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就论文,贡献论文,学术论文,张舜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就要告别二十世纪了。回眸历史，无疑可见学术领域的灿烂群星。其中，张舜微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令世人瞩目。
一、总结乾嘉学术 堪称朴学殿军
清代考据学，学风质朴，以汉代的训诂考证方法为宗，故被称为朴学、汉学。这一学派源于清初，盛于乾嘉，衰于道光，殆及二十世纪又放异彩。当代的国学大师，如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陈垣、顾颉刚、钱穆、钱基博、余嘉锡、黄侃、张舜徽几乎无不受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影响，在考据学中卓有建树。尽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新思想、新方法，有新拓展，但在学术的总路数上仍是沿袭了乾嘉学术。事物的发展过程往往会出现回光返照，二十世纪新朴学的出现，或许是传统考据学在中国几千年学术中的一个精彩终结。在这一终结中，张舜徽先生是最后一位谢世的朴学殿军。
张先生出生在洞庭湖畔的书香家庭，祖父和父亲都精通朴学，从小发蒙的是朴学教育，一生的治学道路和大半学术成果都可以归到朴学系统。朴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根柢，推崇汉代的许慎和郑玄，热衷于对四部书籍作校勘、注释、考证。张先生从文字学入门，视许、郑之学为础基，对考据学派的学术渊源了解很深，对顾炎武、王夫之、阎若璩、胡渭、惠栋、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王鸣盛、孙星衍、阮元等人的学问皆有采撷和继承。他一生致力朴学，在家坐拥书城，终日伏案笔耕，对朴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研究，推出了一部部散发着新时代气息的朴学著作。欲读张先生的书，不能不上溯到清代去读乾嘉朴学大师的书，否则不明其源；欲读乾嘉朴学大师的书，又不能不读张先生的书，否则不明其流。可以说，张先生的学问与乾嘉以来的朴学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是朴学在二十世纪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朴学的弘扬。张先生的《广校雠略》《积石丛稿》《说文解字约注》《郑学丛著》《清人笔记条辨》《旧学辑存》《汉书·艺文志通释》《爱晚庐随笔》《讱庵学术讲论集》《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儒学记》《清人文集别录》《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等著作都可以归于新时代的朴学书库，并占有突出的一席之地。
当然，张先生毕竟是二十世纪中后期比较杰出的学者，他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朴学学者。事实上，他在治学理论上、方法上、成果上都超出了朴学范围，他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华人民通史》《周秦道论发微》《中国文献学》《史学三书平议》《中国史论文集》《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不能简单地包容到朴学中去。张先生没有盲目地全盘肯定乾嘉朴学，他常常跳到圈子外，站在更高的境界反思朴学、品评朴学，他认为有些朴学家太迂腐、抱残守缺、孤守一门；有些朴学家太自负，数典忘祖，反唇相讥；有的朴学家有识无文，笔头呆滞，不耐阅读。如他在《史学三书平议》（第191页）说有些经师“好为大言……多见其不知量也。”他在《讱庵文录》（《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二，第1页）说：“余平生涉览清人文集，至千余家，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具二者之长可以无憾者，特十数家耳。”张先生的古文和语体文都写得很漂亮，气势磅礴而不装腔作势。笔者每读其文，不忍释手，以为归之《古文观止续编》亦未尝不可。这大约是因为张先生有感于朴学文饰太差，从小发愤练就了这一手“绝活”。他的文与识，超过了许多朴学家。
张先生是旧学营垒中走出来的新朴学家，他与他同时代的新朴学群团一起为传统朴学划了一个相对完美的句号。
以下分别论列张先生在朴学中的成就：
1.文字学
治文史者，不能没有文字学根柢。文字功夫与学术成就往往成正比。文字功力有多深，文史成就就有多扎实。乾嘉朴学特别重视“小学”。所谓小学，狭义的是文字学，广义的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字中的形音义实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割。乾嘉朴学对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特别下功夫，戴震、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皆因研究《说文》而称名于世。二十世纪，章太炎著《文始》，马叙伦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陆宗达著《说文解字通论》，张政烺著《六书古义》，杨树达著《说文读若探源》，周祖谟著《徐锴的说文学》，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推动了《说文》研究，时至今日，《说文》研究已发展为一门许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会。
张先生一生酷好《说文》研究。他从小就坚信一句名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此乃张之洞《书目答问》末附清代学者《姓名略》的开首语，这也是朴学家恪守的治学门径和信念。张先生15岁时取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段玉裁《说文注》、郝懿行《尔雅义疏》诸书通读对读，17岁写成《尔雅义疏跋》，指出《说文》与《尔雅》的异同、以及郝氏《义疏》的不足之处。20岁时，张先生在祟文书局版《说文》写满了眉批。三十年代初，张先生读到《说文解字诂林》，认为此书仅有罗列而无论断，颇感失望，于是下定决心要通注《说文》，著一部简约易学的字书。其后，他逐字、反复研究《说文》，又续批了几部《说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五十个春秋，他终于在七十年代末完成了《说文解字约注》。《约注》不约，200万字三大册，实为二十世纪《说文》研究成果中的巨著。当代学者之所以公推张先生为许学硕儒，就是因为这部《约注》奠定了他在文字学中的地位。
