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和行往事：红色华润的前线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润论文,前线论文,往事论文,红色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湾仔港湾道，行人如织。
维多利亚港渡轮的汽笛声时而游荡在鳞次栉比的大楼间，其中最为醒目的一幢便是华润大厦。而不多人知道，在这座资本主义世界的东方自由港，曾种下过奠基红色中华的种子。
72年前，一个化名为杨廉安的年轻地下党员，从延安来到香港，在这里挂牌成立“联和行”，在这片暂时消歇于战火之外的阵地上，募集起一批又一批军需物资，驰援前线奋战的八路军抗日将士，直到香港沦陷。
国内“大决战”时期，正是这家由中共高级领导人陈云一手策划成立的联和行，历经艰难险阻和重重封锁，将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爱国华侨安全运抵解放区。
没有这番惊世抢渡，就没有后来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大业也就无从谈起。
彼时，与联和行一并在香港创建的“党产”，还有广大华行、五丰行等，它们均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联和行吸收了所有其他在港的党办商号，改组为“华润公司”，正是今日央企华润集团之雏形。
华润集团一位高层认为，香港并非中国革命的“化外之地”。在各个历史断层上，这个地理及政治地位特殊的自由港都参与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实际进程。
这是一个特别的“老区”。
两根金条起家
“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万支前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小车里装的许多军需物资则是华润提供的。”
联和行的成立，是陈云一手策划的。1931年的一个夏日，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陈云，在上海交给一个叫秦邦礼的年轻人两根金条，指示他以此做资本，以开店为掩护，为党建立秘密交通站。
接到指示后，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办起6家各式店铺，以此为掩护传递情报、接送苏区干部、为苏区购买药品和无线电器材等，为红色根据地的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直到日军侵入上海，杨廉安才卖掉店铺转回延安。
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成立后，陈云再次指示杨廉安到香港开公司，协助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工作。1938年夏，杨廉安带着当初结业时留下的资金，出现在香港的街头，不久即开设了“联和行”。
抗战年代，联和行与廖承志、潘汉年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联手在香港和海外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联和行将募捐到的钱物，经秘密通道辗转运抵武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再分批转运到抗日根据地，为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了大批西药、通讯器材和运输车辆。
抗战胜利后，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联和行改组并更名为华润公司，公司名分别取自“中华”与“润之”（毛泽东字）。同时，中央决定将我党在香港的另一家重要贸易机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并在此后又陆续将党在香港的贸易机构统归华润旗下。
1948年9月至1949年春，华润分四批将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和爱国华侨安全送抵解放区，他们随后进入北平，参加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这些人士包括：郭沫若、翦伯赞、茅盾、黄炎培、马寅初、章伯钧、蔡廷锴、李济深、柳亚子、郑振铎……
“没有他们，就无法召开新政协会议，没有新政协，就无法制定出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无法据此产生首届中央人民政府。”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说，华润在新中国的成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时，华润还以贸易为掩护，打通香港与解放区的贸易通道，配合三大战役采购军需物资、为解放区输送经济干部、恢复解放城市的生产与平抑当地物价。
辽沈战役后，东北局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收购的当地物资通过华润控制的货轮运抵香港、转销海外，换取的外汇则用于购买军用物资、支援解放战争。这种战时经济模式，解放后推广到全国，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中的重要形式。
作为新中国对外贸易规则的创始者，当时，华润的货轮将这些购回的货物一批批运抵大连、天津、青岛，再装上小车，由百万支前民工运到前线。
“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万支前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小车里装的许多军需物资则是华润提供的。”宋林说。
从党产到国产：新中国的窗口
华润香港展销会成为广交会的序曲，广交会则彻底改变了以往只能通过打电话、拍电报的封闭贸易模式。
1952年以前，华润公司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是党企；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将所有党企移交国家，同年10月，华润归属国务院外贸部管理，成为国企。
10月24日，经资产评估，中央贸易部向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支付了收购华润公司的资金。至此，华润14年的“党产”生涯结束，依靠两根金条起家、历经战争洗礼的华润，此时已成为一家拥有2000万美元资产的外贸重要企业。
作为内地在海外最大的现汇来源窗口，华润不遗余力地扩大国内出口。其进出口贸易额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一度占30％的份额，有效建立起西方商界与新中国的业务往来渠道。
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华润公司的写字楼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港澳商人、西方商人络绎不绝。
此时，华润公司已经代理了150类、上千种出口物资，许多商人前来洽谈时需要“看货”，但华润公司当时非常为难，因为，公司基本上没有样品。
华润出口部时任经理吕虞堂回忆：“我们在办公楼里做了七个陈列柜，将国内七个出口总公司的展品放在这里，买家来了先看货、后签合同。”
