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实践—不合理实践”：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层框架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不合理论文,框架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合理实践—不合理实践”框架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实践观的“合理实践对不合理实践”框架，经历了从萌芽到基本成熟再到发展完善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初步提出社会主义实践代替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实践的重要历史意义，到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确立生产力实践的发展必然引发不合理社会关系实践的改变，再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实践和资产阶级实践两者历史合理性转换的具体分析，最后到1857年以后《资本论》创作时期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合理实践代替不合理实践这一理论的完整表述以及对资本主义实践合理性的历史暂时性的“经济学—哲学”分析。因此，这一框架包含了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理论内容。从理论逻辑角度来看，这一框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马克思所着力强调的社会关系维度上(主要是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维度上)，马克思所分析的先进社会主体改变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关系，说到底是合理的社会关系实践代替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实践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深入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自历史作用，多次指出了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历史必然性。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实质上意味着，社会关系并不是静止的抽象物，而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或实践过程(本文简称社会关系实践，也可以大致地称之为社会交往实践)；所谓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就是一种失去历史必然性的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如落后阶级维护自身的经济支配和政治统治)，而新的合理的社会关系，则是代表历史必然发展趋势的合理的实践活动。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实践束缚了生产力实践的发展，由于先进社会主体既是将要实现的合理社会关系实践的主体，更是实现生产力实践发展客观要求的主体，所以，社会关系的改变乃至变革的实质，就是先进社会主体用合理的社会关系实践代替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实践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
无疑，就马克思的直接文本来说，存在着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突出问题：马克思一般把先进阶级改变旧的不合理社会关系的革命活动看作革命实践，同时，很少直接把社会关系看作是实践活动，而是看作是实践活动的社会形式，那么问题就是，他是否在实质上也把社会关系看作是实践活动？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此，我认为，马克思的相关文本所包含的论点是肯定的。看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其生产关系的关系的分析，就可以明了这一点。
第二，马克思哲学所隐含的合理实践反对不合理实践这一框架中的实践，也包括了实践的生产力维度(即生产力实践)特别是工艺实践维度。也就说，在生产力实践维度上，也存在着按照是否合乎历史必然性而划分为合理的生产力实践与不合理的生产力实践。因而，人类历史是不断发生的合理的生产力实践代替不合理的生产力实践的历史。我们知道，关于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合理的生产力实践与不合理的生产力实践的区别，因而是否存在必须用合理的生产力实践反对和改造不合理的生产力实践的问题，国内外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实际上不难加以解释。因为这一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同样是带有复杂性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对此很少有明确专门的论述，二是马克思对生产力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分析具有一个根本特质，即认为它们都离不开社会关系对它们的制约。因此，似乎看上去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生产力实践是否合理的问题，只是生产力实践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实践才有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实际上，尽管马克思的分析具有这样的突出的社会性视角，但在上述问题上，他的思想中仍然包含了肯定的论断。这从马克思以下两个方面的思想中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马克思这一实践观框架的整体思路，实质上就是由合理的生产力实践改变和代替不合理的生产力实践，特别是由根本合理的生产力实践代替极端不合理的生产力实践，进而引起改变乃至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实践、代之以合理的社会关系实践而它反过来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实践的过程。简言之，马克思实践观的这一框架就是生产力实践和社会关系实践双方关联中的各自运动与相互作用，是双方不可分割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整体的矛盾运动。如果说，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经济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阐述还不足以表明这一点的话，那么，马克思几年后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特殊矛盾运动的分析则从根本上表明了这一点。其中，对大机器工业生产力实践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实践变革的分析，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确证：首先是机器生产力实践的产生和变革过程，“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然后，是机器生产力实践所引起的生产关系实践的改变，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造成的把妇女和儿童转变为资本所支配的劳动者，到机器的普遍采用使得劳动条件支配工人这种颠倒现象获得技术上的明显的现实性(劳动工作日的延长或劳动强度的加强)，从由机器的使用所引发的工人本身之间的竞争(过剩的工人人口和劳动力的价格降到其价值以下)和工人反对机器这种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的斗争，到机器大工业消灭农业领域的“农民”而代之以雇佣工人。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些变化本身就是实践活动，而不只是生产力实践的非实践性质的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变革，反过来又强有力地促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实践的巨大发展。应该注意的是，必须正确把握历史上生产力实践与生产关系实践之间复杂的动态的区别和关联性质。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必须在两者的统一中把握它们的区别，在两者的区别中把握它们的统一。
因此，对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马克思实践观的这一深层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因为，可以看出，这一框架不仅逻辑地解释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与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实际地改变现状这两个论断的内在统一性，也不仅鲜明地标示出马克思整个实践观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且深刻地表明了马克思整个实践观的活的灵魂——关于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二、“合理实践—不合理实践”框架的辩证法灵魂