《约注》的贡献在于：（1）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研究《说文》的新水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个疑虑：乾嘉朴学的水平很高，特别是在《说文》等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后学在朴学上能否超过先贤？退而言之，在朴学某一个方面能否超过先贤？张先生用毕生精力作了肯定回答：人世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学术！张先生参考了几百年来有关《说文》的几乎所有成果，形成了一部集大成的新著，实际上是对《说文》研究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2）它凝结着张先生的无数创见。许慎原文九千字，张先生对每一个字都有见解，或择其一家之说，或卓尔不群。他远师汉儒，近宗清儒，旁征博引，沿声求义，自成体系。其中引用的甲骨文、金石文、民俗知识，令人耳目一新。
《约注》在1984年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学术界对《约注》太缺乏研究，时下学风追求浮躁，有悖朴质，且《约注》印刷用的是手写体，很难通读，所以，《约注》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这是令人遗憾的。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古文字，张先生曾撰有《广文字蒙求》《说文解字导读》等书，和一些文章，由浅入深地引导读者走向正确的门径。这种普及性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张先生注意总结语言文字的内在规律，他有感于晋人郭璞楬橥的字义反训之例，惜其说未能充类至尽，不及推溯皇古造字之初，乃博稽群书，扩充义证，撰《说文反训集证》，把通常所见的文字敌对义分为四十类，如善与恶、治与乱、分与合、大与小等。这对于理解古文中相反相成的道理很有益处。
限于经济条件、地理条件，张先生没有机会像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等先生那样去一一考释甲骨文和金文。但是，他对金、甲文很重视，五十年代曾写了一篇《初学研究甲骨金文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主张结合《说文》考订文字，不可凭空猜测。他很推崇王国维、罗振玉，对考释上古文字具有极大兴趣，并积极采纳新成果。
2.音韵学
音韵学研究汉语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
侧重分析声韵调的关系。二十世纪，张世禄著《中国古音学》，罗常培、周祖谟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唐作藩著《音韵学教程》，李新魁著《韵镜校证》，谢纪锋著《音韵学概要》。
张先生对音韵学是有研究的。他在青少年时尽心于声韵。在审声方面，从江永《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入门，然后阅读钱大昕《声类》、陈澧《切韵考》、江谦《说音》诸书；在辨韵方面，对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以及近代章太炎、黄侃诸家古韵分部异同之说，都曾系统钻研过，他在24岁时以古韵分部为经，声纽为纬，将《说文》九千余文按类填表，撰成《说文声韵谱》，装为六册。《旧学辑存》有《说文谐声转纽谱》《切韵增加字略例》《声论集要》。
张先生在音韵学有独到见解。他读刘熙《释名》，恍然有悟于声训之理，认定由韵部以推字义不如由声类以求字义尤可依据，而双声之理为用至弘。他赞同王引之在《春秋名字解诂叙》所云：“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他曾辑录戴震、邵晋涵、陈澧、刘师培、钱玄同等20位学者有关循声以求义的论述，得出结论说：“如欲研治小学，以达于语言文字之原，则双声之理，不可不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研究古文字者应当认真借鉴。
3.训诂学
训诂是解释经文，用易知的语言说明古代难懂的文献。二十世纪，黄侃著《训诂学讲词》，胡朴安著《中国训诂学史》，杨树达著《训诂学讲义》，张世禄著《中国训诂学概要》，齐佩瑢著《训诂学概论》，周大璞著《训诂学要略》。
张先生虽没有研究训诂学的专著，但他的著作中已经有专章论列训诂。他对训诂的源流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上古的《公羊传》《谷梁传》《诗毛氏传》都是训诂之作。汉代学贵师承，囿于一家之说，郑玄遍注群经，有博通气象。宋代学者喜欢另创新义，实为训诂之一变。他还认为《尔雅》是很重要的训诂名物书，类似的书还有《小尔雅》《广雅》《博雅音》。此外，杨雄的《方言》、郭璞的《方言注》、刘熙的《释名》都是基本的训诂书。
张先生整理古籍时，常采用训诂方法。他撰有《管子四篇疏证》《毛诗故训传释例》《中论注》《异语疏证》等。清嘉定人钱献之撰《异语》十九篇，世鲜传本，张先生为之作《疏证》，有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诸篇。张先生的这些著述为训诂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4.版本目录学
版本目录学是治学的门经。乾嘉朴学以之为治学的基础。二十世纪有不少这方面成果，张元济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王重民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浅说》，魏隐儒著《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不胜枚举。
张先生特别重视版本目录学。他认为雕版印书的开始，应溯源于石经，东汉熹平三年（174年）把儒经刻在石上，供人捶拓揭取。他认为宋金元明本不可尽据，只有精校本和精刊本才可贵。汉代开始对古书正式分类，书目的流别有官簿、史志、私录等，都是学者应熟悉的。
张先生写有《四库提要叙讲疏》《初学求书简目》，并且对整理《清史稿·艺文志》发表过文章。他对《汉书·艺文志》下功夫最深，著有《汉书·艺文志通释》出版。他考证《汉书·艺文志》的义例，从甄审、著录、叙次、标题、注记五个方面总结其特点，并且对《汉书·艺文志》所载古籍一一作了辨识。这是二十世纪研究《汉书·艺文志》的一部力作。
5.校勘学
校勘，又称校雠。但有人认为校勘与校雠不完全等同。张先生认为，古代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都是校雠学家，校雠学无异为文献学的别名。所谓版本、目录、校勘都不过是校雠学的几个组成部分，校雠学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二十世纪在这方面的成果很多。胡朴安著《古书校谈法》，余嘉锡著《古书通例》，陈垣著《校勘学释例》，王重民著《校雠通义通解》，蒋元卿著《校雠学史》