七个展柜大大提高了出口工作的效率。受此启发，华润公司时任总经理张平同意出口部开辟一个展室并试办一次大型展览。在国家外贸部出口局的支持下，华润公司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于1956年元旦开幕了，不仅吸引了商人，也吸引了香港市民和海外游客。
随着展览的举办，购买合同递增，一些商品的订单甚至超出了当时国内的生产供应能力。
记者获得的当时华润寄给外贸部出口局的一封《关于陈列样品各事项》的信函上，里面包含数百种商品样品清单，供货单位几乎涵盖当时所有国内省市区。
香港展销会的成功，引起了外贸部的极大关注。1956年春季，外贸部出口局、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官员来到广州，商议筹办规模更大的出口商品展会。
不久，一份由时任外贸部部长起草的建议报告，交到时任副总理李先念的手上：由外贸部统筹全国外贸系统提供参展商品，广州承办，华润公司则负责邀请港澳和海外商人。
但在华润准备发邀请函的时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当时正值中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许多侨商和华商看到内地的亲属都在改造之列，家产被没收，因而担心：如果回国参加展览会，会不会被扣留？
当年参会的一位马先生说：“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大浪潮，自己是小石子，如果处在浪潮中一下便给冲走。”与此担忧类似，香港各行业普遍存在顾虑，很多公司不敢将原料寄国内加工，怕被“充公”。
不过，在华润的努力下，在国务院的统一协调下，各部门答复：保证侨商和华商的合法权益，来去自由。出于对华润商誉的信任，香港工商界人士和海外商界人士纷纷自港北上。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当天，9200平方米的展览大厅水泄不通，参观人数超过1万人次。为了保证商贸谈判的顺利进行，大会不得不做出调整，将每天参观人数限定4000人。
通过“练兵”，中央和外贸部决定，自1957年起，每年举办两次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次举办的展览会，成为了广交会的序曲。随着周恩来总理的视察，广交会奠定了“国家级”的地位。
“在国际社会持续封锁、国内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时，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开放窗口。”中外领导人往往在广交会上进行非正式会晤，进而促进国家间外交。从1957年到1965年的短短九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25个增加到49个。
“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此，新中国才真正懂得了和平时期的贸易应该怎样做。”一位退休的原外贸部官员说，广交会彻底改变了以往只能通过打电话、拍电报的封闭贸易模式。
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与香港的稳定剂
华润每一步，深深地浸入了中共的国家使命，亦印证了中国从建国到强国的历史脉络。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华润的桥梁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一方面，华润把内地的外贸机构带到香港，帮助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在香港开办窗口公司，使“粤海”等一大批公司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华润通过咨询、介绍、引荐、参股等方式，把港澳和海外商人带回内地，进行实业投资。
1978年，华润总结1970年代中期以来在珠三角地区开展“三来一补”的经验，上报中央，促成国家有关部门形成了重要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香港商界，开启了香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的先河。
在改革开放初期，华润“陪同”港澳商人和外商回国投资，这种陪同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参股，一种是牵线搭桥，并成为名义上的合伙人。在华润的帮助下，外商逐步找到了进入内地的“门”。
“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投资项目，一大半是在华润的帮助下实现的。”一位华润的高管告诉记者，在帮助内地企业和港澳商人牵线搭桥的同时，华润还要帮助地方政府出谋划策选择补偿贸易的领域，同时又要维护国家利益和港澳投资者的利益。
这些投资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也使投资者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大陆的竞争力得以提升，港澳商人的实业化水平和竞争力也得以大大提高。
“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是我国早期吸引投资的一种形式，这种投资的直接效益很明显，增加了外汇收入、带动了出口贸易，还在长期上帮助地方完成从封闭到开放、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
而在扮演开放的桥头堡的同时，这家红色港企也担负起一家中国企业对于港澳繁荣稳定的社会责任。
为了解决出口香港物资的运输问题，1962年春，经国务院批准，铁道部、交通部、外贸部共同协调，从武汉江岸站开出一列快车，经由沿线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至深圳，专门运送出口香港的商品。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车从武汉江岸出发，行程1254公里历时53小时，满载着运往香港的出口商品，开进深圳。在751次快车开行100列时，国务院决定，在上海、郑州加开两列快车（753、755次）。
这“三趟快车”，由外贸部牵头、内地各粮油进出口公司组织货源、铁道部组织运输，由华润公司在香港组织销售。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三趟快车也从未中断过。负责此项工作的华润旗下公司五丰行至今在香港还有着很高的威望，“五丰食品”也受到香港人的普遍信赖。
此外，在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之时，华润将国产石油引入香港市场，解决了当地的油荒；同时，华润还通过运送国产大米而平抑了香港市场一度暴涨的米价。而每逢干旱缺水，华润公司就派出轮船，从珠江运水到香港。
而在帮助一批批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者成功“联姻”之后，华润自己也逐渐走上前台，开始以外商的身份投资国内。
1983年，华润迎来“三喜临门”：华润公司成立35周年，华润集团成立，华润大厦在香港落成。当时，5000宾客满盈道贺，多是历年来华润攒下的老朋友。
回望1938年夏秋之交，香港中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不起眼的小商号。一路走来，担负起党的重托和国家救亡、崛起的漫漫征程，如今不觉已七十二载。其每一步，深深地浸入了中共的国家使命，亦印证了中国从建国到强国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