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学校实质的再认识：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资源配置论文,视角论文,实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33X(2006)09-0024-04
在当下的中国，学校已经成为遍及城乡、涉及大多数人的一种社会机构，据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共有幼儿园11.79万所，小学39.42万所，初中63757所（包括职业初中697所），特殊教育学校1560所，高中阶段学校31407所（包括普通高中15998所、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236所（普通高等学校1731所，其中本科684所，高职院校1047所，成人高校505所）。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有什么看法，大多数人都很难不和学校有一定的联系。对于学校的功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期望[1]，这说明学校功能和性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学校，现代学校既不仅是简单的承载社会化功能（传播知识、技能、文化与思想等）的机构，也不止是充当社会精英的选拔机制的机构，而是一个关涉资源分配的机构。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受社会结构的制约，同时也通过不同教育利益相关者（直接的如教师、学生、教育行政机构人员等；间接的如学生家长、国家、地方政府、利益群体等）在学校场中追逐各种资源的斗争，改变着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获得了或者占有了大量的、优质的学校资源，在现代社会就意味着有了好的职业，也就有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为了便于论述，有必要对有关概念做一点说明。本文中的学校指的是全日制的、制度化的、公立的现代学校，非制度化的、民办的和传统的学校（科举废除以前的中国的教育机构）①不在其列。在学校体系中，它们包括小学、中学（初中和高中）、大学。因为在论述的时候，经常要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大多以笔者曾经工作过的中学或者笔者现在工作的大学为例，但这并不说明其他的学校不存在与文章提到的学校类似的现象，当然也不否认本文的结论不能应用于其他的学校。在这里，资源是被人们认为有价值的而且能够促进个人福利、满足各种需要的东西，既包括物质资源（比如住房、工资、福利、财富等），也包括非物质资源（文凭、荣誉、声望、权力、机会、信息等）。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资源就是财富、权力和声望，资源配置就是资源在社会各个部门以及群体间的分配。具体到学校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学校是国家（这里的国家主要是指代行国家职能的各级政府，比如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级政府等）分配资源的一种代理机构，即国家通过学校把一些资源（比如文凭）通过某种方式分配给某一些人，另一方面，学校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也需要从外部获得其正常运行的资源（比如教师、经费、设施、法律等）。所谓资源配置在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从其外部获取资源的机制，也就是说一所学校怎样获得需要的资源。这样一种视角可以看作是宏观视角，即我国的学校其本质是国家政治统治和资源分配的工具。学校在社会中获得资源的方式和国家对其他单位的资源的分配方式是相似的。国家依赖政治目标、意识形态以及一系列具体的资源分配规则，将资源分配给学校，再通过学校分配给个人。因此形成了一种“单向的依赖结构”[2]，即学校依赖于国家（政府），个人依赖于学校。这一个视角主要强调国家制度对社会资源分配的影响，即学校与外部更大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学校在获得一定的资源以后，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总是要被利用的，否则资源是没有用的，具体地说就是学校成员如何从学校里获得资源（工资、住房、荣誉、机会等）。笔者的看法是，相对于学校是一个教学场所来说，学校更是一个资源分配的场所，国家通过学校把资源分配到每一个学校成员那里，而每一个学校成员要从学校那里获得它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资源。这一视角可以看作是一个微观视角，这个视角强调学校内的人际关系和成员的行为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在学校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学校中资源分配的结果，是学校结构和实际行为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是人们“建构”的产物。
一、学校从哪里获得资源？如何获得？
企业（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营利。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有自己的目标。学校要想达成一定的目标，就必须有相应的资源，比如应有学生，有教师，有了学生和教师，还要有教室和必要的教学设备和用具（粉笔、课桌等），这些就是资源，没有这些资源学校就无法正常地运转。时下所谓的教育不均衡其实就是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有的学校（比如一些名牌学校）资源多的用不完，有的学校（一些普通学校、薄弱学校）连日常运转都难以为继。为什么有的学校资源多，有的学校资源少，而学校需要的资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哪里有资源，二是如何获得这些资源。