张先生对校勘学很有研究，他认为从周代开始就有了校勘，理由是《国语·鲁语下》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他在《中国文献学》对校勘的重要性、必要性、条件、依据、态度都有论述。他对刘向、刘歆、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城、纪昀等人的校勘方法作了总结，如刘向校书有六个方面：（1）广罗众本，仔细勘对；（2）彼此互参，除去重复；（3）校出脱简，订正讹文；（4）整齐篇章，定著目次；（5）屏弃异称，确定书名；（6）每书校毕，写成叙录。张先生把清代朴学的校勘家分为两派，卢文弨、顾千里等人是博涉派，校书遍及四部；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钱大昭是专精派，校书侧重经或史。
张先生在校勘方面有实践。他著有《敦煌本说苑残卷校勘记》、《老子疏证》等。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老子》的两种写本，张先生以之校对传世的本子，在编次和文字上都有新的发现。他的《老子疏证》博采众说，择善而从，抒发己见，为我们从事校勘提供了借鉴。
张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该书论述了校读史籍的基本条件，校书应注意的问题，如何辨伪，辑佚等。这是我们学习校勘学最重要的读物之一。
6.经学
经学是训释或阐述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它在汉代是一门显学，出现了董仲舒、刘歆、何休、郑玄等一批大师，宋代有些消沉，清代又复兴。乾嘉朴学重视经学，往往皓首穷经，阎若璩、胡渭、惠栋、王引之、焦循都卓有贡献。其后，龚自珍、康有为、廖平、章太炎都热衷于经学，有成果问世。
与过去相比，二十世纪的经学较为冷落，但仔细想一想，仍不乏名师大家，如皮锡瑞有《经学通论》，马宗霍有《中国经学史》，刘师培有《经学传授考》、杨向奎有《两汉经学与政治》，钱穆有《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蒙文通有《经学抉原》，周予同有《群经概论》，他们对历史上的经学作了总结。至如研究一部部经书的成果则更多，此不赘举。
作为一位朴学家，张先生对经学下过功夫。他在《八十自叙》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础，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几乎每一个朴学家都治过经学，这是他们学术生涯的必经阶段，也是衡量朴学家的一个标志。张先生在文字学中耕耘了一段时间后，就进入了经学园地，初治《毛诗》，后及《三礼》，均有著述传世。最突出的成果是《郑学丛著》。
《郑学丛著》是张先生在经学中的代表作，这里想多交待几句，郑玄是汉代经学的硕儒，他遍注群经，多有创获。清儒虽不乏潜研郑学者，但分治一经者多，合治群经者少，终未有汇合郑氏群经注义以成一编者，亦未能成书。二十世纪几乎无人专攻郑学，唯张先生下力尤深。张先生年轻时就写了有关郑学的一些笔记，当时，他自顾年尚少，见闻不广，轻言述造，恐贻讥大雅，把笔记整理成书而存之。到了晚年，他发箧重温旧业，区处而理董，修改充实成《郑氏校勘学发微》《郑氏经传释例》《郑雅》《郑学叙录》《郑学传述考》，又推衍郑氏声训之理，效《释名》之体，以究万物得名之原，撰成《演释名》一书，与上述五种合刊为《郑学丛著》。该书发凡起例，取用自如；融会钩稽，博采众说；左右采获，极共周详。主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1）介绍经学知识。书中论列了经的名称、经学博士的设立、经今古文两派的争论、经学的弊端，指出经学阴阳五行化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2）阐明郑玄的贡献。郑玄在古声韵有开创性发明，由占声类以推见物名之原。郑玄与许慎一样精通文字，不同的是：许造字书，皆明本字；郑撰经注，多释假借。郑玄对群经写出了简约的注本，开创了好学风。（3）考证郑注。把郑玄的注释方法归纳为二十类，如“宗主旧注不为苟同”“沿用旧诂不标出去”。（4）广弘郑义。郑注与《尔雅》相表里，张先生撰《郑雅》以明部居；撰《演释名》以绍双声。（5）条辨郑学传述。郑玄在世时，弟子上千。张先生考查了由汉代到清代的郑学名家和学术成果。总之，《丛著》发前人所未发，精心孤诣，填补了清末以降郑学研究的空白。
二、开创古籍理论研究新学科 堪称文献学一宗师
我国古代学者擅长考证和释理，不擅长创造新术语、新领域。浩瀚的古籍涉及到哲学、政治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方面面内容，但都被笼统地归于经史子集四部，而没有与近代学术相衔接的新学科。先贤整理古籍，实践有余，理论总结不足。尽管有少数学者作过某些尝试，如汉代刘向撰《别录》，南宋郑樵撰《校雠略》，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明代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清代王念孙撰《读书杂志》，但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古籍整理理论和方法，传统的校雠学实际上没有形成“学”，只是一盘散沙而已。
当时代大潮把中国传统国学卷入到当代学术中时，国学面临着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要么沉沦，要么走向新生。朴学（或校雠学》在保存旧价值体系的同时，需要创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序》感叹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
治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伟大。”古籍整理的理论和方法需要科学化、现代化，这个任务落到二十世纪的学者身上。
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鹤声、郑鹤春编《中国文献学概要》，这是中国现代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论著，有开创之功。该书作者在例言云：“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伸明中国文献的地位与世界潮流之趋势，以总其要，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该书分别论列了目录、审订、学术源流、翻译、编纂，刻印，初步确立了文献学的框架。可惜，二位郑先生的响应者很少，他们后来的学术兴趣转移到其它方向。
