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道”的境界——评张立文先生的“朱子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界论文,张立论文,朱子学论文,文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立文先生的《朱熹思想研究》修订版，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这是他长期以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结晶，也是国内学术界在“朱子学”研究方面又一可喜成果。
一
在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漫长历程中，影响堪与孔子相提并论者极少，南宋的朱熹无疑是这极少之列中的一个，后人有所谓“朱子乃三代下之孔子”一说。朱熹的思想体系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按《宋元学案》作者之一的全祖望说法，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它不仅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而且还整合了汉晋隋唐以来儒佛道各家思想，把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又有“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之名。
从元朝钦定《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到本世纪初清朝灭亡，这整整600余年里，朱熹的思想始终高踞官方正统哲学的宝座，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理论，支配着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影响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朱熹的学说在13世纪更跨出了国界，得到广泛传播，其辐射面之广波及整个东亚文化圈，在近古东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如李朝时代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作为那里的正统学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政治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朱熹的思想具有如此深广的影响力，以至于任何一个想要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人，包括那些要了解受西方近代价值观念冲击以前东亚社会和文化的人，都必须对“朱子学”及其传播、流变的情况予以足够的重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自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国内学术界的“朱子学”研究，却一直处在一个很不正常的状态中。这种不正常不只是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朱熹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不相称，更突出地表现在研究本身带有明显的感情和政治色彩。严厉批判、断然否定、一骂到底者居多，而正面肯定、客观分析、认真总结思维理论教训者极少。①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情形，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我们自己的失误。
历史渊源是始终没能脱出“五四”文化批判所造成的情绪化和片面性。自辛亥革命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的急剧变动，主导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儒家思想迅速没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家一贯强调的封建纲常名教、伦理道德更遭到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一直被奉为理学正宗的朱熹，自然难逃被声讨的命运。当然，与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批判和伦理革命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进步意义，凡是读过巴金《家》、《春》、《秋》的人，都会对当时“礼教吃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五四”先辈们的每一个批判都必然具有文化和历史研究意义上的理性和客观。反之，由于心态的不平衡和运思的片面性，使得“五四”的文化批判多半仅停留在激进和空洞的呐喊上，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理性的批判态度。这种不加分析的否定，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否定”，它实际上无助于达到文化批判的目的，因为真正的文化批判乃至文化超越，必须是建立在“具体否定”基础之上的。我们无意苛责“五四”先辈们，只是想指出，由于当时情绪化、片面化的批判，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过时的、有害的，应予全盘否定，要“立新”就须彻底“破旧”。这种认识误区，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没能被突破，反而被当作正确的东西继承下来。因此，尽管离民国初期和“五四”时期的时代背景已相去甚远，但研究中的情绪化因素仍占据主导地位，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现象相当普遍，似乎朱熹的思想及作用以“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杀人”就足以概括无遗了。