先看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是哪里有资源，也就是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这要分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也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是社会资源的所有者和支配者，所有的学校都要由国家按计划统一分配资源。学校需要的制度与规章资源都是由国家提供的，国家制定了教育方针、教师职业道德、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制度，对学校的日常行为进行规范，学校几乎不用再制定什么，只管照着做就行了。学校需要的教师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笔者就是在1986年被分配到远离自己家乡的一所中学做教师的，当时虽然不愿去，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学校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不管需要不需要只要分配来了就要接收。学校需要的经费和各种教育教学设施也都由各级政府配置。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中国进入了所谓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国家垄断社会资源的局面被打破了，虽然国家还依然掌握着大部分的资源，但社会也成了一个和国家一样拥有资源的主体。学校不仅可以继续从国家获得学校运转需要的资源，而且还可以从国家以外的地方获得资源，比如社会团体（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或个人的捐助。当然资源在学校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有的学校多，有的学校少。比如据报道，山东省五分之一的乡镇政府对中小学拨款为零，三分之二的县、乡对中小学拨款低于全省最低标准（农村小学人均30元、初中人均40元）[3]。
再看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是资源配置，即如何在众多学校之间分配资源。一般说来，社会资源的配置有三种方式[4]：计划安排方式、市场交换方式和关系网络方式。计划安排方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社会资源由国家行政权力及其一系列制度安排所配置，不同社会群体及其资源的获得均受到这种方式的支配和制约。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被认为普遍存在于1949-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之中，其实现在这种方式还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方式，要不就没有“跑部（各部委办局，有大量资源的支配权）进京（北京）”；市场交换方式即社会资源主要依据商品交换及其市场规则进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各种社会组织的资源获得主要依靠市场交换完成。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出现在改革以后的中国，现在很多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配置。第三种是关系网络的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将人们之间亲密或特定的关系视为一种获得资源的途径，资源借助于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得以流动。相对于上述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来说，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微观机制，如果仔细观察，这种方式存在于各个时段的中国社会中，它能够解释很多发生在中国，由上述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不能解释的现象，比如有的学校获得资源多、有的学校获得资源少。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区别了三种资源配置方式，在实际生活当中，也许很难区分这三种资源配置方式。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学校通过市场交换方式获得资源的前提，是学校有属于自己的资源并且学校本身能支配一些资源，由此学校就可以拿这些资源去和别的组织或者机构交换自己没有的资源，时下的一些学校用学位换取赞助，用文凭交换投入就是这样的例子。
总结上述，我们知道了学校需要的资源来源，也知道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我们进而知道了学校的资源获得机制。对于大多数学校来说，国家还是学校资源的最大供体，但是国家不是唯一的资源供体了，各种社会机构、个人逐渐成了学校资源的重要的提供者。与这种资源提供者的多元化分布相匹配的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这必将改变学校本身的行为和学校成员的资源获得方式。
二、学校内部的资源分配
学校通过上文指出的一些方式从国家和非国家的组织、群体、个人手里获得资源，在社会资源配置的链条中还仅仅是一个环节，这是一个资源从组织（国家也是一个组织）到组织的流转过程。接下来的是资源从组织（学校）到个人的过程。我们说学校作为一个被赋予特定功能的组织需要有资源来保证它的正常运转，作为一个社会人同样需要资源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对于那些学校成员来说，学校就是他们获得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资源的地方，学校成员的行为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为了说明学校内部资源配置的机制，有必要分析有哪些人需要从学校里获得资源。我们大致把与学校相关的人员分为两类，一是正式的学校内部成员，有校长、行政人员、教师、教学辅助人员、学生等；一类是学校外部的相关人员，有家长、学校所在地方领导、上级教育行政机关（教育厅、教育局）、教研室、书商等。第一类人员里面又有不同，学生们在学校里获得的资源主要是知识、能力、文凭、作为“潜力股”的同学关系以及好的职业等，当然学生们付出的代价是时间、金钱、自由和机会成本等。