张先生从蒙童开始就对历史文献有莫大兴趣，一生矢志不改。早在三十年代就走上讲台教授这方面课程，四、五十年代陆续推出文献学成果，七、八十年代致力于文献学队伍建设，直到他逝世，把毕生献给了文献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今的学者，一谈及文献学，首先就想到了“张舜徽”这三个字。文献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生机勃勃的独立学科，能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这与张先生的贡献分不开。张先生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第一位博士导师，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的首任会长，他在文献学领域的著述弘富，弟子遍及天下，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文献学的一位宗师。
张先生在文献学的成就主要有两方面：
1.融汇各家，创立新说
张先生勤于笔耕，他全面总结了古代校雠学，系统建构了新时代的文献学。他在1945年排印的《广校雠略》是对旧学的总结。他在1982年推出的《中国文献学》是对新学术的建构。同时，他还出版了其他一些有关的著作。
张先生在1955年推出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介绍古代典籍的教材，在此基础上，以后又推出了《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张先生对典籍进行了新的分类，有通史类、断代类、实录类、政事类、制度类、学术史类、方志类、史评类、史考类等，他试图突破传统四部分类法，以便从新角度研究古籍。
为了帮助学人研习，张先生选编了《文献学论著辑要》，该书从古籍中精选了先贤的120篇精辟论述，涉及文字学、方志、避讳、类书、金石学、郭煌学等，汇为一册，这对于了解传统的古籍整理理论很有帮助，也显示了张先生的渊博和卓识。
张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中国文献学》。该书在体例和内容方面都很完备，有两个特点：（1）每一篇章都凝结着他多年的研究心得，包含了他由博返约的真知灼见。他在原始材料中发掘了好多年，不是靠二手材料写作。书中论列的人物和史料，往往是常人所不熟悉的。读其书，不能不感叹张先生的精深。（2）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文献学，把文献学框架基本建构完毕。诚如扉页上的《内容提要》所云：“本书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分十二编，六十章。除论述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和古代文献的流传及类别外，对版本、目录、校勘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论述尤为详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书中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最后两编，对今后整理文献工作指出了努力途径，提出了具体设想。”该书出版后，学术界频繁征引，视为文献学最重要的著作。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王余光、张家藩、洪湛侯等人的文献学教材，但无不视张先生的《中国文献学》为范式。
关于文献学研究，张先生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建议，他经常谈及四个方面：（1）改造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帝王钦定的纪传体正史，不能仅仅标点完事，而应将史文重新写成定本，特别是《宋史》《明史》有必要改写。对正史的旧注要整理，并撰述新注。（2）整理地方志书。要将丰富的地方志书分类撮录，编写出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3）甄录古史遗文。从各种书籍中、旧注中、金石刻辞中搜集资料，去伪存真，取精用弘。（4）融贯诸子百家。要疏理周秦诸子、明清文集和笔记，分类丛钞，以助学术研究。这四个方面做好以后，可以编述内容丰富的通史，广泛为社会服务。这是张先生追求的目标和愿望。
2.建立机构，培养人才
文献学的兴盛，需要众多的学者参与，并把分散的力量组成合力。1979年，张先生参与发起创建了中国历史文献学会，其后连续十年担任会长。十年间，学会由小到大，由几十人发展为几百人的全国性大型学术团体。张先生殚精竭虑地筹划会内工作，为了办好会刊《中国历史文献学集刊》，他亲赴北京、上海征集名家文稿，亲自审读稿件，使该刊成为学术界有份量的刊物。每年的年会，张先生都具体组织，协调好各方面关系。1989年，他主动辞去了会长职务，被推为名誉会长，但他始终关心着学会的发展。
为了从事文献学研究，张先生在华中师院创办了历史文献研究所。该所从无到有，张先生在校部多方奔走，使所迅速发展，成为省重点学科单位，并且在1990年前一直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的挂靠单位。
为了壮大研究队伍，张先生积极培养文献学传人。早在三十年代，张先生就走上讲坛，先后在长沙文艺、兑泽、雅礼等中学任文史教员。四十年代在兰州大学任教授、中文系主任。解放后在华中师院工作。六十年教学生涯，他的得意弟子数十，受业弟子数千，著录弟子数万。他直接培养了10名博士、40名硕土。1983年，他受当时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性的历史文献学讲习班，40多人学习了一年，其中大多数人已是各单位的文献学带头人。张先生开创文献学事业蒸蒸日上，后继有人。
三、拓新中国史学，堪称史坛一大家
张先生在中国史学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八十自叙》说过：“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
1.为人民写史
二十世纪的中国通史著作很多，柳诒征、范文澜、郭沫若、吕思勉、邓之诚、周谷城、钱穆、翦伯赞、吕振羽、尚钺、张其昀、白寿彝等都有巨著问世。张先生从早年就发愿要写一部通史，他整理文献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应打破王朝体系，不为一家一姓的帝王树碑立传，而应以人民为历史主人，围绕人民来进行叙述。经过几十年准备，他在古稀之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中华人民通史》。这部书名以“人民”为题，反映了写作宗旨。他在书中设专章揭露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用考古发掘的殉葬事例与《墨子·节葬》所记载的“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相映证，藉以说明奴隶主的残忍。《中华人民通史》获第四届中国图书一等奖。