我们自己的失误，那就是学术研究与政治始终没能分开。学术研究会带来一定的政治效果，那是不言而喻的，但学术与政治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文革”十年非常时期中的那些“大批判”文章，谈不上是学术研究，可以弃而不论；即使是“文革”以前的许多研究，其政治色彩就已很浓：上来就是“阶级属性”的定性，然后又有所谓“两个对子”的区分，即唯物还是唯心、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这种定性和区分本也无可厚非，但一旦与政治搅在一起就变得既荒谬又可怕了：如“唯物”、“唯心”本属区别物质与精神何为第一性的哲学概念，却成了“进步”和“反动”的同义语；所谓“阶级立场”时时在起作用，似乎学术研究就是要表明不同阶级间的思想路线斗争；“反动的客观唯心论”、“狡猾的僧侣哲学”、“为封建主义永恒存在辩护的反动理论”等等政治成见极深的论断与标签，触目可见。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简单否定时指出：“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在它的本来的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的内容。”②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朱子学”研究。像朱熹这样庞大严密、且对中华民族产生过长期重大影响的思想体系，决不是用几句空洞的断语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也无意苛责当时的研究者，因为这是时代使然，黑格尔说得好：“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③回顾历史的目的在于总结教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过份地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势必会给学术研究自身带来很大的损害。“朱子学”研究的历史教训即是一例。
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不仅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上了正道，也给学术文化的研究带来了巨变。学术研究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折腾，以批判否定为目的，教条化、公式化、简单化的做法逐渐被摒弃，实事求是、认真分析、客观评估之风开始兴起，从而使“朱子学”研究得以有很大的发展。
二
谈到80年代起国内“朱子学”研究的发展，张立文先生的研究显然是不能不提的。是他最先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专门的朱熹研究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50余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
这部国内首出的“朱子学”研究专著，是张立文在“文革”时期私下苦心专研的成果。任继愈先生在书的序文中说道：“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月里，社会风气不鼓励读书、甚至打击读书的情况下，张立文先生居然挤时间，甘于寂寞，埋头读书，不怕坐冷板凳，这种好学态度值得提倡。”是的，在当时那种环境条件之下，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是易事。不过，我们以为更值得肯定的是，张立文此书在如何正确对待朱熹思想问题上率先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在《前言》中，他为自己的研究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采取简单化、公式化和直线性的方法。简单地肯定唯物主义，或简单否定唯心主义都是不对的。对朱熹这样的唯心主义，自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朱熹思想研究》试图从朱熹的思想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不拔高，也不贬低，给以一定的应有的历史地位”；“对于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集大成的朱熹哲学，必须区别其精华和糟粕，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这就是批判继承。《朱熹思想研究》努力避免把朱熹思想当作死狗一样扔掉，一笔勾销就算完事，而是试图从这个错误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态中，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和合理的因素。”以上这些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方法论原则，在当时就能较完整地提出，同样是不容易的，反映了著者思想之敏锐。本书从理学的形成发展到朱熹的生平经历，从朱熹的经济思想、政治学说、教育思想到哲学思想（包括哲学的逻辑结构、道德论、人性论、认识论、历史观等），以及朱熹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以十二章、五十万字的宏大篇幅，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朱熹学说，填补了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缺项“朱子学”研究专著的空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杂志对此书都作了报道和评价。此书第一次印刷发行8300册，不久即告售罄，以后又加印至13000册，也很快脱售，说明它已经引起学界普遍关注。本书在当时一些有志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青年学子中也颇有影响，本文的作者之一，作为恢复全国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当时正在就读，正是通过阅读张先生的这部专著而得以初窥朱熹思想的门径。
作为中国大陆首出的“朱子学”研究专著，《朱熹思想研究》在海外学界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香港《镜报》1983年第7期刊登署名文章，对此书有高度的评价，指出：“三十多年来，大陆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朱子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述朱子的小册子亦难以找到。特别是‘文革’期间，大批儒孔，由孔子而株连及朱子，加上一顶‘大儒’的帽子，‘扔进历史垃圾堆’，不值一顾了。难怪海外学者咸认为大陆无人研究朱子。张立文长达50余万言的专著《朱熹思想研究》的问世，说明大陆对朱子的研究并未中辍。”文章还说：“在大陆学术空气遭十年浩劫的污染以后，张立文对朱子这个‘大儒’所作的这样的分析研究，特别使人感到清新。……它企图使哲学基本概念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主要范畴的论证上，而着重于范畴之间的联结以及结合方式的不同的研究，说明由此构成各不相同的哲学逻辑结构或哲学体系。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能还各个哲学体系以本来面目的。因而《朱熹思想研究》是散发着浓郁的中国芬芳的著作，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中，开拓了新的蹊径。”此外，旅美著名学者、“朱子学”专家陈荣捷先生，日本的宋明理学研究专家渡边浩教授等，都对张立文的研究成果予以好评。