学生们获得上述资源的多少和优劣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学校层次和种类、家庭经济状况等，如果一个人只是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拿了个初中毕业文凭，和另外一个大学毕业、拥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相比，差别是非常大的。第二类人大多与学校组织有一种“共生”关系，比如政府领导，通过学校获得其执政的成绩；教育行政人员通过对学校事务的管理获得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书商通过学校获得利益；家长既是学校利益的提供者，也是利益获得者，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专题，需要专文论述，在此不做展开。在第一类人里面除了学生们以外的那些人，从学校里获得的资源主要是职业以及与职业相联系的报酬。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职业报酬几乎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唯一来源，教师、学校行政人员都是现在社会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一个人选择教师职业也和选择其他职业一样，都是为了获得维持生活的报酬，与道德无涉，没有现实的利益考量，道义上再伟大正确的事也难以使人保持长久的行为。学校成员从学校获得的资源主要是工资，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福利，比如岗位、住房、医疗保险、声望、奖金等，也还包括某种权利，往往这些权利是和资源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同样是教师这个职业，不同种类的学校、不同地区的学校从学校获得的资源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学校、同一地区的学校教师其所获资源的多少也是不同的，一般是高校教师工资比中小学教师工资高、城市里中小学教师比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高、东部沿海地区的教师的工资比中西部地区的教师工资高，比如西部甘肃省代课教师工资每月才40元，山东省有的县农村教师人均月工资仅为456元，而一些城市学校的教师月工资却有2000多元，这可以看作是学校间资源分布不均的结果。从学校内部层面来看，学校成员从学校中获得资源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正式规则获得资源方式。所谓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和彰显的外在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学校是一种由各色人等集合而成的组织，那么多人在一起，要想完成一定的任务，就需要协调各自的工作，制定一些大家都要遵守的规则是必需的，比如规定统一的上课时间和作息制度、行为规范等。教师是一种“准专业性”的职业，因此一个人教什么科目有明文规定，一般在大学里学的什么专业到中小学就教相应的科目。在我国，学校大部分是公立学校，对于公立学校教职工的工资报酬，国家有一些明文的规定，各个学校都必须按照这些规定执行，学校教职工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资源就是一种正式规则的资源获得方式。另外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工除了法定工资报酬以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奖金和福利（当然这种奖金和福利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很多乡村学校连法定工资都领不到，根本谈不上福利奖金）。这些都由学校领导来支配，一般学校里也制定一些相应的办法对此进行分配。
第二种是非正式规则的资源获得方式。所谓非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非正式规则是无形的，它一般没有行诸正式文字、制成条文，也不需要正式的组织机构来实施，它存在于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之中，以舆论、口喻的方式相互传递，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的行为。大量的研究和我们对现实的观察告诉我们，学校中的资源或权力分配的结果，不但是正式规则作用的产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组织成员各种人际互动的结果。由于国家对资源的配置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规定（即使有规定，也是非常模糊，不具备很强的操作性，为个人的活动留下了空间），在许多情况下往往视学校主管部门领导者的好恶和感情而定，这也导致了学校成员采用非正式规则的方式获得需要的资源。非正式规则是学校成员与其生活环境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已经变成人们的一种“下意识”，学校成员作为行动者，会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从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有策略地采取相应行动，形成特定的行动模式和策略。这种行动模式和策略不仅会影响到学校内资源的分配，而且会给学校的制度安排和权力关系以极大影响。
三、资源配置不均衡时代的学校