为了总结劳动人民的贡献，张先生撰写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书中从农业、饮食，建筑、艺术、健身、水利等方面总结了劳动者的成就，涉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他认为：我们祖先对一切事物的发明创造，从来就不注意到发明家是谁，所以很难找到创造者的真名。实际上，发明创造不是出自一人一时，而是集体的智慧。至于有人把功劳归于神农、黄帝，那不过是尊古贱今，高远其所从来。
张先生还另辟蹊径，从文字角度研究上古的生活。他的《广文字蒙求》《说文解字约注》在解释字形时，总是形象地说明了人民的劳作和所处的地位。他还认为，文字的前驱是图画，劳动者图绘实物，渐进而有文字，文字是人民创造的。
在张先生的《中国史论文集》收录有《论劳动人民表现在谣谚中的憎和爱》《论两宋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和英勇事迹》，文中饱醮着他对人民的无比热爱。
2.为学术写史
作为一个学者，张先生以职业的眼光洞察几千年的学术长河。他对先秦到民国的每一段学术史都有研究，尤其是对周、汉、宋、清最有见识。他信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原则，著有《周秦进论发微》《郑学丛著》《史学三书平议》《广校雠略》，对学术源流作了详尽辨析。他对清代学术用力很深，著有《清人文集别录》《清儒学记》《清人笔记条辨》《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等。将这些成果汇集起来，可以构建一部中国学术史新著。
张先生著《史学三书平议》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日研读《史通》《通志》《文史通义》的思想火花总汇。
张先生批判性地接受刘知几的史学观，对《史通》的一些论述提出异议。如《史通·六家》说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佐《左传》，著《汉纪》三十篇。”张先生认为根本不是这回事，他在此文下评曰：“马、班二史，虽纪、传互出，表、志相重；而详略不同，取舍复异。相资为用，其来已久，本无涉于《史记》。”按张先生的观点，《史记》与《汉书》可以互相参照，而荀悦是依据《汉书》撰成《汉纪》。
张先生对宋代郑樵评价很高，认为郑樵是个人才，有博通气象，他在《通志总序平议小序》说：“二千年间，论史才之雄伟，继司马迁而起者，则有郑樵，虽其所修《通志》未能臻于预期之完善，要不可以成败论得失也。”汉、宋之间的大学者尚有刘向、班固、王充、张衡、郑玄、裴松之、郦道元、孔颖达、刘知几、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沈括等，张先生认为这些人在“史才之雄伟”上都不及郑樵，可见他是钦佩郑樵的。但是，郑樵也有缺点，张先生在《通志总序平议》说：“郑氏才高气盛，论人行事，每好骋议论以抑扬之，故评骘多失其准。”
学术界对宋代学术缺乏研究，轻视宋代学术。张先生对汉、清两代学术用力最多，但总是呼吁要给宋代学术以中肯的评价。他多次撰文，极力赞誉宋代学术在中国学术中的贡献。他在五十年AI写作的《论宋代学者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所开辟的新途径》，全面总结了宋代学术成就，对宋人的治学方法和方面、以及对清代的影响作了归纳。他平日读书写札记，常为宋人鸣不平，批评清代朴学的清高和偏见。如：《清人笔记条辨》卷一载录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卷四语“读书不可先读宋人文字”。张先生大不以为然，他评曰：“此论可商。宋人空谈心性之文及《语录》之书固可缓读，然如苏、王、欧、曾诸家之文，说理叙事皆极畅达，初学读之，大可启发思路，裨益文笔。……故余平生教学文者以多读唐、宋文为先务，而宋文尤要。”
关于宋代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张先生多次疏理。他在《清人笔记条辨》论及冯煦的《蒿庵随笔》时，考辨了汉学和宋学：“汉学之名，本甚不通。始乾嘉诸经师宗尚古注，精研许、郑，亦特以求是而已，初未尝树一汉学之帜以炫异于世也。其标立名义且述为专书以张之者，则自江藩《汉学师承记》始。其书初成，龚自珍即遗书规之，斥其立名有十不安，江氏不之省也。其实清儒治学途径，无不开自宋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亦已言之。”
张先生认为宋人治学气象博大，启示后世而导夫先路。他在《史学三书平议·朱陆》有一段文字专门考证宋代学术与清代学术在源流上的关系。他说：“校定《说文解字》，自徐铉始；为《说文解字》作传，自徐锴始；昌言右文，自王圣美始；考论古韵，自吴棫始；为尔雅作疏，自邢昺始；此清代小学出于宋也。攻《伪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始；尊信《诗序》，自吕祖谦、马端临始；搜集汉人旧注，自王应麟始；此清代经学出于宋也；他若金石考证，欧、赵肇其端；目录解题，晁、陈启其绪；自郑樵有《校雠略》，而校雠之学始号专门；朱子为韩文考异，而考异之体方臻精密。至于史部考订之学，不外辨正异同，勘改
失，则吴镇《新唐书纠缪》、《五代史记纂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亦已导夫先路。其旁涉诸子为之诠释者，以疏说老庄之书为最多。然如陆佃之解《鶡冠子》，杜道坚之释《文子》，谢希深之注《公孙龙子》，钱佃之校《苟子》，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之注《孙子》，至今犹有存书，固已卓然不废，斯又清代诸师校理周秦诸子之前驱也。若夫《困学纪闻》《黄氏日钞》诸编，包罗群书，考核精审，后之《日知》《养新》诸录，实其嫡嗣矣。”笔者每读这段文字，未尝不感叹张先生的通识。如果不是读遍了宋代、清代书籍，又怎么能用四百字把学术源流勾勒得如此清晰！
张先生最精熟的莫过于清代学术。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他的重要创获，只是介绍他的两部书的写作过程。其一是《清人文集别录》，为写这部书，张先生翻检过1100多家清人文集，每读一集，辄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旨，究其得失，校其学识之深浅，然后从长年积累的笔记中选录出六百种，汇编成册。其二是《清人笔记条辨》，张先生翻检过300多家清人笔记，比其异同，考其要义。他在《自序》中说：“这些笔记有辨章学术者，有考论经籍者，有证说名物制度者，有订正文字音义者，有品定文艺高下者，有阐述养生方术者，得失互见，多可商榷。窃不自量，从而平亭是非。凡遇精义美言，则为之引申发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像张先生这样把清人文集和笔记几乎读遍的学者，在当代恐怕难数一二。如果天假其年，张先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写出很专深的清代学术研究著作。依此类推，如果有谁甘于寂寞去读遍明代、元代、宋代的文集、笔记，不是也可以成为大家？！但在经济大潮翻滚的今天，又有几位学者能象前辈这样去治学？我为当今的浮浅学风而悲哀！