作为马克思实践观的一条主线，可以把马克思实践观的“合理实践—不合理实践”框架概括为：任何一种实践形态的必然性都是历史的暂时的，因而其合理性也是历史的暂时的，正在丧失历史必然性的实践是不合理的实践，代表新的历史必然性的实践是合理的实践，因此，人类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就是不断发生的新的合理实践代替旧的不合理实践的过程。
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看出，用合理实践改变不合理实践的思路，也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即关于社会历史的实践唯物辩证法理论。因为人类社会永远是在各种矛盾推动下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可能固定在任何一个既有的水平上停滞不前，这在不断实现的因而也是根本的维度上，就是人类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过程，就是先进社会主体改变不合理的实践形态而代之以合理实践形态的无止境的过程。由于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归根到底是物质实践或物质为基础的实践，所以，上述实践框架在实质上就是唯物主义的实践辩证法，或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同时，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观的历史主义特征和它的革命性、批判性所在。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一段名言十分透彻地表明了这一点：“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可以看出，马克思实践观的“合理实践—不合理实践”这一框架的灵魂，说到底，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批判改造后所形成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在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一般辩证法这一意义上，也就是关于世界永恒发展变化意义上的辩证法。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实践观这一框架的辩证法灵魂，一方面主要是以历史观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同时另一方面也是以马克思历史观和本体论内在统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从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复杂过程可以看出，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形成，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反思批判与对现实经济问题(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考察两个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马克思思想的演变过程中，最早作为系统理论接受的是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一般辩证法理论(青年黑格尔派时期)，虽然由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批判的重要影响，马克思在世界观上转向唯物主义，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仍然在深层中保存下来并在随后的研究中不断潜在或自觉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稍后的时间里(《莱茵报》主编时期)对经济物质利益问题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的研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黑格尔辩证法劳动理论的批判吸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终导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社会历史是物质生活生产所决定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也就是说，对黑格尔一般辩证法理论的研究与对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的相互作用，使马克思形成了一般辩证法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浑然一体。因而这种浑然一体的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的“合理实践—不合理实践”这一实践观框架的灵魂。显然，就黑格尔的一般辩证法来说，它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产生，起到了不可缺少的理论引导作用。而马克思的成功在于，他不只是一般地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灵魂，而是同时把它转化认识现实世界的根本方法论。所以，当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待时，马克思不无自豪地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马克思实践观这一框架的辩证法灵魂，存在于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分析阐明之中，存在于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之中。他对外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各种经济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形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分析，是贯串辩证法灵魂的几个分析范例。
就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来说，一方面，我们知道，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必然产物，而它本身又“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因而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很少直接指出资产阶级的这些历史活动就是实践活动，但在实质上他对资产阶级作用的这些肯定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各种经济政治合理实践的肯定，而这些实践正是对封建社会不合理实践的改造。另一方面，历史的辩证运动在于，资产阶级的这些合理实践也是历史的有限的，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在其内部产生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实践形态的萌芽，而它所进行的处理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实践与之便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失去其历史必然性或历史合理性。
就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来说，它也同样是历史的和双重的。无产阶级的进步作用是资产阶级的合理实践转变为不合理实践的历史运动的客观要求。由于无产阶级被大工业锻造成为普遍社会化的阶级，是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因此，它首先所要进行的政治变革和统治实践以及随后必将进行的经济实践(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实践)，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因而是历史的合理的实践。所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的必然性和重大意义。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思维，使他同样认识到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实践的历史暂时性，它必将被更高级更合理的社会实践形态所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实践过程，由于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历史实践的结束。
正是因为辩证法是马克思实践观的“合理实践—不合理实践”框架的灵魂，所以，可以说，真正把握了辩证法，也就真正把握了马克思实践观的这一框架。当然，不能忘记，马克思实践观这一框架的辩证法灵魂，是唯物的辩证法，因为马克思坚持认为实践的物质维度对其他维度的基础性和决定性，认为物质生产力实践和生产关系实践最终决定政治实践和其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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