上世纪进行的体制改革，实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导致的后果就是资源的社会分布的不均衡，具体表现在除了国家拥有资源以外，社会力量（利益集团）也拥有资源，国家拥有的资源现在也分散在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中间，而不是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社会力量拥有的资源分散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手里。这样只是改变了学校获得资源的格局，但没有根本上改变学校对资源的依赖，依赖主要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在这种社会情境之中，学校或者个人由于需要获取特定的资源以及实现特定的期望而不得不受制于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或个人。换一句话说，当学校或个人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而别无选择地仰赖于某一个社会集团或他人的时候，依赖的情境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出来。这样学校、国家和个人之间就产生了基于资源的依赖链条，即个人依赖学校、学校依赖国家，反过来，国家通过控制学校乃至个人需要的资源，也就实现了对学校和个人的控制。学校对国家的资源依赖，导致了学校对行政命令的一味服从和对权力的积极靠拢，这样学校本来应该遵循的规律和达到的目标便被放到一边去了，或者降低到次要的地位上。这就有可能发生组织社会学上常说的“目标置换”。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是现代国家实施社会调控的手段，也因此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国家会不遗余力地兴办教育，也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毫无怨言地投身到学校系统中去。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不均衡的资源分布和配置加剧了学校的分化，也瓦解了学校对国家的依赖、增强了学校作为独立设置的力量，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最近20多年，与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同时出现的是学校之间的高度分化，学校的分化最主要的是城乡之间学校的分化，就义务教育来说，城市里的学校普遍好于乡村学校（在师资、设备、经费等方面）。同样是城市的学校还有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的差别，重点学校经费用不完，普通学校或者薄弱学校却捉襟见肘；同样是乡村的学校，县城学校比农村学校要好得多。最要紧的是分化了的学校成了阻碍社会流动的机制，成为了社会阶层复制的工具，阶层复制的路线图是底层人家子女→一般学校→底层人们；高层人家子弟→优质学校→高层人们。比如有研究发现，1999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大学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为17.8%，而这一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是70%。又根据《2004年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进入高校的可能性之比，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5]。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使学校产生了分化，分化了的学校又强化了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资源分布的多元化除了导致学校的过度分化以外，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学校对国家的依赖，促使学校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组织，不用只是“看国家的脸色行事”，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因为学校所需要的资源广泛分布在国家以外的社会团体、个人手中，为了获得这些资源，学校就要满足这些社会团体或者个人的需要，而这些团体和个人的需要往往和国家对学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素质教育”“应试教育”的矛盾，让自己的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一个理想的大学是老百姓朴素而又强烈的愿望，他们可不管素质高低，考上名牌大学就是高素质。学校的自主性增强了学校从国家以外的渠道获得资源的能力，同时它也有可能由依赖国家变成对国家和利益集团的双重依赖。
总之，在当前急剧转型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的学校也处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学校运行的复杂性增加了我们认识学校性质的难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只是理解学校行为的一种尝试，我希望学校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改变大多数底层人们命运的作用，前提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学校，知道学校“是什么”。
注释：
①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在废除科举制、引进现代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以后就在一片讨伐声中基本上被废弃了，“新学堂”和“旧学校”是完全不同的教育组织。从西方引进的新式学堂在中国是和其他的一些文化、制度一起被引进的。它的演进不像在西方那样，是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西方传统教育形式的基础上自然而然演化而来的，是沿着社会的需要——现代学校的路线，而在中国是指望“学校”来催生一个新社会，是沿着新学堂——新社会的路线，被从外国引进的，它不是在中国社会文化传统里生长出来的，是外生的。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学校和外国学校在功能上的不同。
②目标置换是组织社会学上对组织过于讲求规则而导致的后果的一种描述，对于一个组织的正常运作来说，规则原本只是手段，现在却变成了终极目标，这样当工具性价值变为终极价值时，便出现了目标置换。这样组织的规则不被看成是针对具体目的的手段，而是变成了一个组织成员所在组织的直接价值观。比如说学校规章制度只是为了实现学校育人的目标的手段，但实际生活中，我们把规章制度当成了目标，又比如高考只是测试学生掌握知识和能力水平、选拔人才的手段，但现实生活中我们把考试当成了目标，真正的目标早抛诸脑后了。