除了清代，张先生对当代学术也很有见识。他对罗振玉、王国维、杨树达、柳诒徵、余嘉锡、钱基博、黄侃、顾颉刚等人的学问都有评价。如，他曾为罗振玉打抱不平。学术界一度有人说罗振玉盗窃了王国维的学术成果，张先生根据他对罗的多年考察和研究，撰写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等文章，指出罗的功力很深，写作能力很强，成就是名副其实的，绝不能因为罗后来跑到满洲国当了汉奸而否定他的学术成就。史学家应当尊重事实，而不应靠想当然歪曲史实。
3.为释疑考史
张先生认为才学识三要素中最难能可贵的是识。他曾评价明代李贽有识，李贽提出的“六经皆史”是一个创见。他认为清代章学诚没有文才，但识力很强，乾嘉朴学都以识见长。
张先生对一些重大的史学问题都有独到见解，如：长江是否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禹贡》是否先秦书籍；孔子、孟子是否倒退；陈胜政权是否称为张楚等，都发表过文章。
中国哲学上一些重要范畴，如道、理、无为，张先生都有辨析。他的《周秦道论发微》是有关先秦哲学的重要著作，书中提出：道论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南面之术就是统治者驾驭臣下、压制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权术，周秦古书称之为道。“清静”“无为”是南面术的具体内容。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老子是最先发见“道”的人，张先生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从三方面加以驳斥：首先，在《老子》本书已明白说过：“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可知《老子》以前已有不少人阐明过这些道理。其次，《庄子·天下篇》叙述诸子学说的兴起，每云“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悦）之”，说明每一学派的出现都是前有所承。第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老子》之前著录了《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可知道家学说源远流长。《老子》非老聃一人创造，它是战国时人汇辑古代道家言论的语录。
张先生著《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对法家的作用和源流作了辨析，认为韩非子虽未在秦国受重用，但他的思想对秦、以及后世王朝起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法思想与古代的治国理论是一个系统。
张先生著《爱晚庐随笔》，这是仿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有感而发的心得荟萃，可以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日知录》《养新录》。他把那些零星的见识以短小的文章写出来，如“妇节”“什一之制”“三十税一”“胡与汉”“二陆异同”“新文化运动”都有一孔之见。如卷二论及《周易》，张先生认为《周易》中理论之可取者尚多，其中阐发的谦德之用最为精要，读书宜于可受用处细心体会。张先生把《周易》中的精要语句摘录了数十条，以示此书不尽是糟粕，不可轻易称为迷信书。他在为笔者著《神秘的八卦——〈周易〉研究纵横观》的《题辞》云：“《周易》于群经中最为难知，良以易道广大，举凡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堪舆卜相，皆可援易以为说。所该甚博，随得一隙而入，悉能宛转圆通，有所阐发。”由此可见，张先生认为《周易》是值得研究的书。又如卷四，张先生论及“神道设教”，一言中的地提出：神道设教不过是古代帝王的欺世之术，统治者伪造种种传说，以明己之受命于天，让百姓畏伏顺命。类似的见解尚多，读其书，确实增长不少见识，用简明的语言表述确切的观点，这是乾嘉朴学的一个特点。
四、铸就博大气象，堪称治学一典范
中国学界的泰山北斗，在治学气象上可分为两派，一为博大派，一为精深派。晚清的梁启超和章太炎是两个代表人物，各领风骚。
梁启超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治学勤奋。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几乎没有未涉及的领域。他的上千万字著作有气吞山河之势，就象一部百科全书。其后有郭沫若等人绍其余绪，以才华横溢、一日万言的气象称誉于世。
章太炎追求深邃，且看他的一部代表作《訄书》，被反反复复地修改了数次，可谓精雕细琢，其中填进了许多生癖字和奇涩的典故，使人望而生畏。其后有黄侃专攻训诂，发誓50岁以后才可以提笔，可惜到知天命时，他却驾鹤西游了。
博大也罢，精深也罢，都无可厚非。各人皆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素养选择治学之路，要紧的是给社会、给学界贡献了多少有份量的东西，这才是衡量学者的唯一标准。当然，博大与精深也不是绝然分开的。大凡学界巨擘，博大不失精深，精深寓含博大，谓其博大或专深，只是相对而言。
张先生是一个博大的学者，他以一生的成就和经历，为二十世纪的学者树立了由治学成才成为一位大才的典范。
张先生没有“文凭”，他小时候到附近的学堂听过几天课，觉得老师讲得太浅，于是坚持自学，“无师自通”。由于没有教材的约束，他的治学领域特别宽广，思想在上下五千年的天地间自由驰骋。
张先生认为，自古以来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在这稀有的“麟角”中，张先生敬佩的是通才型学者。他多次赞扬汉代司马迁能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整齐百家殊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赞扬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气概，他在逝世前几天为《资治通鉴全译》写的序文中说：“旷观数千年中华史学界堪称震铄古今之大著作，必有雄伟的气魄，庞大的规模，创新的体例，审密的剪裁，而行之以畅达之文笔。必具备了这些条件，然后可以传之久远，为后世不磨之书。自古至今，作者虽多，其能达到这一境地的，自推汉宋两司马的成就为最大。”
