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大婶”荣立抗战特等功臣
□王贞勤
在菏泽市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展厅里，有一件文物是一只小小的针线包，别看它不起眼，却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主人叫朱文起，是鲁西南抗战情报战线上的一位巾帼英豪。当年，这个有着一双“解放脚”的农村大婶，就是靠乞讨和这只针线包做掩护，为我党我军传送了大量机密情报，并荣立特等功一次。
乞讨大婶成为地下交通员
194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定陶县城北5公里游集村（现为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游集村）西头一处破落的院子外，响起几下清脆的敲门声。女主人朱文起打开院门，发现门外是夫家的亲侄子游文斋。
游文斋，生于1916年，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任中共定陶特支（特别支部）书记。他带领全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日伪军展开了尖锐的政治军事斗争。1941年下半年，定陶特支的情报工作屡屡遭受敌人的破坏，几个男交通员不是被捕就是牺牲，情报工作一时陷于瘫痪状态。组织费尽周折，再也找不出合适人选了。这时，游文斋忽然想起一个人选——他的四婶子朱文起。
朱文起，生于1905年，20岁嫁给游文斋的四叔游兰馨。不幸的是，游兰馨1940年死于饥荒。从此，朱文起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领着孩子在外乞讨。她为人正直，曾不止一次对游文斋说过，如果有用得着她的地方一定尽力帮忙。
游文斋之所以想起朱文起，还因为一来她虽然还不到四十岁，但岁月的沧桑已在她的脸上刻满皱纹，看起来像五十开外的老太婆。敌人可能压根儿不会想到，一个经常外出乞讨的老婆子会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二是她做人办事向来干净利落，不仅能说会道，人也非常机灵。三是她有着一双当时妇女很少见的“解放脚”，又四处乞讨走惯了，传送情报走起路来根本不成问题。游文斋将他的想法告诉了特支的同志，大家都非常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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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游文斋说明来意，朱文起犹豫了片刻说：“我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行吗？”“行！只是这个工作挺危险的……”“你们年轻人都不怕，我这个老婆子还怕啥！我也看准了，不把鬼子赶走，没有咱老百姓的好日子过。文斋，你说咋办吧，婶婶今后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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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针线包藏着大情报
朱文起又挎起篮子外出乞讨了。不过，这一次篮子中比以往多了一样东西——针线包，别小看了它，定陶报送鲁西南地委的一份秘密情报就藏在其中。那时候，妇女随身携带针线包很平常，因此很适合把字数不多、纸张不大的情报藏在里面。
日伪高庄据点是位于定陶城西南的一个大据点。1944年2月20日下午，朱文起从军分区取来重要情报，驻菏泽日伪军1000余人当天一早去梁山县“扫荡”了。定陶县委和县大队决定抓住这一时机，拔掉高庄据点。当天晚上，定陶县大队经过大半夜激战，终于“端”了这个敌据点。次日上午，等大队日伪军从梁山赶到高庄据点时，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
过城门的时候，她同一个专门盘查行人、听口音是本地人的伪军假装攀起亲戚：“大兄弟，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大姑家的本家堂嫂子啊，你那次走亲戚咱们还说过话来着。”那名伪军被唬得一愣一愣的。等到检查朱文起的时候，这名伪军稍翻了一下篮子，就放她进城了。当天夜里，城里的地下党组织就把朱文起送来的传单贴在大街小巷，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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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中共定陶县委成立后，朱文起继续负责县委和地委、地委敌工部的联络工作。当年5月，定陶抗日县政府武装科成立，她又担负武装科、县大队和鲁西南军分区的联系。朱文起昼夜奔波于根据地和敌伪统治区之间，每天奔波五六十公里是家常便饭，以惊人的效率和毅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后来，她又接连在特支和地委之间传送了几次情报，均出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41年底，定陶特支根据朱文起的表现，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9月，县委安排朱文起向日伪军占据的县城送一批传单。朱文起将传单放在篮子的最底层，上面放上一些青菜和鸡蛋，装作要赶集的样子。
