》。”(《全唐文》卷二九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82页)
④《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三云：“岳阳楼，唐开元四年，张说自中书令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登此楼，有诗百余篇，列于楼壁。”
⑤《新唐书》卷一二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10页。
⑥清·丁仪《诗学渊源》语，据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⑦明·李攀龙辑、凌宏宪集评《唐诗广选》载蒋仲舒语，据《唐诗汇评》(上)，第203—204页。
⑧朱宝莹编《诗式》语，据《唐诗汇评》(上)，第204页。
⑨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页。
⑩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11)《清一统志》卷三五九《岳州府二》云：“按唐张说诗止有南楼，并无称岳阳楼者。其与赵冬曦登南楼诗，有云‘危楼泻洞湖，积水照城隅’，是楼在城隅，面临湖岸，所登即岳阳楼也。”可见南楼即岳阳楼。
(12)《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第5703页。
(13)清·宋育仁《三唐诗品》卷一，《古今文艺丛书》，安徽大学图书馆藏本。
(14)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一文谈及开元二年到开元五年，南方有三个诗歌创作群体极为引人注目，除张说为中心的岳州诗人群体外，还有被贬到苏州的武平一与王湾、储光羲等人的唱答和孙逖赴山阴尉途中以及到任后与各地诗人的诗歌唱和，可是后两个“群体”或所存诗较少，或只是单方面的个人创作，或只是一次性的唱和，群体性并不强，影响力也有限。
(15)《新唐书》卷六○《艺文志》集部总集类著录有《朝英集》，说是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等送张孝嵩出塞之作。傅璇琮先生经过考证疑是宋人误记，应为送张说朔方巡边之作(见傅著《唐代诗人丛考·王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页)。另外，胡皓的和诗开首即云“燕公为汉将”，亦可证《朝英集》为送张说巡边所作。
(16)《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初五排下，第21页。
(17)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一七，《历代诗别裁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18)清·李因培《唐诗观澜集》卷九，安徽大学图书馆藏本，第21页。
(19)《唐音癸签》卷一○，第99页。
(20)《唐诗观澜集》卷九，第22页。
(21)张说《让兵部尚书平章事表》，《全唐文》卷二二二，第2245页。
(22)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85页。
(23)《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初七律下，第26页。
(24)《唐诗别裁集》卷九，第117页。
(25)明·李攀龙辑、叶羲昂直解《唐诗直解》语，据《唐诗汇评》(上)，第198页。
(26)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一五《集贤院·十八学士》引韦述《集贤注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1页。
(27)《新唐书》卷一二五，第4410页。
(28)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29)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漏赵冬曦(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页)。《张燕公集》卷四有赵诗，《全唐诗》卷九八题为《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多“扈从”二字。徐安贞诗题为《奉和圣制答二相出雀鼠谷》。
(30)郑临川编《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31)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缺张九龄(第588页)。
(32)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所据《全唐诗》本之和作者与《张燕公集》有差异(参见第598—599页)。《全唐诗》裴“崔”为“漼”，韦“杭”为“抗”，王“翰”为“湾”。前两处应从《全唐诗》。王“湾”应为王“翰”。按：四部丛刊本《张说之集》卷四载《答张说南出雀鼠谷》组诗、《送张尚书巡边》组诗、《送张说集贤上学士》(按：应为《送张说上集贤学士》)组诗，其中颠倒错接处甚多。
(33)张说《上东高请讲学启》，《全唐文》卷二二四，第2265页。
(34)《论开元诗坛》，收入《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第332页。
(35)参见陈铁民《论律体定型于初唐诸学士》，《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36)《唐音类选》卷首，见陈伯海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页。
(37)参看《张燕公集》卷一、二、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