张先生对清初王夫之也很推崇，他在《学习王船山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一文说：“作为一个遯迹荒陬，身居瑶峒的乡里老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而能卓然自立”，实为中外历史罕见。“船山学术之所以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到三百年后的今天，仍为人们所仰望而纪念他，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为他的博大气象所感召了。”
张先生认为，乾嘉学派虽然很专精，但专精不失博大。他在《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十四》指山：“必有雄厚功力而后能成精深之学问”，他说：“乾嘉诸儒治学，极其刻苦。每欲专精一经或一艺，必先多为之方，从事综合之研究。既得其纲要矣，然后散其例以理繁穰，致收融会贯通之效。”
张先生认为文献学是一门通人之学，即广义的史学。清末张之洞按类分列学有专长的清代学者，把乾嘉朴学家钱大昕分别列入经学、史学、小学、算学、校勘学、金石学，张先生认为这样分类不妥，只要把钱大昕归到文献学即可。
张先生认为梁启超博大，但有遗憾。他在《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十六》评价梁说：“综其一生致力之端，至为广博，而根抵乃在史学。……其专集中所录史稿，有考证古代者，有叙述近代者，有为前人新撰传记者，有为外国纂述小志者，有言宗教者，有叙礼俗者。凡所述造，至为繁富。”张先生认为梁不该入仕太早，否则在学术上会更有成就。
张先生一辈子走的是博大的治学道路，他不喜欢“专家”这个称呼，忌讳人家说他仅是一个文字学家、他公开发表了24部31册近800万字的著作，这还不包括他主编的书。他治学领域上迄三代，下及民国，经子史集，无不涉猎。他的视野从不局隘于一个断代、一个专门史、一本书、一个人，而是旁征博引，八方采获。他的《说文解字约注》岂止是考文字，举凡民俗、心理、创物、思想都有论及。他的《中华人民通史》通贯古今，覆盖方方面面。他不仅研究文字、政治、哲学、学术，还研究图画、书法等，他的《艺苑丛话》对器物、雕刻、营造、地图都有考证，他喜好扬州八家之画，能够说出其特色和源流。他对乾嘉朴学的书法很留心，称赞汪中、阮元擅长篆书；桂馥、钱大昕擅长隶书；姚鼐、何焯擅长楷、行、草书。
张先生总是告诫学生要走通才之路。他自己编的《讱庵学术讲论集》搜集了他本人在高等学校的多次演讲稿，不论是在兰州、临汾、石家庄，还是在广州、扬州、武汉，他讲的题目都离不开一个“通”字。如：1946年他在兰州大学讲“谈偏才与通才”，要求“学习文史的人，有必要恢宏志气，将治学范围推广，博览兼收，务求通贯，必通贯而后能免于弇陋。”（第4页）1980年他在扬州师院讲“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路”的报告，认为扬州学派有圆通广大的气象，他们既清算了汉学家的烦琐的治学方式，又批判了宋元理学的唯心见解，“从此清代学术界开始得到解放，一变而为生动活泼的局面，廓然有以见天地之大。”（第38页）笔者当年陪张先生到山西师大、河师院访问，张先生分别讲述了山西、河北历史上的通才大儒，以博学勉励大学生。
值得提出的是，张先生追求博大，但并不轻视精深。他认为精深必须建立在博大的基础上，不博则不专，博是前提。但博学须从小处着手，由微观见宏观。他在《史学三书平议》辨析章学诚的“博约”观说：“学不同方，意不必尽同。”“所谓博而能约，即治学能博观而约取也。如治一经，则凡涉及此经之书皆遍览之，所谓博观也。于是去粗取精，择善而执，所谓约取也。推之专治一学，皆应如此。不博观，则形其褊陋；不约取，则必致泛滥，故由博返约之功，必不可少。”可见，博与约是治学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专门之学，必得有博观，然后返约。
五、取得成就的原因
为什么张先生能在二十世纪的学术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认为可以从外因和内因寻找答案。
外因方面，张先生受湘学影响很大。清代以来，湘学以博大而笃实称誉于世。1985年，张先生在湖南纪念杨树达百岁诞辰大会上论湘学说：“湖南人的治学精神与江浙一带不同，走的是博通的路。近三百年间，如王夫之、王先谦、王闿运，是清代湘学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问极其广大，远非江浙所能及。杨先生少时承湘学余绪，有志昌大，在前人治学的基础上，更加精进不已。”（《讱庵学术讲论集》第150页）清代以来的湘人，不论是从政的，还是习文的，都常常以天下为己任，发誓要做一番大事业。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莫不有博大气象。这是湘学湘风的一个显著特点。张先生在湘学熏陶下，少有大志，成年后又结识了许多湘籍学术名流，切磋学问，砥砺志气。晚年的张先生写过一篇《忆往篇》，用很大篇幅谈湘学对他的影响，列举了余嘉锡、孙文昱、谭戒甫等20位学者与他的交往，他说：“湘贤二十人，皆舜徽所尝亲炙几席，与闻绪论者也。其年皆长于我，多者至三十余岁，少亦十余岁，俱盛德硕学，有名于时。舜徽或师事之，或承其引为忘年交。”张先生年轻时负笈北游，在京访学，就住在姑父余嘉锡家。余嘉锡是大史学家，精通版本目录。张先生耳濡目染，受到很多启发。后来，余嘉锡与张先生有一百多封通信，都是论学的。这些信件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下落不明，张先生以为终身遗憾。在湘籍人中，张先生与杨树达是忘年交，张先生经常到杨宅拜访，亲眼看杨摩挲《说文》。杨有《积微居小学述林》传世，精通国学。张先生对他很有感情。
此外，张先生还受家学影响。他祖父当过京官，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父亲厌恶八股文，终生不应科场考试，埋头钻研学术，曾出任师范学堂教习，后养病回家，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教育爱子中。张先生在晚年写的自述回忆说：父亲教学很有经验，画日月山水以教象形文字；对着《史记夏商周本纪》，讲解《尚书》；对着《本草纲目》上的图象，讲解《说文》艸部和木部；白天讲《三垣图》，晚上在野外辨认星斗；结合《书目答问》《輶轩语》，探索读书门径。父亲介绍的书和指明的治学方法，基本上是朴学范围。父亲没有留下著述，且英年早逝，这是张先生时常伤感之处。张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内在的动力在于对父亲的报答。正如汉代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遗志一样，张先生以功成名就的一生告慰了九泉之下的父亲。
除了湘学、家学，张先生还受益于其他学者，如陈垣、黎锦熙、骆鸿凯、高步瀛、吴承仕、沈兼士、钱玄同、马衡、顾颉刚，张先生与他们都有交往。
从治学条件看，张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是在解放后完成的。他一直在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工作，生活和治学比较安定。校园坐落在桂子山，山虽不高，但有灵气。
外因只是次要的原因，关键在于内因：