以上我们充分肯定了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一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但不等于说此书就已经十分完善了。应该承认，由于研究条件和时代氛围的限制，这部首出之作不可能不存在一定的欠缺。我们认为，此书的不足首先表现在某些论述不无粗糙之处；其次，在行文方面似还有不必要的重复拖沓；第三，在对朱熹思想的评价方面，还带有那个时代的某些痕迹。这些不足之处，随着学术自由空气的日趋浓郁，随着“朱子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和一批高质量的专著相继问世（如陈来的《朱子哲学研究》、束景南的《朱子大传》等），就显现了出来。这些不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的。诚如任继愈先生在序文中指出的：“研究朱熹这样的哲学家，不是仅仅从一个角度就能一眼看透的，即使看到了，也未必一眼就看得准。对朱熹的历史评价，是非功过，更不是一部书就能得出确定不移的结论的。现在有了第一部专著，就不愁第二部、第三部以至更多的有关这一方面的著作问世。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局面终将到来。学问无止境，有如登高山，攀登愈高，所见愈远；有如探幽谷，行程愈深所见愈奇。研究无止境，研究就是学习。”
张立文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并没有因为《朱熹思想研究》而固步自封，在书的结语中他说：“作为本书来说，就此结束；但作为对朱熹思想的研究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而没有结束。”这以后十几年一晃而过，我们看到，张立文继续在“朱子学”研究领域里不停地探索，不断深化、完善自己的认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把“朱子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了“海东朱子”李退溪身上，在“退溪学”研究上又着先鞭。在这十几年的研究中，他又获得了不少成果。单篇的论文不计，单从著作方面看，1985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明理学研究》中，“朱子学”研究是其中很主要的一章，其中许多论述就超出了《朱熹思想研究》；1989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张立文主编的《退溪书节要》，是他在“退溪学”上的研究成果之一。1994年9月，他的《朱熹思想研究》修订版问世，修订后的此书，增加了三章内容，即朱熹的自然科学思想、美学思想和史学思想，但篇幅却从原来的50余万字精炼至38万字。这当然决非简单的一增一减，而是反映了作者在“朱子学”研究上的深化与完善，这种深化与完善不仅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大，还表现在对自己以往研究的部分自我否定。我们认为，能够做到前一点不算太难，但能够做到后一点，就难能可贵了。然而，恰恰也正是这后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他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正应验了任继愈先生关于做学问如同“登高山”和“探幽谷”的生动比喻。
三
张立文的“朱子学”研究，持续时间颇长，涉及的面相当广泛，要想对其研究成果的价值作一全面精细的评估，不是我们这篇短短的评论文章所能胜任的。这里，我们仅选择三个方面，略作陈述。
首先，我们想谈一下由他所提出的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论”。如前所说，朱熹的学说体大思精，全祖望所谓“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之语并不夸张，朱熹本人对自己的思想体系也自视甚高，尝自评曰：“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可以这么认为，就思想体系的架构之庞大、条理之清晰以及论证之严密而言，中国哲学史上几乎无人能出朱熹之右。这一特点，自然就造成了研究者对朱熹思想全面把握的困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张立文认为：“近三十年来，对哲学家的思想，曾习惯地按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观、历史观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研究，这虽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成绩，但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是不够的。因为哲学家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基本范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分门别类’的研究，往往于整个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注意不够，而只有深入揭示某一哲学范畴体系的内在的哲学逻辑结构，才能如实地反映该哲学体系的本来面目。”④就是说，全面把握朱熹的思想体系，除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外，更应注意揭示朱熹哲学的内在逻辑结构：“一个哲学的逻辑结构，是指其哲学自身内在逻辑联系的方式”（127页）；“深入揭示其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也就是它的范畴的互相联系、组合方式”（128页）。张立文将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解析为“从‘上推而下来’：理——气——物，或从‘下推而上去’：物——气——理。这就是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也即他的世界图式。理（太极、道）、气（阴阳）、物（事、五行）则是其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范畴。”（127-128页）在具体揭示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时，张立文有不少精彩的论述，这里我们节选两个片断以飨读者：
理（太极、道）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形而上本体，它不仅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而且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它借助于气这个中介，而变异为万物……人们对于理的认识，就是通过对每一事、一物中理的体认，达到理自己跟自己的合二为一。这样，理作为“无人身的理性”，便完成了自己跟自己的安置、对置、结合的过程。即从理出发，然后又回到理……理自己跟自己的“对置”，即理借助于气生万物的过程，就是朱熹“一分为二”、动静、变化的发展过程，这就构成了朱熹的发展观或变易观；通过“格物”，由“积累”而“贯通”，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等认知过程，使理自己跟自己相结合，从物返回到理，便构成了朱熹所谓“格物穷理”的体认论，这就是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及其基本范畴间的内在联系。（129页）
