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50年孙中山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观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孙中山研究，其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4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统治台湾期间的近40年。这是孙中山研究在全岛兴起与不断发展的时期。1949年底国民党政权溃踞台湾后，为应变求存，仍尊奉孙中山为“国父”，继续以孙的遗教尤其是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甚者将其作为“反共复国”的御用思想武器，相继提出了“以三民主义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只是出于历史继统关系现实的政治需要，蒋氏父子颇为重视孙中山研究工作，尽力扶持岛内孙中山学术活动的开展。在蒋介石“治台”时代(1950—1976)，国民党当局始终以官方的意识形态影响乃至控制着台湾的孙中山研究，当时的研究孙中山深受其“正统观念”的制约：研究的重点是孙中山本人的思想实践活动，研究的领域仅限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系统之史事与人物，并往往将孙先生“神化”起来，使“孙学”研究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历史偏见。针对这种情况，台湾学者吴相湘曾于上世纪60年代批评孙中山传记不仅数量少，而且还大多“没有引用新史料”和未能“敷陈新义”；台湾《传记文学》的主编刘绍唐更发出慨叹：对于孙先生，“我们所知道的多只是止于宣传的一些神话”，而于他“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台湾第一阶段的孙中山研究，的确有了快速的发展：它在“史料学派”主导下，不仅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孙中山研究史料书，而且还撰写出版了一些颇为扎实且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在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1976—1988)，国民党政权逐步放松了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孙中山研究的控制，并开始鼓励对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学界的不少人(尤其是“海归派”)于是逐渐摆脱了国民党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大力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以多元化的学术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孙中山及其周边人物和相关的史事活动。因此，台湾第二阶段的孙中山研究工作仍有所发展前进，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台湾孙中山研究第二个时期的三、四两阶段，是李登辉与陈水扁先后上台的近20年时间。这是全岛孙中山研究在“台独”思潮及其政治势力的打压下，由发展逐渐走向衰退的时期。李登辉阶段(1988—2000)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推行李氏“台湾本土化”政策的同时，对岛内的孙中山研究采取冷落、限制等政策。这使台湾地区政学界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气氛日趋低落。陈水扁自2000年上台后至今，一直大力推行民进党的“台独”政策；岛内这几年的孙中山研究因面临空前的政治压力和经济窘困，而不断地走向式微。我们从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孙中山学术研究工作由盛转衰的轨迹。据笔者不完全的粗略统计，自1950年至2004年，台湾地区共出版了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学术著作359部(内有11部是国民党人大陆时期初版著作之再版或重印)，公开发表以孙中山(含孙文、国父、总理)直接冠名的学术论文约在1652篇以上。其中蒋介石时期的26年共出版“孙著”192部，平均每年7.4部；蒋经国时期的12年共出版“孙著”100部，平均每年为8.3部；李登辉时期的12年共出版“孙著”56部，平均每年为4.7部；陈水扁上台后的这几年出版“孙著”约11部，平均每年为2.2部。若按著作的出版年代来看，其大致情况如下：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专著45部，发表论文120多篇。60年代出版专著113部，发表论文近900篇；其中为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的1965—1966年，是“孙著”出版的一大高峰——约共出版专著2部，论文740多篇。70年代出版专著56部，发表论文近40篇。80年代出版专著91部，发表论文近160篇：其中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前后的1980-1982年约出版专著45部，是“孙著”出版的小高峰期。90年代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140余篇。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中出版专著11部(多为研讨会的论文集)，发表论文290多篇。在此需指出的是，台湾这几年的学术研讨会论文，实际上是以非台湾地区学者撰写的居多，故“孙学”论文数的回升，并不能掩饰其孙中山研究活动日趋不振的现实状况。