首先，张先生聪明过人。说他聪明，是因为他有三个“善于”。其一他善于打基本功，从小练就过目不忘的本领，练就文字学功力，练就目录学门径功夫，对史料能信手拈来，出口成诵。其二，他虚怀若谷，勤于访学，善于把别人的知识和方法变为自己所有，并择善而从之。其三，他善于选择治学方向。他常说“善取不如善弃”。天下知识太广，任何人不可穷尽。张先生放弃了年轻时偏好的诗赋，专心文史而成其大。综观张先生一生，似乎从年少就有一个整体计划，他一辈子按计划从事，井然有序。他是一个有心人，对自己的讲稿、笔记都有精心安排，几无虚度年华和浪费的笔墨。
第二，张先生有超人的勤奋。他老人家在《八十自叙》说：“余之一生，自强不息，若驽马之耐劳，如贞松之后凋，黾勉从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犹惜分阴。因自号无逸老人，所以自概其生平也。”他的室名别号还有省浮室、强学庐、惜余年馆，都是勉励勤奋治学的。他一辈子没有睡过懒觉，没有什么娱乐，唯有孜孜不倦地伏案。学者之所以能成为学者，唐代的刘知几提出了“才学识”，清末章学诚提出了“德”，张先生用他一生又补充了一个“勤”字。大凡成就功名者，仅有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忍受别人受不了的苦，否则只能是平庸之辈。张先生的勤奋刻苦，受到乾嘉朴学的影响。他在《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十四》有专节谈“清人朴学成就多得力刻苦”，他说：“非有刻苦钻研之精神，曷足以立名当世”“余平生教导后生，尝谓乾嘉诸儒之书虽不可尽读，然其治学刻苦之精神，与其理董故书之方法，则固足为后人师模也。”
第三，张先生胸襟开阔、潜心研作。他老人家以学术事业为生命，毕生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他服膺老庄，宁静致远，不贪图高官厚禄，不趋炎附势，不为社会上的事情所动摇，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既使是在“文革”期间，他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自天受批斗，晚上仍若无其事地伏案写作。一部《说文解字约注》就是于逆境中在一个旧浴室中用三年半时间抄完的。十年浩劫，有的学者悲观失望、一无所为；有的学者失去人格，趋炎附势；张先生面对“炮轰”“油炸”“打倒”，甚至还要面对自己学生的批判，他以大海般的胸怀对待这一切，悠悠万事，唯有治学唯大。“文革”结束后，张先生的十几种学术著作接连问世，令人惊叹不已。直到耄耋之年，他仍不知老之已至，雄心勃勃地计划着大的课题。
张先生能够坐冷板橙，也能够起早床。他常说“三朝顶一工”，所以每天闻鸡而起。1992年11月27日，天未破晓，张先生就像往常一样开始了笔耕，不料突发心血管病，溘然逝世。桂子山为之泫然！学术界无限悲痛！哲星陨落，光辉永存。
结语：弘扬“张学” 推动中华学术
张先生的学术一直为世人关注。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日本翻印或翻译了他的著作有十部之多，像《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人文集别录》等著作都称誉海外。不论在大陆，还是在海外，都有一批张先生的受益者、追随者、崇拜者。事实上，张先生的学术和他的弟子们已经无形中构成了一个学系——张学。张学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经历、学术方法、学术成果及影响，要完成张先生的未竟事业。张先生走得很急，还有许多遗稿需要整理，还有一些设想尚未启动。既使是他已出版的著述，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充和深化。要做的事实在太多！
通过弘扬“张学”，有利于推动对历史、历史文献、传统文化的研究。如果当今的学者都能像张先生那样有博大的治学气象、有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学术界一定会更繁荣。张先生和他的同辈学者已经完成了从旧学向新学的过渡，我们这一代人应沿着他们开辟的学术大道奋勇前进！（限于篇幅，笔者另有《论张舜徽先生的学术思想》载于《华中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
张舜徽先生著作目录
①《广校雠略》 1945年长沙排印本。中华书局1963年4月增订本。
②《积石丛稿》五种 1946年兰州排印本。
③《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湖北人民山版社1955年11月月出版。
④《中国史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年9月出版。
⑤《顾亭林学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中华书局1963年12月出版。
⑥《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7月出版。
⑦《清代扬州学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出版。
⑧《清人文集别录》 （上、下）中华书局1963年11月出版。
⑨《中国古代史籍举要》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
⑩《周秦道论发微》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出版。
11《中国文献学》 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出版。
12《史学三书平议》 中华书局1983年2月出版。
13《说文解字约注》 （上、中、下）中州书画社1983年3月出版。
14《郑学丛著》 齐鲁书社1984年6月出版。
15《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
16《文献学论著辑要》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17《清人笔记条辨》 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出版。
18《旧学辑存》 （上、中、下）齐鲁书社1988年10月出版。
19《中华人民通史》 （上、中、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华5月出版。
20《说文解字导读》 巴蜀书社1990年1月出版。
21《汉书艺文志通释》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
22《爱晚庐随笔》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23《清儒学记》 齐鲁书社1991年11月出版。
24《讱庵学术讲论集》 岳麓书社1992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