在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中，朱熹还展开了他的心性论、道德论、伦理观和历史观的论证。理构成人的性，性即理，“性乃是我之理”。具有理的性曰“天命之性”；气构成人的形体，理与气相杂的性，叫“气质之性”。理借气而“安顿”，“天命之性”借“气质之性”而“安顿”和“挂搭”。……“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即理与气关系，此即构成朱熹的心性论；理（天理）便是义理，即是没有“物欲”的“道心”。气（气质）便是功利，即是具有“物欲”的“人心”，便构成“存天理，灭人欲”伦理观；三代时，理（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三代以后，“人欲横行”，是霸道政治，此便构成朱熹的历史观。（130页）我们认为，张立文通过揭示哲学逻辑结构的方法，抓住了朱熹哲学的本质和特征，比起那种几大块“拼盘”式的方法，更好地勾勒出了朱熹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
如果说“哲学逻辑结构论”是张立文“朱子学”研究中方法论的一项创新，那么在朱熹思想的具体研究内容上，他也颇富创意。如关于朱熹经济思想的研究，就属于很有特色的一章。朱熹的经济思想向来少有研究，原因正如张立文所指出的：“历代学者囿于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以为朱熹只谈理气、心性而不言利，因而只注意其伦理道德学说，而甚少研究其经济思想。这种观点的症结所在是，将朱熹为国为政的经济、政治大纲和作为道学家个人的安身立命伦理道德规范混同起来。作为‘君子’个人来说，朱熹注意修心养性，强调‘正心诚意’，力倡‘去人欲’而不讲利，甚至把利欲与天理对立起来，两者水火不容；但在为国为政之时，又不能不讲生产、消费、赋税、救荒、赈恤、节用等计功、计利的经济问题，解决物质生活资料，使人民安定而不流移，以致发生祸乱。”（94页）这一区别，无疑是十分独到的。张立文通过朱熹的“贫富说”、“重农业生产与社会分工论”、“薄取于民与俭奢适中论”、“开源节流论”、“井田论”、“货币论”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朱熹的经济思想，充分肯定了其中合理的成份及进步的因素“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是值得总结，值得研究的。”（95页）在我们看来，张立文的朱熹经济思想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使我们于朱熹哲学思想外，认识了另一半、也可以说是更真实的朱熹其人。
和其他儒家思想家一样，道德哲学深为朱熹所重，是其思想体系中十分突出的部分。朱熹继承二程思想而展开的“天理”、“人欲”之辨，是“五四”以来人们集中抨击的一个方面。不求甚解者望文生义地把“存天理，灭人欲”当作否定人的一切欲望来理解，于是这句话成了鄙弃朱熹哲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口头禅。张立文客观分析了朱熹“天理”、“人欲”的概念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明确指出：“人欲又不尽同于欲，欲是指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正当要求和欲望……朱熹并不否定人们追求维持生存的欲望。即肯定欲在一定限度内的合理性。于是他反对佛教笼统地禁欲、无欲……他在讲天理与人欲之分时，以至把人们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说成是天理，‘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天理之中便包括了饮食等欲望，而不是在外，否则就陷入佛教的谬误。”（386页）他进一步分析了朱熹的理欲观除有对立的一面，还有同一的一面，“朱熹从天理与人欲的同一出发，得出了‘人欲中自有天理’的结论。‘欲中有理’蕴含理存于欲的意思。由于天理与人欲相互包涵，其界限也很难分辨。‘天理人欲，几微之间。’‘天理人欲，无确定底界’，‘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两者胶着一起，界限以及划分的标准是相对的。朱熹的‘天理人欲同体’说，‘人欲中自有天理’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但后来的统治者往往强调朱熹的‘遏人欲而存天理’的观念，突出宣扬两者之间的不容并立。其统一性方面，为王夫之、戴震所发挥。”（388页）以上分析是符合朱熹思想实际的，也是深刻的。从学理来看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具有义务论伦理学意义，它与康德的学说不无相通之处，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也强调必须用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法则作为指导行为动机的社会普遍道德法则。所以，“存天理，灭人欲”在伦理学原理的一般纯粹性上说是可以成立的，问题不在于程朱提出了“存理灭欲”，而在于后来的统治者利用了这一命题中对自己的有利的一面，如张立文所说突出宣扬理欲的对立、而抹杀其中尚有同一的制约，把自己作为“天理”的化身，强调被统治者的义务而剥夺其权利，这才是真正的“以理杀人”。当然，并不是说朱熹思想中不存在错误。朱熹尽管并不一概排斥人的自然欲望，但他思想的总倾向是强调尽可能减低个人的欲望以服从社会的道德要求，而当时的社会道德要求恰恰是遵循封建等级制度，这就客观上为统治者利用其思想提供了方便。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张立文在其朱熹伦理道德思想及朱熹思想为何成为官方哲学的研究中，都有详尽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在《朱熹思想研究》修订版后记中，张立文说他写此书是“以求道为目标”，修订此书也“旨在求道”。他的“朱子学”研究，包括他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实际上都在“求道”。他在一次答客问时曾表露：“人生就在于奋进，生命就在于创造，只要认定了目标，就要不断地追求，以达真、善、美的境界。”⑤不断追求，不断提高，以达真善美，这大概就是张立文的“求道”精神。他的“朱子学”研究正是这一“求道”精神的体现。
①有关此点，详可参见辛冠洁：《朱熹研究回顾》，载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版《朱子学新论》，第660-66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9页。
③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一卷，第57页。
④《朱熹思想研究》前言。下引此书，仅注修订本页码。
⑤见《1985年中国哲学年鉴》，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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