研究孙中山思想的论著，在台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中占了很大份量——超出220部，约占台版“孙研”著作数的62％左右，其内容涵盖了孙中山思想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孙氏思想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80几部(含论文集)。如蒋一安主编的《中山学术论集》两册，辑录了台湾地区学者撰写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学术论文52篇，从不同的角度与层次探讨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政策与实践，及其社会影响；而《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及《国父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等，也属于同类著作。三民主义思想研究曾是台湾学界的热门话题，属于这类的专著约有50多部。如罗刚所著的《国父思想之研究》一书，着重论述了“革命导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及其根本问题，断言“现在正是三民主义的世纪”；陈鹏仁的《孙中山先生思想初探》则分专题研究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问题；陈仪深著的《中山先生的民主理论》一书，则专门论述了孙氏民主思想，认为它包含了价值、制度、方略、实践等项内容。台湾学术界对孙中山思想形成的渊源问题——即其与中西方文化之关系颇感兴趣。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20多部。如林子勋在其所著的《国父与西方文化》与《国父学说与中国文化》两书中，分别考察了孙中山思想形成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渊源：前者将孙著中提及的132位西方人士，按其身份职业分为14类，以展示孙先生吸纳西学的广博；后者论述了我国固有文化的精神及其政治与经济制度、历史人物等对孙氏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孙氏将中西文化之精华熔铸锤炼于自己的学说之中，最后构成了伟大的新思想体系三民主义，并为此理论抱负之实现百折不挠地奋斗一生。还有些台湾学者强调孙是儒学的传人，认为其学说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者尤多。这种看法与孙学主体实为西学的客观史实，颇有出入。关于研究孙中山专门思想的论著，堪称范围广泛而成果颇多。如专门研究孙中山哲学思想的专著，有崔载阳的《国父哲学研究》及任卓宣的《国父哲学原理》等十几部；专门研究孙中山国防军事思想的专著，有刘詠尧主编的《国父的国防学术思想研究集》与陈叔渠的《国父军事学说》等七八部；专门研究孙中山教育思想的专著，有任卓宣的《国父教育思想》与何名忠的《国父思想与我国乐教》等六七部；此外，还有些著作专门研究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外交思想、人口思想、大同思想、医学思想、群众战和心理战理论等——各类著作之数量由一二本到五六本不等。由此可以看到，台湾学术界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既注意其重要思想研究方面的深度，又照顾到涉猎研究各种思想的广度。孙中山是勇往直前、愈挫愈奋的革命实干家，在台版的孙中山研究论著中，有20多部专著重在论述他的革命救国践行。其中有些记叙了孙中山开创中国正规民主革命的战斗历程，如许师慎编注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等；有些专门论述了孙中山领导党人和民众进行武装反清的革命实践，如周光斗著的《国父十次革命战史》等；有些专门考察了孙中山所开展的革命宣传活动，如洪承业的《国父革命宣传志略》上下册和任卓宣的《国父与思想战》等。有些专门探讨了孙中山的组党实践，如《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4册及任卓宣的《国父与组织战》等；有些概述了孙中山30年来的革命践行，如蒋永敬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和祝嘉祥的《国父群众战之理论与实践》。
作为一个世界伟人，孙中山之革命救国活动与亚欧美三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友好进步人士有着密切的关系；有20多部台湾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论述了这方面的问题。其中罗香林的《国父与欧美之友好》一书，历述了孙中山与23位欧美各国友人的关系和交往，彰显了孙氏的号召力及其革命活动的对外影响；陈固亭的《国父与日本友人》，则论述了孙中山同宫崎寅藏兄弟、犬养毅、梅屋庄吉等20几位日本朝野人士的交往始末，从中说明了日本朝野有识之士对孙的景仰与重视，及孙的革命斗争与日本的关系；项定荣的《国父七访美檀考述》一书，详细叙述考证了孙中山革命思想和事业之发轫，与美国檀香山的密切关系。类似的论著还有郑彦棻的《国父在海外》、陈固亭的《国父与亚洲》、陈三井的《中山先生与法国》等。
孙中山的革命奋斗与我国港澳台地区、洪门会党和海外华侨之关系，也是台湾学术界颇关注的问题，先后出版了十几部这些方面的专著。其中主要的有李进轩的《孙中山革命与香港》、郭展礼的《孙中山先生与澳门之研究》、张瑞成的《国父孙先生与台湾》；庄政的《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张大谋的《孙文博士与中国洪门》；刘伟森的《孙中山与美加华侨》、张希哲等编的《华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
孙中山晚年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客观存在而无法回避，台湾学者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对此进行研究，并出版了几部专著。其中有崔书琴的《孙中山先生与共产主义》、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林初耀的《孙中山的容共经纬之研究》、周谷的《孙中山与第三国际》等。台湾还有一些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分别论述了孙的宗教信仰、人格风范，以及其言行对当代世界尤其是中国各方面走向现代化的巨大影响。其中要者有刁德贤的《孙中山先生与基督教》；华中兴的《中山先生政治人格解析》、庄政的《国父生活与风范》；郑竹园编的《孙中山思想与当代世界》、林诗辉的《孙中山先生与中国现代化之研究》等。
总之，近50多年来，台湾学术界在研究孙中山方面，应该说是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和方方面面，充分彰显了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博大精深，及其革命践行的愈挫愈奋，论述了他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事业所建树的宏伟勋业，及其思想实践活动对亚洲乃至世界人类进步事业的巨大影响。台湾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有些著作注重史事的直叙罗列，缺乏深入学术研究，有些著作不顾史实，过分谥美甚至神化孙中山，另还有些带有政治与历史偏见的应景之作，等等；但也应看到，其中有不少论著史料丰富，立论平实，学术水平较高，在海内外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无疑是构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学术事业殿堂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