过日伪军岗楼时，朱文起想起游文斋的嘱咐：一定不能紧张，不少交通员就是因为心神不定和胆怯被看出破绽的。她稳了稳神，继续往前走，一个伪军拦住她问针线包里装有什么东西，朱文起从中拈出几根明晃晃的大针来，朝那小子眼前一晃，把他吓得往后一趔趄，不耐烦地摆摆手让她走了。到了地委驻地，她通过暗号接上头后，将情报交给了地委。
1943年夏，游文斋交给朱文起一份紧急情报，要她务必于第二天天黑前把情报送到地委。这次，因为情报纸页多，针线包放不下，朱文起把情报折叠整齐后藏在贴身内裤的口袋里，装扮成乞丐又上了路。在经过定陶与菏泽交界处的一个敌岗楼时，她和行人被4个伪军挨个盘查搜身，她的破竹篮也被翻了个底朝天。接着，伪军将她的衣服口袋也翻了个遍，依然一无所获。
敌人不死心，又把她“请”到炮楼内盘问。原来，朱文起经常来往于这条路，已引起他们的怀疑，敌人威胁说要把她送交日军宪兵队。朱文起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大哭起来：“你们有种上战场上打去，欺侮我这要饭的老婆子算什么本事！”哭闹了一阵，敌人看没什么破绽，只得把她放了。
游文斋将朱文起的情况向鲁西南地委作了汇报，地委批准了这一人选。从此，朱文起就以乞讨和卖针为掩护，正式挑起了定陶特支地下交通员的重任。
最精彩的还是在歼灭大土匪、汉奸王子杰的战斗中，朱文起的情报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双“解放脚”跑出一个个胜利
朱文起所传送的情报，有不少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6月24日下午，我党搞到一份日伪军一个中队次日要去田集区“扫荡”的情报，要朱文起当晚务必将情报送到田集区游击队。朱文起一路攀越了三道封锁沟、闯过了两道敌哨岗，终于在晚饭时间将情报送达目的地。次日一大早，游击队在日伪军的必经之地早早埋下地雷和伏兵，成功歼灭日伪军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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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起完成任务后，又带来了地委转交县委的急件。为了安全，她不能再从原路返回了，只好等到夜里从封锁沟中爬过去，天明返回县委，又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天上有个老天爷，地下有个王子杰”，这是抗战时期定陶一带群众的口头语。王子杰是定陶本地的巨匪，长期以来无恶不作，1945年初公开投靠了日军，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欠下定陶县抗日军民无数血债。
1945年春，鲁西南军分区决心铲除王子杰。王子杰部有3000多人，装备又好，我军在实力上不占优势，要消灭他，必须对其兵力部署了若指掌。王子杰的警卫排长秦锡爵是我党安插的内线，获得情报问题不大，问题是怎么把情报传递给军分区。组织又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朱文起。
朱文起扮作媒婆来到王子杰驻地，机智地同秦锡爵接上了关系，并获取了机密情报。
1945年4月5日，我军根据朱文起送来的情报，将王部包围，消灭该部2000多人。王子杰带着1000多人冲出包围圈，逃到日军据守的定陶县城。日军对反复无常的王子杰也充满戒备，命他们驻守四关。
接下来，朱文起又以要饭为掩护，来到四关侦察，发现了王子杰在南关的新住处。我军立即夜袭南关。谁知，狡猾的王子杰刚刚带着少数警卫人员跑到北关去了，这次行动又没能抓住他。
几日后，王子杰悄悄藏到定陶城北十几公里的常店村。当天晚上，秦锡爵以巡查岗哨为名，骑马疾驰到附近的邵楼村，将情报交给地下党员孔耀坤，并请他转交给朱文起。朱文起白天传送情报已经跑了四五十公里，已经累得够呛了。她夜里10点左右接到情报后，又立即直奔25公里外的我军指挥部。凌晨1时许，朱文起将情报送到目的地后，就一下子瘫软在地。我军马上集合部队直袭常店，终于擒住了王子杰，将其公审后枪决。随后，地委、军分区召开庆功大会，并报请上级批准，给朱文起记特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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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朱文起根据组织安排离开了情报战线，从事妇女工作。这期间，她将儿子游泮元、游泮弟先后送入人民军队，兄弟俩从此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全国解放后，朱文起曾任县区妇联干部。1955年，朱文起以自己文化水平低、要把职位让给水平更高的同志为由退职回家，先后任游集大队妇联主任和林场护林员等职。她的孙子游全文至今还清晰记得，他小时候曾因偷吃了大队林场的一个苹果，被奶奶打了一顿。1982年10月，朱文起病逝，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